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杭生丨費孝通對中國社會學的巨大貢獻

06-07

時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費孝通考察隴南春酒廠

鄭杭生：費孝通對中國社會學的巨大貢獻

——紀念費孝通先生從事學術研究70周年

　　縱觀費孝通先生70年的學術研究，他對中國社會學的貢獻是巨大的。就我看來，他的巨大貢獻，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這就是他對中國早期社會學所作的貢獻；對中國社會學恢復重建所作的貢獻；對中國社會學發展和拓展所作的貢獻。

　　一、成績卓著的社會學中國化

　　就費孝通先生對中國早期社會學所作的貢獻來說，我認為，最關鍵的是他對社會學中國化所做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不僅和當時社區學派的其他代表人物一樣，實際上開拓了一條社會學中國化的重要途徑，在很大程度上扭轉了那時基本照抄照搬西方的局面，而且還以他的出色的學術探討，提供了影響廣泛而深遠的社會學中國化的具體成果和代表作：《江村經濟》(1939)與《祿村農田》(1943)，《生育制度》(1947)與《鄉土中國》(1948)等。其中，《江村經濟》與《祿村農田》，主要是實地的社區研究。

　　我曾指出，《江村經濟》作為社會人類學的著作，對該學科傳統的突破主要在於，(一)它沒有拘泥於異民族，而是用社會人類學來研究自己熟悉的本民族，並把功能方法從原始社會推廣到文明社會，如果說布?馬林諾斯基提出了人類學必須「離開對所謂未開化狀態的研究，而應該進入對世界上為數眾多的、在經濟和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民族的較先進文化的研究」，那麼《江村經濟》則是非常出色地實踐了這一要求。 (二)它改變了社會人類學者以往那種好古、獵奇和不切實際的單純研究者的學究面貌，而樹立了一種力圖根據實際情況進行社會改革的愛國主義變革者的新形象。（註：鄭杭生：《讀費孝通<江村經濟>》，《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87，第五期。）正因如此，馬林諾斯基在該書序言中稱讚它「將被認為是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碑。」

　　《祿村農田》一書所研究的祿村，和江村相比，尚處在開始受工商業影響的初期，以農業為主要生產事業，以農田生產來維持最低的生計。《祿村農田》是《江村經濟》的姊妹篇，同樣採用了以村落為單位的社區研究法。但《祿村農田》研究範圍較《江村經濟》狹窄，以土地制度為核心。這樣，反而抓住了農村社會變遷的主要方面，且有利於深入探討。此外，《祿村農田》理論解釋與事實敘述並重的寫法，與《江村經濟》注重事實的敘述相比，也更符合社區學派代表人物所倡導的現代社區研究方法的特點與要求。（註：鄭杭生、李迎生：《中國社會學史新編》，高教出版社，2000，第143頁。）

　　《生育制度》與《鄉土中國》，則是在對不同類型的社區進行比較研究的基礎上進行社會結構的研究，以從理論上總結並開導實地研究。從《江村經濟》與《祿村農田》到《生育制度》與《鄉土中國》，應當看作是從實地社區研究到社會結構研究的提升。毫無疑問，這種提升對費孝通先生、對中國社會學來說，都是很重要的。

　　《生育制度》是以生育制度為核心，探討中國微觀社會結構的著作，是一部家庭社會學專著。《生育制度》一書從社會本位文化觀來分析中國的婚姻、家庭、生育與性等各種問題，基本上符合當時鄉土社會的現實。它也是比較全面地體現功能學派人類學的分析方法的一部重要著作。

　　《鄉土中國》是費孝通先生在社區研究的基礎上從宏觀角度探討中國社會結構的著作，分別從鄉村社區、文化傳遞、家族制度、道德觀念、權力結構、社會規範、社會變遷等各方面分析、解剖了中國鄉土社會的結構及其本色。著名的「差序格局」等有中國風格的社會學理論，就是在這本書中提出和論證的。《鄉土中國》是社區研究的一部比較成熟之作，代表了費孝通先生早期社會學研究生涯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即從實地的社區研究轉變為社會結構的分析。費孝通先生所從事的這項工作，在當時的中國社會學界，是有開創性的。

　　費孝通先生在他同年出版的另一部著作《鄉土重建》後記中，這樣來說明他所經歷的學術探索之路以及早期研究受到的種種限制：「我最早是讀人類學的。從人類學裡我發覺要去了解人類的生活，最好是從比較簡單的標本下手，所以我第一次實地研究的對象是廣西的瑤民。從廣西回來，我才著手研究比較複雜的鄉村社區。最先是挑定我所熟悉的家鄉。抗戰開始後，我在雲南工作，於是集中力量去研究內地鄉村。從鄉村的研究里，我曾想逐漸踏進更複雜的市鎮社區。可是因為種種限制，我並沒有如願以償。我所計劃的街集調查並沒有實行。一直到現在，我還在找求機會去實地研究一個市鎮。至於比市鎮更複雜的都會，我還不敢作任何具體的研究計劃。但是我明白如果不了解鄉村以外各種性質的社區，很容易象摸象的瞎子，把象形容成四個大柱子」。（註：費孝通：《鄉土重建》，上海觀察社，1948年版，第152-153頁。）

