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與「中國」

一

中國古代文獻中最早出現「中國」一詞是在《尚書》的《梓材》篇中，以及上世紀60年代出土的青銅器《何尊》的銘文中。它們都是西周早期的作品，反映西周初建時期對「中國」觀念的確立和以「中國」之名德行天下的誥訓、宣諭。但這些還都不是具有獨特形態的文學作品。「中國」作為一種文學主題出現在文學作品中，要等到西周晚期，周王朝危機四伏，「中國」之名再一次激起了人們的渴望與呼喚。

在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中，較早也較多地記錄了「中國」一詞，分別出現於三首詩中共七次：

1.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大雅·民勞)

2.惠此中國，以為民逑。(大雅·民勞)

3.惠此中國，俾民憂泄。(大雅·民勞)

4.惠此中國，國無有殘。(大雅·民勞)

5.內奰於中國，覃及鬼方。(大雅·盪)

6.女炰烋於中國，斂怨以為德。(大雅·盪)

7.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蒼穹。(大雅·桑柔)

據《詩序》、《鄭箋》等記載，這三首詩都是西周晚期的作品，周厲王時，暴政荒淫，因而遭到召穆公及周朝卿士芮良夫的諷諫，這三首詩即是他們的諷諫作品。這可能是中國文學中第一批明確地以「中國」為主題和抒情對象的作品。

如何理解和評價《詩經》這三首詩中出現的「中國」？歷代經學家或注「中國」為「國中」，或注「中國」為「京師」，並無不妥。但我們今天還應指出以下幾點。

首先，起碼到西周時，「中國」已不同於「國中」，它除了「國之中」而外，已將「中」作了優先性的強調，表明是指中央大邑即京師。這是歷代《詩經》注家都認同的。現代學者進而將「中國」解釋為指整個京畿地區，也是不錯的。因為「中國」一詞在《詩經》中的所指範圍看來既明確，又有所開放。「國」，在諸候是周王室的封邦建國即封國，而在周王室則是自封的受天命居天下之中的「中國」。「中國」超越「國中」的結果是，「中國」為周王室所專有，象徵著天賦般的中央權力，而不會將其用在諸候國身上。召穆公等指責厲王而憂心如焚就在於他們面對的不是一般的封國，而是「中國」。

其二，《詩經》中的「中國」由此延展出一種時空關係，如惠愛「中國」，是為了綏安「四方」，「中國」一詞也可以包括京畿地區加上「四方」封土的偌大時空。「中國」因此也成為有周一代「封邦建國」的「中國化」國家實踐的一個必然結果。之所以有眾多封國之舉，是因為有周之「中國」；同時，之所以有周之「中國」，亦有賴於眾多封國的支撐。「中國」的安危，關係著「四方」的安危。中國與四方已聯結成為一個命運共同體，甚至大有共名為「一個中國」的「大規模國家」或「大共同體」的意味。這已是《詩經》中的「中國」概念所顯現出的延展開放之實在趨勢。說其實在，因為此時的「中國」，惠愛她的理由，已是要「以為民逑」，即是說「中國」是用來聚合「中國」及其「四方」之民的；是要「俾民憂泄」，即使國中之民的憂愁得以流泄。同時，「中國」又是一個「內」的自稱，「內奰於中國」，暗示了一個「中國/四夷」的內外互動的結構。

其三，這三首詩共同的情感主題是對「中國」的憂患意識。可見「中國」概念，在西周時也並未僅僅當作一個「名稱」，因為周王朝如果若想在「周」之外再擁有一個名稱意義不大，「周」之外之所以還需要一個「中國」，就在於「中國」實實在在地說明著周王朝的性質，從而成為周王朝的象徵性概念。它的存在，不是可有可無的，起碼從文學上說，對「中國」的祝願、祈禱，乃至哀恫、憤懣，都變得富有理由和心理基礎，因為「中國」即所謂「天下中國」，象徵著王朝的使命和天意，周王朝從這「中國」二字的天命責任中可以視野遠大，呼喚「旅力」，整合四方。周王朝得到了「天下/中國」的意識與責任，而中國文學也從此獲得了一種「天下/中國」的精神和境界，一種幾千年來不絕如縷的憂患情感。

