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與欣賞》講稿(專題三：屈原與他的《離騷》三)

今天講講楚辭的源流及歷代研究楚辭的情況。　　關於這個問題，可以從內容和形式兩方面來講。這樣講，可以看出楚辭在中國文學史上的特點，也可以同其它文學樣式作比較。　　楚辭作家中，屈原是核心人物，宋玉次之。　　楚辭這個名稱，漢以後才有，即在漢景帝與漢武帝之間出現的學術上的名稱。然而楚人的文化、風俗、歌謠和社會制度等，春秋以來的著作都曾提及。從這些著作中可以發現一些楚人的語言、文字、風俗。洪亮吉寫的文章值得參考①，指出楚文化、制度、歷史等與其它諸侯國不同。劉師培亦有文章說中國文化有南北兩個系統②。他用《詩經》與《楚辭》對比著講，認為楚辭屬於南方文化系統，《詩經》屬於北方文化系統。從文學發展角度來研究是很重要的。漢代在很多方面延續著楚文化，如郊祀就襲用了楚的許多特點。《漢書》、《郊祀志》很多是借鑒楚的《九歌》③，但在政治制度方面又是抄襲秦代的④，所謂「漢承秦制」是也。關於這個問題，我有篇論述三楚文化的文章，基本上用了他們的材料，但有所補充。　　孟子也看出楚文化與齊魯三晉不同。楚冠亦稱南冠。孟子、韓非子都輕視過南楚，甚至說：「南蠻鴂舌之人。」在北人看來，南人是野蠻的。北方的儒者很輕視楚人，比之為蠻夷。儘管如此，秦統一中國後，沒有多久就滅亡了。漢高祖統一中國後很重視楚文化。高祖喜歡江南，很重視自己的民族傳統，因而把許多楚文化傳統繼承下來了⑤。如果不是劉漢統一中國，而是秦的繼續統治，那麼楚文化很可能就不存在了。　　唐山夫人的《郊祀歌》完全是楚調，高祖《大風》、武帝《秋風》、《瓠子》也是楚聲。在當時的長安，有許多南方人。《漢書朱買臣傳》說：「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辭》。」楚辭即楚國的文辭，楚國的調兒。據此可以看出，楚辭，這個名稱出現於漢代建國以後。假使不是漢高祖做皇帝，楚辭的流傳很可能就受到不利的影響。當然應當看到，文學的發展，主要從民間來的。漢樂府的變化是一個特殊的變化。《詩經》是北方文化系統，四言體為主，大體是兩句一層意思；漢樂府大體五言一句、一個意思，是從楚辭來的。　　民族之間的接觸，主要媒介有二：首先是音樂；第二步是語言。中國傳到外國的東西有音樂，最早是月琴，是忽必烈帶出去的。中國出去的人教音樂的人也最多⑥。　　高祖最寵信的戚夫人就是會舞楚舞的。漢高祖會楚調，《大風歌》就是楚辭。武帝也長於楚調。文景時代，京城的人對楚歌就聽不太懂，所以請了南方人到京城說楚辭。朱買臣是蘇州人，會楚語。　　楚辭是楚國的文辭，楚國的調調，這是漢以後形成的概念。漢樂府變為五言句，是由楚辭脫變而來的。楚辭以五言為基礎，加「兮」字。《詩經》以四言為基礎，兩句話才是一個句子，但是樂府就沒有了，很大的原因得力於楚辭。楚辭每句有動詞，不象《詩經》兩句才有一個動詞⑦。從漢語發展規律看，五、七言最方便。從語言學的角度、文學的意味、修辭學等方面看，楚辭要比《詩經》講究得多、活潑得多，情感也濃厚得多，因此它成為文學的主幹。　　漢樂府繼承楚辭傳統演變而來。中國文學史自從有了楚辭，特別到了漢代，得到漢高祖的提倡，可以說，整個中國文學都楚化了，因為它適用於整個民族的語調⑧。　　楚辭中有很多雙音節語言，這與漢語音素有關係。據《廣韻》統計，單音素的不過三百多個，有字頭字尾的雙音素最多，三個音素的也有⑨。　　王光祈先生有篇文章把中國音樂與西洋音樂拿來作比較，談到中西樂間的差別：中國音樂韻味很深，西洋音樂節奏強。原因是漢語的陰陽上去入的長短有差別，陰聲字可以延長，音的高低長短決定於字的讀音的高低長短。（法國的歌曲，上句的音可與下句聯在一起，而漢樂府就不能。）崑曲的調子很講究陰聲字的運用，可以長到八個拍子。西洋音樂就不一樣，節奏強、乾脆、利爽。中國字雙音節、單音節都有，五言詩可以是兩個字一節，也可以一個字或三個字一節。發展到唐詩，就成了平仄。唐詩中的律詩就很講究聲律。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這是因為二、四、六是音節停頓處，一、三、五不是音節停頓處，故可以不論。　　