　　費孝通先生對他自己在中國早期社會學所作的貢獻，也突出了社會學中國化方面。他中肯地說：「這些工作如果從科學水準上估價也許並不能認為有重要的貢獻，但是從中國社會學的發展上去檢討，確可以認為是重要的邁進。他們不是單純把西洋的理論用適當的中國傳統概念加以解釋，不是注重於西洋理論的系統介紹，也不是素白的羅列中國的事實，而是企圖用西洋所傳來的科學方法和已有的社會學理論去觀察及分析中國現實的社會生活，更進一步想對中國社會怎麼會有這樣的問題提出解釋。他們所提出的解釋，因為觀察的範圍有限，很可能是部分的、片面的、甚至是錯誤的，但是這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他們能從可以證實的現實生活中去求概然的解釋，使我們對中國社會有了去認識的興趣，以及繼續研究的基礎??我也許未免過於自信的說，中國社會學經過八年抗戰時期，又有了重要邁進，向著方法的科學化，問題的具體化和實際化的路上邁進。」（註：費孝通：《中國社會學的成長》，載《社會研究》第七期，1947年9月18日。）

　　總之，費孝通先生對社會學中國化所作的貢獻，功不可沒，我們要在現在不同的條件下，繼續加以推進，做出與我們的時代相稱的貢獻。

　　二、無人可以替代的歷史作用

　　就費孝通先生對中國社會學恢復重建所作的貢獻來說，我個人認為，可以用「無人可以替代的歷史作用」來概括。

　　第一，他作為恢復和重建的領軍人物，受命於危難之際。1979年春節期間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長期主持中共思想理論工作的胡喬木同志約見費孝通先生，談及在中國儘快地恢復社會學的事宜，並委託他召集在北京的過去從事過社會學的同志召開座談會，徵求他們對於恢復社會學的意見。1979年3月15日召開的社會學座談會，決定成立中國社會學研究會，並通過了《中國社會學研究會工作條例（草案）》。選舉出的第一屆理事會由50名理事組成。其中費孝通為會長，田汝康、陳道、杜任之、李正文、羅青、林耀華、雷潔瓊等七人為副會長。3月19日，中國社會學研究會舉行了第一屆理事會，決定成立研究會的辦事機構，由王康任總幹事，負責處理日常會務。這次社會學座談會在中國社會學發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這次會議為打入冷宮近三十年的社會學平了反，恢復了名譽，並對五十年代初取消社會學種種理由從理論上進行了澄清。會議還就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社會學研究所以及在大專院校建立社會學系的工作進行了籌劃。因此，這次社會學座談會的召開及中國社會學研究會成立，實際上標誌著中國社會學恢復與重建工作的開始。從此，中國的社會學事業走上了一條雖充滿艱辛，但卻是健康發展的道路。在中國社會學的恢復與重建具體工作中，費孝通先生作為領軍人物，面對百廢待興的局面，面臨許多社會學家仍有顧慮的氛圍，其所負的巨大責任，是可想而知的。

　　第二，他確定了恢復和重建後中國社會學的性質和作用。

　　在《建立我國社會學的一些意見》中，他十分明確地指出：「恢復社會學這門學科在中國社會科學裡的地位和重新在大學裡設立社會學課程和社會學系，並不等於恢復這門學科舊有的內容。就這門學科的內容來說，還有待於努力、創建，使之成為一門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密切結合中國實際，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社會學。這是在本質上有別於中國舊時代的社會學和西方各國的社會學的。」（註：《社會學紀程1979-1985》，原載《社會學通訊》1982年第3期。）

　　從這段重要的話中可以看到費孝通先生關於恢復和重建後中國社會學的性質和作用觀點：1、性質：中國要建立和發展的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密切結合中國實際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學。2、作用：中國社會學是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社會學。3、因此，這種社會學是在本質上有別於中國舊時代的社會學和西方各國的社會學的。4、因此，恢復社會學這門學科在中國社會科學裡的地位和重新在大學裡設立社會學課程和社會學系，並不等於恢復這門學科舊有的內容。