二

不僅這三首詩一個主題表明著重要的「中國」性質，其實一整部《詩經》的編撰構成都隱含著一個「中國」框架的奧秘。

《詩經》的編排體例風、雅、頌，表示古人對詩的三種類別的認識。但是古人為什麼提出「風、雅、頌」這幾乎是中外獨一無二的文體概念？

《毛詩序》注重詩的內容的教化作用：「風是風化(感化)、諷刺的意思，雅是正的意思，頌是形容盛德的意思。」晚近以來，人們可能覺得這種詩經學的教化味太重，又流行認為風、雅、頌的區別主要從音樂角度講的：風是西周十五個諸侯國的土風歌謠，雅是西周王畿的正聲雅樂，頌是用於祭祀祖先的宗廟樂歌。應該說，《毛詩序》所論風、雅、頌，仍然給我們認識《詩經》提供了一個古代詩歌源頭的某些真實情況：「是以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有者也。」細讀之下，我們會看清《毛詩序》對風、雅、頌的解釋完全是基於周王朝的國家理念、國土結構、國家結構及治理方式的，完全符合《詩經》作品所由產生的地域、人文風貌特點，面對這些特徵我們會恍然有所悟，這不正是用「詩三百」的風、雅、頌三體在說明著一個「中國」的精義嗎？「中國」概念在西周時浮出水面象徵著什麼？這在《詩經》中得到了最好的呼應。《詩經》用風、雅、頌三體覆蓋了中原華夏廣闊的時空，呈現出一種音樂性與詩性交相輝映的中國結構。進一步說，所謂風，其實就是覆蓋了一個大規模國家各「地方」的風俗詩、諷喻詩，即十五國風，當然，還可以「系一人之本」，更具體到多樣化的生命個體創作；所謂雅，就是覆蓋了西周王畿地區及體現中央權威政事和正統要求的政治詩、共同體詩、正統德性之詩，所以它形制四方之風，是言天下之事。風的「多」，與「雅」的「大」與「正」構成了一個「中國/四方」的典型結構。至於「頌」，為告祭稱頌先王先公的詩篇，正是在這種「風」與「雅」構成的空間維度上加上一種時間的維度，體現著崇拜列祖列宗的精神，也意味著具有持續性的中華正統意識。於是我們應該理解，為什麼中國文學會以這一部獨標於世的風、雅、頌彙集的《詩經》而成為蔚然大觀的源頭。

三

然後我們看《詩經》開啟的一種雅正中和的「詩教」，是一種基於「中國」理念的政治美學傳統和實用理性美學傳統。

在這裡，「中國」已沉澱為以「中」為本的理念。這種以「中」為本的理念隨著這塊東亞大地的區域土地和族群活動的「中國化」進程而成為貫通從政治治理到人生哲學、到文學藝術的普遍性價值，成為立國之本、立人之本、遊藝之本。一部《詩經》為儒家所闡釋發揚的「詩教」，必需到這個「中」字裡邊，到我們先人的中國化實踐中去索解。對由《詩經》所出示的風、雅、頌的一體結構，以及賦、比、興的詩學要義，平衡與協調便成為組織和運作的首要問題，因此，這個結構的運作與協調必然地要求一個「中」的要義。而這種「中」精神也自然地成為《詩經》中的第一塊精神基石。《尚書·堯典》中說：「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這句朱自清稱之為中國詩學的「開山的綱領」的話，其要害一在發為心聲，二在發聲為和。中者，心也，和也。所謂「溫柔敦厚，詩教也」；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所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所有這些儒家的，《詩經》的，天地、人心、藝術相貫通的普遍性哲學，其實都來源於「中國化」的古代國家和人的聯合的共同體實踐，發自於多元一體的「中國」結構及其「風、雅、頌」結構的內在需求，中正、平易、典雅、文質互勝、溫柔敦厚、合乎人性倫常，作為最具普遍性的基本價值，體現為政治、倫理、美學的三位一體的貫通和統一，導致「中國」的主流審美意識形態的形成。而我們應予指出的是，正是在這種大的「中國/四方」框架之下，地域文學、個體文學風格和生命也會有其無可替代的美學價值。《詩經》全部305首作品，「國風」部分就有160篇，足以顯示《詩經》的包容性和多樣性。同理，賦、比、興三式也使抒情和敘事、詩學和生活達成儘可能的統一。它的「中和」之美的功能有著廣闊概括力和開放的靈活性。「中國」主題在《詩經》中的集中出現，並不是作為歌頌的，而是作為具有諷刺、告誡意義的諷喻詩出現的。孔子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就是說中國詩學的在多種生活功用間平衡協進的重要性。

（作者單位：東北師範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