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世界使命」何去何從？

美國的「世界使命」何去何從？ 倪樂雄原按：立足於國家利益對美國的歷史、行為、政策所作的分析已是汗牛充棟，這當然也是必要的，但其正確性有限。一切源於國家利益，一切又終結於國家利益的分析遲早會使我們對美國的認識變得越來越模糊、越來越不可理解。現在迫切需要的，是對美國作類似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 一個世界頭號強國，擁有什麼樣的「使命感」，如何實踐自己的「使命意識」，對其自身及所處的世界影響重大。黑格爾說過，歷史上重大事件都出現過兩次。恩格斯補充說，第一次以正劇方式出現，第二次以喜劇形式出現。哲人對歷史洞若觀火，因為有了拿破崙一世威武雄壯的正劇，於是引出了拿破崙三世啼笑皆非的鬧劇；因為有了氣吞千古的羅馬帝國，於是引來不倫不類的「神聖羅馬帝國」。但是美國的崛起似乎打破了上述的歷史規則，因為它正偏偏以「第三羅馬帝國」的姿態出現在世界歷史上。美國是否屬於那個在世界歷史過程中，經過了古羅馬帝國(正)、神聖羅馬帝國(反)後而成為被叫做「美國」的事物?筆者曾就此詢問過來訪的一位美國學者，對方回答說：「是的，美國人對這點充滿信心。」這位學者的回答無疑會讓人想起斯賓格勒的狂言：德國民族是西方歷史上最後一個民族，在民族發展內在形式的三個階段中，命中注定要去完成最後一個偉大的階段。經過兩次世界大戰的慘敗，德國人已失去了這種感覺，而進入21世紀後，美國人卻開始有了這種感覺，並且越來越強烈。羅馬帝國、馬其頓帝國與唐帝國在西方學者巴洛看來，「整個羅馬文明史無非是羅馬精神的發展史，自我實現史……」巴洛認為古羅馬帝國的強盛經歷了這樣一個心路歷程：在其整個歷史過程中，羅馬人敏銳地認識到，在人類之外存在著單獨或集體的「力量」，對此人類決不可忽略、如果人類拒絕這種「力量」，則將招致災禍；如果勉強服從，則也將成為其犧性品；如果樂於服從，人類則會發現自己可以成為這種「力量」的合作者——通過合作，人類可以了解這種「力量」的趨勢甚至目的。心甘情願的合作會帶來一種獻身觀念；當目的變得越加清晰，獻身者將感到自己是推進這些目的代言人或工具；換句話說，這群人將意識到一種「天命」。這，就是羅馬從台伯河之畔的「七丘之盟」發到奧古斯都屋大維時代的精神之旅。豈止是羅馬人，古代強盛的文明大都經歷了同樣的精神歷程，強大的國家和文明都具有敬畏自身以外的以外的「力量」並服從這種「力量」的特徵。這種力量也許來自宗教、世俗信仰、理想或理念等，但發現它的國家及國民對之敬畏、服從，奉之如「絕對命令」，並以使命感的形式出現於歷史上。在古希臘，「人類之外的力量」以「理想國」理念呈現於世，其現實中的執行者是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大帝。他一生深受兩本書的影響，一本是《古希臘神話》，另一本是柏拉圖的《理想國》。前者使他產生征服世界的野心，後者使他產生建立「實現正義公道而至於至善」的世界理想國的強烈衝動。為此他開始了軍事遠征，從他對被征服者的寬闊胸襟以及一系列四海一家的政策表明，那一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軍事遠征是理想主義譜寫的歷史絕唱。從已發現的歷史記載中可以看出，由於家族和老師的因素，亞歷山大很早就感覺到「人類之外的力量」，並一直對之保持敬畏和服從，最終視將之推諸四海為自己的使命。所以，不是亞歷山大把希臘文明的力量表現到極致，而是附身於亞歷山大的希臘文明精神激發出了希臘文明的偉大力量。東方也有一位具備「四海一家」胸襟的君王，他就是唐太宗李世民。