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香港中大教授小思：不能隨便就說香港是文化沙漠

用「心繫香港」來形容小思老師，這幾個字似乎多了些使命感和責任感。多年來，她孤軍作戰，埋首研究整理香港文學及文學史料，並把搜集的文學史料捐贈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一手成立香港文學研究中心，建立香港文學網上資料庫。她的《香港文學散步》，自1991年在香港出版以來，已重版四次，至今長銷不衰，並由此引發了香港文學教育的重要事件：大規模的跨媒體文學走讀教學活動。該書簡體中文版出版之際，我們採訪了小思老師。就像她在《香港文學散步》里說的，「回歸十餘年，這片土地上，人們漸漸在意——在意追查歷史身世，在意保育歷史痕迹，在意關懷與祖國的血脈相連，我們應該珍惜這些前人足跡，珍惜香港特具的一些優點。」七十七歲的她，談起香港和香港文學，堅定而強韌。

2013年，中大五十周年校慶時大學圖書館舉辦香港文學建藏十周年展。（左起）中大圖書館館長李露絲女士、文學院副院長賴品超教授、中大香港文學研究中心顧問盧瑋鑾教授（小思）、香港著名作家劉以鬯先生、中大校長沈祖堯教授，以及中國語言及文學系系主任何志華教授。澎湃新聞：「現場」是理解《香港文學散步》的關鍵詞，作為為數不多的一手資料、一手感性的學者，能否講講讓您難忘的文學現場故事？小思：難忘的故事很多，都是慢慢做出來的。比如發現魯迅1927年2月在香港演講的次日，《華僑日報》刊登了他的演講稿：《周魯迅先生演講詞 「無聲的中國」》，找到這份報紙時很激動，原來沒經過改的面貌是這樣的。你們現在在《魯迅全集》裡面看到的演講稿是魯迅修改過的，但香港的很不一樣，他講的普通話由許廣平翻譯成廣東話，香港的廣東人又把它變成普通話，經過多次轉譯。這次印出來，我覺得很有趣。

我做《香港文學散步》的過程感慨比較多，從前我並不知道有那麼多重要的文化人在香港待過，或者最後葬在香港。比如我第一次看到許地山先生墳墓破敗的樣子，心裡難過，竟然幾十年沒人來上過墳。他太太八十年代在南京對我說：「我好久沒去香港了，你能幫忙去看看嗎？」但她也沒地址，我就去找。那個時候的華人墳場山坡塌陷得很厲害，幾十年沒人上墳，墓碑也模糊了。我找到後第一眼看到，簡直無法想像，從小學就念《落花生》，影響我那麼大的文章作者，墳墓居然變成這樣子，實在令我難受。很後悔自己當時沒有把它破敗的情況拍下來。如果他太太沒告訴我，我也沒去看，那以後怎麼辦呢？那時我除了難過之外，還想到，作為一個香港人，我有必要把這件事告訴其他人，讓他們知道其實香港是一個很多人在文化耕耘的地方，我們不能隨便就說香港是文化沙漠。但那麼好、那麼重要的作家在香港待過、葬過，我們居然不知道，是誰的責任呢？我莫名其妙地悲從中來，覺得必須負擔這個責任，把這個消息傳開去，讓人們知道。那時我在報上有個專欄，就在專欄里寫了一篇文章講這件事。那篇文章出來，我教中學時教過的學生看到，她說老師給我墳墓地址，讓我去看一下，也沒多說什麼。她在殯儀行業，我說不如你幫我修好，我給錢。好久沒有下文，她再打來電話時，說已經修好了。我去看，果然弄得很好，給她錢也不要，說我們都是中國人，應該做的。她現在已經退休了，工作由女兒接著做，每年都會去給墓碑上的字描金，每次去看，字還是像新的一樣。

澎湃新聞：這是不是您做《香港文學散步》的緣起？小思：也不是，這之後還去看過蔡元培墓，也是孤零零的，《香港文學散步》里有餘光中在墳前拍的照片就是。後來知道北大在香港、台灣的老學生把墓修得比較大，就放心了。我那會兒還沒開始做《香港文學散步》，在教中學。每年「五四」前，一定要給學生講蔡元培的故事，居然很多學生會去上墳。我就覺得，如果不對學生講，那就是我的問題。再後來不教中學了，沒機會講。然而手頭資料也多起來了，當時市政局圖書館的朋友建議我辦一次公開演講，我就去了。沒想到反應很好，原來這麼多人感興趣，給了我很大的鼓勵。我慢慢覺得有必要寫一些專題，就每個禮拜寫一篇，這些文章就變成了第一版的《香港文學散步》。這都是八十年代的事情了。

