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豐皇帝 補天圖治2

聯軍入京　天子蒙塵 道光朝的鴉片戰爭以及其後的中外交涉，給咸豐一朝留下了兩宗遺案。一是廣州入城，一是「修約」。根據《中英南京條約》，「大英國君主派設領事、管事等官住該五處城邑」。英人據此多次要求人城，皆被拒。　　根據《中美望廈條約》，「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貿易及海面各款恐不無稍有變通之處，應俊十二年後，兩國派員公平酌辦」。《中法黃埔條約》也有類似條款，英國據此及最惠國條款，以《中英南京條約》為時限，於咸豐四年要求「修約」，法國、美國也據最惠國條款，同時要求「修約」。他們的修約要求主要有：一、開放中國沿海城市及長江；二、鴉片貿易合法化；三、廢除進出口貨物的中國內地子口稅；四、公使駐京。　　至於前一宗遺案，即廣州入城問題，反映出中西文化觀念上的差別。　　咸豐帝和清政府的官員堅持「夷夏之防」，認定英人人城居住會給他們的統治帶來極大的破壞作用。至於後一項遺案，即「修約」問題，牽涉國家利益甚大，尤其是第二、三項，對中國利益極有損害。此時，咸豐帝對中國以外的世界沒有多少認識。他將這些對外事務交給了曾在道光二十九年反人城鬥爭中名噪一時的兩廣總督葉名深辦理（兩廣總督當時例兼處理對外事務的欽差大臣）。咸豐帝以為葉名深深知「夷務」，辦事幹練。而葉名探對各國的「修約」要求拒不理睬，對於各國使節的會晤要求，以軍務在身為由而拒不相見。曾與外人多次打交道的江蘇巡撫吉爾杭阿看出此事不會輕易了結，上奏請咸豐帝另派重臣妥善辦理，結果挨了咸豐帝的一頓痛斥。由於英美等國來不及準備戰爭，咸豐四年的各國「修約」活動毫無結果地告一段落了。　　咸豐六年，美國公使在英法的支持下，以《中美望廈條約》已滿十二年為由，照會葉名深，並揚言北上。葉名深仍不相見，並要求咸豐帝下令各省督撫拒收美使文件，迫美使回粵，以由他來「設法籍制」。咸豐帝因南方太平天國戰事新敗，恐引起釁端，口氣已經軟下來，指示葉名深「可擇其事近情理無傷大體者，允其變通一二條」，「以示羈糜」。　　就在這年，中外交涉出現了兩件事：一是廣東水師於九月在廣州黃埔港查拿了走私船「亞羅」號，英國領事巴夏禮聲稱該船在香港登記（實際已過期），是英國船，並誣水師官兵扯下了該船的英國旗。英國公使包令趁機大做文章，向葉名深提出了「懲凶」、「入城」、「修約」三項要求。英國駐香港的海軍隨後出動，攻破廣州外圍數處炮台，於十月初一日攻破廣州外城，旋因兵力不足而退出。英國政府決定擴大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開始。二是法國傳教士馬賴非法進人廣西西林縣傳教，於是年正月被當地政府處死。法國政府聞訊，準備出兵開戰。　　咸豐帝對這次戰事完全惜懂無知。對開戰的失敗，葉名深奏報中謊稱已獲大勝，擊斃英軍司令及以下官兵四百餘人。英、法派額爾金、葛羅各率遠征軍前來擴大侵略，但葉名深奏報中說成是英國以包令、巴夏禮不應開戰，「另派新酋來粵定議」。對於咸豐七年五月英軍在珠江上擊敗清軍水師，焚燒師船一百餘艘，葉名深在奏報中完全不提，反稱他調集兵勇兩萬餘人，防堵極有把握。咸豐帝對此竟然全信。葉名深並不能一手遮天，言官聞知廣東戰事的確切情況上奏，咸豐帝置之不理。兩江總督怡良聽到消息，見葉名深為咸豐帝寵臣，只好婉言上奏，結果咸豐帝斥責為英國造謠聳聽，命怡良「勿為所惑」。他多次下令葉名深儘早了結此事。咸豐七年十二月初三日，他收到葉名深最後一份奏摺，稱其正與額爾金、葛羅詳細理論，可將各項修約要求，「一律斬斷葛藤，以為一勞永逸之舉」。咸豐帝總算放心了，認為「大局已經初定」。　　十天後，他又收到廣州將軍穆克德納等人的奏摺，聲稱廣州已於十一月十四日失陷，葉名深被俘。他大驚失色，在奏摺上硃批：「覽奏實深詫異。」　　戰火已經燒了一年多，可咸豐帝在葉名深的矇騙下，一點戰爭準備也未進行。朝廷的兵銅已用於對內戰爭，此時又何以進行對外戰爭？他一面下令將葉名深革職，以四川總督黃宗漢繼任；一面命令在籍侍郎羅惇衍等密集團練，將英軍驅逐出廣州，然後再由廣東地方官府出面調停。　　