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國摘錄（19）

國外的高等教育除了注重傳授學生需要掌握的一定程度的知識之外，頗具特色的還是它特別重視學生各方面能力的培訓。 體現既重視知識的傳播，更重視能力的培養這樣的特徵。一般而言這些能力大致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一、培養學生獨立工作的能力 這方面不僅包括上述知識和能力的培養，而且還應該延伸開來，著重訓練學生圍繞特定工作的組織管理能力。使學生逐步了解和學會如何處理與學術研究有關的活動的組織，經營和管理，等運作程式和所需要的技巧。直到目標的實現和整個活動的完成。之後就是考驗學生書面和語言能力的時候了。可以通過組織學術報告會，提交學術論文或者相關學術報告，使學生描述所從事科研活動的過程，幫助他們強化在整個實踐過程中的切身感受，更多地還是要指導他們掌握正確的組織，管理等相關問題和技巧。特別重視分析和解決在問題能力的培訓。 如何諧調合作者之間的關係等等。 二、培養學生搜羅和掌握信息的能力 這方面包括利用圖書館，資料室，計算機網路，博物館等等搜集與學術有關的文獻資料，懂得如何檢索和獲取這些科學文獻資料。懂得如何閱讀，分析，吸收這些科學文獻所負載的有用信息。能夠借鑒文獻資料中有用的信息，能夠判斷有關科學文獻的優點和不足。 三、培養學生科學研究能力 要求學生在熟悉相關領域研究活動和常用方法之後，還需要學生能夠獨立提出問題，設計實驗方案開展科學研究。並在這個過程中，具備判斷不同方案之間的優缺點。而且能夠準確收集和獲得科研數據，並懂得如何定性和定量表徵這些科學數據，給出有關的判斷。在具體的科研過程中，學生可以圍繞一定的研究目的，設計和開展實驗研究，獲取科關科研數據之後通過合理的方式進行表徵和闡述。 四、培養學生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這裡所談的「實際」問題不但包括與學術和科學研究有關的實際問題，其實諸如此類的問題需要通過實驗教學和實習鍛煉來完成。除此之外的實際問題更多地與學生的自身綜合素質的培養有關，比如培養學生與人合作的能力；推銷自我的能力；解決工作和生活之中出現的糾紛和矛盾等。這些問題涉及到諸多的管理技巧和管理策略。不但和一個人將來的學術成就有著密切的關係，而且也和一個人在有生之年的生活質量休戚相關。 五、培養學生的語言和書面表達能力 其實學生的語言和書面表達能力這些屬於交流能力。不僅包括與學術有關的語言和文字表達能力，而且還要延伸致學生在今後的工作和生活中自我推銷，交往過程中的表達能力，往往還要顧及到與他人交流的能力和手段的培訓。這其些能力對於學生髮揮自身的潛能，尋求自我發展的機會至關重要。因此每一位學生都會得到相關的引導和培訓。 六、培養學生利用所掌握知識創造財富改善生活的意識和能力 高等教育不僅需要對學生進行知識的轉播和能力的培養，同時更重要的還必需培養學生自覺創造財富的意識和習慣。使學生在今後的生活和工作當中時刻關注知識轉化成現實生活要素的可行性。也就是培養學生的創造動機和行可行的策略。並且鼓勵學生追求美好生活的願望。 七、培養學生自我發展的能力在當今競爭日益激烈的社會環境中，只有懂得和學會自我發展，才能避免自己不至於在競爭中被淘汰。因此培養學生的自我發展能力對學生的一生都會起關鍵的作用。 ——《國外高等教育追求的目標及實施策略》　　周峰 透明度問題涉及到了權力分配的問題，作為老百姓應該首先享有知情權，然後還得有言論自由的權力。當然既然有了言論自由的權力，那麼就理所當然的獲得了集會權，結社權和監督權。只有這樣才能夠保證透明度。否則即使再透明，老百姓也只會落個看著干著急。就象大家常議論的腐敗一樣，這本是個看得見摸得著的事情了，可老百姓更多的也只是敢怒而不敢言。這也是很徒然的。 因此吏治腐敗的根源在於缺乏監督，而監督就需要給老百姓必要的權力。因此當官的從政的就應該時刻顧及老百姓的感受和態度，說白了就是要把老百姓當回事兒！ 中國有句老話叫民可載舟，亦可覆舟！官員專橫跋扈，官逼民反的事情在中國歷史上可不是什麼稀罕事情！道理其實就這麼簡單，歸根結底就是要放權於民。 ——周峰 嚴格講，任何社會的政治體制下都會有衝突文化，因為利益衝突總是存在的，衝突文化不過是利益衝突的外向表現。 專制模式下，所謂的平靜是以統治者絕對的政權強制力來維持的，但他並不是消滅了利益衝突，而是壓制，這就免不了陷入火山效應的發展邏輯，沉寂時間愈長，矛盾累計愈多，噴發也愈激烈。統治者不是神的化身，作為權利的操縱者，他不可能永遠公正，有時一個賢明的獨裁者會帶來更高效的德政，然而一代明君並不能保證代代是明君，專制帝國總有崩潰的一天，統治者的權威是建立在公正賢明的基礎上，喪失了基礎，社會也就必然趨向崩潰，但恰恰自律是沒有保險的。 ——gewenwei 很多國家經歷表明，單方面經濟高速增長，往往導致物質水平提高了，社會精神生活相對空虛和墮落。片面的經濟增長，往往導致有增長而無發展：工業化實現，經濟極大增長，但社會不平等加劇，道德淪喪，民族文化價值受到破壞，在有些情況下還導致嚴重的政治衰敗和不穩定，最終導致經濟衰退。 很多發展研究的學者指出，工業化和經濟增長，如果沒有社會各個方面的變革，如政治變革、人口增長、教育普及和城市化並行，是不可能實現的，即使短期之內可以告訴增長，但這種發展代價巨大，而且難以持續。走出單純發展經濟的誤區，走向全面的社會發展，鼓勵社會結構分化和整合、鼓勵中產階級的發展，建設制度文明，是未來中國穩定可持續的發展之路。 -——《從經濟發展走向社會發展》 毛壽龍 現代社會發展的發展，還表現在人的發展方面：發展中產階級，鼓勵中產階級在整個社會人口中佔據主導地位。中產階級的特色是，沒有宿命論，有很強的效能感，樂於接受社會變遷，願意接受新的生活經歷，心胸開放，樂觀，人道、寬容、謙虛、幽默，尊重並考慮各種不同意見，積極獲取並關心新的知識和信息，守時惜時具有較強的時間觀念，無論在公共生活還是在私人生活中都趨向於有條有理，信賴理性，尊重和信賴他人，並樂於與他人合作，重視專門技術和公正的分配，有較高教育水平和職業期望，具有普遍主義的取向，不因特殊的個人特徵而給人以不同的對待，對生活採取分析的態度，傾向於更積極的解決問題而不是迴避問題等。 ——《從經濟發展走向社會發展》 毛壽龍 腐敗高發時期，從來沒有因為嚴刑峻法而消除腐敗，反而會因為嚴刑峻法而使腐敗愈演愈烈。這一邏輯，可以給我們提供反腐敗的新策略：反腐敗，不能依賴嚴刑峻法，而應該致力於建設良好的微觀制度環境，給官員以新的廉潔激勵；建設競爭性的制度安排，讓官員之間相互為廉潔而競爭，而不是致力於腐敗競爭；政務公開，官員財產和收入公開，讓公共權力公開化運作，而不是秘密運作；並根據「以直報怨」的法律原則，制定懲治腐敗的法律，更多地通過正當的司法程序，而不是政治運動來懲治腐敗。 ——《懲治腐敗的邏輯》 毛壽龍 腐敗問題的規律是，絕對權力絕對腐敗。嚴刑峻法僅僅懲罰腐敗的官員，並沒有改變絕對腐敗的絕對權力基礎，所以它只能個別地嚴厲懲治腐敗的官員，在普遍意義上，很可能是鼓勵了高水平、高技術的普遍的腐敗。建設適當的制度，讓權力失去絕對的性質，腐敗也就失去了絕對的土壤。 ——《懲治腐敗的邏輯》 毛壽龍 對很多發展中國家來說，傳統的治理之道，主要有如下五個方面的特點：適合於計劃經濟的無限政府，因信息缺乏，計劃往往是瞎劃，而且表現出僵化的特點；人治的政府：政令高度不確定，政策多變，往往依靠領導人的講話得以承諾，很多變化需要依靠猜測；高度集權的政府：僵化的集權與混亂的分權的惡性循環；缺乏民主的治理：選舉範圍不大，選舉缺乏競爭性，公民參與決策機會較少，民意未制度化表達；政務封閉：黑箱操作，人事上猜謎語與政策不確定性的政治，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現代治理之道的特色是，有限政府，職能有限，適合市場經濟的需要；憲政法治：人在憲政法治框架中活動，公民有自由和權利，官員依法提供服務和行使職權，府際關係根據憲法與組織法協調和解決衝突；多中心自主治理：成本收益單位與決策單位對稱，相互之間形成自主治理基礎上的自願協作機制，每一級政府在自己的範圍內擁有終極的權力，每一級政府都直接面向公民；廣泛的民主：多層次的直接選擇與公民參與，競爭性的選舉；廣泛的政務公開：不存在黑箱操作，人事上不再猜謎，政策具有可分析性和確定性，具有制度上的保障。 ——《治道變革與中國發展》 毛壽龍 最根本的道德原則是個人的自由選擇，其底線是不損害他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毛壽龍 封閉社會的規則具有強制性，自由的人不得不以戰鬥的心態挑戰，或者以懦夫的心態服從，或者逃避的心態隱居。如果規則貌似正義道德，潛在的規則又十分可怕，自由人難以形成自己的正規道德，不得不以「墮落」來表明自己的抗拒。 ——毛壽龍 單純把憲政看成是改變國家落後、富國強兵的工具，是20世紀前半葉中國曆次憲政失敗的最大原因。憲政是一種政治組織技術，需要有超人、超集體的共識和智慧，以及適當的條件才能實現。把它僅僅當作一個工具，顯然不會有成就。簡單認為行憲政只是為了強國，這是錯誤的。學的只是皮毛，自然不會有實質性的成就。除此之外，清末民初和民國期間兩次憲政失敗的原因還有：憲政主張只是一部分學者和官員的主張，當時的主體政治力量並未認可，或者雖有認可，也是為己所用，在優勢的時候用足自己的優勢，而不是超越力量對比來思考。缺乏立憲思維的傳統。個人層面上可能有很多憲政感覺，但一到軍閥混戰或者政治鬥爭的場合，便集體地放棄了。缺乏相關的內部條件，同時也缺乏社會資本、政治資本和政治的人力資本：公民、專家和有見識有實力的政治家。忠孝這一傳統政治合法性來源為專制政治和軍閥統治提供了條件。憲政需要的是個人自由、每個人的權利和合法性的權力。合法性來自理性，而不是傳統關係的合法性和純粹的魅力（傳統意義上的「民本」是依靠君與民的關係，而不是依靠競爭性的制度程序）。 據此可以總結，今後50年的憲政之路，新世紀中國憲政之路的成功，取決於能否繼續在如下方面繼續努力：把憲政看成是國家有效整合政治資源，有效保護公民自由和權利，為社會自由、富足、體面、文明的可持續發展提供公共的制度平台，而不是簡單地把它當作富國強兵的工具，或者是當作加入現代國家國際俱樂部的入場券；把界定政府權力與保護公民權利結合起來，建設有限政府，建立憲法審查制度；繼續建設市場經濟，實行政府的治道變革，即實行政府職能轉變，政府的職能嚴格限於國防、外交、治安和必要的公共服務，依憲治政，依法行政，政府行為是法治化的，政府的權力是分散的，以自主治理為基礎的，政務信息實現了制度化的公開，政府的合法性是以選舉和法律為基礎的。更為重要的是，掌握實權的執政黨和領導人，一定要有超越個人的智慧，超越黨派的智慧，以及超凡的魄力，支持中國憲政的持續穩定的發展。如果繼續朝著這些方向努力，在新的世紀，中國自然而然地就進入了一個憲政發展的新時代。 ——毛壽龍 與傳統政治相反，現代民主政治的重要特徵是，在制度上排除了某個人或者機構擁有最後決策權的空間，更加符合現實政治不可能讓一個人或者一個機構在實際上不可能擁有最後決策權的現實。