余光中在蔡元培墓前 攝於1977澎湃新聞：您說過，做《香港文學散步》不是為了懷舊，它和那種文藝的懷舊具體差別在哪裡？小思：一個墳墓，塌破了，很慘，你看完哭一場——先看到再感覺到，然後懷舊，也不錯，但之後呢？每個人在這個過程之後要反省應該做什麼，做哪些自己分內能做的事情。比如去過許地山墓後，我搜集資料、細心研究，寫了很詳細的許地山在香港的活動年表，還寫過一篇文章講許地山和香港大學的關係。很多人說我是懷舊，我想，如果你說我第一步是懷舊我不反對，但之後以個人能力能做什麼，這個才重要。澎湃新聞：《香港文學散步》里的地方，您都去過很多遍，最有感情的是哪裡？小思：作為歷史研究，我覺得不應該偏愛。我是個很感性的人，感性作為動力是好，但動力過後，你必須要有足夠的定力去穩定自己不偏不倚的看法，那才對得起歷史。許多人都說我在研究本土，注重本土。我覺得存有誤解，我是把香港當成我生長的地方來理解，而不是把它作為一個派別來看待。我說，在家庭里，你理解爸爸媽媽、祖父祖母，難道不對嗎？我們今天講傳承，處處可見的卻是斷裂。其實現在年輕人對自己城市的歷史並不了解，就像上海雖然有魯迅故居、巴金故居，但大多數高中生沒有去過。小思：歷史感很重要，必須懂歷史才有「感」。一個中國人如果不念中國歷史，就不能鑒古知今。你說讓年輕一代愛國，但連國史是什麼樣子都不知道，怎麼愛呢？而怎麼敘述真實的歷史很重要，說的人對歷史的感覺也很必要。看書對了解歷史當然重要，但如果小學生、中學生在認識過程中，由一個有感情的人告訴他，效果是不一樣的。澎湃新聞：你們讀書時老師怎麼教歷史呢？小思：在英國殖民統治時期也教中國歷史的，但英國人很懂統治香港人的策略。五十年代我讀中學，當時香港政府不讓中國歷史科里有鴉片戰爭部分，因為那段歷史有關割讓香港。但英文學校卻念的，因為他們念的是英國歷史，在英國歷史里鴉片戰爭是貿易戰爭，不是侵略戰爭。中學生少念一段歷史，沒太大問題，反正有中國歷史科可念，老師也認真講授，讓我們培養了歷史感。我跟很多人說，盼到九七，重回祖國的懷抱，以為歷史科會變得重要了，誰料現在，香港教育卻不大重視歷史科。

澎湃新聞：有人認為《香港文學散步》中失選了香港大學部分，懷疑您因它是殖民地的典型英式老校，而且中國文化人與它沒有什麼關係，故失選。這是否代表了您那一代香港知識分子對港英時代的抗拒？小思：不能說「失選」，我寫過港大，只是沒收進這本書。刻意不選這太不像我，如果它是殖民地老校，我豈不是更要說？它是唯一一所英國人培養了那麼多精英的大學，我不會因此不選它的。我研究香港早期文學的《香港文縱：內地作家南來及其文化活動》正準備再版，裡面有篇文章就是說港大。因為我研究許地山，一直在看各類資料、文獻，搜集香港大學要聘請他的原因。為什麼他剛到香港時那麼風光，幾乎每天都有記者去採訪，以後卻都沒聲音了。我還奇怪，為什麼很多重要的事情他改革了一大堆，譬如請來了北大馬鑒等人，但好像最後卻沒做出什麼工作。後來發現，原來英國人不喜歡盤踞在中文學院那些宣揚讀經宏道的「太史」，嫌他們不懂英文，又很保守。胡適之來港大時，校方想請他介紹一個懂英文、懂中國文化、懂行政的中國人過來，最終介紹來的是許地山。許地山到港大後很興奮地以為可以重整，不料英國人只是想利用他把「太史」換掉，把舊的中文教學換掉，把港大中文學院改成漢學系，是中國哲學、中國文學、中國歷史和翻譯合起來的。許地山改革之後，「太史」就走掉了，英國人其實很懂用人策略。再往後許地山也明白自己被利用了，但也沒辦法，就慢慢希望和現代文學掛鉤。我找到好多別人怎麼請他講演、怎麼開會的資料。原來，他大概明白自己在香港的作用了。那時正值中國抗戰，他利用香港大學教授的崇高地位，幫助開展很多宣傳抗日的工作，所以很忙。香港政府規定，凡舉辦民間群眾活動，事前都需要向華民政務司署申請許可證，得由有名氣或有社會地位的人幫忙去作保人。看材料我奇怪，怎麼連幼稚園的畢業禮活動許地山也參加，哦，原來因為在會上也可以利用宣傳抗日。香港這個地方，你想辦法做些曲折迂迴的工作，還是有利中國的。除了許地山之外，朱光潛來過港大，陳寅恪也在港大教過書。但他們和港大發生交集的時間都很短，沒什麼可以說的。張愛玲在我研究涉及的時間段還在港大念書，你說我寫她幹嘛，還是要寫人在那裡做過什麼才有一定分量。所以後來再版時，年輕編輯一定要我在書里加張愛玲，我說加吧，也好，畢竟《傾城之戀》發生在香港南區淺水灣。最近香港南區區議會負責人說受我的《香港文學散步》影響，在淺水灣興建了紀念蕭紅和張愛玲的地標。所以，這裡再重申一遍，港大不能說是「失選」，只是因為那個地方沒有足夠的人的材料可以寫。我寫過許地山和港大，因為是論文，所以不能收在《香港文學散步》。收不收殖民地時代的資料，不是我考量的準則，何況要了解香港人，必須要了解殖民地政府用什麼策略管理這個地方。英國人精明，當年管香港管得那麼順，也在此。