他認為，英軍只有數千，團練能集數萬，以十當一，必能制勝。且不論以鬆散的民團來對抗訓練有素的英法聯軍在軍事上是多麼錯誤，更荒唐的是，在咸豐帝的眼中，中英兩國的戰爭（他此時尚不知法國也參加了戰爭）可以轉化為中國民眾與英國的戰爭，清政府可以充當中立者出面調停。面對艱難的時局，廣東的官員們還是繼續上奏欺瞞實情，而羅諄衍等團練大臣則以經費沒有著落為由不加行動。　　咸豐八年三月，英法聯軍及英、法、俄、美四國公使抵達天津大沽口外，要求「修約」。四國合夥上門搶劫，咸豐帝又搬出以夷制夷的「法寶」，令直隸總督譚廷襄進行對列強分化：對俄表示和好，對美設法羈糜，對法進行勸導，對英嚴詞責問。譚廷襄奉旨行事，結果處處失敗。　　特別是俄國，以同情相示，以說客自居，乘機提出了劃界（為爾後強佔中國領土為張本）、通商的要求。咸豐帝對四國的要求一概拒絕，同時又不許決裂開戰。承辦交涉的官員十分為難，無所適從。　　四月初八日，英法兩國不願再繼續交涉下去，聯軍出動，攻佔大沽炮台，進逼天津城下，八九千清軍潰散。咸豐帝此時只得根據英法的要求，派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前往天津談判。此時，他想利用者英同英人簽署《南京條約》、辦理廣州人城事件的老「交情」，在談判中討一些便宜。為此，他密諭桂良、花沙納對各國要求「作第一次准、駁，留首英在後」，「該夷尚未滿意，著譽英酌量，再行允准幾條」。英法聯軍此時已截獲兩廣總督署檔案，深知香英當年兩面賣弄的手法，兩國公使拒見香英，英方譯員對他大加羞辱。著英只得無功而返。　　就在天津談判的緊要關頭，咸豐帝收到黑龍江將軍奕山的奏摺，稱其在俄國武力的脅迫下，與俄國東西伯利亞總督訂立了《緩輝條約》，將黑龍江以北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割讓給俄國，並將烏蘇里江以東的四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改為中俄共管。這種越權違法的條約，本應立即廢除，奕山也應治以重罪，而咸豐帝居然認可。在他的眼中，兒千里外的不毛之地，比起近在百里的軍事威脅，自然算不了什麼。他還竟然讓談判代表告訴俄國公使：黑龍江已定約，俄國「理應為中國出力，杜其不情之請，方能對得住中國」。炮口下的談判，其結果可想而知。　　五月，桂良、花沙納只得按照英、法、俄、美四國的要求，與其分別簽訂了《天津條約》。俄、美兩國不戰而得利，這不能不歸罪於咸豐帝以夷制夷外交策略的失敗。條約樣本傳京，咸豐帝憤而批准。從《天津條約》來看，對中國利益損害最大的是片面最惠國條款、領事裁判權、自由傳教、戰爭賠款等項，損害較小的是增設通商口岸、外國人到內地白由遊歷等款，至於公使駐京，則完全符合當時的國際通例。但在咸豐帝眼中，最為可怕的卻是公使駐京。中國的文化傳統中，沒有平等國家的觀念，只有朝貢關係，宗主關係。中國的對外關係歷史中，沒有長駐使節的先例，只有監國。先朝的馬戛爾尼、阿美士德見乾隆帝和嘉慶帝不拜不跪，視若敵體，天朝還有何威嚴？文化觀念的差別，使咸豐帝對國家利益的看法與近代的世界觀念完全相反。　　《天津條約》還遺下兩案，一是關稅條例的談判將在上海進行；二是各國條約一年內在北京互換。英法聯軍撤出天津之後，眼下的威脅消除了，咸豐帝開始後悔。他一面以欽差大臣僧格林沁進防天津海口，修築大沽炮台；一面令在上海進行關稅談判的桂良等，向英、法等國宣布大皇帝的「新恩惠」；全免關稅，開放鴉片煙禁，讓「各夷感服」，然後再談取消鄉使駐京、長江通商、內地遊歷等項條款。咸豐帝認為，外國人最重利，有此獲利無窮的恩惠，一切中外爭端自可消鮮，外國人不用上天津「訴冤」，公使也不用常駐北京。兩江總督何桂清一看茲事體大，不顧抗旨罪名，立即上奏：「輕改前約，必起波瀾，稅則不可輕免。」桂良亦奏稱：「免稅得利為商人，以此而罷《天津條約》，勢必不行。」咸豐帝收到這兩份奏摺，雖不再提免稅之事，卻下了一道嚴旨，命桂良「激發天良，力圖補救」，將公使駐京等項條約，「一概消弧」，否則「自問該當何罪」。　　桂良在咸豐帝的再三嚴旨催令下，再次向英法等國求情，請他們放棄公使駐京要求，對外事務可以從廣州改到上海來辦理。