而是在制度上相互協作，相互協商，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形成重要的共識，而在具體職能上有重要的分工。 在這樣的政治制度中，其核心特色是最高決策權的多中心化：政府在行政上是最高權力機關，議會在立法上是最高權力機關，法院則擁有獨立的司法權力，而在政治系統之外，公民在個人權利範圍內擁有最高的決策權，企業家在自己的權利範圍內擁有最高的經濟決策權，任何一個公共事務單位在特定的範圍內擁有自己事務的最高決策權。這樣的社會，是一個多中心自主治理為基礎的，所有的權力單位是多層次相互交疊，但相互之間沒有等級節制的上下級關係，甚至每一級政府都直接面向公民和社會組織，解決本級政府層次上的公共問題，相互之間並不具有絕對的上下級關係，而是平等的夥伴關係和契約關係。這樣的社會裡，有很多興奮點，政府、社會、公民個人，大家都有積極性，做好自己的事情，同時又鼓勵別人做好自己的事情，有衝突的時候，相互協調，需要合作的時候努力尋找共識，一個社會就會既自由、富足、又文明體面。這樣，政府很到位，老百姓也很快樂，政府能夠真正做到古人所說的「與民同樂」。 這樣的政治生活是由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來保障的：公民擁有充分的政治自由和權利。政府的合法性來源是自由競爭的民主選舉，而不是傳統的合法性和魅力型的合法性。政府的立法行為和具體行政行為都受到嚴格的法律控制，並受法院和議會的監督。政府的職能嚴格限於國防、治安、基本的基礎設施和必要的公共服務，其職能是有限的，其財政規模大約在GDP的15－20％之間。公共信息是普遍共享的，公民有權也有機會得到幾乎是所有的政務信息。社會公共事務是高度自治的，公民有充分的結社自由和自主治理公共事務的制度空間。而新聞媒體是高度自由的，其質量問題不是通過政府權力的強力監管和懲罰來實現，而是通過媒體之間的充分競爭來得以提升。 ——《現代政治制度的基本構造》 毛壽龍 在現代社會裡，人們一旦有問題，首先想到的是，呼籲政府制定法律，加強執法力度。這已經使得現代政府所承擔的公共事務超出了力所能及的範圍。其實際結果是，政府越來越疲於應付正在發生的公共問題，制定的法律越來越多，執法力度也越來越大，但人們的感覺是，法律似乎遠遠不能滿足實際需要，而執法力度也遠遠不能解決公共問題。要突破這一惡性循環，我們必須有新的思路：發展自主治理，少依賴政府。 ——毛壽龍 腐敗問題，涉及到政府官員的集體層次的選擇。有一些腐敗官員是純粹為了自己的個人利益選擇腐敗的，但有很多腐敗官員是在集體層次選擇腐敗的。因為在腐敗博弈結構里，只要有人選擇腐敗時，腐敗者的利益將最大化，而選擇廉潔者的利益不僅要最小化，而且還將承擔因腐敗而引起的共同利益的損失。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制定集體行動的規則，改變腐敗競賽的結構。對此，低級的辦法是，讓廉潔者獲得更多的利益，讓腐敗者獲得更多的懲罰。高級的辦法是，擴大腐敗博弈範圍，讓更多的人參與博弈，尤其是要使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差異不大的人但密切相關的人儘可能參加相關的博弈，這樣就可以使集體行動轉向有利於公共利益，而不是有利於腐敗者的利益。當集體行動格局有利於公共利益的情況下，操作性的規則，就能夠容易得到各方面的遵守。一旦有人不遵守，也很容易被人發現，並受到懲處。 ——毛壽龍 新聞輿論能夠對司法活動起到監督作用，從而有利於司法公正；但新聞輿論也可能影響司法活動，從而使司法偏離公正。要司法公正，可以藉助通過擴大新聞自由發揮新聞輿論的監督作用；但絕不能通過控制新聞自由來取消新聞媒體的作用。要實現司法公正，關鍵還是要完善司法本身的制度。 ——毛壽龍 20世紀的亞洲是爭取民主的世紀，但民主成就卻並不顯著，其原因之一就是亞洲人在過去的100多年裡，太注重追求理想的民主。21世紀的亞洲也必將是民主化的世紀，在未來100來年裡，亞洲如果要使民主化成果累累，真正不輸於西方世界，最重要的就是，少一些理想民主的追求，多一些現實民主的建設。 ——毛壽龍 要實現社會長治久安，為公民生活和工作提供良好的治安秩序，從長遠來看，還是需要建設適當的制度安排，從嚴治警，把好警察隊伍的入門關，堅決剔除不法警察，強化公檢法相互協作和相互監督的制度安排；與此同時，發揮政府、社會和公民三個方面的積極性，各方面努力協作，共同預防或者打擊刑事犯罪，可持續地維護公共安全。 ——毛壽龍 各國的教訓表明，黑惡勢力橫行霸道，與不法警察縱容庇護有很大的關係。因此，從嚴治警，發展和完善公檢法在相互協作基礎上相互監督的制度，是非常重要的。 ——毛壽龍 在國際上，許多國家僅僅依靠政府正規警察力量，過度依賴政府打擊犯罪，其結果是建立了龐大的警察力量，並為警察配備了高度現代化的裝備，但治安狀況並沒有好轉。最近10多年來，許多國家開始重視公民個人在治安方面的作用，不增加警力，不提高預算，開拓和增加了政府、社會和公民的適當合作的制度安排，公共安全就得到了迅速改善。 ——毛壽龍 政府是治安的主要供給者，但並不是壟斷的供給者。社區治安制度得到充分的發育，私人保鏢、私人偵探、私人治安服務也在一定的空間內得到適當的發展。當然，治安是比較特殊的領域，如果允許私人保鏢、私人偵探、私人治安服務，還需要政府進行規範，進行監督，並使其與政府的治安服務兼容。否則，它們也很可能黑社會化，反過來危害社會治安。 ——毛壽龍 就信息不對稱理論來說，在行政體制中，上級與下級的信息是不對稱的，下級在上級面前有信息優勢，上級在下級面前有權力優勢，兩者權衡的結果是，上級必須運用權力優勢來克服信息劣勢，而這一過程是需要耗費大量成本的，在這種情況下，下級就可以運用自己的信息優勢來搞腐敗活動，牟取私利；而上級要監督下級的腐敗，揭露下級的腐敗，必須花費很大的挖掘信息的代價，在特定的代價範圍內，腐敗得到懲治的量是有限的；下級腐敗空間的範圍隨著上級懲治腐敗的決心、在懲治腐敗上願意支付的成本和可能支付的成本的變化而變化。而當上級也一樣參與腐敗活動時，腐敗的空間就會急速膨脹，腐敗大案就因此而產生、發展。行政審批權的市場化，政務公開，有助於行政權力運作信息公開化，使當事人之間展開競爭，有利於社會對政府的監督，從而縮小腐敗空間。上級不需要花費一分錢，只要允許制度變革，就可以縮小腐敗空間，這是政府權力市場化運作、政務公開的重大收益。 ——毛壽龍 針對腐敗大案，集中權力嚴厲打擊腐敗，是必要的，但是治標的辦法；只有進行制度變革，才能真正實現反腐敗鬥爭的全面勝利。反腐敗的制度變革是多種多樣的，通過各方面的制度變革，建設適當的制度平台，是使腐敗空間最小化、從而實現反腐敗鬥爭徹底勝利的根本途徑。 ——毛壽龍 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應該是內部有合理分工，同時又作為整體能對社會負責的政府，為公民和社會組織提供服務的可能是政府的某個具體的部門，但向社會負責的不僅僅是公務員個人和其所在的某個部門，更應該是整個政府本身。要使政府更好地為社會服務，在取得專業化分工好處的同時，必須進行制度創新，發展公務員的職業道德，讓政府公務員個人、部門和政府整體向社會負責，為了公民的個人權利和社會的整體利益努力運作： ——毛壽龍 政務信息公開。每個政府部門的具體權力、職責、具體的公務活動，如果不涉及國家機密，也不涉及個人隱私，就需要向社會公開，向媒體公開。這樣，公民和有關組織就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了解政府的具體運作。 ——毛壽龍 政務公開是中國政府指導政府職能市場化變革的重要內容。如果政務不公開，政府、企業、公民之間的信息是很難溝通的，就會導致不信任或者不相關的關係：老百姓（包括企業和公民）對政府所做的事情不關心，非常冷漠，政府部門則權力中心化，相互之間進行信息封鎖，並使一部分人有條件進行壟斷性操作。 特別是地方政府。在信息社會，地方政府可以通過多種途徑獲得信息，形成很大的信息實力，對上可以隱瞞欺騙，對下可以愚民，甚至以權謀私，形成地方腐敗，效率下降，權力濫用。 信息不公開對政府是非常致命的，影響政府的規範化，影響政府的統治效率。 ——毛壽龍 至少再需要５０年我們才可能成為一個比較有效的政府。它絕非「放鬆管制」這樣簡單。它需要我們的政府改造者能夠建立一個長期的戰略目標，嚴格監控每一個目標的實現，並完成一場扭轉官僚心態的戰爭。 ——毛壽龍 小平同志一直在思考如何讓整個政府有效運作的問題。但文革後，平反政策導致機構膨脹，為此，他想了很多辦法，一點點地改變。小平的頭腦中一直有一個理想的內閣制設想，總理下面設一批不超過２０人的內閣成員，各部委的領導都在裡面。這是一個非常有效的運作機制，但至今還沒有做到。 ——毛壽龍 為避免佔用公共頻道，中國應借鑒國外做法，開設「政府頻道」，專門報道領導人活動和有關會議現場，讓民眾自由選擇收看。 ——毛壽龍 一個政府能否高效運作，是衡量一座城市競爭力強弱的重要依據。 ——毛壽龍 決策和執行不協調，是影響政府效率的重要因素。經常是決策者作出決策之後，如果沒有得到具體執行的行政官員的全面認可，不是在執行過程中被否定掉，就是被執行得走了樣。一些地方，往往必須在執行層達到高度的統一時，政策才能得到很好執行。在很多地方，政策在執行過程中討價還價的現象十分嚴重，已經形成了一種特定的「文化現象」，有的法院判決也很難執行。所以老百姓說，上面的政策非常好，到了下面就不是那麼回事了。 ——毛壽龍 有效的監督不但能促進政府提高效率，還可以保證民意得到重視，讓政府一心一意為民辦事。 ——毛壽龍 發展意味著更多的選擇，更多的快樂。 ——毛壽龍 沒有自由就沒有發展。 ——毛壽龍 沒有產權便沒有自由，沒有權利便沒有民主。 ——毛壽龍 良好的政府建立在猜忌而不是信任的基礎上。 ——毛壽龍 不要問政府能為自己做什麼，而要問政府能為公共利益做什麼，和自己能為公共利益做什麼。 ——毛壽龍 公共服務的質量由公民來決定，而不是由政府來決定。 ——毛壽龍 誰支付成本，誰受益，就由誰來決策。 ——毛壽龍 越集權，行動就越遲緩，效果也越差 ——毛壽龍 公共問題需要有公共道德，不投機，不搭便車。 ——毛壽龍 一般來說，反腐敗的招數可以分為兩類，一是集權的辦法，二是分權的辦法。集權的辦法就是運用上級的權力，充分利用監督和懲治技術，來懲治腐敗。這一招是非常有用的，但是由於信息不對稱的原因，這一招的成本非常高，一般只能局限於某些重點案例。分權的辦法能夠彌補集權辦法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因為通過政務公開，還權於民，通過分解行政權力，讓更多的人參與行政審批權，通過競爭上崗、競爭招標投標等方式，可以減少行政權力腐敗的空間，從而減少腐敗量。在制度分析學者看來，除了集權和分權的辦法之外，還有限制權力的辦法。因為無論是集權還是分權，政府畢竟還有很多權力，權力對市場經濟的干涉過多，政府職能不轉變，無論是集權還是分權，腐敗空間只是大小而已，而不會在根本上消失。