文學的發展與語言的發展關係十分密切。劉大白說中國字有「音步」。崑曲很少用三拍，多用四拍。世界各國的詩歌，大致以四拍為基礎，漢語大致三個節拍就可以了，因為漢語結構無非是主謂賓，主語前又有主語，謂語中又有謂語，邏輯的發展就是如此。　　我們的文學是很固定的，雖然口語不一致，但一看書，都看得懂，這是因為有共同的文字、語言把整個民族統一在一起了。從語言的角度看，楚辭的語言結構、修辭方法要比《詩經》進步得多，成為中國文學的主幹。《詩經》適於唱，但語法不一致。楚辭與人們的合理語言比較接近。楚辭擔任著兩個任務：合理語言與文學語言。　　漢文學的基礎與漢文字是非常合拍的，儘管方言很多，但看起文章來都能一樣看懂。因為文學的書面語言是一樣的。元太祖進入中國後，想用元曲來統治全國文壇，而元曲中反映的感情與漢人是不協調的。漢語自春秋戰國以來，經過千錘百鍊後，一直成為中國的語言傳統。　　楚辭以前的文學是神話——寓言——敘述文學。中國的神話在北方的《詩經》中有一些，但很少，如《詩經》中的《生民》提到姜嫄，成了周代的始祖。而楚辭中的神話多得不得了，《天問》幾乎都是神話。楚辭中的神話成分與《山海經》比較接近。楚辭中保存了最早的神話、寓言。楚辭是保持了原始民族風俗的文學。它的語言也比較接近民間的口語，如《越人歌》等就屬楚調。關於這方面的情況可查閱馮惟訥的《古詩紀》。只要是南方人唱的歌都和屈原作品一樣屬於楚調。《擊壤歌》、《越人歌》、《滄浪歌》，還有伍子胥渡江之歌等，傳到北方，連孟軻也喜歡聽，因為它簡單、清楚、風雅，這說明楚調之所以為人們所喜愛，在民間流傳很廣的原因。它的影響之大，乃至孔老夫子的《龜山操》也是楚調。楚辭用一般人懂的語言，楚調是民間最喜歡唱的調子，唱起來很動人，《古詩紀》中的詩，凡以南楚調讀起來就非常動聽。《詩經》基本上是簡樸的，讀起來比較沉悶。這是由於它們受地理環境的影響和熏陶的不同所致。江南的天然氣候就是好，珠江流域又比長江流域前進了一步。長江流域又比黃河流域進步。因此，自春秋戰國以來，長江流域的生活最富庶，環境最安定。《漢書地理志》說江南地產豐多，可供遊玩消遣的地方也多。到了宋代，有人說過，只要洞庭湖存在，社會就存在。最會吃水果的人是楚人，所以《九章》中有一篇《橘頌》。　　屈原賦的來源有二：一是民間流傳的《九歌》；二是楚國文化傳統。因屈原的祖先就是莫敖。莫敖是管天文、郊祀的官，懂得許多歷史。屈原也是管天文的。他知道楚國的很多歷史，又有著淵博的知識，所以能創作出象《離騷》這樣一批偉大的作品，成為中國第一個偉大的詩人。他那堅貞不屈的氣派，他那偉大的詩篇，奠定了中國文學的基礎。因此，楚辭是楚民族文化的精華，幾乎取代《詩經》的地位。唐代詩人，據說有人不讀《詩經》，但沒有人不讀楚辭的。　　以楚國的歷史、制度、風俗、語言來創作楚辭，這是楚辭創作的特點。宋黃伯思《東觀餘論》說：「屈原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謂之楚辭。」近代人注意了，如蘇州人朱季海的《楚辭解故》從語言學的角度進行了研究。他是用別的書來證（外證），我是從楚辭作品本身找出證據來證（內證），為此我寫了篇文章，約有六、七萬字。　　屈原肯定讀過《詩經》，但屈賦有自己的特點，有它自己的路子，遠遠超過《詩經》的水平。屈原是楚文化的繼承者，又是開創者。因此，我的講法是：不要把楚辭作為《詩經》的後繼，而應該是把《楚辭》與《詩經》並列。【注釋】① 見《洪亮吉全書》中《春秋十論》。②中國整個文化從春秋以來就顯然有南北的差別，《左傳》中常載北方國家輕蔑南方的話。《孟子許行章》說得更為露骨，這是個老問題。在劉師培的《劉申叔先生遺書》中，中國學術的南北兩派及他的歷史教科書中，更從學術、思想、制度上詳細分析、敘述過這個問題。可參。