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125】美國的」批判性思維「教育運動

按語——

「批判性思維」（critical thinking）是個舶來品，這是常識。但是，作為一種思維傾向和技能，在各民族文化中都能找到它的影子和因子。這就像現代足球運動一樣，沒人否認它起源於西方，但類似的項目，除了中國古代的「蹴鞠」，其他民族也一定有。想一想，誰在童年的時候，沒動腳踢個石子啥的？我小時候就無師自通的踢過自製的沙包。難道我也要爭個足球祖師爺的名號才成？我們完全沒必要非得說足球運動起源於中國，並以此沾沾自喜。

獨立自主的思考與質疑，合乎理性與邏輯的辨析，審慎而周全的權衡與判斷……在每個人的思維活動中，這些都是一種本能的追求，與同樣天然存在的霸道、盲從盲信、迷信、衝動等一樣，自然而然的存在著。翻翻《魯濱遜漂流》，看看其中的「星期五」，他被魯濱遜俘虜的當初，還是個「野人」的時候，不也照樣有著理性的因子和質疑的天性？面對西方的舶來品，我們常常用「我們先前比你闊的多了，你算什麼東西？」的邏輯，來為祖先辯護，也為自己壯膽。

其實，真犯不著一定要將批判性思維攬入我五千年燦爛文明之中。總體看，基於客觀理由的審慎懷疑論、理性精神與辯證工具，更多源自西方傳統。而「批判性思維」的價值，就在於將普遍存在的這種追求合理與公正的思維訴求，「體系化」為一門具有知識保障的思維技能，讓人們對合理與公正的追求明確化、自覺化和科學化。

在中國的傳統文本中，確實包含了大量與現代批判性思維的內涵與精神高度吻合的論述。這些是我們從事批判性思維教學的寶貴財富。於漪老師勉勵我們「要梳理中國人自己的思維發展史」並從中汲取傳統的經驗，恐怕主要也是在這個意義上講的。

有人主張將「批判性思維」翻譯為「思辨」，這個詞就來自《禮記》的「學問思辨行」，即」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謝小慶先生使用的「審辯式思維」恐怕也源自於此。孔子主張「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這與批判性思維的公共假設不謀而合。人都是有限的，我們在本質上都是個鄉巴佬，都只是個「摸象」的盲人，這是理性謙遜和多元對話的前提。孔子主張「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強調「思」的價值。所謂「思」，其實就是質疑， 質疑必然導向論證，導向辨析。老子是逆向思維的鼻祖。當人們都主張「有為」的時候，老子提出「無為」的價值，一下子顯得智慧超群。「墨辯」更被很多人稱為中國邏輯學的源頭。在讀書問題上，先賢們的論述更是不可勝數。朱熹主張讀書有疑處應讓它無疑，無疑處則讓它有疑。等等，這些都是我們應該借鑒的。

仔細了解一下席捲美國的批判性思維教育運動的概況，有助於我們更好的理解，為什麼這樣的一個思潮出現在彼岸，我們應該怎樣面對這個思潮。

首屆中學語文批判性思維

教學論壇在重慶召開

附錄——

《論美國的批判性思維運動及其教益》

【此文大量引述美國批判性思維運動的文獻資料，讀起來比較費事，不過，對於了解批判性思維的興起與發展過程，這樣的文獻還是很管用的。為便於閱讀，本號對原文進行了重新排版，請原作者諒解。本文作者武宏志，延安大學政法學院教授。原載《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28卷第4期。】

批判性思維運動是上世紀80－90年代美國教育改革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如今，批判性思維的觀念已深入人心，融進美國文化價值之中，併產生了全球性影響。 在我國，對批判性思維的倡導和踐行方興未艾。 對以美國為中心的批判性思維運動的考察可以獲得有益的啟發，能夠助推批判性思維在我國的發展。

一、批判性思維運動的興起

上世紀70年代末，美國企業領導者對美國喪失在世界貿易中的傳統優勢心生憂慮。 為應付他們面臨的困境，企業家開始在自己的公司里尋找思維強健的人（the mind power），然而他們發現，這樣的人鳳毛麟角。他們被這種"短缺供應」震撼了。 商業和專業雜誌上很就快出現了一些文章，哀嘆其缺乏有力的問題解決者和決策者，並想要知道為什麼教育系統生產如此稀少的思維者。"國家教育進步評價」（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1981 年的報告就發現，在學生完成「要求規範的說明、文本的分析、一個判斷或觀點的辯護的評估項目」時，「極少有學生能夠提供比對這些任務的膚淺回答更多的東西，甚至」更好的「回答也沒有什麼證據表明具備良好的問題解決策略或批判性思維技能」。

當這種議論傳到政府高層時，1981年8月，里根總統與教育部長貝爾 （Terrel H．Bell）首次討論應對美國教育質量下滑的行動計劃，他們二人一致認為有必要組建一個由美國著名教育家組成的專門小組，為國家提出對教育系統的診斷和改革建議。 隨後，貝爾委任18名一流教育專家組成「優質教育國家委員會」 （National Commission on Excellence in Education），由當時的猶他大學校長加德納 （David P． Gardner）任主席。1983年4月26日，該委員會向總統提交了《國家處於危險之中：教育改革勢在必行》的報告。 該報告不僅是20世紀80年代研究報告大潮里的傑出代表，而且引發了大量各種各樣的改革建議，包括批判性思維運動及其對立的「文化素養」 （cultural literacy）方案［1］370。

美國人常用「教育改革報告的10年」刻畫上世紀80年代的特徵，先後有30餘種改革報告出爐，其中所謂的「國家報告」吹響了應對國家經濟競爭力衰退的集結號。這些報告大都揭露美國競爭力衰退的徵兆，並將其歸因為教育系統的病症，提出改善的建議。

