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學好語文，怎麼教好語文

編者按：今年高考已結束，有關語文試題尤其是作文的討論，一如既往成為熱門話題。有閱卷老師甚至稱，「得作文者得語文，得語文者得高考」。這些熱烈的討論凸顯出語文教育的重要性。本報特刊發語文出版社社長王旭明與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平原的訪談，希望這樣的對話能夠給目前我國語文教育存在的問題把把脈、開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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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很多，體會很淺」，這是今天我們文學教育的一個通病

王旭明：最近幾年我接觸了不少北大文學專業畢業的碩士、博士。讓我驚訝的是，他們基本上對很多作品都不了解，只會綜合各種評論後再自己評論。這麼多碩士或博士，無論對於文學研究的某個現象，或社會某個現象，竟沒有自己獨立的真知灼見。你認為這種現象普遍嗎？

陳平原：去年我在北大出版社的專著《作為學科的文學史》、在三聯書店出版的評論集《假如沒有文學史……》都涉及你談的這個問題。可以這麼說，「知道很多，體會很淺」，這是今天我們文學教育的一個通病。我認為，這跟1903年開始建立的一整套以「文學史」為中心的教學體系有關。以簡明扼要的「文學史教材」為中心，「多快好省」地進行「文學教育」，我開玩笑說，這更像是在學外國文學，只要求學生初步了解某一時代的作家、文類、風格、流派等，並不苛求對作品有深入體會。

今天中國的文學教育，過於強調「系統性」，在我看來，不無偏頗。其實，除了專家，普通人沒必要全面掌握豐富的「文學史」知識。一百多年來，文學史作為一個知識體系，日漸精微，迅速膨脹。學者們不斷發掘新的作家作品，下一代人的文學史圖景，必定比上一代人更繁複、更龐雜。這麼一來，必須精簡書目，有選擇地閱讀，否則，根本讀不過來，也讀不好。我再三強調，當老師的，應該允許學生有所「不懂」，且鼓勵他們說出自己真正「懂得」的。北大中文系出考卷，基本上不考偏題、怪題，而且可以選答，就是基於此設想。

王旭明：目前高校文學院比比皆是，北大現在還叫中文系，一直沒有改名是什麼原因？

陳平原：都說要「跟國際接軌」，目前中國大學的「文學院」，絕大部分是原先的中文系「升級換代」成的；而這恰好跟國際主流的大學「不接軌」。香港中文大學的文學院有14個系，包括中文、英文、歷史、哲學、藝術、音樂、語言學、人類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等，這倒是跟歐美及日本的大學類似。我們單單是「文史哲」，還不是人家「文學院」的全部，就能分拆成文學院、哲學學院、歷史學院、藝術學院、考古文博學院等。為什麼這麼做？大概是這些年大學擴張造成的，鳥槍換炮，「系」改「院」，面子上好看，也便於在學校爭資源。另外，「院長」叫起來好聽，比「系主任」響亮多了。在公眾場合，一般是先介紹院長、副院長，接下來才輪到系主任。好在北大沒有強求一律，校長說，你們若不覺得委屈，那依舊當系主任吧。在北大內部，校方將中文系、歷史系、哲學系與其他學院等同視之。北大中文系是百年老系，格外珍惜自己的優良傳統，不想趕這個時髦。這麼頑固地堅守，很多人預言我們兔子尾巴長不了，遲早會更弦易轍的。但也聽到不少叫好聲。幾個月前，我參加一場學術對話，武漢大學原校長劉道玉一見面就說，單憑你們不改文學院，就得敬一杯酒。

「眼學」與「耳學」之間，含英咀華與博覽群書之間，找到合適的度

王旭明：能否談談你的語文老師和你的中學語文課給你的影響？

陳平原：我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上的中學，初中階段沒課上，整天「鬧革命」；念高中時，碰上了鄧小平「右傾回潮」，總算認真讀了兩年書。我是從插隊的山鄉跑去念書的，就近入學，進的是廣東潮安磷溪中學。教我們語文課的是金老師和魏老師，人都挺好，上課認真，對我很有幫助。但說實話，我的語文修養主要得益於家庭教育。父母都是語文教師，家裡藏書比較多，使得我從小養成了讀書的習慣。插隊8年，記得「耕讀傳家」這一古訓，沒有一日廢棄書本。

這不是一兩個人的問題。前不久，我在「紀念77、78級畢業30周年論壇」上發現，好多人都有類似的經歷。或許這是我們這代人的共同特點：缺少正規的基礎教育，知識結構上有明顯缺陷；好處是善於自學，不墨守成規，無論日後學什麼專業，常有超出常軌的思考。還有一點，這代人不管學什麼，普遍對語文有好感。因為，在鄉下的日子裡，語文是可以自學的；甚至可以這麼說，語文主要靠自學。