③在《漢書郊祀志》中不僅有關於巫、覡、祠的多次記載（郊祀祠中還有楚巫，相和歌中還有楚調），而且還有高祖下詔的話：「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又有「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君、巫社、巫祠、族人炊之屬……荊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的記載，則乾脆直接祠祭東君、雲中君、司命之神，這些神是得天下者都可以祀祭的，而《九歌》中楚所獨有的地方神湘君、湘夫人、河伯、山鬼……的祭祀到漢代則變為偏祀九州名山大川的神了。《九歌》中祭禮場面用瑤席，玉瑱，漢代郊祀皆用玉圭，祭禮用樂的風習，漢帝亦承繼而用之。《郊祀志》中記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有數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而行禮合樂即近同《九歌禮魂》所記。再者，《漢書禮樂志》、《樂府詩集》中諸辭曲所用之樂，楚調與相和及清商三調之平清瑟相近。所用之樂器與楚調所和樂器基本相同——笙、笛、竽、琴、瑟、琵琶，而不同《詩經》及周末其它典籍所載周家廟堂祭祝所用之樂，鍾，鏞，鼓兆、磬、祝敔等。④漢代政治制度承繼秦代政治制度的地方是極多的，在《漢書》中自高祖至武帝的傳記中，就可以看到許多用秦代的政治制度的記載，就通常人們所知的最大特點，即是改周家分封宗子為諸侯的封建宗法製為立郡縣的中央集權制。漢高祖不僅給他的一些兒子封邑，而更多的是封功臣，但這種封邑還是受中央控制而非如周家的諸侯小宗制（如高祖的"縣邑城"、收犯了罪的王子大臣的封地，……這些都可以看出中央集權的作用）。再如漢家的法治也是比較嚴明的，收、坐、誅、征……都承接著秦商鞅以後的法治及方法，其它如官制的設置，--漢承秦制有丞相而無三公，（周制三公為司馬、司徒、司空）兵、賦、律，度量衡等也都是走秦朝一統天下的路而不同於周代大宗、小宗，分國分治，車不同軌、書不同文的政治局面。⑤漢高祖極為重視南方的楚文化，他自己作《大風歌》、《郊祀歌》，傳至武帝的《秋風》、《瓠子歌》等都是楚聲。高祖寵姬唐山夫人會楚舞，高祖為之楚歌，漢初幾個皇帝都有過「征天下能為楚辭者」的記載，漢樂府中楚調極多，還有許多發揚楚文化的政策措施的記載散見於《漢書》及其它歷史典籍中，可參。⑥這個問題在張星糧《中西交通史》中，元代部分所引材料極多，最近新出版《絲綢之路》一書中也有許多資料可參。⑦《詩經》兩句才有一個動詞，且往往第一句是第二句動詞的主語（或賓語）。如《國風關睢》：「關關睢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大雅文王》：「亹亹文王，令聞不已」，「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例證毋需多引，讀者善自體會可也。⑧中國文學的民族語調，當從漢字談起：漢語的字最多是以兩個音素組成的（也即母音和輔音）或是以兩個音素為主體，而後面或中間略加輔助成份而成（介母、韻尾）。而漢語語調的每一音步又是以雙音為基礎的。一個字的音素多少，一個語調的音步形態是用以表現出每一種語言特點的，也是每種語言中最為穩定而歷千年不變的素質。《詩經》的四言是以兩個音步為一個誦讀句，往往又是四個音步為一個完整的句子，所以雙音片語可以說是漢語中用得最活潑的一種片語形式，而漢以後發展的五言，（兩個音步加一個間歇）七言（三個音步加一個間歇）即合於樂律，又有更完整的語法結構，能更好地完整地表達語意--也即一個句子，楚辭的一句一個動詞，以三音步為基本結構的形式，到漢代被高祖提倡後，而大大影響於後世文化，使中國文學，尤其是詩詞的楚化，從語言角度論是與它有適合於整個民族的語調這一內在特點分不開的。⑨有字頭、字尾的雙音素，如模、豪，這在漢語中占絕大多數。有三音素的，如加韻腹（介母）的，江、皆、佳。加韻尾的（-m-n-ng）東、江、冬。加聲尾（－p-t-k）屋、覺、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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