如果在根本上限制政府過多的、不必要的權力，徹底實現政府職能轉變，讓市場有更為充分的活動空間，政治權力、行政權力就更沒有腐敗的空間了。 ——毛壽龍 為什麼官員容易腐敗，而小老百姓不容易腐敗？不是小老百姓的修養和德行比官員高，而是官員有更多的腐敗收益空間，而小老百姓一般沒有什麼腐敗機會。在這種情況下，建設職能有限的政府，實現充分的經濟自由，潛在的致腐者只能通過市場經濟的競爭才能致富，沒有任何通過致腐來致富的機會，它自然而然就會規規矩矩地經商做生意；官員沒有多少以權謀私的機會，僅有的權力也只有規規矩矩地、公開地為公民提供公共服務，他們也就會規規矩矩地依靠為公民提供公共服務來實現自己的價值。如果有些官員不喜歡為人民服務，而喜歡錢，他就會離開官場，轉向商場，在商場致力於賺錢。從提高腐敗的成本，也從減少腐敗的收益空間，兩個角度著手，無疑更有利於懲治腐敗，並且從根本上清除腐敗。否則，懲治腐敗的決心很大，懲治腐敗的力度很大，見一個貪官殺一個，甚至用原始的抽筋剝皮的辦法懲治腐敗分子，恐怕也會像割韭菜那樣，割一批，長一批，永無窮盡。 ——毛壽龍 目前，政府公共服務的實踐還告訴我們，像治沙、治安、環保、治理腐敗等公共服務和公共管理的事務，完全由政府壟斷，由政府包下來的做法也是不適當的。治安要不僅依靠政府的警察，而且還要依靠公民的見義勇為，治沙也不能僅僅依靠政府，而要依靠公民的各方面的努力。僅僅依靠政府以及為數不多的政府官員，即使他們非常廉潔，大公無私，堅決為公共利益服務，連地方保護主義也沒有，也不可能順利地解決如此眾多、如此複雜的公共服務與公共管理的問題。如果政府的權力是由腐敗者掌管時，就更難說了。 ——毛壽龍 實行德政的思想，使得歷代中國政府都非常重視官員的修身養性，並且認為如果民間有人修身非常成功，是十足有德的人，比如說是有名的孝子，那麼也可以為官。德政的理想，未必能夠在實際上真正實現，因為德政思想並不一定能夠化解政治領域的往往是你死我活的鬥爭，因此中國古代實際的政治生活往往是王道之外輔之以霸道，而當王道不怎麼起作用的時候，就開始實施霸道為主、王道為輔的政治策略。王道與霸道反反覆覆，虛虛實實，構成了中國古代政治的特有的奇觀，也可以說構成了中國古代政治文明的所有成就和所有敗筆。現在人們已經知道，要建設可持續的政治文明，憲政法治，是彌補德政不穩定、王道與霸道常常反覆不定的良方。 ——毛壽龍 民的確是可以使喚的，因為在任何政治體制里，都會有官民之分，當官的就是要使喚民，而民也必須聽從當官的，這是任何政治制度所不可避免的必要的不平等的制度安排。即使在民主政治高度發達的國度里，政治官員依然是要進行指揮的。 無論是官員還是公民，都需要履行自己對於公共事業的責任，而這種責任對於公民來說，表現為公民精神，而對於官員來說，則表現為孔子所說的德政的思想。當然，由於政治家所承擔的對於公共利益的責任遠大於公民，因此其德性的要求對於政治家來說也應該高於對公民的要求。 在現代社會裡，每一個公民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他們都有同等的公民權利與義務，在一個自由的政治文明高度發達的國度里，沒有政治家與公民的天然的區分，對於政治家來說，他首先是公民，然後才是政治家，並且在當政治家的時候是政治家，在不當政治家的時候就是一個公民；而對於每一個公民來說，他首先是公民，然後有可能成為政治家，只要經過努力，經過考試以及其他途徑成為公務員，通過選舉成為選任的政治家，通過各種可能的途徑成為法官等。 ——毛壽龍 歷史上焚書坑儒、文字獄等事件，以及解放後許多輕視知識、扼殺學術研究的政策都表明，學術有禁區，會導致思想與知識開發與研究的大退步，不利於科學文化的繁榮，也不利於生產力的發展。「學術無禁區」，對於學術研究實施「百家爭鳴，百家齊放」的雙百方針，這是殘酷的教訓告訴我們的經驗。因此，實施學術無禁區的政策，即使需要花費成本，也是值得的，何況實施這一政策本身不需要直接花費成本，而只需要讓學者自由選擇研究的課題，讓學者自由確定研究的思路，讓學者自由地根據自己的研究努力得出學術觀點，就可以了。即使國家資助學術研究，也應該不管制學者的學術觀點，由學者全權負責學術研究的全過程，其結論也是開放性的，不存在完全正確的觀點，也不存在完全錯誤的觀點。 ——毛壽龍 社會是要有規則的，規則意味著選擇空間，每個人的努力，雖然可以開拓空間，但規則的約束也是至關重要的。個人的選擇對於公共利益來說，有好壞之分。對於有德的人來說，規則本身已經成為自己的一個組成部分，因此制度平台是無所謂的。他們都能夠作出對於社會有利的選擇。但是，這樣的人，在社會中是極其稀缺的，即使孔子，也只是在60歲才「耳順」，到了70歲才「從心所欲，不逾矩」。更何況，即使有德的人，由於局面變化，選擇格局變化，人心變化，其德性也是會變化的。在一個良好的制度平台中，每一個人都可以儘可能用足自己的選擇，儘可能用足自己的才華，也在這樣的一個制度平台中，每一個人，又都受到適當的制度約束，對於自己的選擇負責，其不良的傾向儘可能及時得以制止，而其良好的傾向則及時得以充分發揮。 現在，中國需要的就是這樣的制度平台。 ——毛壽龍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中國政府權力下放的變革將進一步推進，從而進一步實現從集權政府走向分權政府、多中心自主治理框架的治道變革：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有利於中國政府職能的市場化，這本身就是一個政府職能下放給公民個人、經濟組織、社會組織以及其他各種組織的過程。