雖然《國家處於危險之中》最有影響，但這個時期是從阿德勒 （Mortimer Adler）1982年發布的「派迪亞計劃」 （The Paideia Proposal）開始的，其中「致讀者」套用林肯的話說，這個計劃必定是「屬於人民的、由人民實現的和為人民的」。阿德勒指出，所有學生所學的課程有三個用於改善心靈的向度：通過系統化知識的獲取、通過理智技能的發展以及通過理解、洞見和審美鑒賞的增強。發展理智技能的向度包括閱讀、寫作、言說、聆聽、計算、 問題解決、觀察、測量和訓練批判性判斷。 他特別提醒，「知道如何」不同於「知道什麼」；技能必定在主題內容領域的學習中加以磨鍊，也在獲取語言能力、交流能力、符號裝置操作能力和批判性思維能力的過程中體現。 由於在這裡學會的是執行中的技能，而不是事實和公式的知識，因而教學模式不可能是說教的。 它的教學模式必定是蘇格拉底教學模式，只有以這種方式才能發展批判地思考的能力———判斷和區分的能力［2］ xi－xii，22－23，26－27，83。]

不過，優質教育國家委員會經過18個月的調查研究報告—— 《國家處於危險之中》 （「給美國人民的一封公開信。 給國家和教育部長的一個報告。」）真正引爆了史無前例的改革報告衝擊波。該報告研究了美國教育系統的退步狀態，確認了具體的問題域，為改善提供了多種建議。五類主要建議出現在5個題目之下：內容、標準和期望、時間、教學、領導和財政支持。美國社會繼1957年蘇聯將184 磅的人造衛星 （sputnik）發射到太空而受到震撼之後，該報告所羅列的13個「危機跡象」再次讓美國人警醒，其中披露了青少年批判性思維能力的缺乏：「許多17歲的青少年並不擁有我們本希望他們擁有的 「高階」理智技能（intellectual skills），他們中的40%不能根據書面材料做出推論；僅有五分之一能寫出有說服力的文章；只有三分之一能解決需要若干步驟的數學問題。」［3］9－11與《國家處於危險之中》同年發布的其他重要報告有10種，1984年至1989年間的重要報告也有十餘種。

所有報告都將美國在世界舞台上 （經濟、教育、國防等領域）的糟糕表現歸咎於美國教育系統存在的問題。 其中很多報告指出，學生批判性思維技能方面的欠缺是教育的嚴重問題，並發出相關呼籲。

博伊的《高中》認為，高中教育的四個基本目標中首要的是」應該幫助所有學生髮展批判地思考的能力，掌握語言進行有效交流的能力。」每個高中生都應該學會更清晰地寫作、更廣泛理解的閱讀、更有辨別力地聆聽、更精確地言說、憑藉批判性思維的發展，將舊知識應用於新概念的能力。 ……寫作是自我表現的基本技能，也是教授批判性思維的手段［4］95，126－127，130，207，251。

《美國競爭力的挑戰》引述國防科學理事會給議會的報告（1981）說， 「熟練工人的嚴重短缺是製造業成本增加的主要因素，而且延誤了新武器系統的開發，」「美國工人缺少最基本的數學、科學、批判性思維和口頭表達的技能——主要因為國立學校缺少訓練有素的教員。」［5］15－17，22】

《投身學習：實現美國高等教育的潛能》認為，教學效果好的教師要讓他們的學生磨鍊寫作、言說技能，擴展批判性思維和分析方面的能力，發展綜合、想像和創造的能力，對未來的最佳準備不是為特殊工作的狹隘訓練，而是能使學生適應變化世界的教育。 成功的適應需要「批判地思考、綜合大量新信息以及精通語言技能」，因而要設計和實施相應評價的系統方案［6］28，39，43，55。】

《賀拉斯的妥協》指出，在閱讀方面，學生的嚴重問題是低水平的推理技能與分析和綜合的能力。當他們似乎在死記硬背層次和具體學習方面有所改善時，他們批判地和機智地思考的能力卻非常弱，而且在不斷變弱而真正需要的是「做出決定、解決問題、獨立地推理和承擔自我評估和不斷自我改善之責任的能力」。良好學校的5個要件之一是「將學生作業的重點放在運用他們的思維上」［7］58－59，82，103－106，214。】

《為21世紀教育美國人》號召，「我們必須重返基本技能，但21世紀的基本技能不只是閱讀、寫作和算術，還包括交流和高階問題解決技能以及科學的和技術的讀寫能力——允許我們理解周遭的技術世界的思維工具，這些新的基本技能是所有學生都需要的。」［8］12

《學院課程的完整性》建議所有學生學會「良好推理，辨別何時推理和證據不充分，發現直覺的正當性，讓數據資料經受心靈的探索分析」，重點放在探究技能、抽象邏輯思維和批判性分析上［9］15－16】。 《明天的教師》要求，未來的教師不僅要對兒童、所教學科、學習和學校教育的本質以及他們周遭世界有廣泛而深刻的理解，而且要成為他們努力讓學生髮展的批判性思維之典範……而學生要擁有批判性思維和自主學習的能力［10］28－29，94。】

《陷於危機的一代》指出，對學生來說，重點應該放在語言技能、一般知識的獲取以及清晰思維和整合創意（integrate ide-as）的能力上。 該報告以實例說明，傳統的教學方式 （提問、舉手回答）也可以做到保持秩序但沒有壓力，強調基礎而又不忽略思維，既對孩子保持高期望又對他們保持敏感［11］29，43。 「國家教育進步評價」1988年的報告說，「更為令人不安的結論是，大多數學生缺乏在當今高技術社會活動之中所必需的高階思維技能。」［12］11】