英使額爾金經此等懇求，覺得公使駐京並無實際意義，同意改駐他地，有事進京，但堅持在北京換約。咸豐帝的口氣也有所鬆動，稱言若不能阻止進京換約，則各國使節隨員不得超過十人，不得坐轎擺隊，換約之後，即行回帆。　　咸豐九年五月，英國新任公使普魯斯、法國新任公使布爾布隆，率艦隊從香港北上，到大沽口外要求進京換約。美國公使亦隨行北上。咸豐帝見勢不可回，命欽差大臣僧格林沁等派員勸說英法等國公使不走大沽，改走北塘，進京換約。他的真實想法是如果英法入口不依規定，「可悄悄擊之，只說是鄉勇，不是官兵。」英法公使拒絕從北塘入京，反而發出最後通碟，要求通過大沽。五月十五日，英、法炮艇十三艘強行人口，拆除防具。僧格林沁督部交戰，擊沉英艇三艘，重創三艘，斃傷侵略軍四百四十八人。　　第二次大沽口之戰，是中西軍事交往中第一個重大勝利。戰後，美國公使從北塘進京換約。因美使不行跪拜禮，國書由桂良接收，條約在北塘互換。英法兩國公使率艦隊南下，準備調兵再戰。咸豐帝見大沽獲勝，盡悔《天津條約》。他諭令兩江總督何桂清：「若英、法『自悔求和』，須由英法賠償兵費，並需另訂新約，在上海互換。」是年底，蘇淞太道吳煦見英法聯軍復來，私下與外商擬議停戰條件：承認《天津條約》，大沽撤防，另賠銀一百萬兩等。何桂清上奏探詢口風，咸豐帝嚴詞拒絕。此時，雙方都在調兵遣將，準備決戰。根據僧格林沁的請求，咸豐帝先後調兵一萬三千人，合之原防兵，大沽、營城、天津、山海關一帶清軍兵勇達二萬九千人（其中大沽駐兵一萬人）。英軍派出軍艦七十九艘，地面部隊達兩萬零五百人，法軍派出軍艦四十艘，陸軍七千人。咸豐十年四月，英軍佔領了大連灣，法軍佔領了芝呆。雙方劍拔弩張，一觸即發。　　此時，南方太平天國的形勢發生急劇變化。太平軍將領李秀成統軍由皖人浙，攻其必救，取杭州以調動清軍分散兵力，然後回師攻破江南大營，解圍天京。咸豐十年閏三月，他率部東征，攻取蘇州、常州，準備進攻上海，太平天國的局勢自天京變亂後再次達到鼎盛。　　在這樣的形勢下，咸豐帝改變了主意。一是見英法聯軍兵勢太盛，他恐清軍抵擋不住；二是怕英法聯軍與太平軍聯合（雙方控制地區已經連接），清王朝覆亡在即。他下令僧格林沁不得首先開炮；並諭直隸總督恆福，若英法前來換約，「大皇帝寬其既往」，「由北塘進京換約」。他已不再要求廢除或修改《天津條約》了。　　六月十五日，英法聯軍避開防衛嚴密的大沽，由北塘登陸，隨即進襲大沽側背的新河、塘沽、大小梁子。欽差大臣僧格林沁奉命不得先行開炮，坐待英法聯軍進攻。此次他看後路被抄，毫無勝利信心，上奏表示要在大沽拚死一戰。咸豐帝見奏萬分著急。僧格林沁是咸豐帝的愛將，此時又掌握著京津地區清軍的精銳，僧部盡失於大沽，何來兵將保衛北京？咸豐帝下了一道硃諭：「天下根本，不在海口，而在京師。」他讓僧格林沁「萬不可寄身於炮台」，若有所失，退守天津。他還下諭，派員前往北塘，「伴送英法使臣進京換約」。　　七月，英法聯軍攻佔大沽、天津，繼續北進，咸豐帝先後派大學士桂良、怡親王載垣前往談判。因不能容忍英法等國的條件，他曾準備決戰，前方將領軍情不利的奏報使他又改變了主意。他想逃離北京，但又怕失掉皇帝的威嚴，於是下了一道硃諭給軍機大臣：「聯今親統六直抵通州，以申天討而大張撻伐。」同時與硃諭下發的是僧格林沁奏請巡幸木蘭（即木蘭圍場，意請咸豐帝避居熱河行宮）的折片，讓軍機王大臣共同討論，想以王公大臣出面請求移駕。結果各大臣討論的結果都是不同意，稱言：「時無寇準，親征不可輕試；熱河無險，土木之變堪虞。」　　英法聯軍的推進，使談判的地點由天津移至通州。桂良、載垣一讓再讓，己經同意英法的全部要求。此時，英方譯員巴夏禮又提出了換約時須親向咸豐帝遞交國書。這下子刺到了咸豐帝的痛處。他從談判大臣的奏報中，竟然認為巴夏禮為「謀主」，下指「勿令折回」。　　和談風雲突變。八月初四日，談判破裂，僧格林沁奉命截拿巴夏禮等三十九人，雙方大戰於張家灣。僧部戰敗，退往八里橋（在今北京通縣境）。初七日，雙方再戰於八里橋，清軍再次失敗。英法聯軍進逼京城。清王朝已籌不出一支可以迎戰的軍隊了。咸豐帝授六弟奕為欽差便宜行事全權大臣，辦理和局。初八日，他以「秋彌木蘭」為名，倉皇從圓明園啟程出奔熱河，從此一去不返。　　奕先後與英法簽訂了《北京條約》。咸豐帝對這些條約並無異議，他擔心的只是「親遞國書」一節，幾次下令讓奕設法消餌。