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孕文化史：自由與生命是一場日益更新的戰爭

按：未婚生育眾酬罰款——一對年輕男女挑戰「公序良俗」的「行為藝術」，又引出了人們對生育權利的討論。在千百年來人類社會的發展中，「孕育」早已不是一個純粹的自然現象了，它在不同的社會秩序中經受了制度化，也被迥然相異的社會意識與修辭所解讀。人們從詆毀子宮、到讚美孕育，又到為妊娠賦予權利話語……當孕育生命這個自然現象被社會制度套上了重重枷鎖後，我們該如何審視「懷孕」這個文化事件？

從被詆毀的子宮

到發現生命的神奇

「如同我的房門大開著，陌生人走了進來，他們四處搜尋，……就好像我的身體里被植入了一個間諜，在它的詳細審查面前，我有著負罪感和自覺意識。」克萊爾·漢森教授，選取了一個比較中立的角度，利用英國兩百多年間婦產科學文件，以及大量以懷孕為主題的女性寫作文本，包括女性自傳、小說和女性主義理論寫作，來談論懷孕與醫學發展，文化環境與社會倫理之間微妙的聯繫。他不動聲色地把關於生命倫理的思考，植入閱讀者的腦海里。

在《懷孕文化史》這本書的語境中，懷孕不是一個自然的生命活動過程，而是醫學與文化共同塑造與構建的產物。醫學與生物學尚在蹣跚前行的時代，懷孕，如下雨般，似突發事件。人們在嘗試著去認識、理解它，甚至控制它的過程中，產生了各種頗具時代特色的理念。星轉斗移，事過境遷，回頭探望那些過往的理念在歷史中遊走的痕迹，猶如看一部懸念迭生的小說。有些情節，想來後怕，比如把懷孕有妊娠反應的婦女，當做病人對待。以至於有人說，懷孕就是「一場充滿戲劇性的嚴酷考驗：身體的分裂，自我和他者、自然和意識、生理和語言的分離與共存……懷孕就是一種被制度化、社會化和本質化的精神錯亂。」

現在醫學的發展，讓人們對懷孕的整個過程，都有較為科學的認識，而這認識中，最重要的一點是，認識到女性身體極為重要的器官——子宮的功能。這個千百年來總是與恥辱和痛苦相連的器官，擔負著人類最偉大的任務——孕育生命，也擔負著所有的道德壓力。子宮不斷地被詆毀，被侮辱，被損害，被唾棄。子宮的周期性內膜脫落——月經，在人類很長的歷史裡，被認為是骯髒邪惡的。當一個子宮恪守自己的職責，開始孕育生命時，社會文化，卻往往充當著法官的角色。未婚先孕，在不同的文化里，都是被詆毀的，子宮有時被社會文化改造成了悲劇的製造者。

女權運動狂飆突進時，連女性都對懷孕充滿厭惡之情，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表達了對女性受孕身體的強烈反感，她甚至認為，正是子宮的存在，讓女性不得不承擔生育的功能，從而使女性成為奴隸和弱者。

女權主義的思想先驅：波伏娃

人類花了幾千年的時間，終於第一次看到子宮內的世界，看到整個懷孕的過程。2005年，３Ｄ和４Ｄ超聲波技術，為人類帶來了一個豪奢的喜悅，美國國家地理推出一部珍貴作品《子宮日記》，記錄一位母親從受孕到生產的全過程，把生命的形成首次完整地展現在世人面前。人們適才恍然大悟，所有的一切，都是源於人類對自身的無知。對子宮的讚美本早該降臨。

人體最大的細胞——卵子，與人體最小的細胞——精子，遇到一起後，所有與生命有關的神奇，便如花綻放。兩個細胞的融合，到心臟細胞第一次跳動，再到初具人形，精緻的細胞組合，完美的構造，巧妙的功能，足以令人嘆為觀止。子宮中微笑的胎兒，也是讓人感動得哭泣。時間靜止，死神敬退，在生命的美好與神奇之前，所有敘事都黯然失色，此時，只有抒情才能抵達真理的吉光。回顧此前對子宮的態度，渺小而無知的人，只能選擇為自己的頑愚悵悔。