歷來史家多以政治權謀解釋他的貞觀之治，忽視了李世民精神境界與其豐功偉績的關係。貴族出身和突厥血統以及少年不凡的經歷，使他較早地感悟了「王道」和自己的使命，對這一「力量」的敬畏和服從使他對人類的認識超越了歷代君王，「華夷一家，愛之如一」!以天下父母自居的使命使他胸襟開闊，氣度非凡。東突厥頡利可汗屢屢威脅中原，曾率軍直抵渭水北岸，數年後戰敗被俘後，太宗好生養之。在李世民的眼裡，頡利可汗是—需管教的頑皮孩童。太宗敬畏「王道」，崇尚堯舜文王周公之道，把唐初帶入文明盛世。偉大文明和國家的興起關鍵，在於其精神領域是否出現了被人們自覺服從的「神聖力量」，是否出現這種「力量」的代言人和執行者，是否出現了符合正義的使命意識。這些都是文明和國家興起的精神要素。人類集體之外的「力量」曾以「敬德保民」的王道理想出現於早期黃河文明，並接通上天、藉助神靈，約束著古代中國的君主們。美國的精神之旅在短短兩百多年的肘間里，從13個殖民地發展到今天規模的美國，也正是在重複著歷史大海中潮漲潮落的現象，就像「七丘之盟」發展到羅馬帝國、「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取天下。不過美國人敬畏和服從的「力量」與眾不同，既不是「理想國」，也不是「王道」，而是「自由」、「人權」、「民主」等一整套理念組合。更不能忽略的是，他們相信上帝，打開了世俗理念與宗教境界的通道，為世俗理想找到了宗教歸屬。這樣，世俗與宗教形成渾然一體的「力量」，美國人敬之、畏之、服從之、心嚮往之、神馳往之。戰爭是國家、民族乃至文明的試金石。從美利堅的精神發展來看，獨立戰爭是為自由而戰，內戰是為人權而戰，這兩場「安身立命」的立國之戰已經為美國的精神追求、使命意織和獻身目的奠定了基礎並暗示了方向。藉助兩次世界大戰，克服了「門羅主義」、「孤立主義」的小家子氣，將人權、自由的實踐帶出國門，走向全球。對於正處於深刻變動之中的世界來講，這些價值觀深得人心。這種情況又反過來使美國屢屢成功而變得日益強大，於是美國人在精神和物質上嘗到了敬畏、服從人權和自由觀念的回報，他們深信這些原則就是歷史的目的，實現這些原則就是自己的使命，進而自覺地把自己當作實現這一歷史目的的工具。這就是美國的心路之旅及其目前的精神狀態。歷史的啟示在於：對國家和民族而言，「使命感」是巔峰狀態的精神標誌，國家和民族的衰落往往是從精神領域開始，其標誌是「使命感」的喪失。這和人的衰退一樣，精神衰退是一切的根源。對於精神衰退的原因，大致分形而上和形而下兩種解釋。黑格爾的解釋是形而上的，他認為文明的興起源於「世界精神」的光臨，「世界精神」在時間和空間上都是運動變化的，從世界的東方開始向西方轉移，最終回歸東方。所以先有黃河文明、印度文明、「新月形」地帶的蘇美爾文明，然後是希臘文明、羅馬文明、近代西方的資本主義文明。 根據黑格爾的思路，從地理上看，美國是「世界精神」在西方駐足的最後一站，接下來是「世界精神」向東方回歸的階段。目前人們已經隱隱約約感覺到21世紀以後，太平洋地區將成為世界繁榮的中心，歷史是否正在驗證黑格爾的預言?筆者立足於形而下的考察，也發現精神對於文明興衰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其中決定性的標誌是對於全人類「使命感」的誕生和喪失。「使命感」就是「世界精科，」觀照下的文明、國家和民族特有的精神狀態。一種文明、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衰落首先是從其「使命感」的消失開始的。所以，對照歷史上強盛文明和強國的精神狀態，應該承認美國正處於上升階段，因為它的「世界使命」意識不但沒有開始消退，反而日漸旺盛。