長平：作為女權主義者的我

長平，資深的媒體工作者和媒體管理者，曾先後任《成都商報》編輯部主任、《南方周末》新聞部主任、《外灘畫報》副總編輯、《南都周刊》副總編輯、執行總編輯兼總主筆。現就職於南都傳播研究院。他同時也是一位活躍的時事評論專欄作家，在多家知名媒體開設專欄，發表了大量時事評論文章。他曾經說，與其說時評是一種寫作，不如說是一種行動。曾有人這樣評價他的風格：「從容淡定，聲色俱斂；靜觀幽微，發乎情理。似乎遊離事態之外，卻又無不深臨現場。節制的文鋒，良知的重量，在這個話語過剩的時代，以寥寥數語之豐、字字珠璣之功，將那些行於茲而不堪其重的靈魂俘獲。」 他曾獲得《南方周末》年度致敬專欄作者等榮譽。 長平的職業生涯曾幾遭頓挫，2001年，他因對「張君案」的報道而失去在南方周末社的工作，2008年，他關於西藏騷亂的一篇招來網路上的狂熱圍剿，最終導致他離開南都周刊社。就在最近，他突然接到通知：《南方都市報》和《南方周末》都將不再發表他的任何文章。在中國當代言論自由史的晦暗中，他的遭遇雖非個別，卻相當典型。 長平謝絕關於這樁最新公案的採訪，女聲的訪談也不直接涉及這一事件。如他自己所說，女權主義從未給他帶來過什麼「好處」，儘管我們希望表達對這位難得的同道者的支持，但支持的力量確實是微不足道的。本次訪談的主要目的，是展示一份男性親近和尋求女權主義的真實成長樣本，並希望讀者能夠看到，一位富有正義感的知名媒體工作者，也有認同女權主義的另一面，而且這另一面已經深深融會於他的媒體實踐及批判性的媒體思考中。

※語錄 從接觸女權主義理論到認同自己是女權主義者，這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十多年中我都是獨自在暗夜中摸索。女權主義讓我更理解婦女的境遇，它給了我思考和反省的工具，也滿足了我的公平正義感。掌握其他男人所不知的知識，這讓我有一種優越感。 說「我是一個女權主義者」並不是什麼異常的事。2006 年之後，我開始認識到認同某種身份是一個有意義的姿態。這是我對女權主義舉手之勞的貢獻。媒體權力和媒體管制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原因都是媒體是體制的一部分——狹義的政治體制和廣義的男性體制。「媚俗」這個詞已經被用壞了，單就它的本義而言，仍然可以用於批評大眾媒體對政治、男性、市場這三種權力的諂媚。

時間：2010 年8 月27 日地點：廣州採訪：女聲電子報

※成長 在當時男女平等是主流的觀念，但非常空洞，關於什麼是平等、怎樣才能平等，這些知識極其貧乏，基本沒有解釋。如果沒有接觸女權主義理論，在精神世界中就會有一大片空白——正如很多男性作家和媒體人一樣。 婦女權益本來就是一種體制內的話語，男女平等、婦女解放，這從來都有合法性。但在媒體和學校里，婦女權益從來都是被當作成就來報道和宣傳，你看到的都是過去不好、現在好；過去沒有、現在有，這讓你在成長中一直為這個制度自豪。 在當時男女平等是主流的觀念，但非常空洞，關於什麼是平等、怎樣才能平等，這些知識極其貧乏，基本沒有解釋。 當時的宣傳中有一種「文學性」的傾向，以同情口吻將婦女的遭遇歸因於傳統的、「封建」的觀念沒有清除乾淨，文學作品和電影里會表現婦女的悲慘命運，採用同樣的解釋，而同情就是結尾。 作為一個文學青年，我自己也寫過這樣的小說：一個姑娘沒有機會上學，一起玩的男孩上學去了，他很喜歡她、同情她，拿書給她看，這女孩珍藏著這本書。但她嫁人後，卻把書毫無意識地撕了給孩子擦屁股。這種虛構里沒有男女平等的角度，我關心的是命運壓迫對人的粗鄙化，「少女情懷」的被洗劫。還有一種教育就是來自朱德《我的母親》那樣的課文：傳統女性是偉大的，她們為人類付出了艱辛的勞動，是值得讚美的，而我們很多人忽略了。「勤勞的母親」是一個歷久彌新的作文題目，從小學到大學，我也寫了一次又一次。