在民權運動和女權運動的作用下

浮出地表的女性經驗

無論在哪個領域，文化都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人對世界的感知。但是，有些切身的感知，是任何東西都無法改變的。《懷孕文化史》一書，摘錄２０世紀７０年代，法國學者茱莉亞·克里斯蒂娃對自己的懷孕經歷的描寫：「難以形容的胚胎原子正在體內極度膨脹。語言必定是遙遠而隱晦不明的，話語總是太過晦澀與抽象，無法言說這種神秘時刻的湧現，它們的作用在這難以想像的空間里，完全失效了。」這種感性的描述，完全超越了文化的圈囿。

法國著名女性主義思想家茱莉亞·克里斯蒂

克里斯蒂娃其實也是女權主義者，而同為女權主義者的波伏娃，終身未婚，終身未孕。對抗男權文化，是她一生執著的事業。對「妻子」與「母親」角色的拒絕，與其說是波伏娃對女性利益的激烈堅守，不如說，是文化環境，讓她矯枉過正了。她沒有克里斯蒂娃的這般切身體驗，她是用邏輯分析，推斷「懷孕」在女性生活中扮演的角色。

如果沒有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民權運動與女權運動，無論是波伏娃對懷孕的抗拒，還是克里斯蒂娃對懷孕經驗的珍視，都無法在公共文化空間里以如此張揚的姿態得以表達。女性的聲音，在歷史上長久地沉默，女性的生命經驗與肉身存在，一直被隱匿被遮蔽，在未得以充分表達的基礎上，還需要接受男性的目光巡視，以及，社會文化的價值規訓，成為沒有被照亮的幽暗，帶著羞恥與禁忌的標籤，籠罩在家庭與社會中。而女性對自身經驗的表述，判斷與觀點的公開言說，拆解了性別話語以及背後的權力格局，才讓人們得以確認，這是共同承受的困境，而非私人的道德選擇。

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的女權運動

女性的書寫，在另一種層面上，也是一種邀請，邀請所有人，分享關於人的處境。顯然，書寫也是女權運動中最柔軟最有力量的權利聲張，在文字間辨析的生命經驗，確立女性可能的權利，呼喚人們自覺承擔命運，而不是機械接受，它使得寫作者和讀者的自我，得以強化。自我活躍到什麼程度，個體的力量就會強大到什麼程度；這樣的力量，與個體之外的世界相抗衡，從各樣的壓迫與規訓中逃逸出來。

所以，幾年之後，女人們又擁有了一本書，義大利女記者奧麗亞娜·法拉奇「獻給世界上所有女人的書」——《給一個未出生孩子的信》。嶄新的生命在身體深處低回涌動，要求母親給予回應。法拉奇原先以為，這個孩子的質疑是這樣的：你準備接受我的出生，還是服從社會倫理，暗暗地阻止我的出生以維持你享受的尊嚴？當她知道胎兒十四天時就有跳動的心臟和循環的血液，她的認知被顛覆了，她決定當一個單身媽媽，這個決定，與促成這個生命的另一個人無關，而是她自己的選擇，如此勇敢：承認自己不再愛一個曾以為深愛的人，接受自己在情感關係中的錯誤、挫折，此間所需承受的重負，都視為專屬於自己的禮物，尤其是挑戰名譽且極易被認為是羞恥的胎兒，她要去回應它去愛它，這是她的權利與榮耀。

義大利傳奇女記者奧麗亞娜·法拉奇

虛無是自由最沉重的羈絆，而生育可以是一件屬靈的事情，仿如被選中來迎接造物的祝福與文明的新生，這樣的女性經驗，歸屬於現代民主文化所滋養的人格。但是，法拉奇的選擇，最終被身體自身的規律所中斷，男人粗暴地踢到了她的肚子，她流產了。這個勇敢的女人，有強大自由意志與美好的信心，仍不足以支撐一個孩子的誕生，追逐自己想要的榮耀。她竟然被一個關於流產的故事打敗，而轉折點卻是肉身的脆弱，如此平庸。