　　社會學的發展方向是中國社會學恢復之初就首先遇到的問題。費孝通先生很好把握了這個方向，正確解決這個問題是中國社會學此後健康發展的基礎。

　　第三，他設計了恢復和重建後中國社會學學科建設和課程建設的藍圖

　　我曾當面聆聽費孝通先生對這個問題的設想。在一本書的後記中，我曾寫道：「1981年11月8日去英時，我有幸在飛機上坐在費孝通教授旁邊，因為有關方面和家屬委託我在路上照顧費老。一路上，費老談了許多關於恢復和重建新中國社會學的想法，概括起來叫「五臟六腑」。五臟指培養人才，建立機構等五項措施，六腑指搞《社會學概論》等六本教材。與費老交談是令人愉快的。」（註：鄭杭生：《社會學對象問題新探》，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年，第頁。）說詳細一點，所謂「五臟」指建立社會學學會、專業研究機構、教學機構、圖書資料、刊物和出版社。所謂「六腑」指大學的社會學專業要開好六門基本課程：社會學概論、社會學調查方法、社會心理學、經濟社會學、比較社會學和西方社會學理論。後來中國社會學的恢復和重建之路，基本上就是這麼走過來的，沒有超出費老的設計的大框架。例如，後來，由我擔任主任委員的教育部全國高校社會學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確定的社會學專業十門主幹課，可以說完全保留了費老說的六門課，只是增加了中國社會思想史或中國社會學史、社會統計學、社會工作概論、社區概論等四門，並把比較社會學改名為發展社會學。

　　第四，他強調了社會調查的重要，引導了那一時期社會學經驗的或實證的風格。

　　在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中，當時費孝通先生針對文革十年惡性運行造成的成堆的社會問題，特彆強調了社會學要「幫助黨和國家解決一些急迫的社會問題，為社會主義建設減少一些前進中的障礙，使社會的各方面都能沿著社會主義道路順利地向前發展。這是我們在這時候急切需要開展社會學研究的主要原因。在我們黨和國家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時刻，提出開展社會學研究的任務，是完全必要的和及時的」。而要解決社會問題，就要進行調查研究：「如果我們對已經存在的社會問題，能有領導有計劃地進行調查研究，尋求比較切合實際的解決方法；對可能出現的新的社會問題，較早地有所覺察，有所準備，也就有可能減少或避免一些社會損失」。（註：費孝通：《為社會學再說幾句話》，載《社會科學戰線》，1980年第1期。）從重視社會問題到強調調查研究，其必然的邏輯是突出經驗研究或實證研究，形成當時中國社會學的經驗的或實證的風格。這樣我們就能理解，當時他為什麼不從有思辨傳統的歐洲社會學界、而從具有實證風格的美國社會學界請來絕大部分教師，來對中國的年輕學者進行理論和方法的培訓。

　　費孝通先生不僅提倡調查研究，而且身體力行，社會學恢復後不久，他即著手對江村的追蹤研究。為把這一研究長期進行下去，1981年10月，他三訪江村時，明確提出建立江村社會調查基地的計劃，得到江蘇省委及有關基層領導部門的大力支持。同年12月，在費孝通先生指導下，由京、津、滬、寧等地社會學者組成的調查組即來到江村進行調查。以後，這類調查研究不斷進行，到1985年，費孝通先生又組織江村五十年課題組，對江村半個世紀來的變化進行系統、全面、深入的調查。對江村的追跡研究，取得了大量的有價值的成果，如費孝通先生的《三訪江村》、《九訪江村》、《江村五十年》等。這些成果進一步論證了他在《江村經濟》一書中提出的人多地少、農工相輔的主張的正確性。　費孝通先生四訪江村時，「特別看到了農村的發展與小城鎮建設的密切關係」。所以，1982年決定調查研究作為農村經濟、政治、文化中心的集鎮。在他的努力下，「江蘇小城鎮研究」被列入國家社會科學六?五重點課題。費先生寶刀不老，實地開展小城鎮研究，並寫出了《小城鎮，大問題》、《小城鎮，蘇北初探》等一系列著名論文，形成了他另一個著名的有中國風格的社會學理論：小城鎮理論。隨著農村改革的步步深入，導致了小城鎮及鄉鎮企業的蓬勃興起，社會學界對小城鎮的研究也形成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費老所有上述這些方面的貢獻，都是無人可以替代的。

　　三、振聾發聵的對社會學性質的新思考

　　就對中國社會學發展和拓展所作的貢獻來說，這裡要特彆強調費孝通先生近年來的提出的社會學傳統界限擴展論（註：下面的引文均見：費孝通：「試談擴展社會學的傳統界限」，《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3期，第5-16頁。）。這是繼提出「差序格局」論、小城鎮理論、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論等有中國特色社會學理論之後，提出的另一個有重大意義的理論。可以這樣說，為了國強民富，孜孜不倦地探討中國風格的社會學理論，是費老學術生生涯的追求，也是他學術生命的實質。

