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老虎」和珅倒台後,家產去了哪?|共識頭條
很少有人注意到查抄家產的奏摺中頻繁出現的"內務府"及其下屬的"廣儲司",而這個部門恰恰是和珅查抄家產的真正去向——它們既沒有被存入國庫之中,以備不時之需;也沒有成為軍費,支援前線官兵,而是分類按批進入內務府的不同部門之中。
《御制平定台灣二十功臣像贊》中和珅畫像
抄家:「貪污之王」的真相
1799年2月26日,就在嘉慶皇帝宣布和珅一案結案的三天後,直隸布政使吳熊光的一份奏摺被呈遞到皇帝手中。自從上次君臣奏對之後,吳就被皇帝委派查辦和珅及其家人名下財產。
就在吳的第二份奏摺呈遞的同時,另一份來自內務府的密奏也被送到御前。
比起吳熊光這個從二品的布政使,這份奏摺的三個作者都是皇室宗親,他們分別是肅親王永錫、貝勒綿懿和剛在2月12日履新的總管內務府大臣永來,這份奏摺的內容只有一個,那就是奏報在海甸查抄和珅及其同黨福長安花園財產的情況。
3月5日,內務府奏摺(同樣是密折)又報告提督衙門交到查抄和珅家產案內摺合庫平銀2833249.61兩,已交入內務府廣儲司內收訖。
甚至到兩個月後的5月2日,定親王綿恩還在奏摺中稱奉旨查抄和珅及伊家人劉全等家產,將查出的二兩平金33551兩和白銀3014095.33兩一同交給內務府廣儲司收訖,同時還表示對那些尚未追回的造車價銀也會"移咨內務府就近著追"。
嘉慶皇帝為何對查抄和珅的家產如此傾心?難道真的是因為像後世筆記中所說的"和珅跌倒、嘉慶吃飽"?
北京恭王府(清乾隆和珅府邸)花園詩畫舫
從史夢蘭的《止園筆談》到薛福成的《庸盦筆記》、歐陽星的《見聞瑣錄》、無名氏的《殛珅志略》,再到徐珂的《清稗類鈔》、天台野叟的《大清見聞錄》,一份"和珅家產清單"通過這些好事文士的稗史筆記在民間傳抄流行。
在這份清單中,和珅成了毫無疑問的貪污之王。
按照這份清單記載,和珅被抄家產共計一百零九號,內有八十三號尚未估價,已估者二十六號,合算共計銀二萬二千三百八十九萬伍千一百六十兩。
按照另一本《檮杌近志》中的統計:
「其家財先後抄出凡百有九號,就中估價者二十六號,已值二百二十三兆兩有奇。未估者尚八十三號,論者謂以此比例算之,又當八百兆兩有奇」。
是書更聲稱"政府歲入七千萬而和珅以二十年之宰相,其所蓄當一國二十年歲入之半額而強",這也正是現在時下流傳的和珅家產達到8億,相當於大清國十餘年財政收入的總和之來源。
但容易被人忽略的一點是,《檮杌近志》這本書初版於1910年,並且被收入革命黨人胡樸安的《滿清野史》當中(胡本人可能正是這本書真正的作者)。
所以對革命黨而言,這個天文數字般的貪污記錄更具革命文宣的功能:「甲午、庚子兩次償金總額,僅和珅一人之家產足以當之」,國恥與貪腐緊密相連,足以喚起民眾排滿之心。而和珅貪污8億兩的傳說,也由此擴散開來,成為今天中國歷史教科書上的不易之論。
那麼,和珅的家產究竟有多少?
一份保存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名為《和珅犯罪全案》的檔案中包含一份詳盡的《預覽抄產單》,看似可以解答這個問題,但其真實性,經過馮作哲的嚴密考證,已經被證明是道光時代的產物,且其中收錄的上諭、折片錯漏百出。
而這份所謂的《全案》,恰恰是後世那些以訛傳訛的稗史筆記的源頭。
所以,唯一可信的史料,就只有上諭、參與查抄臣僚的奏摺和內務府的折片,而這裡面的數字加在一起,總數甚至不會超過兩千萬兩白銀,更保守的估計,則指出這個數字也許僅在一千萬兩上下。
這恐怕是這位「貪污之王」真正的極限了。
皇帝的荷包:錢都去哪了?