中國經濟領域的多中心自主治理的結構將隨著這一進程的深入而實現。中國加入WTO有利於中國政務公開。政務公開，有利於下級政府、社會經濟組織和公民更好地認識到自己的選擇的制度和政策環境，從而更有利於公民自主治理私人事務、經濟事務和公共事務。中國政府過去一直難以擺脫的「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惡循環，就失去了信息不靈的障礙，信息將廣泛分布在整個社會的各個角落，而不是單向地集中在最高權力中心。 ——毛壽龍 中國政府法治建設的進程，也將進一步因中國全面參與世界經濟而得到進一步的強化。中國將向國外開放一些法律、會計、稅收諮詢、建築設計監理、城市規劃等專業性的服務。這些服務本身具有專業性質，在很多情況下本身就具有獨立執法的權力，比如建築監理，就是在執行建築法，會計服務本身就在獨立執行會計法，而法律服務，則更是執行各方面的法律。中國法治建設時間不長，在法律服務方面缺少法律至上觀念的積累，社會資本比較稀缺。國外服務機構的介入，將導致這些專業性服務具有高度的開放性，進入激烈競爭的階段，在激烈競爭面前，各專業服務機構不得不強化服務意識和獨立意識，這些方面的社會資本就會逐漸積累。這是有助於中國法治建設的。大量外國公司的進入，為中國帶來了寶貴的遵守法律的社會資本。這些公司習慣於在法治社會做生意，它們有深厚的法治經營社會資本，將打破中國市場經濟中難以自拔的不守法者總能得利、守法者首先遭到懲罰的囚徒困境，為中國法治建設帶來新的活力。它們或許會給中國的同行同化，但是由於中國參與世界貿易組織是全方位的，外來商人不是個別的、臨時性的，其同化的可能性也將越來越小。給中國政府法律服務帶來了新的需要。外商在法治環境中習慣於根據法治來與政府打交道，這有利於中國政府為這種新的需求提供規範的法律化的服務，而不能根據領導意志或者不能公開的內部政策、土辦法來對外商進行管理。這將促進中國政府的法律意識。外商訴訟意識比較強，而且比較注意用法律途徑來為自己討回公道。可以說，如果政府行政危害外商利益，外商也將利用法律途徑起訴政府，或者通過法律途徑改變法律。中國沒有法律審，沒有衡平法的傳統，中國的企業在沒有辦法法律的情況下，可能會選擇違法或者用行賄買通的辦法；但是外商則很可能選擇用各種壓力改變中國法律體制的辦法。中國的法律制度很可能因此而得以巨大的發展。 ——毛壽龍 中國政府治道變革的進程可以是一個具有革命性但漸進的變革過程。在這一進程中，如果中國社會向已經具有開放政府、有限政府、分權政府、法治政府和民主政府等要件構成的治道平台的國家開放和接觸，有利於引進許多有利於中國政府治道變革發展的新的因素，從而有利於中國政府治道變革的進程。 ——毛壽龍 2000年在中國北方地區發生的嚴重旱災，原因到底是什麼呢？根據常識，人們一定會說，2000年，中國北方雨下少了。但專家們告訴我們： 中國的旱災不是因為中國降水量少。中國北方地區降水量不多，但不一定會導致旱災。因為以色列缺水，年降水量不足200毫米，但農業每年為其國民經濟帶來十多億美元的純利潤，中國華北大部分地區年降水400毫米以上，比以色列條件優越得多，卻經常發生旱災。 中國發生旱災的關鍵原因在於浪費水。中國農業用水佔全國總用水量的80％以上，浪費水的嚴重程度，與旱災災情同樣驚人。在寧夏北部的黃灌區，農民種的是水稻，大水漫灌，生產1斤米要用掉1噸水。 ——毛壽龍 進一步深化改革，建設持續發展所需要的制度平台，是促進發展的重要手段。制度平台的各個方面，是相互依賴、密切相關的。市場政府需要民主政府、分權政府、法治政府的保障，只有這樣，才能鞏固政府職能轉變的成果，否則市場政府就很容易蛻變為無限政府；民主政府也需要市場政府、分權政府、法治政府為基礎，否則民主建設的成果也難以持久，易於蛻變為民主的暴政；分權政府需要以市場政府、民主政府、法治政府為基礎，否則就會一放就亂，統一的國家也可能因此而變成諸侯割據；法治政府則更需要市場政府、民主政府和分權政府為背景，否則法治政府很容易蛻變為法制的暴政。現代化需要高質量的公共事務管理，而高質量的公共事務管理需要現代化的制度平台。而制度平台的建設，則需要深化改革，促進發展，尤其是需要維護穩定。因為只有在穩定的條件下，才能進一步深化改革，促進發展，進行穩健的制度平台建設。在目前的形勢下，要促進發展，維持穩定，核心任務依然是繼續深化改革，在公共事務治理方面就是需要進一步推進治道變革。 --毛壽龍 穩定是改革和發展的條件，發展是穩定與改革的目標。沒有穩定，就沒有改革和發展。沒有改革和發展，穩定也就沒有意義。在此，發展是硬道理，是目標，改革是發展的動力，穩定是發展的條件。而這一切，都需要適當制度平台的支持。只有建設好穩定發展所需要的適當的制度平台，才能避免人在政興、人亡政息。中國的持續發展，需要進一步的改革開放，在公共事務領域，則需要進一步推進治道變革，建設持續發展所需要的制度平台，並針對目前的形勢，有針對性地採取一些維持穩定的措施。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維持穩定，深化改革，促進發展，在即將來臨的21世紀里順利實現中華文明的復興。 ——毛壽龍 現在，中國正在逐漸走出計劃經濟時代，邁向市場經濟時代，目前需要的正是適合於市場經濟的道德。這種道德的核心內涵不再是提倡無條件的犧牲，而是倡導儘可能地創造和發揮，通過為人所普遍認可的正當合理的制度來挖掘人性深處的潛在創造力，提高其承擔風險的能力，而不是利用強制性的制度去扼殺人性的自利能力，強化人性中的乞求依賴傾向，通過提倡犧牲來遏制強者的發展。