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與杜甫]：第一流氓才子書

《李白與杜甫》：第一流氓才子書

丁啟陣

意外收到一位素不相識的出版界人士的來信，告訴我，他們馬上要重印一本備受非議的文學史研究著作，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

儘管魯迅文章里多次出現過的「才子+流氓」，事實上並非專指郭沫若，但是，許多人都以為指的就是郭沫若。這種誤會，其實倒反映了這樣一個情況：在許多人的心目中，郭沫若就是一個才子+流氓式的人物。

郭沫若究竟是否才子加流氓的問題，本人向來不感興趣，這裡也不打算展開討論。但是，就書論書，我認為，郭沫若先生初版於1971年的《李白與杜甫》，的確是一本流氓才子書。

我這裡所說的流氓，並非指作者郭沫若先生的為人處世或者說人品，而是指他在寫作《李白與杜甫》一書時的功利心理和蠻橫態度，也就是魯迅所說的「『知道點革命的厲害"，只圖自己說得暢快的態度」（魯迅語）。有一種流傳甚廣的說法：郭氏寫這本書，是希旨行為。因為，毛氏曾表示，他比較喜歡李白，對杜甫則不太感冒。其實，在得知這個旨意以前，郭氏不但並非「揚李抑杜」派，他甚至曾經把李白杜甫稱做「中國詩歌史上的雙子星座」。郭氏對於杜甫態度的轉變，是否完全源於希旨，恐怕很難論證了。但是，從《李白與杜甫》一書看，郭氏「揚李抑杜」的態度是十分鮮明的。

郭沫若先生的「揚李抑杜」，從目錄的措辭，便可以一目了然。《李白與杜甫》一書分如下三個部分：一、關於李白，二、關於杜甫，三、李白杜甫年譜。其中「關於李白」部分的標題是：「李白出生於中亞碎葉」、「李白的家室索引」、「李白在政治活動中的第一次大失敗」、「李白在政治生活中的第二次大失敗」、「李白在長流夜郎前後」、「李白的道教迷信及其覺悟」、「李白與杜甫在詩歌上的交往」；「關於杜甫」部分的標題是：「杜甫的階級意識」、「杜甫的門閥觀念」、「杜甫的功名慾望」、「杜甫的地主生活」、「杜甫的宗教信仰」、「杜甫嗜酒終身」、「杜甫與嚴武」、「杜甫與岑參」、「杜甫與蘇渙」。除去「李白與杜甫在詩歌上的交往」、 「杜甫與嚴武」、「杜甫與岑參」、「杜甫與蘇渙」這幾節之外，其他各節基本上都有褒貶之別。關於李白的，不是中性措辭（生於中亞碎葉、家室索引），就是帶有同情色彩（在政治活動中的第一次大失敗、在政治生活中的第二次大失敗、在長流夜郎前後）、讚賞意味（覺悟）。而關於杜甫，不是不屑（階級意識、門閥觀念、功名慾望、地主生活、宗教信仰），便是幸災樂禍（嗜酒終身）。眾所周知，李白與杜甫是莫逆之交，他們的人生經歷、思想情感都有相似性，所有「關於杜甫」部分的標題，其實也都適用於「關於李白」的部分。郭氏的區別對待，存心是不太厚道的：「文革」期間，斷言一個人是地主階級的意識和生活，就等於徹底否定了這個人，這個人就屬於必須批倒批臭的對象，要踏上一萬隻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最後還要將其掃進歷史的垃圾堆。總之是，萬劫不復。

宋代以降，「揚李抑杜」的人有不少，但是，他們基本上都限於藝術評價範疇。即使有人身攻擊的色彩，也是相當含蓄的。沒有一個人，是像郭沫若先生這樣生猛的，對杜甫實施人身攻擊的同時，又加以致命的政治宣判。

