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探梵藏文字淵源關係

06-07

　　梵藏文化交流史源遠流長，僅就文字史料可查的就有一千七百多年的歷史。比如，作為民族文化交流史上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梵藏翻譯活動，對藏族古代的思想意識、語言文字、文學藝術及社會文化的各個曾面都產生過廣泛、深入的影響。因而，從語言、文字、文獻、思想、宗教等多種文化角度去加以清理、分析和研究梵語文化對藏族傳統文化的影響過程，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歷史意義。

　　梵文的影響深入中亞及遠東的許多國家中，特別是佛教在亞洲各國的影響，對這些國家的文化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梵文對藏族傳統文化體系的建立與發展影響尤大，藏文字母、標點符號及藏文數碼字都與梵文字母、標點符號和數碼字母的書寫形式有著直接的淵源關係，要深入研究藏族的語言、文字、辭彙、文學、宗教、數學、天文歷算、哲學思想、工巧藝術等社會文化現象都離不開古印度梵文文獻的研究，而且要深入研究貫穿於藏族倫理道德和人生生活中的佛教與佛教文化等社會思想意識領域也離不開古印度梵語文化。

　　藏文發源於古印度梵文，這點我們從公元一世紀至五世紀的大月氏貴霜王朝時期的文字、公元四世紀至六世紀的古印度摩揭陀國的笈多王朝時期的原始文字、現存公元七、八世紀的梵文貝葉經寫本和敦煌古藏文寫本的原始文字書寫現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藏文字母完全是仿造古印度梵文字母的，這是無庸質疑的事實，從文字結構到書寫形式，以致到讀音幾乎如出一轍。

　　由於梵藏文字、佛教文學和佛教藝術的淵源關係，古代藏族學者撰寫經典論著、經典注釋、教派源流、人物傳記和詩歌文學等的謀篇布局、劃分章節、貫通詞義和歸納主旨等的方法、形式，以及書首禮讚體的格式，均受梵文偈頌文體寫作方法的影響頗深。凡是從梵文翻譯成藏文的佛教經典和其它學科的每篇經典論著的卷首都有梵文原著名稱，而且，誦讀佛經、詩歌的形式也是受誦讀梵文佛經、詩歌音律規則的影響。

　　印度梵文寫本貝葉經的大量譯傳，對藏族古代書籍裝訂方法和技術的發展也受到深刻的影響。古印度佛經是在貝多羅樹葉上寫成的，故簡稱貝葉經，由於貝葉耐磨輕便，千百年後字跡仍清晰可讀。它有一定的長短、寬窄規格，並可在葉面穿孔貫線，串成一本，攜帶、翻閱都很方便。貝葉經這種獨特裝冊技術對藏族長條書籍冊頁裝訂的形式無疑產生過深遠影響，在貝葉經裝幀術的啟發下，約公元七世紀產生了藏族長條紙裝冊成卷的書籍。

　　隨著印度佛教文化的傳播，帶來了印度梵語文學和因明學等理論，這在藏族傳統文化的文體學上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如文章的謀篇布局形式和寫作方法上，基本吸收和模仿了印度梵語文體的表現形式和方法。

　　雖然，在文字、文法、書籍裝幀、文體、文學、建築、塑像、雕刻、繪畫藝術等方面廣泛地吸收了古印度梵語文化的表現形式和方法，但這並不是照模原樣地接受，而是結合自己的實際特點，有所選譯的基礎上，採取借鑒、創造的方法，融會本民族的傳統文化和民間特點，進行綜合加工的形式，逐步予以接受的，由此創造和形成了具有藏族傳統文化特色、風格和充滿民族文明精神的文化藝術寶庫。

　　吐蕃王朝的歷代贊普對印度佛教文化的竭力推崇和確立、維護其崇高的社會地位，對當時及以後藏族社會的發展，尤其在政治、倫理思想上和社會文化上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千百年來，印度的佛教文化對藏族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影響是根深蒂固的，無論在語言文字、文學藝術、哲學思想上都有它浸潤的痕迹。

　　當時曾到西藏的印度著名學者從姿那美多起先後出現過一千多人，藏族著名譯師、學者從吞彌桑布札起先後出現過二百多人，所譯佛教經典達五千餘部。時以梵語為主的翻譯基地主要為桑耶寺的譯經院，以漢語和于闐語的翻譯基地主要在薩迦寺。當然，薩迦寺也搞了種類繁多的梵文佛經翻譯。

　　綜觀藏族傳統文化發展的歷史演變軌跡，可以看出它除了具有自己古老相續綿延的傳統文化外，還具有吸收、利用和融化外來文化的博大胸懷與能力。從形式、方法上模仿、接受了古印度梵文字母的書寫形式和梵語文法的某些形式，以及文學藝術的一些表現方法；從思想內容上接受了古印度佛教教義、佛教哲學以及大小五明為主要內容的佛教文化。隨著語言文字的規範、統一和文法理論的創立，以及大小五明學科理論的翻譯，使新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知識逐步為藏族人民所接受，大大豐富了藏族傳統文化的寶庫，改變了藏族古老的傳統文化結構，形成了新的風格與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