我母親也扮演了類似的角色，她理所當然地包下一切家務勞動，忙得沒有時間吃飯。我的父親的衣服髒了，他自己不在乎，我母親在乎：「別人會以為你的老婆很懶，不給你換衣服。」但母親也會一再強調，她因為是女孩而被剝奪了上學的權利。她一直給我們講，她的小學成績很好。雖然她把失學的原因歸為父母早逝，但她顯然覺得自己本來應該有上學的權利，這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在農村，夏天男人不僅穿短褲，甚至可以穿內褲，而女人連較短的褲子都不能穿，更不能穿裙子，那是違反傳統習俗的。但我母親就會穿，把它當作城裡人的時尚，也給我妹妹穿。我的家庭中沒有重男輕女，而是「重女輕男」，妹妹是獨生女，極其受寵，這個不知道怎樣解釋。父母對妹妹的寵愛讓我感到女孩的體驗是重要的。但我奶奶——更傳統的婦女，對這事是極其反感的，她認為女孩不應該得到這種寵愛。 上世紀80 年代，我和很多人最崇拜的明星是劉曉慶，她有一種反叛：「做女人難，做名女人更難」，她演了一些有意識地呈現人和女人的本能和慾望的電影，比如《原野》和《慾望的金蘋果》，「慾望的金蘋果」是那時評論界的一個流行詞。 80 年代的文化熱潮自然地帶來了各種西方理論，也包含著女權主義。當時的人們尋求思想上的突破，一方面認識到應該更加重視人和女人的個體權利，一方面把女人的命運描述為男性鬥爭的工具。當時把從《紅高粱》到《菊豆》的那些張藝謀電影，都理解為以慾望、本能、野性為力量的反叛，而沒有意識到它們在很大程度上藉助甚至利用了女人。 大學畢業的那年，我讀到《第二性》，它帶給我顛覆性的全新知識，從書的名字開始，還有「女人不是天生的，是被塑造的」那句名言。波伏娃的著作有一種既不同於男性寫作、也不同於傳統女性寫作的「女性氣質」。她關注女性的經驗和內心生活，但不柔弱「優雅」，有一種敏銳的哲學的思辨力。 如果沒有接觸女權主義理論，我就不會知道有《為女權辯護》、《女人的奧秘》、《性政治》這樣的書，也不會理解和認真對待一些男性思想家的主張，比如穆勒寫的《婦女的屈從地位》，更不會批判性地閱讀盧梭的教育論。我會以為這些思想家根本就不存在，在精神世界中就會有一大片空白——正如很多男性作家和媒體人一樣。

※尋找 第四次世界婦女大給我帶來極大的震動。 原來有「女性缺失」這樣一種病，像記憶缺失，她們不在，卻絲毫不被知覺。 95 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給我帶來極大的震動，其程度不亞於後來北京奧運會對某些人的震動。和奧運會一樣，當年的世婦會被當作一個中國與國際接軌、走向世界的象徵，但它帶給我的喜悅與此無關。關於它的消息讓我意識到，男女平等原來是一個世界性的、尚未解決的重要問題，而且它不是附屬於「社會發展」的，應該獨立解決。 我在《成都商報》寫了一篇專欄文章，標題是：《何為男女平等》，它提出一個問題：各種行業中性別比例的相等，是不是就等於男女平等了？這是我保存下來的最早的文章之一，很欣慰於自己看到了比官方宣傳更深刻的東西。現在看來其中的思考是粗淺和混亂的，當時我有的還只是「解放婦女」的觀念而不是婦女自主的意識，而且在價值判斷上還是非此即彼的。 那年晚些時候我去了北京，在長安街上坐車看到中國婦女活動中心，以為那就是世婦會會址，很激動，很想下車去參觀。也許這種願望中包含著一種文學化的態度：對婦女集體抗爭場面的想像和欣賞。 世界婦女大會讓我意識到傳統的男女平等宣傳不但是膚淺和簡單的，而且還有一種屏蔽的作用，讓我們無法深入了解女性和性別關係。所以我想知道更多。後來我買了一本《我們的身體我們自己》（編註：美國婦女健康運動的經典著作，第六版於1998 年在大陸翻譯出版），還推薦給很多人。在王小波出名之前，我讀到了他的手稿，雖然他並不想宣傳女權主義，但他的小說在性和性別關係方面探討得很遠，在雜文中他經常提到自己有一個女權主義的妻子。