這就是新時期的新道德的新內涵。舊道德滑坡不必害怕，新道德再生需要努力。害怕無濟於事，只有實在的努力才是真正的上策。 ——《道德社會何以可能？》 毛壽龍 市場經濟的建設和運行，並不是招之即來的事情。它需要可靠的安定和諧的政治局面，需要可靠的法律制度的保障，需要充分的人權基礎，更需要強大的社會自組織和自治基礎。西方文明中的契約傳統和法治傳統為現代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作出了關鍵性的貢獻。但是，法律理性在帶來自由的同時也有著導致奴役的天然傾向。因為法律理性的重要方面是依賴懲罰來維持行為規則，這就會導致這樣一個後果：人們普遍地只遵守法律條文，並為了逃避懲罰而千方百計地尋找法律的漏洞；為了對付這種違法行為，就需要千方百計地彌補法律漏洞，並使得法律日益嚴厲。於是，法律體系變得如此嚴密，以致於如果所有人都把自己的事業發展限制在法律的範圍之內，那麼不僅生活會變得不堪忍受，而人類文明也將因此而深受障礙了。 對此，強調道德秩序、人的良心和相互信任而不強調法制的儒家文明可能是彌補這一不足的重要源泉。如果單純的利己之心是衝突的根源，而這種衝突恰恰是市場經濟的脆弱所在，那麼「和為貴」、「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推己及人」等儒家倫理，就很可能是過分強調利慾傾向的市場衝動的有力保障。儒家文明所推崇的「孝道」觀念、「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以公共事務為己任抱負，顯然是市場經濟所需要的自組織能力和政治自治能力的重要基礎。 ——毛壽龍 對二十一世紀的世界來說，任何帝國的衝動只能招致失敗，也只能招致人類文明的倒退。而個人和社會創造力，才是人類文明繼續發展的根本源泉。在人類社會中，所有生產性的資源均在於個人的知識和技能，而當人們學會在相互尊重的關係中與他人共同工作時，個人的知識和技能還會放大。二十一世紀的人類的任務就是如何開發這些潛力，並依靠它們來發展人類的文明。在即將到來的二十一世紀里，由於電子通訊技術的發展，也由於國際貿易的充分發展，東西方之間的溝通和交往日益頻繁，在未來的日子裡，東西方文明之間有了更多的機會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學習、相互促進，並共同努力促進人類文明的發展。二十一世紀，不僅是東方文明的世紀，也是西方文明的世紀，更準確地說，則是屬於整個人類的世紀。而中國要在二十一世紀的世界文明中佔有一席之地，唯一的選擇就是進一步改革開放，發揚東方文明的優勢，吸收世界各國文明的優勢，努力發揮自身文明所包含的自組織和自治資源，為人類文明在二十一世紀的進一步發展作出貢獻。 ——毛壽龍 公民評議政府績效有很大的意義，但是在實踐上也需要注意如下幾點： 首先，公民評議政府績效，需要廣泛的政務公開為基礎。公民要評議政府的績效，其正確評議的基礎是公民對於政府績效有多深的了解。公民評議政府績效，是政務公開制度的有機組成部分，這一部分有利於政務公開制度的發展，但它的發展本身也是需要其他部分的發展。在政務公開未達到一定水平的地方，實行公民評議，就可能出現一定程度的偏差。因此，要提高公民評議本身的績效，充分實現政務公開，是一個重要的條件。 其次，公民評議政府績效，需要注意方法。在技術上需要按照嚴格的社會調查方法實施。比如，最好是請中立的輿論調查機構進行調查，這樣就可以減少評議過程中的誤導問題，提高公民評議的準確性。又比如，問卷的樣本未必越大越好，如果有嚴格抽樣的過程，一般有3000有效樣本就可以很有效地說明問題了，樣本太大，不但成本很高，而且累積的錯誤也多，調查結果反而不如按照嚴格抽樣的一定規模的樣本來得準確。 第三，公民評議政府績效，是政府績效評價的重要機制，但只是其中的一種機制。除此之外，通過人大代表進行評議、通過某些技術指標來進行評議，都是有效的政府績效評價機制。這些評價機制都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體現政府績效的真實情況，但並不一定完全反應真實的情況。由於角度不同、技術不同，這些評價機制的結果可能會有一些差異，在實踐上需要進一步相互印證、檢驗各項不同評價機制的有效性。 第四，公民評價政府績效，在我國依然是新鮮事。越是新鮮事，越是需要進一步的實驗。它對於我國政府發展來說，顯然是一件好事，因為如果運作良好，的確有利於政府效率的提高，有利於整個社會的發展。因此，它是值得推廣的。瀋陽市政府在這個方面開了一個好頭，值得給予好評。 總之，公民評議政府績效的做法是一種先進的制度安排，它有利於政府更好地為人民服務，人民是會支持的；這一制度安排有利於政府更好地認識自己，從而更好地工作，提高政府績效，各級政府自然也有積極性採納。有些人認為，對於政府來說，公民對政府活動的評價對政府意味著一定的風險，搞不好有可能損害政府的形象，但是我認為，即使評價的結果表明政府績效在某些指標方面不盡人意，但只要政府有決心在這些方面進行進一步的努力，這些不盡人意的方面對於政府來說並不意味著風險，而只會是使政府更好地了解自己的不足，更好地為人民服務，這樣政府依然是會受到公民支持的。 ——毛壽龍 從形式上來看，政府結構就是國家行政機關的組織形式以及運行機制。從實質上來看，政府結構卻由兩個核心內容構成：一是責任結構，二是動力結構。