跪拜的禮儀，在他心目中的重要地位是無與倫比的，從而成為最大的「國家利益」。沙俄再次乘火打劫，以「兵釁不難再興」為威脅，迫使清政府與之簽訂了《中俄北京條約》。該條約承認了《緩渾條約》，又將烏蘇里江以東四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劃歸俄國，還規定了西北「勘界」。此後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又奪去中國西北四十四萬平方公里上地。咸豐帝對此竟「照議辦理」。　　侵略者的肆虐並未結束。為了所謂的「報復」，他們在劫掠圓明園後，又下令焚園。衝天大火數日不熄，耗銀上億兩的東方名園一毀而盡。 【圓明硝煙 遺恨百年】一八六〇年十月六日，法軍闖人圓明園進行搶劫，第二天眼熱的英軍也人園參加搶劫。燦爛的東方名園從此萬劫不復。　　從五世祖康熙帝修建圓明園起，經歷了雍止、乾隆、嘉慶、道光諸朝的全力經營，耗格二億兩以上的白銀，終於在京西北的山山水水之間建起了這座佔地五千餘畝、中酉景觀一百多處的皇家園林。一七九三年，乾隆帝在此接待了第一位到達中國的英國使節馬戛爾尼，並讓他遊覽全園。由此，圓明園更以清朝「夏宮」的名稱流傳於歐洲。法國大文豪雨果曾這樣描述圓明園：「在地球上的一個角落，有一個奇特的世界，它叫做夏官。藝術的基礎在於兩種因素，一是產生歐洲藝術的理性，二是東方藝術的想像。在想像的藝術中，夏宮相當於理性藝術的帕提儂神廟（Parthenon），古希臘雅典城邦奉祀其女守護神雅典娜·帕特儂（Athere Parthenon）的神廟，公元前五世紀建成，全部用白色大理石造成，是古希臘藝術之傑作。其遺址留存至今。凡是人們，近乎神奇的人們的想像所能創造出來的一切，都在夏宮身上得到體現。帕提儂神廟是世上極為罕見的、獨一無二的創造物，而夏宮卻是根據想像、而且只有根據想像方可拓制的巨大模型。您只管去想那是一座令人心向神往的、如同月宮城堡一樣的建築。夏宮就是這樣。您盡可以用雲石、玉石、青銅的陶瓷來創造您的想像；您盡可以用雲松來作它的建築材料；您盡可以在想像中拿最珍貴的寶物，用最華麗的綢緞來裝飾它……」沒有見過圓明園的雨果，把它想像成夢幻般的仙境；而見過圓明園的人，卻稱它是夢幻仙境的真實再現。　　此時，這座「想像藝術」中的仙境，正遭受著侵略軍的蹂埔。　　一名「冷靜」的法國貴族客觀地描繪了當時的場面：「我只是一個旁觀者，一個不抱任何偏見、卻也充滿好奇心的旁觀者，貪婪地欣賞著這一幕奇怪且令人難忘的情景：這一大群各種膚色、各種式樣的人，這一大幫地球上各式人種的代表，他們全都鬧哄哄地蜂擁而上，撲向這一堆無價之寶。他們用各種語言呼喊著，爭先恐後，相互扭打，跌跌撞撞，摔倒又爬起，賭咒著，辱罵著，叫喊著，各自都帶了自己的戰利品。初看起來真像是一個被人踏翻了的螞蟻窩，那些受驚了的勤快的黑色小動物帶著穀粒、蛹蟲、卵或口銜麥稈向四面八方跑去。一些士兵頭頂著皇后的紅漆箱；一些士兵半身纏滿織錦、絲綢；還有一些士兵把紅寶石、藍寶石、珍珠和一塊塊水晶放在自己的口袋裡、襯衣里、帽子里，甚至胸日還掛著珍珠項鏈。再有一群人，他們手裡拿著各式各樣的座鐘和掛鐘，匆忙地離去。士兵們帶來了他們的大斧，把傢具統統砸碎，然後取下鑲在上面的寶石……這一幅情景只有吞食大麻粉的人才能胡思亂想出來。」這位法國伯爵還寫道，他的一名傳令兵為了討好他，『雙手滿滿地給我捧來一大把珍珠』。相對法軍搶劫中的混亂，英軍操行此事時顯然「有序」得多。英軍統帥格蘭特（J.H.Grant）得知法軍獲利，「非常仁慈地發出一道命令，讓每個軍團的一半軍官在第二天上午去圓明園搶劫，但這批人必須在中午回來，以便其餘的一半軍官可以在下午去搶」。　　在「軍官優先」的原則執行之後，很快又准許士兵「沽利」。為了使沒有機會參與這場大搶劫活動的官兵們不至於失望，「公平」地分配這些「戰利品」，英法聯軍還成立了專門委員會，進行拍賣、分配等活動，並將最好的一份獻給英國女王和法國皇帝。後來英法聯軍撤退時，載運贓物的大車浩浩蕩蕩，綿延數里。　　圓明園的摧難並沒有到此為止。　　當時僧格林沁截拿巴夏禮一行，共計三十九人，而到十月八日、十月十二日、十月十四日三次釋放被俘人員時僅十九人，另外二十人在獄中死去。