李銀河做了很多教科書式的介紹工作，通過她，我認識到女權主義是一個有來源、有體系的思想系統，而且了解了女權主義在很多基本問題上的討論。我在尋找……2003 年到2004 年，我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訪學，伯克利最光榮的歷史就是上世紀60 年代的民權運動，它的傳統和氛圍讓我對民權運動產生了興趣，在那場運動中，女權運動的爭議是無可迴避的。 伯克利帶來的啟示太多了。原來有「女性缺失」這樣一種病，像記憶缺失，她們不在，卻絲毫不被知覺。在那裡，我第一次結識了女權主義者，她們當中有學生，也有老師，原來說「我是一個女權主義者」並不是什麼異常的事。一位女權主義者推薦我去看了《陰道獨白》，我震驚、欣喜：原來女人造反這樣讓人高興！而且女權主義可以這樣有創造性和藝術魅力。 那個演出非常成功，結尾是全場一起高喊「Cunt」，也許大家起初有些難為情，但放開之後就體會到一種抗爭的欣喜感，完全沒有曖昧和色情的色彩。當然對我來說這完全沒有挑戰，但它的中文詞在中國好像幾乎沒辦法喊出來。一位教徒聽說我看了這個戲，她對我說：「婦女權利可以談，為什麼一定要用『這個』來談呢？」但我當時認為這是必要的，神秘化和污名化本身就是一種歧視或或控制。 我還讀到德沃金（編註：美國作家和女權主義者，強烈反對色情產品和對婦女的暴力）一篇激烈控訴男人的文章。我覺得真好！我們真該罵。我意識到自己也在其中，但這並沒有讓我尷尬，也許是因為和其他一些男性相比，我佔到的便宜其實很少吧。 當時我是一個時事新聞編輯，我們總是以憲政、民主、自由解讀中國政治中的一些問題，女權主義讓我對極權政治批判有了新的理解。現代政治理論其實是開放的，男人往往認為對很多問題已有既定結論，其實沒有誰是真理掌握者，對民主、憲政這些問題，不應該有刻板簡單的答案。 德沃金認為色情作品是對婦女的損害，而我此前認為色情是一種言論自由，甚至是對禁錮的反抗，她提供了另外的思路，不過她沒有完全說服我。所以，或許女權主義對我的改造並不徹底。比如香港明星的所謂「艷照門」，我為「了解真相」而看了，這似乎是個「更重要」的理由，但「獸獸門」我到現在都沒有看，剋制了自己窺淫的慾望，但這也可以解釋為張柏芝對我的吸引力大於獸獸？

※認同 如果有人說我還不夠女權主義者的資格，我不反對，這是一個提醒，但這不會使我受打擊、從此和女權主義劃清界限。 從接觸女權主義理論到認同自己是女權主義者，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我沒有女性經驗，只能努力理解女性的境遇；我沒受過系統的女權主義教育，除了那點傳統的社會主義女權主義，其中有些還需要後來的學習去修正；我沒有機會和其他女權主義者和她們的活動更早地建立聯繫；在我的日常精神生活中也沒有女權主義的資源——如果想討論民主憲政或詩歌，那周圍會有很多資源，也可以有很多朋友一起討論，但在女權主義這方面，我幾乎得不到支持。所以這十多年來，我都是在暗夜中獨自摸索。 女權主義讓我更理解婦女的境遇，它給了我思考和反省的工具，也滿足了我的公平正義感。我對女權主義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自由主義的：重視個人的自由、權利、選擇。掌握了其他男人所不知的知識，這讓我有一種優越感。2006 年之後，我認識到認同某種身份是一個有意義的姿態，於是我想，假如有人問我是不是女權主義者，那麼我應該有一個回答，這是我對女權主義舉手之勞的貢獻。強調身份可能有副作用，比如自我設限、自我膨脹、拉幫結派。如果不以有意義、有貢獻為前提，我不會說我是什麼「者」。 有人會說我們這些男人是「同情」女權主義或對女權主義「友好」的，這種說法是把我們當成了「別人」。我對女權主義感興趣時沒覺得自己是「別人」，沒覺得自己像外星人看地球，我是包括女性在內的人類的一分子。 