考慮到當時川陝白蓮教起事,朝廷連年征剿,大筆銀兩被投入到平弭內亂的無底洞中,所以和珅的這筆查抄財產,可謂久旱甘霖,足以為前線官兵再添助力。
當然,前提是這筆錢確實被用在了軍費開支上。
像所有良好的願望一樣,事實總是會毫不留情地將其戳破——
人們往往只關注於一個貪官究竟貪污了多少錢款,並且為天文數字般的巨額贓款目亂神迷,切齒於其肆無忌憚的貪腐行為,並未朝廷再次揪出這樣一個國之大蠹而歡欣鼓舞,並將國家出現的一切積弊都歸咎於這個倒台的貪官身上。
就像《清朝野史大觀》的作者所切齒痛斥的那樣:
「蓋至乾隆末年而康雍乾三朝之元氣,殆盡斫喪於彼一人之手矣」。
然而卻很少有人追問,這筆錢款究竟去了哪兒。
《清朝野史大觀》
很少有人注意到查抄家產的奏摺中頻繁出現的"內務府"及其下屬的"廣儲司",而這個部門恰恰是和珅查抄家產的真正去向——它們既沒有被存入國庫之中,以備不時之需;也沒有成為軍費,支援前線官兵,而是分類按批進入內務府的不同部門之中。
內務府可能是有清一代最神秘的有關部門之一。這個機構完全是由一個圍繞在皇帝身邊的小規模政治集團掌管,其各部堂官完全為皇族親貴所壟斷,下屬的各部郎中、司員都是由政治可靠的滿人擔任。
整個內務府的唯一作用和目的就是為皇室提供各式各樣的服務,主要是財政方面的。
除了內務府的總管和皇帝之外,很少有人能知道內務府的財政狀況,人們唯一清楚的一點是,從乾隆朝以來,每年國庫都會固定向內務府劃撥60萬兩白銀用以皇室支出。
但另一點需要肯定的是,內務府的收入決不至於此數。
被嘉慶賜死的和珅就曾經主管內務府,深知箇中玄機。這位善於斂財之道的臣僚在內務府總管任上頗得乾隆聖心嘉悅,因為他很擅長無中生有地巧借各種名目為內務府招財進寶,來填補乾隆皇帝日益豪奢之心。
其中和珅最出名的一個發明就是議罪銀制度,近乎於釣魚執法。
皇帝在得知官員過誤後,會寄一道密諭給該官員,當官員戰戰兢兢地讀完皇帝嚴厲申斥後,看到御批最末的"自行議罪"和"自問該當何罪"時,就明白到了該掏錢的時候了。
如果皇帝對官員為自己罪愆付出的罰款滿意,就會在奏摺的後面批上一個"覽"字,待官員將罰金如數交上後,這筆君臣間的交易就算圓滿完成了。這當然是一筆秘密的一鎚子買賣。
大部分交易記錄都會仔細記錄在一份名為《密記檔》的檔案中。有學者統計過從1749年初具雛形到1805年嘉慶皇帝廢除該制度之間的110宗罰議罪銀案例,發現最盛時恰恰是和珅當政的1778年至1795年,共計101件。
其中共罰銀兩合計499.55兩,其中流入國家公共財政體系的,僅占其中的29%,用于海塘河工和軍費的部分分別只佔16.2%和10.6%。而其中高達285.05萬兩,佔到總數57.1%的部分,全部作為皇室經費流入內務府和乾隆皇帝最喜好的南巡盛典之中。
同樣,皇帝也不會放過那些罪大惡極的貪官的財產,而每一次抄家少則數十萬兩,多則上千萬兩的收入,自然也比議罪銀零敲碎打式的進賬來得更快更多。
皇帝在對貪腐行為的龍心震怒之餘,用抄家的巨額進項作為一點微不足道的心理補償是再合理不過的了。
嘉慶
瓜分:一項政治任務
因此,當和珅倒台之後,他龐大的財產,無論是三千萬還是一千萬,都順理成章地落入皇帝的荷包。儘管這筆錢也許不像8億兩這樣數額龐大,但也相當於二十餘年的皇室固定經費。
當和珅被下獄賜死的那一刻,對其遺下財產的分配就成為了內務府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來完成。皇帝為了表示自己不是一位好貨之主,儘力做出慷慨大方的姿態將這些昔日的贓款進行公平分配。
珠寶玉器、金銀器皿、首飾、字畫、古玩、鼎彝、皮張、綢緞等等都先行歸入內務府庫中,再拿出一小部分讓近支王公利益均沾,以免過多的賞賜開啟這些人的貪鄙之心。
至於房產,除了一部分(按照皇帝上諭是一半,但實際上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給和珅之子豐紳殷德和他的妻子--同時也是皇帝的姐姐和孝公主,其它都分配給了成親王永瑆、儀親王永璇、慶郡王永璘和貝勒綿懿。
幾家當鋪,除了其中的三家賞給三位近支王公之外,其餘也都收歸內務府進行繼續經營,一些皇帝近身的太監也分得聖恩雨露,得到了綢紗袍服和棉衣的賞賜。
對普通市民來說,他們能分得的,除了可能隱匿在民間還未被內務府苛察的眼睛發現的和珅余產之外,就只有被崇文門稅關變賣的破舊物件好戲裝。
唯一的例外是從和珅府上收繳的人蔘,據稱有六百餘斤,由於庫房已滿,所以內務府決定將其變賣,但由於一時之間拋售大量上好人蔘,使整個北京奢侈品消費增長激增,導致市面上一時竟出現貨幣短缺的現象。
如果這條記載屬實的話,它應該成為貪腐經濟學的一個典型案例。
不算結語的結語
當1799年結束時,大清帝國沉浸在聖君治世的集體夢境之中,一位甫才親政的年青君主,以"仁至義盡"的迅猛手段剷除了前朝權奸,一掃朝廷暮氣。他終於走出了自己父親的漫長陰影,意得志滿地開始了自己的全新統治。
而他的臣民,毫無疑問也相信,在揪出了如此大的一個國奸巨蠹後,這個國家將迎來一個清正廉明的"中興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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