為了報復，英國專使額爾金決定給咸豐帝一個永久的「教訓」。　　他們最初意欲燒毀城裡的皇宮，後因擔心皇宮化成灰燼，清朝顏面盡失而有可能垮台，不能保證已從清朝手中攫取的利益。最後額爾金選擇了遭搶劫之後，滿目瘡瘓的圓明園。在搶劫圓明園時活動最為積極的法國，不贊成這種會招致極大反抗的活動，借口此舉「不文明」而拒絕參加。　　一八六〇年十月十八日，英軍第一師數百名士兵根據額爾金的命令在園中放火。頃刻間，幾十股濃煙升起，圓明園成為一片火海。熊熊的大火，下日不息，遠在京城裡的人們都可以看見西北方向那衝天的黑煙。　　天空黯淡，日月無光，只剩下那些斷壁殘垣，煙灰碎器，像在控訴侵略者的暴行，也記載了中華民族的恥辱。　　咸豐帝已經沒有任何反抗的力量了。能搶的，都搶光了；能燒的，也都燒光了。只剩下那些打不爛、燒不掉的石柱，留存至今。昔日金碧輝煌的圓明園，今日已成了一片廢墟。只剩乾隆年間的宮廷畫師精心繪製的圓明園四十美景的畫冊，現在仍存在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中。　　荒蕪的圓明園是我們民族臉上的傷疤，提示著當年的恥辱。一個民族的歷史，有過光榮，也會有恥辱。光榮使人興奮，恥辱卻讓人沉思。　　我們應該把更多的力量放在發展經濟上，立志富強，避免歷史的重演。　　悲劇應該化為力量，才能使明白這段歷史的人坦然。 【洋務內閣　華夏覺醒】公使駐京，「天朝上國」的神話幻滅了。與此同時，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開印辦公，這標誌著沉睡太久的東方雄獅開始睜開惺松的睡眼，儘管朦朦朧朧。　　總理衙門的誕生，並不那麼「順產」。作為總署首倡者和「助產士」的奕，既要戰勝自我（天朝意識），又要衝破層層阻撓，爭得咸豐帝的批准。戰勝他人不易，戰勝自我更難。奕從前沒辦理過外交（也沒有真正的外交可言），他與皇兄一樣，滿腦子天朝上國的腐舊觀念。在他看來，對遠道而來挑釁的「陌生人」，決不能手軟，對「反覆無常，屢滋異議」的「夷性」，更不能「遷就」，除非「該夷俯首聽命，則羈摩勿絕」。　　咸豐八年（1858年），他甚至建議朝廷諭令赴津談判的桂良對英國翻譯－參與起草《中英天津條約》的李泰國（Horation Nelson Lay）進行制裁，他建議說如李泰國「無禮肆鬧時，立即拿下，或當場正法，或解京治罪」。不過，奕的過人之處在於敢於面對現實。　　「面對現實」四個字說起來容易，但在那個時代，卻是非常困難的，需要很大的勇氣和智慧。留京數月，奕不斷進行痛苦的自省。他曾慷慨激昂地主戰，結果看到的是一敗塗地；他拿人質巴夏禮等作為阻止英法聯軍進兵的盾牌，結果洋人依舊進兵，連他摯愛的圓明園也化為灰燼，也包括皇兄賜名給他起居之所的「朗潤園」。洋人接著佔領北京城，聲稱不放還人質，要火燒清宮。人質釋還了，在炮口之下，在禮部大堂親簽《北京條約》，簽約時勝利者傲慢的姿態曾使他「異常激動」，這奇恥大辱猶如萬箭穿心……他已經清醒地意識到，大清帝國遇到了「千古未遇之強敵」，積貧積弱，已無力與抗。華夷之辨、惟我獨尊云云，統統在近代科學技術的堅船利炮面前化為烏有，如果執迷不悟，仍抱著「天朝」的殭屍不放，結果會更慘，打腫臉充胖子，只能是自欺欺人。大朝的幻夢破滅了，這是嚴酷的現實。　　面對這一現實，與其被動挨打，為何不能順應時勢設立外交機構，主動進行外交活動？洋人也講「信用」，條約一簽訂，立即退兵；公使駐京，也算不上什麼非分要求，「其意必欲中國以鄰邦相待，不願以屬國自居，內則志在通商，外則力爭體面」，他們也有國格、人格，應彼此尊重，「待以優禮」。「戰」不足恃，「守」不可靠，「剿亦害，撫亦害」，為什麼不能通過外交途徑解決國際糾紛？在沉痛的失敗面前，他的思想開始轉變，逐漸從天朝上國的大夢中清醒過來。　　留京督辦和局，與洋人頻繁接觸，使他對外部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眼界開闊多了。洋人也發現，恭親工與眾不同，思想開通，有務實精神，是值得「信任的政治家」。當恭親王微露奏設專門外事機構的想法時，外國公使「聞之甚為欣悅」，「欣喜非常」，說「如能設立專辦外國事務地方，則數十年求之不得」。