　　關於社會學傳統界限擴展論的重大意義，我想著重提出兩點，即，第一，它可以看作是費老回應世界社會學反思、重建的潮流，做出的一種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貢獻，第二，它表明在科學性和人文性相統一的社會學中，過去費老針對當時的情況強調科學性和實證風格，是有時代的理由的，現在有針對新的情況強調了社會學的人文性，更是有的放矢的。

　　在肯定「社會學是具有『科學』和『人文』雙重性格的科學」的大前提下，費老指出，社會學的價值，不僅僅在於這種由科學性決定的「工具性」，「社會學的人文性，決定了社會學應該投放一定的精力，研究一些關於『人』、『群體』、『社會』、『文化』、『歷史』等基本問題，為社會學的學科建設奠定一個更為堅實的認識基礎。」

　　首先，費老的這種思考，是符合世界社會學反思、重建的潮流的，這就是要用既對立有統一的辯證觀點來看待和處理過去截然對立的東西，其中，科學主義型社會學和人文主義型社會學的對立，就是其中的一種。費老肯定「社會學是具有『科學』和『人文』雙重性格的科學」，實際上，把這種僵化的對立融化了。保持「科學」與「人文」適當的平衡，對一個國家社會學的繁榮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時期以來出現的世界社會學中心重新從美國向歐洲轉移的趨勢，歸根結底是與美國社會學科學與人文失衡、經驗研究與理論研究失衡有關。

　　其次，費老的觀點，在把社會學當作經驗科學、以某種新面目出現的實證社會學實際上佔主流地位的中國社會學界，具有振聾發聵的作用。一些人不了解，過去費老針對當時的情況強調科學性和實證風格，是有時代的理由的，而把費老誤解為僅僅為是科學主義的，實證風格的。費老提出的觀點正在迫使這些人進行重新思考。隨著和諧社會和科學發展觀的提出，費老的觀點會越來越顯示出它的重要性。

　　在上述思想的展開中，費老提出許多要深入研究的課題，如：

　　——要研究天人之際，確立人和自然相統一、相協調的立場；

　　——要研究精神世界，提出「在社會學研究中真正開闢一個研究精神世界的領域，從方法論層次上進行深入的探索，探索如何基於社會學的學術傳統和視角，開展對人的精神世界研究」；

　　——要研究文化與不朽，提出「每個人都是有生有死的，但一個社會是可能不死的，是可能長久存在下去的(當然，並不是所有社會都必然永遠存在，也有整個消亡的)，這種『死』和『不死』，是我們社會學研究的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社會』為什麼能長久存在?因為有『文化』，而文化是如何起作用的?是基於人的群體性即社會性，群體可以超越了個體的局限」；

　　——要研究意會，提出「日常生活中這些『意會』的部分，是一種文化中最常規、最平常、最平淡無奇的部分，但這正是這個地方文化中最基本、最一致、最深刻、最核心的部分，它已經如此完備、如此深入地融合在生活的每一個細節中，以至於人們根本無需再互相說明和解釋。而從社會運行的角度來看，這種真正彌散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因素，看似很小很瑣碎，實際上是一種活生生的、強大的文化力量，它是一個無形的無所不在的網，在人們生活每個細節發生作用的東西，制約著每個人每時每刻的生活，它對社會的作用，比那些貌似強大、轟轟烈烈的勢力，要深入有效很多，它對一個社會的作用，經常是決定性的」；

　　——要研究「我」、「心」等等。

　　總之，費老認為：「『人』和『自然』、『人』和『人』、『我』和『我』、『心』和『心』等等，很多都是我們社會學至今還難以直接研究的東西，但這些因素，常常是我們真正理解中國社會的關鍵，也蘊含著建立一個美好的、優質的現代社會的人文價值。社會學的研究，應該達到這一個層次，不達到這個層次，不是一個成熟的「學」(science)。如果我們能夠真正靜下心，坐下來，潛心梳理這些傳統的寶貴遺產，真正在這方面獲得一些突破，那將是社會學發展的一個重要的躍進。」

　　在費老看來，中國社會學尚未充分成熟，根本的一點在於過分重視科學性，而忽略人文性或沒有擴展到人文性。科學性和人文性的統一，並真正達到人文性這一層次，是中國社會學成熟的必經之路。【編者註：的確如此啊，人文社科本一家，學科劃分太機械】

　　費老提出的社會學要擴展的上述基本思想和要擴展的上述基本領域，以及要建立的科學和人文統一的社會學，可以看作是他對中國社會學界的學術遺言。我們有責任用自己的思考和研究來實現費老的這個學術遺言。

　　來源：本文在11月1日—3日北京大學「費孝通教授與社會學人類學」學術研討會上宣讀，後全文刊登於《江蘇社會科學》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