所有這一切都凸顯出，僅僅有三個Ｒ（Ｒeading、Ｒiting、Ｒithmetic）即閱讀、寫作和算術是不夠的，必須用第四個Ｒ———推理 （Ｒeasoning）補充前三個 Ｒ 來重新振興課程［13］3－4。】大學、社區學院、技術學校等各層次的教育者都認識到，第四個Ｒ即推理被忽略了，美國學生不能足夠好地進行推理。 許多教育者說，在近幾年基本科目教學的競逐中，推理能力的培養被忽視了，必須急起直追，給年輕人提供在日益複雜的社會中獲得成功的合適工具。 美國的課堂更多地強調像歷史、數學和閱讀這樣的基礎學科。 一般美國學生也許知道大量有關獨立宣言的事實，但與上一代學生相比，他們很大程度上不能提出相關的重要問題。各種議論都集中到同樣的「診斷」：我們需要教學生如何思考，如何推理。 換言之，無論錯失的元素叫做什麼，它是一個過程。高等教育中一個重要的趨向是，要找到在不犧牲內容的情況下適當強調過程的方式。非形式邏輯可以為這個新方向做出貢獻［14］69－71。】

二、批判性思維運動概貌

教育改革報告的號角引起了全美上下的響應，其中最有力的響應之一便是批判性思維研究和實踐的浪潮。 個人努力、組織機構的措施和社會關注編織成覆蓋全國的批判性思維運動之網。 當然，從理論上講，批判性思維運動在上世紀70年代就已萌發，只不過借著教育改革報告運動的東風在80年代蓬勃發展，甚至可以說一直延伸到現在。

首先，很多大、中小學教師在自己的課堂上嘗試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 在大學裡，哲學教師傾向於強調使用理性方法尋求一個過程或結果的正確性，心理學老師的重點是元認知過程、批判性思維的遷移和問題解決等，演講、交際學科的老師則關注有效說服。

最為典型的是大學層次上展開的「基於非形式邏輯的批判性思維」 （informal logic－based critical thinking）教學。批判性思維涉及信念的證明，而廣義論證是提供這種證明的工具。 為教授批判性思維而設計的大多數教科書和課程旨在發展分析論證、揭示推理錯誤和構建令人信服的論證方面的技能。 非形式邏輯取向的批判性思維教科書共有的一個觀念是由圖爾敏等人的《邏輯導論》 （1979）首先表達出來的：推理是「一種批判地檢驗思想 （ideas）的方式」［15］9。 基於非形式邏輯的批判性思維教科書和課程集中於論證的結構特徵、論證評估的標準和謬誤。 因而至少在導論層次上，教授「批判性思維」幾乎變成了應用非形式邏輯之方法的同義語［16］14。非形式邏輯的創始人約翰遜和布萊爾在其1977 年出版的《合乎邏輯的自辯》（Logical Self－ Defense）的序言中表白說，他們的教材處理作為批判性思維之一部分的「防守性思維」 （defensive thinking）［17］1。著名哲學家斯克里文在首屆非形式邏輯國際討論會上預見，非形式邏輯將在改善基本技能的教學和教學法等方面彰顯自 己的實際重要性［18］4。

當然，從一開始，批判性思維課程教學就顯露出多樣化的苗頭，例如「加利福尼亞風格」：一種廣義的方法論課程可能是由社會學家教授的，一門問題解決課程由心理學家講授，文本解釋學課程是歷史學家講的，論說文課程卻可能是英語教授上的，新聞學也有資格申請媒體分析課程。 這樣一來，基於非形式邏輯的批判性思維就建立了與相關學科的聯繫［19］112－113。】

在中小學課堂上，那些從自身經驗出發花工夫理解和學習批判性思維的教師將批判性思維融入他們的教學內容之中，展現出各種不同的教學風格。 例如，高中歷史教師奧萊利（Kevin O"Ｒeilly）在講授有關歷史信息來源可靠性的內容時，設計了教室走廊的一場扭打表演，然後讓學生目擊者講述所發生的事情。他把學生們給出的各種說明與人們對1775年列剋星敦戰鬥的說明相比較。 當這些學生嘗試決定哪個目擊證人給出最準確的說明並反思為什麼一個歷史說明比另一個更好或更糟時，他們就被批判性技能武裝起來，而這在奧萊利的課堂上不斷被利用。 這些批判性技能與證言、觀察以及更一般的信息來源的可靠性和準確性相關，它們在課堂之外的生活中也有極大的重要性。 奧萊利的學生們運用這些技能對各種教科書中關於列剋星敦事件說明的準確性做出許多有見識的批判性判斷，而那些僅僅被導向「接受事實」的閱讀的學生不可能做出這種判斷。

高中英語老師皮博迪（Cathy Peabody）在學生思考《羅密歐與朱麗葉》時問他們一些因果問題。在學生認識到因果在機遇、情感、誤解以及故意生成悲劇的因果網中所起作用之後，皮博迪運用相關問題幫助學生髮展批判性思維技能，這些將學生引向更深刻的因果性和責任問題。 在第4年級課堂上，庫珀（Phyllis Cooper）也對因果的準確評價有類似的關注，引導學生髮展良好因果判斷的標準。小學一年級教師斯科隆（Cathy Skowron）也將同樣的方法用於《憂天小雞》故事的討論，幫助學生考慮信息來源的可靠性［20］ 。

然而，批判性思維運動的關鍵推力在於各層次機構和組織。 首先在國家層面上，里根總統不僅出席優質教育國家委員會成立大會並發表講話，而且在《國家處於危險之中》報告遞交儀式上發表講話；除了於報告發表當日接受訪談以外，之後一年內至少在7個場合說及該報告，號召全國上下「一同參加恢復美國教育之卓越的全國運動……確保教育是最優先的。」［21］584－585，588，622－623，835－840，722，1029，1105，1163，1446】在1988年11月23日的全國圖書周上，里根更是直接談及批判性思維的重要性：在每一個社會，教育的目標必定包括使理智獨立和批判性思維變成每個公民的自然資產［22］1570。