章太炎說過，他的學問主要靠自學，而且，得益於人生憂患。與別的專業不同，一個人的語文能力，與人生閱歷密切相關。這也是好多大作家沒念過或者沒念完大學，以及大學中文系不以培養作家為主要目標的原因。

王旭明：現在的語文課堂或語文老師，是否也應該從你說的這幾個方面來培養學生的興趣呢？

陳平原：無論老師還是學生，都希望找到讀書的訣竅，即花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成效。可這一思路，明顯不適合語文教學。實際上，學語文沒什麼捷徑可走，首先是有興趣，然後就是多讀書、肯思考、勤寫作，這樣，語文就一定能學好。《東坡志林》里提到，有人問歐陽修怎麼寫文章，他說：「無他術，唯勤讀書而多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篇出，即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做自能見之。」這樣的大白話，是經驗之談。歐陽修、蘇東坡尚且找不到讀書作文的「訣竅」，我當然更是「無可奉告」了。據葉聖陶先生的長子葉至善稱，葉老從不給他們講授寫作方法，只要求多讀書；書讀多了，有感覺，於是落筆為文。文章寫多了，自然冷暖自知，寫作能力逐漸提升。葉老這思路，跟歐陽修的說法很接近。

現在，不管中考還是高考，考生都會全力以赴認真複習。這個時候，你會發現，惡補別的科目有用，惡補語文沒用。因為語文學習，主要靠平日長期積累。記得我參加高考，根本沒預備語文，只是複習數學。我想，今天的中學生，大概也是這個樣子。不是說語文不重要，而是語文無法突擊。語文教學的特點是慢熱、恆溫，不適合爆炒、猛煎，就像廣東人煲湯那樣，需要的是時間和耐心。從這個意義上講，語文說難也難，說容易也很容易。問題在於，心態要擺正，不能太急。

傳統教育與現代教育有很大差異，不說培養目標，也不說課程設計，就說教學方式吧。以詩文為例，過去主要靠自學，學生面對經典文本，仔細琢磨，百思不得其解，這才去請教；現在則以文學史或文學概論為教學中心，經典文本反而成了「配合演出」。學生省了上下求索的功夫，迅速獲得有關作家作品的「精彩結論」。一星期就知道《詩經》是怎麼回事；再過一星期，《楚辭》也打發了。一年下來，什麼李白、杜甫，還有《西廂記》、《紅樓夢》，都能說出個一二三。這樣的教學，確實推進很快，可學生真的掌握了嗎？

晚清西學大潮中，章太炎對那時剛剛傳入的使用教科書的標準化教學很不以為然，稱：「制之惡者，期人速悟，而不尋其根柢，專重耳學，遺棄眼學，卒令學者所知，不能出於講義。」以課堂講授為主，學生必定注重「耳學」，養成「道聽途說」的學風。而傳統中國的書院教學，依靠師長的個人魅力，以及師生間的對話與交流，自學為主，注重的是「眼學」。在章太炎看來，前者整齊劃一，更適合於普及知識；後者因材施教，有可能深入研究。這種對傳統書院的理想化表述，有八年杭州詁經精舍的獨特經歷做底，更因章太炎不滿於時人對新式學堂的利弊缺乏必要的反省。

當然，現代社會「知識大爆炸」，學生需要修習的科目很多，不可能只講「四書五經」。不過，章太炎的話提醒我們：貪多求快，壓縮餅乾式的教學，效果並不理想。而且，讀書人一旦養成「道聽途說」的習慣，很難改過來。如何在含英咀華與博覽群書之間，找到合適的度，這值得從事教育的我們認真思考。

大學語文始終沒能挺直腰桿，這也就難怪中小學不太重視語文課了

王旭明：這個問題其實從小學就存在了，語文學科承載了太多的責任，有意識形態、科普知識，真正涉及國學，涉及經史子集、傳統私塾那些應該繼承的東西已經非常少了。

陳平原：語文這門課很特殊，無論哪個國家或地區，也無論誰來主持，課本編寫及講授方式必定跟整個時代風氣有關。遠不只是教孩子們識字、讀書、作文那麼簡單，這門課還涉及人生觀建立以及文化傳承等，所以，意識形態的滲透是必然的。差別僅在於自覺程度，以及操作時能否隱晦些、優雅點。

培養學生具有較好的閱讀能力、豐富的想像力，以及準確且有創意地使用本國語言文字，這既是語文課的工作目標，也是一個有教養的讀書人的明顯標誌。周作人曾不無誇耀地談及自己，說別的沒什麼，就是「國文粗通，常識略具」。其實，這已是很高的標準。