舊日淺水灣

蕭紅曾居住於此的思豪酒店澎湃新聞：談談您所在的中文大學吧，您怎樣做到以一人之力組成中大文學香港文學特藏室的？小思：早在退休前，我就在為自己藏書如何有效處理作打算。我想把辛苦積存的香港出版書刊捐給中文大學，兩任中國人館長都沒接納，後來上任的外國人館長倒理會了。因為他自己是藏書家，加上他又很相信具體執行這項工作、有遠見的副館長，特藏室就迅速順利地開展了。特藏室的意義在於讓大家了解香港文學。香港文學研究在七十年代末剛起步時，我根本不知道如何下手。當香港回歸提上中英談判日程後，內地有一些人就拚命地趕快去「研究」——趕忙胡亂找資料，想了解香港文學。之前其實香港文學從來沒人注意過，一個原因是香港人沒有歷史感，沒有收藏資料的習慣，要研究沒那麼容易。1973年我去日本，看到日本的大學收了好多中國資料，這對我是很大刺激。當他們問及香港的種種時，我卻答不上來，就會很慚愧。人家認為你是香港人，不應該不懂香港歷史的。回到香港，看到只有香港大學有收藏香港書刊報章，因為陳君葆、許地山的關係，所以圖書館有這些資料。如果沒有港大這些資料，我就不能起步。收集資料的過程其實很漫長，到現在還在做，好在一旦做起來就熟悉路徑了。有些舊書店老闆知道我要什麼，會幫忙留心，而我絕不放過任何香港文化研究的資料，連一張有關的「廢紙」也會收集起來，不然材料一閃就沒了。昨天我就買了好多舊雜誌和畫報，找到了葉靈鳳投稿的畫報。找資料的困難是資料來源越來越少，因為香港人住房多窄小，不易藏書，搬遷中又會丟失。常有人告訴我，我本來有什麼什麼書，但是給我媽媽扔掉了。