教育部長貝內特（William L． Bennet）也認為，高等教育機構應該幫助學生「為生活，為生活得更好這一突出的實踐任務以及清晰地思考和明智地行動」做好準備。ABC新聞主播詹寧斯 （Peter Jennings）概述這一觀點時說，這指出了「教年輕人如何思考，並因此如何成功」的重要性。海軍上將、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克羅（William Crowe）也說，教美國人批判地思維對我們的國家安全越來越至關重要，發展青年人的批判性思維技能是「90年代首要的挑戰」［23］ xiii－xiv。

20世紀80年代晚期，阿肯色州州長柯林頓領頭的全國州長協會就在其關於國家教育目標的建議中包括了批判性思維，該建議1990年被聯邦政府採納為2000年國家目標的一部分。 1994年議會通過、柯林頓總統簽署生效的《美國2000年教育目標法》要求，到2000年「那些顯示推理、解決問題、應用知識和有效寫作和交流能力的學生的比例將大大提高」。 在關於成人 （讀寫）能力與終身學習部分也有同樣的目標———「那些顯示出較高批判地思維、有效地交流和問題解決能力的大學畢業生的比例大大增加」。

之後在小布希總統任期內2002年1月8日通過的法案《不讓一個孩子掉隊》規定，相關資金可用於「發展和提高學生的信息能力、信息檢索和批判性思維技能」； （阿拉斯加原住民）學前兒童家庭指導計劃包括「在諸如閱讀準備、觀察、講故事和批判性思維這些領域訓練、教育和支持家長」；學業成就測試包括評價「高階思維技能和理解」。

奧巴馬2009年3月10日在拉美裔商會（Hispanic Chamber of Commerce）上發表演講時也說， 「解決考試分數低的辦法並不是降低標準，而應是更硬更清晰的標準……我號召我們國家的行政官員和教育領導人發展測量標準和評價方法，它們並不只是測量學生能否完成填空考試，而是測量他們是否擁有21世紀的技能，比如問題解決、批判性思維、創業和創造性等。」［24］

教育行政系統和組織也傾力推行批判性思維。 例如，南達科塔州的課程改革為閱讀、數學、交流的優質標準擬定了指導方針，包括重點在於能通過計算機輔助教學提高的問題解決和批判性思維技能；新罕布希爾州的 「關鍵技能企業理事會」（Corporate Council for Critical Skills）計劃的教師培訓重點是問題解決、批判性思維、集體工作和學習、自學和交流技能等關鍵技能［25］119，217；加利福尼亞、紐約、康涅狄格、賓夕法尼亞、南卡羅來納、猶他、威斯康星和阿拉斯加等州也都以不同方式敦促批判性思維教學。1985年，美國教師聯盟對50個州的調查表明，有27個州報告他們正在採取步驟開始實施與支持學生思維技能相聯繫的改革。 康涅狄格州的立法草案建議「所有領域的教學都應以培養諸如事實的識別、批判性推理和問題解決這樣的思維技能為目的」。紐約州1984採用的行動計劃包括教學方面的一般改變，其中之一是「確保所有學生學會邏輯地和創造性地思考，將推理應用到所有年級層次的所有科目的議題和問題中。」思維是賓夕法尼亞州所陳述的12個教育目標之一，正在實施全州範圍的思維調查，確定了100所實施思維項目的學校。 該州還辦了一個通訊，聯合發起關於「作為思維者的學生」的會議。 南卡羅來納州1984年立法通過了一個「教育改善法案」，其部分4說「本州教育部和所有學區都將在所有層次的課程中強調高階解決問題的技能。」威斯康星州頒布的相關法令（s．118． 01 （2） （a）2）對學生有分析性技能的要求，包括：理性地思考、解決問題、使用各種學習方法、收集和分析信息、做出批判的和獨立的判斷以及有說服力地進行論證。 加利福尼亞州的學院和大學系統已經將批判性思維作為所有學生的畢業要件。 該州教育部發起中小學批判性思維方面的一系列改革，包括教科書、課程、人員發展和教師教育方面。在語言藝術、數學和社會研究方面的新測試最近也開發出來，其中有30%到60%的項目設計成檢測批判性思 維技能［26］6。1986年28萬加利福尼亞8年級學生參加了 歷史—社會科學測驗，該測驗40%的問題涉及批判性思維技能。1988年該州教育部開發出4、6、8年級學生的精熟測驗 （mastery tests）的連貫系統，集中於推理技能的內容測驗項目。而早在1980年11月1日，該州就發布過338號行政命令「通識教育—非本專業必修課」，要求所有23所州立大學和108所社區學院（約100萬學生）從1981年秋季開始，對註冊學生實施遵照這個命令制訂的培養方案。 其中將「獲得清晰地和邏輯地思考的能力，尋找和批判地審查信息的能力， 口頭和書面交流的能力以及完成數量運算的能力」看做是給畢業生提供不可缺少的生存手段。 一個學生要從州立大學畢業，必須有9小時的交流和批判性思維方面的指導［27］。 到1990年，大多數州都積極鼓勵教育者教授批判性思維。

美國教師聯盟 1986年發布的一個全國意見書——《批判性思維的目標：從教育理念到教育現實》指出，新的證據一次又一次地向我們表明，學生們缺乏需要發展的關鍵的「高水平」技能以及批判地閱讀、寫作、演說、聆聽和推理的能力。 如果教育的目標是要「教」學生思考，那麼為何這種「不思考、無讀寫能力的衰退會發生」？ 主要的原因是，從來沒有一種對批判性思維技能之發展有效的、系統的強調。而追根溯源是教師教育和預備對批判性思維的重視很不夠。