法拉奇的孩子，最終只是一個未出生的孩子，而她的堅強，反過來要求她承認自身的軟弱，懷孕的身體需要呵護，她需要來自家庭和社會的保護，需索愛、尊敬以及真實的關切，而非全然獨立的個體。她宣告自己有成為單身母親的權利，但也必須以相同的勇敢承認，懷孕時女性，無論是身體上，還是精神上，都極易受傷害，她需要制度的庇護，免於恐懼，免於傲慢無知的拳腳。

自由與生命，

這是一場日益更新的戰爭

但是，事實更加複雜，在懷孕這件事情上，若引入國家與社會視角，多一個生命，資源就必須重新分配，責任也必須重新加以清理與承擔，正是這分配與承擔，讓女性處於極為尷尬的境地。自由與生命構成了難解的矛盾，落在最真實的生活層面，女性的選擇權與未出生孩子的生命權難以和解。

而對這樣的困境的突圍，女性在漫長的歷史中，都無法向外尋求社會制度的支持，只能朝向私人生活，朝向家庭內部，使得女性主動或是被動地做出偏離人道與愛的選擇。比如，家庭財產的分配，在中國歷史上，為得到財產，一個女子處心積慮要懷一個男孩的故事，俯首即是，她把自己的子宮，當場了博弈的工具，成則榮祿加身。把身體的一部分作為博弈工具，這在女性文化研究者高彥頤看來，是弱者的抵抗，而且因為文化本身的畸形，成為畸形的抵抗。

反墮胎的藝術作品

更現代也更人性的抵抗，來自以自由與法治為核心的文化秩序。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自由與生命，演繹出一場日益更新的戰爭，其焦點為墮胎。在強調權利與尊嚴的現代社會，墮胎這一控制懷孕的積極手段，延宕出一個輿論戰場。尤其在美國，關於墮胎的爭論，長久不衰，承受肉體與精神痛楚且不願生育的孕婦，與法律地位不清的胎兒，構成衝突——它牽動著道德，宗教，與政治立場，成為公共政策辯論的對象。女性的墮胎權使得美國政治發生分裂，支持女性墮胎權的被稱為「選擇派」，反對墮胎的稱為「生命派」，在這一問題上的立場，成為政治保守與開明的一個標準。彼此對立的兩個派別，對生命的宗教信念，與對自由的世俗崇拜，水火不容，各自組成強大的利益集團，用選票和遊說影響政治進程。

討論的最重要的核心之一是，子宮中尚未出生的生命，是否有人的權利；在憲法規定的關於個人自由的權利中，是否足以涵蓋女性自行決定終止妊娠的權利。著名的「羅伊案」，判定墮胎權受法律保護，但人們不久就發現，我的身體我做主這樣的自由姿態，就像打開潘多拉的盒子，無法再關閉。德沃金在《自由的法：對美國憲法的道德解讀》中，對這個案列頗為重視，包括之後與它有法理延續性的「凱西案」，憲法規定的自由權利不容侵犯，但是生命派的一方雖然找不到法律支持，卻有民意的支持，為了尊重他們，美國最高法院在「凱西案」中進行了調整，增加了墮胎權的法律限制與干預。

女權主義者半裸抗議反墮胎的集會

子宮中的生命，在不斷成長，子宮外的成年人，那些已經誕生的生命，一邊維護自己的權利，一邊討論那個未誕生的生命是否有完整的權利。這可能是人類社會最尖銳的困境，銜接了過去與未來的歷史，銜接了不可見的生命與可見的權利。而對於人類來講，這個未解的難題，太令人痛苦。如果一個女子被強姦致懷孕，她是否有權終止妊娠，阻止這個生命的誕生？如果那些未出生的孩子，將會顯而易見威脅到已誕生的人們的生存資源，它們是否不該來到這個世界上？墮胎，其本質是否就是謀殺？

此類問題的思考，依然糾結，無論如何，有關生命倫理的理念，在不斷完善，於人類，確是幸事。但願更多的人相信，生命是帶著祝福與恩典而來，所有的糾結和不堪，都有最符合人性與正義的渠道來消釋自己。

作者: [英]克萊爾·漢森 出版社: 北京大學出版社副標題: 懷孕、醫學與文化（1750-2000）譯者: 章梅芳 出版年: 201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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