鑒於過去與「天朝」打交道，沒有外交機關，雙方進行交涉難比登天。咸豐七年（1857年）美國首任駐華特命全權公使列衛廉（William B.Reed）接受政府的訓令，第一條就是「外國使節駐紮在北京，由皇帝召見」。公使駐京既成了事實，設立外交機關也就理所當然了。　　值得慶幸的是，奕並不孤立，他的想法得到了文華殿大學上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的理解和支持。桂良，滿洲正紅旗人，瓜爾佳氏，是奕的岳父，與洋人打過幾年交道，《天津條約》就是經他手簽訂的，他對此中的苦衷體味良深。　　文祥，也是滿洲正紅旗人，瓜爾佳氏，留京重臣，為人城府深，見識廣，「是一個稀奇人物」，與恭親王英雄所見略同，協助恭親王與英法議和，自稱「衣不解帶，目不交睫七十餘日」，是恭親王最得力的助手。　　有岳父大人和文祥撐腰，奕的腰桿更硬了。奕萌生另設總理衙門的念頭還有一個「包藏」的原因，就是為自己留一條退路。奕留京的使命是督辦和局。《北京條約》簽訂，和局既成，意味著他的使命完成了，他隨時可能被解除欽差，便宜行事全權大臣的任命，成為閑散親王，他不甘心。強烈的憂患意識和對大清王朝命運的關注，使他有強烈的參政要求，要在政治舞台充分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華，開創一個新的局面。　　《北京條約》簽訂後，他與桂良、文祥聯銜上奏，說：「為『救目前之急』而簽訂的條約貽害無窮，實屬辦理不善，請旨分別論處。」咸豐心中明白，換任何人，結果都是一樣，「總期撫局速成」是他的迫切願望，當然不至於懲罰皇弟。接著，奕以退為進，疏請簡派恆棋、崇厚赴天津就近與洋人交涉，意思是說，使命已經完成，可以交差了。奕沒有戀棧之意，反而讓奕詝放心，何況善後事宜繁多，暫時還不能讓奕退下來，批道：「萬不可輕惑浮言，避居怨府。以後夷務應辦之事尚多，恭親王等豈能因兵退迴鑾，即可卸責？」要奕繼續辦理涉外事宜。這就給了奕充分的時間來按自己的想法繪製藍圖。事屬創舉，不可能一毗而就，還有後顧之憂，也要應付。後顧之憂來自皇上和皇上身邊。皇上雖然慶幸和局辦成，但有一點卻讓他對奕大為不滿，那就是沒有把「親遞國書」消餌在條約中，這可是英法曾經提出來的、咸豐帝最不願意麵對的間題。外使向一國之君遞國書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只是一種禮節或者說是國際慣例，表示國與國和好的「憑證」，但奕詝誓死不見洋人。　　一八六〇年十一月七日，「硃批」對奕近乎大發雷霆地說：「二夷雖已換約，難保其明春必不反覆。若不能將親遞國書一層消弭，禍將未艾。即或暫時允許作為罷論，回案後復自津至京，要挾無己，聯惟爾等是問。此次夷務步步不得手，致令夷酋面見膚弟，已屬不成事體。若復任其肆行無忌，我大清尚有人耶！」照他的口氣，真想「報復」洋人；「親遞國書」一層不消餌，他決不迴鑾；要不是需要奕消餌「親遞國書」，非罷免不可；洋人面見皇弟，已經不成事體，何況要一睹「天顏」！對「夷酋面見聯弟」一事，奕復奏說，作為天演近胃，如果能設法迴避，奕沂不是不知道「自崇體制」，但洋人以欽差為重，不信他人，如果託故不見，一定會疑慮重重，萬一別生枝節，要求赴「行在」熱河「叩訴」，事情反而更糟。至於消彈「親遞國書」一層，奕不再爭辯，他決定遷就，滿足皇兄「天朝」自尊心理。為此，他屢次與英法交涉，終於得到「斷不勉強」的保證，既解除了皇兄對他督辦和局「不得手」的不滿，也打消了「迴鑾」的顧慮，但因公使駐京，「迴鑾」作罷。奕對皇上身邊的肅順集團也頗為忌憚。肅順是皇上所寵信的臣子，對在外的皇上有很大的影響。他對奕橫豎看不慣，百般挑剔，常在咸豐面前進讒言，說奕有攬權之心。　　自咸豐「秋獮」，京師群龍無首，人心大亂。洋人橫衝直撞，燒殺搶掠，人人有朝不保夕之慮。幸而恭親王出生入死，與洋人「不憚接對」，力挽狂瀾，終於使京師轉危為安。在人們的心目中，恭親王簡直成了「再造乾坤」的巨人，名聲鵲起，威望頓著，如史書所說：「擅社翟之功，聲望壓端華、肅順之上。」京師中的達官貴族、王公大臣，紛紛向恭親王身邊聚集，無形中形成以恭親王為首的權力中心，這使得肅順集團十分嫉忌。　　