教育系統本身常常成為培育有益於批判性思維之環境的障礙， 教科書一直很少關注思維，95 %的標準化考試問題都致力於回想和記憶，忽略了高階思維過程。 然而，現代社會、政治和個人問題的複雜性和挑戰要求獨立思考、有充分根據的判斷以及分析地和理性地思考的能力，因此教育的重點應該轉變。 意見書最終提出了批判性思維有效整合的基本要素，包括教師的角色、教師的教育和組織的結構等三大方面的建議［26］52－53。】

同年，全美23個全國性教育組織參與監督和課程發展協會 （AS-CD）啟動的思維教學合作［28］57。 斯坦福大學校長肯尼迪（Donald Kennedy）起草了一封公開信，36 所大學領導人聯合簽署，於1987年11月18日發給美國所有共計3 300所學院和大學的校長。公開信說，「要保持和提高我們的生活質量，我們必須發展以能夠為謀生而思考的勞動者為基礎的具有領先優勢的經濟……這意味著我們不得不培育能夠批判地、創造地和富有想像力地思考的龐大人群［29］198。 國家教育進步評價 （NAEP）的「諮詢政策委員會」強調高階思維技能的評價，美國哲學學會常務理事會1985年也敦促哲學家幫助嘗試批判性思維檢測和在初高中課程中納入批判性思維。

為教學生批判地思考而設計的跨課程計劃頗為時髦，各種各樣的「學會思考」的計劃項目如雨後春筍。 比較有名的如「伊利諾伊斯思維改善計劃」 （Illinois Project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inking）、「零點計劃」 （Project Zero，1981）、「心靈奧德賽」（Odyssey of the Mind，1985）、「工具強化」 （Instrumental Enrichment，1980）、「高階思維技能」（Higher－ Order Thinking Skills，1982）等。

最為廣泛使用的方案是「思維戰術」 （Tactics for Thinking，1985），賣出了7萬份教師指南。一大批研究機構也應運而生。有十數個研究機構從事批判性思維主題研究，僅冠名批判性思維的研究機構就有拉基 （George M． Luckey， Jr．）負責的莫海德州立大學的「批判性思維中心」、斯沃茨（Ｒobert Swartz）主持的設在波士頓馬薩諸塞大學的「批判性思維國家中心」、保羅 （Ｒichard Paul）負責的索諾瑪州立大學的「批判性思維中心」、蒙特克萊爾州立大學的「批判性思維研究所」等。

三個20世紀80年代發展起來的有名的 （哲學方向）批判性思維促進組織是：保羅領導的研究機構，舉辦 K －12和大學層次教育者的大規模年會，現在是批判性思維基金會（Foundation for Critical Thinking）、批判性思維中心（Center for Critical Thinking）和卓越批判性思維全國理事會（The National Council for Excellence in Critical Think- ing）；斯沃茨領導的中心有批判性思維和創造性思維的碩士計劃，現在是全國思維教學中心 （National Center for Teaching Thinking）；源於聖科拉拉大學由費西萬 （Peter Facione）領導的機構，名為「洞察評價 「（Insight Assess- ment）。 前兩個組織重點研究批判性思維教學，第三個集中於批判性思維概念和評價［30］7。

1981—1986年，《教育領導力》（Education Leadership，1943年10月創刊）有7期思維技能教學專號，《國家論壇》（National Forum）有一期是思維技能專題。 更有批判性思維的專門期刊《探究：跨學科批判性思維》（1988年創辦的蒙特克萊爾州立大學批判性思維研究所通訊）。 關於思維技能的會議也遍地開花，僅1984—1986年間就有29個會議舉行，其中批判性思維的專題會議就有9個［28］50－55。】

批判性思維不僅逐漸被大多數大學確立為教育目標，而且被認為形成了一種與所謂的關於知識、學習和能力的「說教理論」形成鮮明對照的「批判性理論」，這二者之間有21個假設是對立的［29］200－209。

教師認證和課程標準也包含批判性思維方面的要求。 1987 年成立的國家專業教學標準理事會（National Board for Professional Teaching Standards）於1989 年發布《教師應該知道的和能夠做的事》（What Teachers Should Know And Be Able To Do），提出了可與醫學希波克拉底誓言相媲美的「教學的5個核心命題」，作為合格教師的職業願景。所有全國理事會的認證都建立在這5個核心命題的基礎之上。 該報告在闡釋這5 個命題時凸顯了批判性思維的重要性，要求教師「發展學生的批判性和分析性能力」。 命題4（「教師系統地思考他們的實踐，從經驗中學習」）則與批判性思維直接相關，其下包括「認證教師是有教養人的模範——他們閱讀、質疑，他們創造並樂意嘗試新生事物」，「他們經常批判地審查自己的實踐以深化知識，擴展自己的技能，將新發現吸收到自己的實踐中」，等等。 報告對命題4的闡釋實際上要求教師成為體現批判性思維技能和示範批判性思維氣質的榜樣。在闡釋命題5 中的「教師是學習共同體的成員」時指出，教師參與批判地分析學校課程，國家理事會認證的教師養成一種評價學校教學陳腔濫調的批判精神。報告認為，批判性思維不是抽象發生的，對思維者而言它總是關於某事物的推理。 成熟的教師懂得學科思維在發展豐富的、理論的主題內容理解時所起的基礎作用。 他們專註於向他們的學生揭示批判性思維的不同模式，教學生分析地思考內容。 教師要注意這樣的事實：每一學科都存在多元視角和解釋，合格教師激勵學生質疑主流的規准和假設，幫助他們自主思考［31］。