換而言之，美國的大運還未走完。「使命感」駐足何處?現在需要進一步考慮另一個問題，「世界精神」何時從美國開始轉移?我們已經把「使命感」和「世界精神」接通，這個問題可以轉化為：美國何時會喪失「使命感」繼而開始衰落?儘管這是個近似算命測卦的難題，但歷史已多少給了我們一些線索。不難發現，「世界精神」或者「使命感」曾經以個人的形式和制度的形式出現過，西方的大流士、亞歷山大大帝、愷撒、拿破崙，中國的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都是集權體制或帶有集權傾向體制頂端的強人或君主，「世界精神」或「使命感」耀眼地集中於個人身上。黑格爾認為：拿破崙就是騎在馬背上的「世界精神」。隨著偉人的逝去，「世界精神」和「使命意識」也就轉移或喪失殆盡，所創之輝煌很快頹敗。因此，大凡個人所帶來的國家民族之輝煌都短暫如斯。比較而言，「世界精神」或「使命感」停留在個人身上的時間比較短，而停留在制度身上的時間比較長。羅馬帝國強大和延續時間較長並非個人的因素，而是因為制度的健全、合理；以「第三羅馬帝國」來稱呼美國是有一定道理的，因為美國的「使命感」也是建立在其制度基礎之上的，不是華盛頓、林肯、羅斯福造就了美國的偉大，而是美國的制度造就了他們個人的事業。羅馬帝國、英國和美國的領袖們的平庸無損於國家的強盛，而大流士王、亞歷山大大帝、查士丁尼大帝、腓特烈大帝、拿破崙等人後繼者的平庸則必然導致國運衰退。這就是「世界精神」和「使命感」駐足於個人和駐足於制度的巨大差別。美國喪失「使命感」的可能性儘管我們發現了建立在制度上的「使命感」比建立在個人身上時間要長得多，但是「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依賴於制度的「使命感」遲早也會喪失，繼而強勢會變成弱勢。當年掌握世界霸權的不列顛，如今就成了為美國拎包的小夥計。英國君主立憲式的民主制度造就了一個世紀左右的強盛，這對估計美國強盛的時間極有參考價值。文明和國家的衰落有多重原因，而內耗是最普遍的因素。內耗有時來自內部的原因，有時來自外部壓力。強盛的文明和國家具有一個普遍的共性，就是其內部結構十分精緻，而這種精巧的制度一旦遭遇衝撞，則容易引發癱瘓性的毀壞。蘇聯在沒有外部直接碰撞下自我毀滅，一個原因是內耗導致了其「使命感」的喪失。美國的結構更加精緻，但美國的制度保證了這個國家能夠將內耗降低到最低限度。但另一種情況對美國也許是致命的，那就是沒有對手。歷史上，當一個國家達到了強盛的目的——強大到沒有一個對手，就會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因為強大的原動力是對抗，沒有外部的對抗就不會產生「使命感」。黑格爾曾深刻地分析道：「那種主要的、最高的興趣已經從它的生命中消失掉了，因為興趣只有在反對的地方才能夠存在。」事實上，從「理想國」到「敬德保民」的「王道」，再到民主、自由與人權的價值觀，具有某種東西相通的脈絡——就是要為整個人類尋求、確認並推廣一種最有利的秩序與目的。這些尋求無論成敗，都是人類的共同財富；美國終有一日衰落，也不表示人類的這種努力會戛然而止。所以，與其為美國測卦，莫如深刻反省一下：中華民族在歷史的長途跋涉中、特別是近代以來，在精神上丟失了一些什麼重要的東西；如今，我們又需要什麼樣的精神與使命來完成偉大的民族復興。(作者單位：華東理工大學戰爭與文化研究所)舉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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