責任結構要解決的根本問題是運用權力的責任問題；動力結構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對於貢獻的報償和獎勵問題。 ——毛壽龍 李梅 運用權力的責任問題經常以政府單位或者個人明顯失職甚至違法犯罪的形式表現出來，在這方面中國政府已經建立全方位的監督結構，包括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監督、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的監督、行政監察部門的監督、審計監督、司法監督、新聞監督以及輿論監督等。這些監督在技術上可能仍有需要完善之處，但是是否光憑完善的外在監督結構就可以完全解決責任問題呢？從經濟的角度來看，即使監督技術達到了最完美的境界，外在的監督也不可能完全解決責任問題。因為技術越完美，監督所需要的費用也越高，而當監督費用遠遠高於監督所引起的收益時，監督本身就會自動地失效。 從動力結構方面來看，中國政府給公務人員提供的貨幣收入可能少了點，而通過住房、福利以及獲得無形收入的機會等形式提供的報酬多了點，在獎金分配上又太平均化了點，這種報酬和獎勵結構不利於提高公務人員的積極性，所以有必要改善。但是，是否光憑完善的報酬和獎勵結構就能夠充分調動政府工作人員的積極性呢？恐怕不見得。因為從經濟的角度來看，即使是完善動力結構也需要實施費用，如激勵所需要的信息費用等，並且在技術上越完善、越齊備的動力結構，其所需要的信息條件也越高，監督費用也越大。 因此，從動態效率上來看，即使是在技術上高度完備的責任結構、激勵結構也不可能達到最優的狀態，也就是說完全毫無代價地進入標準行政學教科書所說的「權責一致」狀態，達到人人積極工作的理想境界。其原因就在於任何責任結構和激勵結構中的制度安排的實施均需要交易費用。因此，諾貝爾經濟學獲獎得者、著名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家羅納德·科斯說：「在存在交易費用時，責任規則不可能是最佳的。因為在零交易費用的世界裡，所有當事人都有動力去發現和找出所有將提高產值的調整措施，計算最佳責任規則所需的信息假設為應有盡有，儘管這些信息是多餘的，因為在這種情況下，無論責任規則如何，產值總能最大化。但是，一旦考慮到交易費用，各當事人就沒有任何動力（或動力較少）去披露形成最佳責任規則所需的信息。或許他們壓根不了解這一信息，因為沒有動力去披露信息的人也沒有理由去發現這是什麼信息。難以進行的交易所需的信息也難以收集到。」 ——毛壽龍 李梅 從現實情況來看，一旦有人具有高尚的道德修養，其最有可能的結果就是家境貧寒、兩袖清風，營養不良、精力不旺，有病得不到及時醫治，有困難得不到及時解決。最後就會出現誰也不願意見到的「道德災難」：越是道德高尚的人越是得不到好的待遇，越是道德高尚的人工作越積極、精力付出越大，而生活工作條件則越差，越是道德高尚的人工作得越累，越可能累死，甚至病死。道德高尚、為人民鞠躬盡瘁的焦裕祿死了，按照預期，在焦裕祿精神的鼓勵下，會有千萬個焦裕祿站起來。但是焦裕祿死了以後，是否有千萬個焦裕祿站起來呢？如果思想教育取得全面的成功，這是很可能的。但是從激勵的制度機制來看，除了本來就是焦裕祿式的人物還會站著之外，其他人不太可能站起來，因為現實的激勵機制是道德高尚者先累死、病死，據此推理，一個焦裕祿累得病故了，緊跟著發生的不是千萬個焦裕祿站起來了，而是千萬個本來就站著的焦裕祿也會倒下去，接踵累死、病死。這種結果顯然是誰也不願意看到的。這種激勵結構顯然不可能促使人心向善，而只能使更多的人人心畏善。一個健康高效的政府需要「清官」，並且是活著的成千上萬的「清官」，需要生氣勃勃的、精力充沛的「清官」，而不是躺在烈士陵墓里的「清官」。我們需要焦裕祿，因為他對人民忠心耿耿，為了人民的福利不惜自己的生命，但是我們更需要焦裕祿的服務，也就是說需要他能夠或者更好地為人民服務。要擺脫「道德災難」，唯一現實的辦法就是使道德建設具有現實的動力結構基礎，從而建立現實的積極的道德激勵環境，促使人心向善，而不是促使人心畏善。 ——毛壽龍 李梅 公共領域職業道德建設的基本任務不是培養具有最高道德修養的政府官員，而是培養現實的責任結構和動力結構所需要的道德基礎，使現實的責任結構和動力結構深入人心，成為其內在良心的一部分，從而使現實的責任結構和動力結構更加富有活力。高尚的道德修養需要提倡，但是必須與現實的動力結構相配套，從而形成人心向善的激勵環境，而不是製造更多的「道德災難」，促使人心「畏善」。只有這樣，責任結構和動力結構就能夠具有充分動態活力所需要的道義基礎，而職業道德建設也會因為有了現實的監督結構和動力結構的保障而不會說教與現實相脫節。 ——毛壽龍 李梅 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投資花費在高尚的道德建設上，而對於投資少見效快的現實的職業道德的建設則投入甚少。並且，即使投資巨大的公共道德建設成果非凡，在公務人員的心中培養了高尚的道德修養，但是如果高尚的道德標準則因為沒有現實的責任結構相配套而缺乏操作層面的保證，具有高尚道德修養的人一旦進入操作層次，就很難把內心的道德修養與現實的責任結構接軌，只得在現實公務活動中棄之不用；實踐上棄之不用，結果就是道德建設的巨額投資無法取得預期的收益。 ——毛壽龍 李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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