許多職業鑒定機構在其認證準則里包括了批判性思維技能的測量，例如全國護理聯盟（1990）、西部大專院校協會（1990）、中北部大專院校協會（1992）。一些州所制訂的教師資格證獲取條件也包括批判性思維的要求。 例如賓夕法尼亞的標準中就有：教師理解和運用各種教學策略，包括跨學科學習經驗，激勵學生髮展批判性思維、問題解決和執行技能。 佛羅里達教育法立法調查結果發現，有效的教育者能做到： 以合乎邏輯的和可理解的風格寫作和言說……合乎邏輯地思考和解決問題。批判性思維的要求也落實到課程標準上。全國數學教師理事會在其《課程和評估標準》 （1989）中號召課堂教學將批判性思維置於核心地位，新標準清晰地陳述了普遍強調推理將是所有數學活動的本質。

全國護理聯盟1989年發布的第6版《護理學士學位和更高學位培養方案評估標準》指出， 「課程設置強調批判性思維和日益進步的獨立決策的發展」。 因此教員需要一個可理解的、切實可行的且廣泛的批判性思維定義。 此外，員工開發者（staff developers）必須滿足要求批判性思維作為臨床能力之一部分的醫院認證標準［32］351。 在學生學業成績和升學考試方面，批判性思維也有越來越多的滲透。 ACT的科學推理部分，新 MCAT的許多項目、AP、ITED、GＲE的分析和邏輯推理部分、 LSAT，都是試圖將批判性思維結合在一個測試中，對考生影響重大的考試［33297。】

美國批判性思維運動經久不衰的另一個秘密在於全社會的關注。《國家處於危險之中》等報告以及政府高層的態度也得到公眾的響應。 民意調查證實，人們知道和理解教育對國家的福祉以及對自己未來的重要性，他們形成了這樣的信念：教育是最高的國家議程。58%的納稅人甚至願意為幫助提升美國的教育標準而更多地納稅。 許多商業會所、遍及各地的商業圓桌會議，不計其數的商業組織都加入到促進公司對教育的貢獻行列中來，鼓勵僱員參與學校，支持教育改革的立法和預算。

重要的基金會不僅為一系列研究報告提供了實質支持，而且為教育系統改革提供資金支持。 幾年時間內估計有350個地方教育基金會成立［25］12－13，18－19。 蓋洛普的一項調查要求美國老師對一些教育目標（25個）的重要性進行排序，「發展良好的工作習慣與組織自己思想的能力和全神貫注的能力」； 「發展創造地、客觀地和分析地思考的能力」這兩個目標排在最前，而美國公眾將它們排在第六和第九位［34］327。

出版界和新聞媒體也有推波助瀾之功。 社論、政治漫畫和小專題生動闡釋了在技術高度發達的社會裡教育對個人自由和民主價值的基礎重要性。 美國教育部曾檢閱了《國家處於危險之中》發布4個月之內45種全國性和地方性報紙，發現有700篇文章與之有關。重要期刊《時代》、《新聞周刊》、《新共和國周刊》和《美好家園》都用大量的版面評論優質教育國家委員會和教育議題。 在上述報告發布的12個月時間裡，電視網路聚焦於教育議題，包括NBC的「本日秀」 （Today Show）、「夜新聞」 （Nightly News）和「會晤新聞界」 （Meet the Press）； CBS的「晚間新聞」（Evening News）、「早間新聞」（Morning News）、「阿格隆斯基和公司」 （Agronsky and Company）與「菲爾·多諾霍秀」（Phil Donohue Show）；ABC的「晚間世界新聞」 （World News Tonight）、「夜線」 （Nightline）、「早安美國」 （Good Morning American）和「布林克利秀」（The David Brinkley Show）； PBS的美國高中專論［25］14。

《紐約時報》成為批判性思維的有力倡導者。 該報在上世紀70年代就有關於批判性思維的報道。例如在1978年11月25日，《紐約時報》刊登了一個有關耶魯教授哈羅得·摩落維滋（Harold J． Morowitz）的故事，這位教授論證說，今天的年輕人需要批判性思維方面的課程，以便在非理性運動（比如，吉姆·瓊斯的人民聖殿教事件）中得到自我保護。 1981年，批判性思維作為教育改革的一個因素開始真正引起公眾注意，《紐約時報》在教育專欄編輯莫洛夫（Gene Maeroff）的指導下開始刊登宣傳批判性思維計劃項目的系列故事，這些故事發生在國家教師學院和它們的畢業生控制的課堂上。該報還報道了一些大學的批判性思維計劃項 目和批判性思維研究、培訓機構（1982年4月21日教育專欄；1983年1月9日「教授思維：一個新重點」；1984年1月8日「寫作教學得到新推動」［35］52－53。）

《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的一篇文章也說，今天的學生沒有學會如何辨識未陳述的假設，他們對推論、因果推斷、建立論證、形成和辯護一個看法、看出意涵等的手段所知甚少。 教育者說，總之他們對批判地思考沒有學會多少［36］。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刊登保羅 （Ｒichard Paul）的文章說， 「我們需要將學習的重點從僅僅教學生獲得正確答案轉向教他們中有教養的人追求正確答案的那種過程。」［37］ 其實，商業和管理期刊也早就開始關注批判性思維。

1976年秋，《管理和行政科學》雜誌著力描述了批判性思維作為「參與的/民主的意識」的基本要素，作者認為這一要素是成功的基本要素。

1978年夏， 《大西洋經濟評論》發出了這樣的呼喚：管理者需要發展作為解決商業問題之手段的批判性思維［35］52。 卡普（Walter Karp）在《哈潑斯》雜誌上引述古德拉德的報告說，甚至沒有1%的教學時間致力於討論「要求某種包括推理或可能來自學生的看法的某種開放回應……學生被動性的嚴重程度非常突出。」 「大多數教師完全不知道如何達到較高的思維層次。」［38］