條約簽訂後，奕立即領銜上疏籲請皇上及早離開苦寒之地的熱河，回奎京師，以安定人心。疏中說：「京師為各省拱極之區，皇上為天下臣民之所仰望，熱河在關外，峻岭崇山，在深秋已近苦寒，況時屆冬令，風雪交侵，皇上以億兆仰賴之身，豈宜久駐關塞？而臣等籌思大局，尤冀及早迎變，若乘輿早日還京，不但京內人心一定，即天下人心為之一定。」奕的籲請，表達了京師百官的心聲，一呼百應，除桂良、文祥外，步軍統領瑞常、麟魁、慶英、兵部尚書沈兆霖、侯補侍郎勝保等，紛紛具折籲請，其聲其勢，與諫阻皇上「巡幸木蘭」相比，並不遜色，反有更為熱鬧之勢。但皇上一推再推，就是恭親王把「親遞國書」消餌後，仍把回案日期推到明年，這不能不使京師官員大失所望，他們把責任一股腦地都推到肅順集團身上，認為屢次籲請，均為肅順、載垣、端華「二奸」所阻撓，於是他們把鬥爭的矛頭直指肅順集團。　　勝保十二月十一日上疏，就「痛勸鄭王兄弟（肅順、端華），謂秦輿未還，皆其熒惑」，為此痛心疾首地說：「我皇仁明英武，奈何曲拘數人自便之私，而不慰億萬未蘇之望乎？」這股此伏彼起的籲請回奏的聲浪，使奕種豆得瓜，最終形成以他為核心的「京師派」，而以肅順為首的「熱河派」，因阻撓「迴鑾」而大失人心，更為孤立。　　軍機處已被「熱河派」牢牢控制，奕要為自己預留退路，要與政敵抗衡，非有自己的「擂台」不可，建立一個至少與軍機處比肩列坐的政府部門必不可少。恭親王的確不是那種只看重權力的人，但他自己也清楚，無權無勢於不成大事。　　經過一番精心籌劃，一八六一年一月十一日，奕會同桂良、文祥正式向咸豐皇帝提出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之請：「查各國事件，向由外省督撫奏報，匯總于軍機處。近年各部軍報絡繹，外國事務，頭緒紛繁。駐京之後，若不悉心經理，專一其事，必致辦理延緩，未能悉協機宜。請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王、大臣領之。」奕特彆強調，從前洋人往往借日中國遇有交涉事件，推誘不辦，任情狂悖，「洋禍」因此而起，今擬設立衙門，洋人聞之「欣喜非常，自應迅速建立，以馴其情」。換句話說，如果不迅速設立總理各國事務的衙門，就不能「馴其情」，洋人還會來找麻煩。奕打著洋人「牌」，比用其他方式更具有說服力。恭親王同時特彆強調，總理衙門只是一個臨時性的外交機構，一旦「軍務肅清，外國事務較簡，即行裁撤，仍歸軍機處辦理，以符舊制」。處在權力中心的奕深知，「天朝」傳統最重成例，標新立異的事「此路不通」，而把總理衙門說成是臨時機構，辦完事就裁，仍回歸「舊制」，就比較容易逾越那道「心理障礙」。「臨時」還有一層意思，表明自己並無攬權戀棧之心，「熱河派」不必太敏感。　　奏摺拜發，恭親工焦急地等待著消息，皇上能允准嗎？　　奕的一片苦心沒有白費，一月二十日，上諭准在京師「設立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著即派恭親王奕、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管理」。這的確是令人興奮的消息。然而，奕奏請的是「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皇上批准的則是「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多出兩個字－「通商」。兩個字雖為毫釐之差，但性質完全不同。加上「通商」的標籤等於大大降低總理衙門的地位，把它的「權域」局限在通商範圍內，悖離了恭親王的初衷。恭親王心裡明白，「熱河派」對權力至為敏感，絕對不會把「統籌全局」的權力交給他。他不甘心就此罷休，於是上疏陳情，說：「通商事宜，上海、天津等地均有大員專辦，臣等在京不便遙控，況洋人雖唯利是圖，而外貌總以官體自居，不肯自認為通商，防我輕視。　　今既知設有總理衙門，則各國與中國交涉事件，該夷皆恃臣等為之總理，藉以通達其情。若見照會文移內有『通商』二字，必疑臣等專辦通商，不與理事，饒舌必多，又滋疑慮。，」奕繼續打洋人「牌」，曲折地表達了自己不願「專辦通商」的強烈要求，堅請「節去『通商』二字，嗣後各處行文，亦不用此二字，免致該夷有所藉口」。