鍾敬文、鄭振鐸等人參加魯迅逝世十二周年紀念大會，於達德學院校門前合照澎湃新聞：前不久剛讀了周保松寫您的人物筆記。您說當年選擇讀中大新亞書院，也是因為錢穆、唐君毅、牟宗三這些名字在中學就給您留下了深刻印象。您在《一生承教》中寫老師，用力到「於生死之際見深情」。薪火相傳的新亞精神里，您最珍視的是什麼？小思：不止我一個老師這樣對待學生，很多老師都在默默做這些事情。不過因為周保松寫了這篇文章，大家看到了而已，其實默默愛學生的人很多。所謂新亞精神，好像很抽象，很難說。從前我也覺得，在我的身上哪裡可以看到什麼精神，但後來發現，可能是中國某種優良文化傳統在。很多人說用新儒家之類的派系介紹「新亞精神」，我覺得，應該是優良中國傳統，是對自己文化的根有不離不棄的感情和堅持。有一年新亞的畢業典禮上，我做過題為《花果飄零與靈根自植》的演講。唐君毅先生就這個主題寫過三篇文章，第一篇提及中國民族之花果飄零。後來唐老師覺得那篇文章不夠詳細，又發表了一篇，結論是靈根自植。飄零在異地的花果落地，就必須再植；你怎麼植？自植的「自」字很重要。所以我覺得現在香港也不算飄零，唐先生、錢先生都是從內地跑過來，在這裡落地生根，他們在香港花果靈根自植後，就培養了我們這一代。在這裡土生土長的我們又做了什麼呢——不忘本，好好努力，在崗位上努力工作，教書的教書，做事的做事，出版的出版，寫東西的寫東西。周保松其實是受了很多其他老師的影響，他會慢慢寫新亞其他老師，你會看到不是一個老師的力量。好比一個人能好起來不是靠一個人就能幫到的，一定得有好多人在扶持他，而他個人的自植更重要。澎湃新聞：對文化的根不離不棄、有感情而且堅持，是您理解的新亞精神。今天似乎沒有這種認同？小思：很難說，根在地面地下，人看不見的。花開呢，又有好大的樹枝，可能這棵樹枝跟別的植物又連起來，衍生成新的文化。年輕人不一定沒有這種民族文化感情，是根在地底，不同花果露在外邊，像好多雜色雜音。香港習慣雜色雜音，沒有統一起來的。大家都統一口徑就沒意思了，那不是人類的發展方向。香港雜音多的時候，偶然有些聲音把年輕人吸進去了，我覺得，這沒問題，不必悲觀。澎湃新聞：李歐梵教授也說別人都覺得香港國際化，其實日益保守。小思：保守也有好處，只要知道什麼是好的才保守。例如我喜歡粵劇，粵劇在內地是廣州本土大戲，可能為了守住一些主題，被刻意統一起來，反而變得沒有個性。香港的粵劇呢，沒有人干預，任你自生自滅，反而古靈精怪地多樣生長，但基本優良的藝術也保守得住。所以沒問題，你喜歡哪種看就是，不喜歡就不看，選擇之後自然有一批人懂得什麼是珍貴的。如果從上而下地統一起來，這個珍貴就沒有了。澎湃新聞：今天的教育塑造的大部分人是一個樣子，你們小時候是什麼樣呢？小思：不明白為什麼越說人權、多元，教出來的人反而越來越變成一個模子。可能某些人在策略上覺得統一起來比較安全，但他們不知道統一起來一定會壓制一些旁枝的人反彈。我教中學時，遇到很調皮的學生，我會對他說你就皮給我看，皮完他也沒轍。現在老師喜歡乖的學生，其實不是學生乖，是心裡一團火，等你走開就爆發了。現在的教育，量化了才好管理，好報告上面，統一的面孔容易了解。且也逢事必先作什麼「溫馨提示」，省得生了事來埋怨政府。從前我們不是這樣的。舉個例子說，我住在灣仔，灣仔有個修頓球場。我有一張照片，那些圍著球場的四層高唐樓，天台都是沒欄杆的。為了不進場也可以看球賽，大人小孩全坐在天台的欄杆上面，吊著腿看，但從來沒見人掉下來死掉。那時候，一個媽媽養七八個孩子，管不過來，小孩子在家，拖張小凳子扒在露台欄杆上看街景，也不見跌下來。人其實可以自生自滅，不用那麼緊張。現在不知為什麼，媽媽不敢這麼帶孩子。現在講管理，做到了，出問題了就不算我的事。放一個「小心地滑」的牌子，彷彿人就不跌了似的。香港各機構現在為免生事惹麻煩，下雨了提示你要帶傘，寒冬了提示要多添衣服，把我們都當成小孩子。其實教育獨立思考，教會每個人守法保安，才最重要。靠外力嚴管、提示，不是好辦法。澎湃新聞：您和年輕一代說，不要錯過那些看似通俗的東西。如果說從前是《經紀日記》這種通俗的東西在表現當時香港的社會、發出社會中真正的聲音，那今天我們又能通過什麼渠道傾聽香港？小思：現在更容易，因為從前是幾個人寫專欄，現在在報上、網上寫文章的不一定再是職業專欄作家，許多行業的人，都會開欄寫生活、寫感想、寫經驗。經紀人寫經紀，秘書寫秘書，空姐寫空姐，越來越多人自己講自己的故事。專欄是了解香港的重要途徑，1930年代的上海也是這樣。當時上海是名家寫專欄，早年香港名家既寫大報專欄，也必須寫小報專欄，才可以養活自己。葉靈鳳名氣那麼大，也會一天給幾家報紙寫專欄，我簡直不相信他會在小報上寫稿。他們要換不同的筆名。當然也有不改的，劉以鬯先生就不改，小報上也用這個名字。內地研究者可能不了解香港文學的這個生態。英國政府的做法是，我看似不理你，任你自生自滅，但如果過了頭他就知道。其實能了解今天香港的途徑更多了，多得不得了。因為多，所以要選擇，選擇很困難，選得準不準會影響你的印象。很多人更願意相信網上那些東西。所以我覺得現在的難處在於你必須很清醒，判斷能力要高，才能找到對自己有用的東西。（感謝陳飛雪女士對此訪談提供的大力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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