由於經濟變得日益依賴信息，僱主們需要尋求那些既能將批判性思維技能應用於信息處理，又能將自己的理解與他人溝通的僱員。 1989年5 月， ABC新聞用1小時討論這個重要話題。 按照節目策劃人的說法， 「最重要的工作技能是，一個學生在離開學校後仍能擁有批判性思維的力量」。 廣播專欄引用一些公司負責人所支持的觀點：批判性思維在僱工和保持長期僱用關係上將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23］ xiii。

上世紀70年代以來的批判性思維學術研究可以分為三個階段，每一階段都有不同的研究議程和應用重點。 第一波 （1970—1982年）批判性思維研究的重點是由哲學家主導的邏輯、論辯和推理理論。理論家傾向於僅僅聚焦於明顯的說服和論辯中的思維問題，用相對狹窄和技術的視角來看推理和邏輯，結果沒有處理批判性思維的關鍵成分———語言邏輯和問題邏輯。

第二波（1980—1993年）的特徵是觀點的多樣性，心理學、批判教學法、女性主義和特殊學科 （生物學、商業或護理）以及第一波研究議程錯失的某些元素 （情感、直覺、想像和創造性等），都成為審視批判性思維的不同視角。 它比第一波的計劃更為廣泛，對批判性思維的考察超出了邏輯學和修辭學傳統。 但第二波的工作缺乏一種共享的智識傳統，總體上很少有整合，不太融貫，常常更為「膚淺」，所做的不同尋常的工作所得到的收穫常常是以深度和嚴格性為代價的含糊的廣泛性。

第三波 （1990—1997年）要超越前兩波的弱點———缺乏廣泛性的嚴格性與沒有嚴格性的廣泛性，卓越批判性思維全國理事會（National Council for Excellence in Critical Think- ing）的原則和標準代表第三波現象。 這些原則和標準本質上是廣泛的，大大超越了邏輯和批判性思維的狹隘視界。 它所關切的是，整合前兩波研究的洞見；發展嚴格而廣泛的批判性思維理論； 闡明在學術環境之內和之外有一般應用的理智標準；說明情感和價值在思維中的合適角色；理解在情感和行為形成過程中思維的主導作用；將認知心理學的經驗工作融進批判性思維理論中；建立批判性思維研究和實踐領域中的共同原則和標準；發展識別和批判偽批判性思維模型和方案的有效評價工具［39］。

上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倡導批判性思維的努力達到了頂峰。 此後，批判性思維的價值和必要性為美國全社會所接受，批判性思維被吸收進教育的各個層次。1977到1988年間，大約有2 000篇關於批判性思維的文章在學術期刊上發表；至1993年，美國已有800所高校以各種形式提供至少一種批判性思維課程［40］。　

三、批判性思維運動的價值

美國的批判性思維運動產生了全球影響。 加拿大雖然不是一個「處於危險之中」的國家，但美國的警示啟發了加拿大把公民教育理念和最終基於職業技能發展的教育結合起來的通識教育課程，開始研究標準化考試方案對 教育實踐，對如何評價或描述高階認知發展的影響。

歐洲也感受到了以北美為中心的批判性思維運動的發展勢頭。歐洲的一些思維教學研究受到美國批判性思維研究的影響。 比如，與李普曼和保羅相聯繫的通過哲學教學的批判性思維路向引起了歐洲一些國家的興趣。

西班牙巴塞羅那的「哲學教學研究所」 （Institute forＲesearch into the Teaching of Philosophy）將李普曼的課程材料翻譯成西班牙語，開發教師訓練課程，開展小學某些實驗工作。

葡萄牙里斯本大學的「學習思考計劃」 （Project Dianoia）主要是一個通過提高元認知意識來提升思維技能的干預計劃；訓練文本理解、書面作文和科學問題解決的元認知策略的課堂教學也成功引進。

在瑞典，全國教育理事會在斯德哥爾摩大學資助的一個計劃，也使用李普曼7～9歲兒童的故事譯本［41］181。

更值得注意的是，許多國際組織也倡導批判性思維，其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全球推進批判性思維最為持久。早在1937年，國際教育局的12號建議《中小學師資培訓中的心理學教學》就向各國教育部建議， 「培訓應該使未來的教師……能運用各種實驗和測量方法，預測齣兒童健全的批判性思維和一定的科學成熟度。」教科文組織的73號建議《教育和生產勞動之間的相互作用》（1981）、77號建議《掃盲：90年代的行動政策、戰略與計劃》 （1990）、78號建議《教育對文化發展的貢獻》 （1992）、79號建議《國際理解教育的總結與展望》 （1994）等都建議批判性思維的教學與培育［42］47，438，484，500，－501，505，520。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UNICEF）、經合組織 （OECD）、人權理事會（UNHＲC）以及其他全球性組織，如「和平團」 （Peace Corps）和大赦國際 （Amnesty International）等也在特殊的重要領域推動批判性思維。英、德、法、加、澳、荷、以色列、紐西蘭、新加坡、日本、土耳其、立陶宛、巴西、印度、哈薩克、蓋亞那、南非、 埃及、 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 緬甸、委內瑞拉、牙買加、阿富汗、伊拉克、巴林、孟加拉、巴貝多、波札那、約旦、肯亞、馬拉維、摩爾多瓦、納米比亞、阿曼、巴勒斯坦、盧安達、馬爾他、尼加拉瓜等國以及我國的台灣和香港地區，都已將批判性思維納入教育目標。