至於在編語文教材時，「科普知識」與「經史子集」各自的位置，到底該怎麼擺放才好，這需要仔細斟酌，無法「一言以蔽之」。

王旭明：台灣地區的國文教學跟大陸是完全不一樣的，他們對傳統繼承得很好，你在這方面有沒有一些建議？

陳平原：說到台灣地區的國文教育，他們有他們的困境，尤其是前些年陳水扁當政時推行「去中國化」，留下了嚴重的後遺症。但即便如此，台灣各大學校園裡，仍然守住了「大一國文」，這很了不起。

為全校學生開設「大一國文」，這本是老北大的傳統，傅斯年將它帶到了台灣，至今仍枝繁葉茂。每個台大學生，不管學什麼專業，必修「大一國文」6學分，否則畢不了業。其他大學也都有類似的規定。正因此，我在台大教書時，對那裡非中文專業學生的國文水平嘖嘖稱奇。

反而是在大陸，大學語文始終沒能挺直腰桿。上世紀80年代，因蘇步青、匡亞明等人的大力倡導，大學語文熱鬧過一陣子。進入新世紀後，整個中國大學的發展路徑，明顯向新興學科及實用學科傾斜，「大而無當」的母語教育於是命若遊絲。除非是校長特別堅持，一般情況下，作為選修的大學語文，往往成了雞肋，隨時可能退出歷史舞台。

大學如此，這就難怪中小學不太重視語文課了。中學文理分科，本就十分遺憾；實行自主招生後，更有著名大學公開宣布不考語文，這是非常短視的行為。我寫過《「學堂不得廢棄中國文辭」——關於重建「大一國文」的思考》，特別感慨這個問題。

我那篇文章的標題，是借用晚清重臣張之洞的話。在他看來，既然規定「中學堂以上各學堂，必全勤習洋文」，便應反過來力保「中國文辭」的存在價值。此處刻意凸顯「中國文辭」，不是基於文學興趣，而是擔心「西學大潮」過於兇猛，導致傳統中國文化價值的失落。110年前的深謀遠慮，今天看來仍不無道理。這其實很悲哀。

大學教授若想編好語文教材，必須多與中小學老師接觸交流，不能「居高臨下」站在大學的立場來指導

王旭明：這些年，一些教材出版單位喜歡請著名大學教授擔任中小學語文教材主編，對此你怎麼看？

陳平原：視野開闊、學識淵博的大學教授參與到中小學教材編寫中，當然有好處。首先是打破了原先相對封閉的教材編寫格局，其次是更多關注知識的整體性與延續性，最後，為推進教材革新提供了某種理論高度以及象徵資本。但中小學教育與大學教育畢竟不是一回事，切忌將原本應在大學才教的知識，提前壓縮到中學課本中去。大城市裡的重點中學，教師和學生水平都很高，可這不是整個教改及課本編寫的主要目標。另外，過多站在大學教授的立場看問題，可能會忽略中小學生的生理特點、接受能力以及欣賞趣味等。若是這樣，調子唱得很高，但所編教材可能不切實際，不好用。

在我看來，大學教授若想編好語文教材，必須多與中小學老師接觸、交流，了解中小學教學規律；不能「居高臨下」，站在大學的立場來指導中小學教學。比如，北大中文系每年都派老師參與高考命題、組織高考改卷、培訓中學教師等。現在廣泛使用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小學語文課本，就是袁行霈教授帶著我們好些老師參與編寫的。北大中文系教授中，積極介入中小學教育、成功主持語文教材編寫的，當推錢理群和溫儒敏，他們多年來一直非常關注中小學語文教育。

王旭明：有觀點認為，我們的中小學語文教材需要創新，對此你的看法是什麼？

陳平原：創新是個好詞，人見人愛；問題在於，什麼叫創新以及如何創新。教育理念變了，教材的編寫方式也會跟著變；這樣的「新」，乃是有源之水，起碼能自圓其說。另一種「新」，著力點在選文，強調的是「新人」與「新文」，期望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這種努力，我不太欣賞。有一陣子，我為大學生編散文選，和幾位老師分頭做，結果發現，大部分篇章重疊。原因是很多傳世名篇的「好」，是得到廣泛認同的。為教材選文，應該只管好壞，不問新舊。對教師來說是舊的，對學生依舊是新。基礎教育不同於文學創作，講求的是教學有效性，而不是編寫者的特立獨行。經典閱讀與時尚閱讀，二者如何協調，歷來見仁見智。我更偏向於前者，因為越是時髦的東西，生命力越短暫。而基礎教育是打底子的，這個「底」會長久地留存下去。小時候閱讀或背誦的詩文，應儘可能純潔無暇，摻雜太多時代的以及個人的色彩，我以為不妥。

所謂「創新」，一是人文性與工具性的對峙，一是古典與時尚的協調。此外，還有一點很少被人涉及，那就是如何養育或成全「文化的多樣性」。中國這麼大，各地區的文化差異十分明顯；可是，因某些需要，大家都在追求「大一統」。所謂地方性知識以及方言文化等，完全被擱置了，這實在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