你可以說我對女權主義了解不多，或者做得不多，我應該慢慢地了解得更多，做得更多。你也可以說我不夠資格，我不反對，這對我是一個提醒，但這不會使我受打擊、從此和女權主義劃清界限。 當進入到一個女權主義的活動或話語場，我不會感覺自己是「他者」，雖然可能會被提醒是。當我要去為女人說些什麼的時候，包括現在接受這個訪談的時候，則是不自信的。我覺得我應該以反省的精神、傾聽的姿態來面對女權主義。我寫女權主義的文章，比寫一個純粹「男性」的話題更謹慎，我怕成為為女性「代言」的男性。有人說過：男性佔領的論壇已經夠多了，至少要把女權主義的論壇交給女人。我一直記得這句話。甚至也許我不寫，而是先看別人怎麼說。比如關於歌曲《常回家看看》和性別歧視的話題，我當時很想寫，但我認為女權主義者會寫得更好；對鄧玉嬌事件，我也認識到了從女性權利的角度，但我也沒寫。——在這方面我有很多關注的話題，但因為類似的原因，都沒寫。 我定位是一個通過文字自我表達從而影響別人的人。有些時評作者很看重市場，要就最熱門的話題發聲，我不完全是這樣。我希望帶給讀者新的東西，假如他們有一定局限的話，希望能幫他們打開，在他們認同了我別的觀點之後，也可能「順帶」通過我理解女權主義。我正想寫一篇關於張藝謀的男性霸權主義的文章，準備發到有影響的地方——有「男性氣質」的媒體上。這些都不是策略，而是我現在能做的。 我從來沒進入「圈子」，也沒想過「投誠」。我對女權主義的觀念、行動感興趣，但不一定要和她們一起幹什麼。不黨不群是我的原則，希望以此在男權社會中保持遺世獨立。

※工作 到南都周刊之後，我開始基於婦女權利去營造編輯部的工作環境。我的編輯可以把女權主義作為一個公開的主張。性別報道是不符合主流媒體的市場利益的。至少我做了一些性別報道，沒有得到什麼回報，我只是出於公正理念而不是市場考量。在《成都商報》和《南方周末》，我寫了一些關於婦女和兒童權益的文章，那時我們把婦女和兒童放在一起。還記得，有個替成都商報社提供快餐的婦女是我的忠實讀者。 在《南方周末》，我做過關於拐賣婦女的調查報道，這類報道的傳統模式都是男性解救—女性被解救，而我直覺地認識到應該重視婦女的感受和選擇，被拐賣是一種傷害，被解救可能又是一次傷害。 2004 年我從美國回來，在《外灘畫報》工作。那年出現饒穎與趙忠祥的糾葛事件，大部分媒體都是「看熱鬧」的，諷刺趙和饒的都不少。我就自己擬了一個題目：「每個女人都姓饒」，並通過介紹找到了一位作者寫出了這篇文章。看了之後，我的感覺是：哇，真好！就像我自己寫的一樣。 當時我還不了解，雖然有些婦女權利報道也能得到男性的支持，對男權文化的批判卻並不是。後來我才知道女權主義的哪些方面是容易說的，哪些是被認為不重要的，哪些是會被排斥和抵制的。 當時外灘畫報社只有兩位女編輯，在那裡，以及後來在《南都周刊》，我都會考慮編輯部的性別比例，這首先是出於工作效果的考慮，如果編輯部只由男性主導，對報道的認識會有偏頗，會忽略一些報道類型，比如生活報道——這樣想似乎也有些二元論。 到南都周刊之後，我開始基於婦女權利去營造編輯部的工作環境。我會以正式和非正式的方式告訴編輯記者們，辦公室里不能出現性別歧視和性騷擾的語言，不能用「婆婆媽媽」或「娘娘腔」這類詞。我會告訴自己的領導，抱怨女員工要休產假是錯的，而且會盡量替她們爭取一點待遇。 在我當時的工作環境中，女權主義可以作為一個公開的主張。有些編輯對女權主義不陌生，也知道我認同，她們可以理直氣壯地譴責辦公室中的性別歧視現象。 我們組織了一些女權主義的報道，一些女權主義者集中幾次出現在《南都周刊》的話題里，這是我的作用。有一次編輯報選題說，有個女權主義者寫了一個經常「罵男人」的博客，我當即說好！做人物報道。 但這些報道做得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當時我對那個雜誌整體上都沒有信心，更沒有野心去創造一個怎樣的陣地，雖然想做點貢獻。 