批判性思維是有價值的認知技能、寶貴的資本。研究表明，在不同的選擇制度方面，不平等的批判性思維發展與社會經濟地位和制度選擇之間存在的正相關相結合，構成了高等教育制度參與社會再生產的一種方式［43］。 有學者認為，一個國家的經濟命運取決於維護和培育創新的能力。美國最重要的創新優勢是文化。創新的文化環境或「創新生態系統」需要一種積極的或建設性的衝突，一種產生非零和解決的衝突。這是一種體現在美國體育界、美國法庭和美國政治系統中的衝突，是一種結構化競爭的衝突，其中的失敗者有機會在另一天獲勝，而且在不斷改進這種博弈方面人人都有利害關係。 它也是創造性破壞的衝突，是給新商業模式開路而破壞舊商業模式的過程。

最重要的是，一種建設性衝突的文化獎賞挑戰每一領域的權威。 美國的教育機構長期以來用各種方式強調批判性思維，而這是中國和其他國家現在正設法追趕的。 創新的文化需要在一種更大的透明和信任的文化之內鼓勵衝突，重視和鼓勵跨文化能力。 美國的氣質和歷史非常適合這種文化，也許最好的例子是維基百科。 觀點被挑戰、編輯、再挑戰，最終產品是不同的、對抗過程的結果，這個過程比在美國法律系統中發現的對抗過程更為優雅。但是前提是相同的：在追求真理和真相的過程中，多元的思想相互衝撞，互相校正。 在一個喜歡分散和積極衝突的世界裡美國有優勢。網際網路世界、維基世界以及網路化的世界全都開始於美國並向外輻射。這些世界的特性對於21世紀的創新和問題解決是關鍵［44］106－109。

美國批判性思維運動的歷史經驗對我們有重要啟迪。該運動達到今日的水平並依然有持續之勢全仗以下5個具體因素。

第一，批判性思維的推行得到制度或體制的支撐，總統、聯邦政府、州政府以及各種教育組織、社會組織都提供了支持。

第二，社會總動員使批判性思維的理念深入到社會的方方面面，得到工商界、出版媒體界、學術界、各種基金會以及教師、學生和家長的贊同和支持，這種由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促動甚為關鍵。

第三，教育諸方面的共振，使批判性思維的教學和訓練系統化。 辦學目標、教師、教學各環節 （教學方法、授課、討論、作業、考試、課程、教材、考試、校園活動）、入學選拔、資格認證、職業要求、僱工條件等都滲透著批判性思維的要求和實踐。 人們公認，批判性思維的培養不可能通過一門課程來完成，它是整個教育體系和環境互動的結果，是個人終身的努力。

第四，批判性思維教學必須與具體學科內容的教和學緊密結合。儘管在圍繞批判性思維一般能力的獨立課程教學與圍繞學科領域具體批判性思維能力的專業教學之間存在差異和爭論，但養成批判性思維必須與具體學科專業知識相結合是當今的一大共識。 一般的批判性思維通過具有學科特點的形式加以體現，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像科學家那樣思維」、 「像法律人一樣思維」、 「像歷史學家那樣思維」的含義［45］9。 在美國的中小學，批判性思維主要是作為一種教學法貫徹到各科目教學中。

第五，批判性思維常常攀附在其他社會運動或思潮上而擴大自己的影響力。 比如，在進步教育運動、批判哲學思潮、社會研究或社會課程運動、名著運動之中都有明顯而強烈的批判性思維因素。

當然，美國人也認識到批判性思維的推行與培養會遇到一些障礙。 大多數成人都有批判性思維能力，但退步的心理、文化和政治的禁忌阻止它顯現［46］159。 在批判性思維運動開展期間，有學者擔憂改革者的命運會像20世紀60、70年代企圖在不同學科教批判性思維技能的那些人一樣無功而返，因為這個目標與學校的其他許多目標不相容，在默許批判性思維訓練之必要性的同時，人們會繼續用老套的形式來教學［47］20。

不過有學者對這場運動的最終成功持樂觀態度，他們有4點理由：首先，批判性思維運動並不正面挑戰傳統上公認的學校教育目標，而是旨在幫助青少年更好地完成這些目標；第二，對有效的思維教學，對思維和教育變化也比早先的改革者了解得更多，大量研究提供了對這些現象的洞察；第三，有廣泛公眾、專業人員和相當多的政治和制度勢力的支持，這是早先改變思維教學的努力所不具備的；第四，改善思維教學的運動也從很多思維技能方案中獲得了動力和支持，與大多數早期關於思維的課程程序包不同，這些方案一般包括詳盡的教師訓練組件，能大大有助於保證將它們所包含的革新有效地轉換到課堂上。許多這樣的方案基於更細緻、更精確的思維和思維技能的概念化；第五，對改善思維教學的基層支持也比過去要大得多，人們懂得改善信息加工和改善內容學習之間的聯繫，精通思維和職業選擇之間的聯繫。 當然，思維技能運動的未來也有些障礙。 有許多人和集團很可能不想要年輕人學會更好地思考。 而一些批判性思維教學的熱衷者不能正視課堂教學現實，或者沒有將他們的方案與訓練遷移、學習干擾、培育年輕人元認知的重要性以及教學效果原則相結合，這很可能造成對整個改革的傷害［48］19。

批判性思維在中國的發展任重道遠。 和美國相比，在上述5個因素方面差距巨大，尤其批判性思維遠不是「國家訂製」，例如迄今尚未將批判性思維作為高等教育的目標，國家教育改革與發展綱要中也隻字未提。 而且，中國文化環境中的一些因素 （過於看重權威和面子等）阻礙批判性思維的培育。 有美國學者甚至認為，在中國文化語境中，西方管理者想要努力在中國鼓勵說出自己思考的東西而非相信老闆想要聽到的某種東西是徒勞的［44］108。 中國的批判性思維推行需要與社會改革和文化更新或再造結合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