奕詝無奈，「依議」批准了奕的請求。　　一八六一年三月十一日，恭親王終於領到期待已久的「欽命總理各國事務」的關防，並在京師東堂子衚衕原鐵錢局設立總署衙門，正式啟用關防。恭親王成功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歷經艱難終於成立了。　　總理衙門內部機構設置，「一切仿照軍機處辦理」，人員編製分大臣和章京（具體辦事人員）兩級。分股辦事是其突出的特點。各股職掌分別為：　　英國股：負責英、奧斯馬加（奧地利）兩國的交涉事務，並掌辦各國通商及關稅等事。　　法國股：負責與法、荷、日斯巴尼亞（即西班牙）、巴西四國的交涉事務，並掌保護民教及華工等事。　　俄國股：負責俄、日兩國的交涉事務，並掌陸路通商、邊防、疆界、外交禮儀、本衙門官員的任免、考試、經費等事。　　美國股、負責美、德、秘、意、瑞典、挪威、比、丹、葡等國的交涉事務。　　海防股：負責南、北洋海防之事，包括長江水師、北洋海軍、沿海炮台、船廠，購置輪船、槍炮、彈藥，製造機器、電線、鐵路及各省礦務等事。　　司務廳：負責收發文件、呈遞折件、保管監督使用印信等事務。　　清檔房：負責編輯繕寫、校對清檔。　　電報處：負責翻譯電報。　　銀庫：負責存儲本衙門出納現金。　　總理衙門的艱難出世，標誌著「天朝」體制下「閉關鎖國」政策的放棄，標誌著中國「無所謂外交」時代的終結，標誌著中國走向近代國際社會。　　總理衙門從誕生到一九〇一年改組為「外務部」，存在了整整四十年。四十年風風雨雨，總署與近代中國屈辱的命運緊密相連，簽訂了一個又一個不平等條約，辦了一個又一個屈辱性的外交。（這不應該是總署本身的責任，而是中國綜合國力太弱所致。）但總理衙門在中國近代史上有很大的影響，它開了中國政府正式辦理對外交往的先河。更重要的是，它領導掀起了一場拯救中國命運的「自強」運動－洋務運動。建工廠、開礦山、派留學、辦學堂、引進先進技術……大凡與「洋務」、與中國近代化有關的事業，都與總理衙門血脈相通。總理衙門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外交機構，而且是總匯「新政」（近代化事業）的包羅萬象的洋務衙門，「凡策我國之富強者，要皆於該衙門為總匯之地」。它因此成為軍機處之外又一神經中樞機關，當初外國人視之為清「帝國政府的內閣」，後世學者則稱「洋務內閣」。　　學界普遍認為，中國的近代化分為三個層面：物質層面、制度層面、文化層面，循序漸進，由外及內，由淺到深。總理衙門領率的洋務運動是中國近代化的開端。今天的歷史學家研究總理衙門，也都承認它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正式的外交機構，標誌著中國近代化外交機構設立的開端，也揭開了晚清政治體制變革的帷幕，為晚清政治制度的近代化開創了先例。比之當年的「賣國論」，是認識上的巨大飛躍。我們不妨可以這樣說，中國的近代化始於制度層面，總理衙門的成立就是標誌。「制度層面」是多個板塊構成的整體，政治制度、政治體制、政權機構等都是主要「板塊」。近代化外交機構的設立，說明中國的近代化首先在政治層面打開了一個缺口。制度層面、物質層面、文化層面交叉互動（而不是循序漸進），推動著中國步履維艱地跋涉邁進。近代中國沒有沉淪，它在飽受挫折中曲折地向前發展。　　恭親王奕對中國近代化有開創之功。總理衙門的設立，這僅僅是一個開端。恭親王在欣喜的同時深感任重而道遠。　　總理衙門雖然出於「撫夷」需要批准設立了，但咸豐帝心裡十分難過，他和「天朝」遺老們一樣，不情願之餘，把它看做是恥辱的標籤，「日恨其不早裁撤，以為一日衙門尚存，即一日國光不復」。　　歷史在欽服恭親王超越「自我」的膽識時，似乎也不應該忘記奕詝，他雖然是過了時的皇帝，但沒有他的「硃諭」，總理衙門恐怕真要「胎死腹中」了。在專制時代，帝王自願不白願的行為，都會對歷史發生影響，這是中國政治史上的一個重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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