我沒有那個權力，去建立一個性別平等的工作制度，也許當時有些編輯只是屈服於我的「淫威」。在我離開之後，有人抱怨說辦公室里又重新出現了性別歧視的語言。 性別報道是不符合主流媒體的市場利益的。至少我做了一些性別報道，沒有得到什麼回報，我只是出於公正理念而不是市場考量。 性別報道既沒有讀者，又沒有廣告。按說它應該有女性消費品的廣告市場，但這些廣告恰恰都到那些歧視性的媒體上去了，因為女權主義也不符合消費主義，這是一個很難擺脫的圈套。對女權主義話題，大多數時評編輯不感興趣。我得靠我積累的名聲，和與他們的長期合作，塞些「私貨」給他們。讀者的反響也遠沒有其他題材大，有些人會這樣給我留言：「長平老師，你最近怎麼總關心這些瑣事？」 什麼是媒體的價值？ 我認為媒體就是：保證意見的自由市場——展示事實，揭示觀點，在辯論中尋找真相，探求真理；監督公權力，體現民主政治；提供自我表達空間，特別是那些少數邊緣人群的自我表達，即使這種表達不為大多數人了解和支持。 大眾媒體的話語權力已經太大，以至讓它失去了反省意識。媒體霸權和媒體管制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原因都是媒體是體制的一部分——狹義的政治體制和廣義的男性體制。 大眾媒體需要批判。學校和職業教育中都缺乏性別意識，導致媒體經常犯一些錯誤。話語權力自我膨脹，以為自己了解一切，能調查清楚所有事情，能解決所有問題。迎合市場，被商業操控，還以為敬業。「媚俗」這個詞已經被用壞了，單就它的本義來說，仍然可以用於批評媒體對政治、男性和市場這三種權力的諂媚。 沒有市場的時候，市場是反抗；有市場的時候，市場就成為權力。如果你已經很商業化，還覺得自己是在反抗，那就是矯情了，裝不懂了。

※前途 人和社會、人和政府、人和人包括男人和女人，彼此間的關係都是那麼不安。大自然中本來就有很多東西讓我們恐懼，社會還在製造更多恐懼。我願把自己的恐懼說出來——即使我們不能戰勝它，也要去戰鬥。 我沒有很好地籌划過自己的前途。當《南方周末》新聞部主任的時候，應該小心報道，爭取當副主編、主編，但我沒有。如果說當時年輕不懂事，後來又有了幾次當副總編的機會，那我應該汲取教訓，但還是沒有。我也不在乎自己在這行業中的前途。我在乎的是：我想寫的寫出來了沒有，很遺憾，很多時候都沒有。 客觀地說，我的前途要看媒體的發展。也可能將來有一天我會完全沒有地方發表文章，也有可能會變得有很多人爭搶我的文章，這都不重要。所以女權主義沒有兌換成我在這行業中的利益，也不重要。 這個行業從來沒給過我安全感。每個人都需要安全感，但從生命的角度來說每個人都註定沒有安全感。我們的社會在給人安全感方面做得很差，人和社會、人和政府、人和人包括男人和女人，彼此間的關係都是那麼不安。大自然中本來就有很多東西讓我們恐懼，社會還在製造更多恐懼，比如說「女人是魔鬼」，比如說男人和女人是無法溝通的不同物種，這都是不安全感的來源。 人的生命有很多飄零的、脆弱的成分。安全感來自更開放的輿論，更開放的心靈，更多交流的可能。前一陣我接受法國國際廣播電台的採訪，說「我願意把自己的恐懼說出來」。有些人認為，要說出勇敢才能激勵別人，這是對的，但不說出恐懼卻是不尊重普通人的感受。不能真正面對恐懼，就不能真正尋到克服它的辦法，只能在原地打轉。這還容易導致自大和自欺——相信「我們都是不怕的，專制制度是膽小的」，用「愚民」這個詞會有點嚴重，但可能導致愚民。而且這在自我鼓勁之餘未免有些功利性，彷彿是因為我們能戰勝它，所以我們才去戰鬥。——即使我們不能戰勝它，我們也要去戰鬥。 這也是女權主義令我欣賞的地方，她們主張把真實的生活經驗敘述出來，無論那是好的還是壞的，而男性文化會主張只講好的——「只做正面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