《李白與杜甫》的流氓性，在一些具體問題的論證上表現得更加赤裸裸。「關於李白」部分的「李白與杜甫在詩歌上的交往」，表面看不含褒貶，其實，整篇的內容，全都是他「揚李抑杜」的闡述。李白《陪侍郎叔游洞庭湖醉後三首》其三云：「剗卻君山好，平鋪湘水流。巴陵無限酒，醉殺洞庭秋。」這原本是李白的比喻，把洞庭湖水比作美酒，剗卻君山，洞庭湖水便一望無際，也就等於美酒一望無際，美酒更多了。但是，郭沫若先生不是這樣理解的。他認為，李白的「剗卻君山」以鋪平湘水，是因為他看到農民在湖邊屯墾，便想到要擴大耕地面積。然後，種出糧食，釀成美酒。他說，「巴陵無限酒」不是讓李白三兩人來醉，而是讓所有的巴陵人來醉。他的結論是：李白「剗卻君山」的動機和目的，是「真正為了人民」。跟「剗卻君山」類似，《江夏贈韋南陵冰》一詩中的「捶碎黃鶴樓」和「倒卻鸚鵡洲」，也不是一般的醉時豪言，而是因為李白「不滿於中國的風景區多被僧寺道院俗化了」，「他是想破立一番」。也就是說，早在一千二百多年前，李白已經有了「農業學大寨」和「破四舊、立四新」的思想。

大約是「揚李」比較有難度，除了上述例子之外，郭沫若先生也只能自說自話地提出李白的性格和詩歌比較富於平民性、人民更加喜愛李白的說法——杜甫描寫李白的「長安市上酒家眠」被當做李白「同市井平民親近」的證據，舊時鄉村酒店的燈籠或酒帘上愛寫「太白世家」或「太白遺風」，而沒有「少陵世家」或「少陵遺風」，被當做人民更加喜歡李白、不喜歡杜甫的證據。

因此，《李白與杜甫》一書，更多的是「抑杜」的篇幅，或者說，《李白與杜甫》一書的創造性，主要表現在「抑杜」思想的闡述上。這部分的闡述，「精彩」段落實在太多，為了節省篇幅，這裡只選取《杜甫的階級意識》一節的部分內容，做一點兒簡單的介紹。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奉先詠懷》）是杜詩名句，深刻揭露、辛辣批判了貧富不均的社會現象。千餘年後的今天，我們讀起來還是會受到震撼，會被詩人敢於為窮苦百姓仗義執言的精神所感動。但是，郭沫若先生不是這樣的。他在承認詩人的難能可貴之後，也對詩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然認識了這個矛盾，應該怎樣來處理這個矛盾？也就是說：你究竟是站在哪一個階級的立場，為誰服務？」按照郭沫若先生的邏輯，杜甫如果真的是為人民百姓利益考慮的，他就應該立刻去發動農民起義或者說新民主主義革命，或去梁山泊，或上井岡山，去推翻統治者，消滅地主階級，建立一個人人平等、按需分配的某某主義社會。

「三吏」、「三別」歷來被認為是杜甫詩歌的代表作，也是中國文學史上現實主義風格的典範作品。作品中飽含的憂國憂民、關心時事、體恤弱小等情懷，感動著一代代的讀者。因為有研究專家稱讚「三吏」「三別」是最富有人民性的作品，郭沫若先生就大為不滿，逐一進行了批駁。《垂老別》和《潼關吏》兩首作品，郭沫若先生沒有直接、明確的批駁意見。其他四首，他都有所批駁。

他認為《新婚別》「把新娘寫得十分慷慨，很識大體，很有丈夫氣」，是經過詩人的理想化的人物，是「以地主生活的習慣來寫『貧家女』」。因為，「真正的『貧家女』是不能脫離生產勞動的」，不至於「父母養我時，日夜令我藏」，「這顯然是詩人的階級意識在說話」。郭沫若先生認為，這個送郎從軍的「貧家女」故事寫得不夠真實。

《無家別》是「三吏」「三別」六首作品中郭沫若先生評價最高的一首。儘管如此，他還是有一點大大的不滿：杜甫只提出問題（戰亂時期百姓難以生存的問題），沒有寫出答案。郭先生認為答案只能有兩個，「只好造反」和「沒有辦法」。他根據杜甫詩歌的「情調」和詩人的「意識」，斷定杜甫所能提供的答案只能是後者，即「沒有辦法」。

郭先生也肯定了寫《新安吏》的詩人有同情心、表示了相當的憤激，承認「舊時代的詩人能寫出這樣的詩來，的確是很少見的」。但是，「使人民受到這樣的災難到底是誰的責任？應該怎樣才能解救這種災難？」詩人都「諱莫如深，隱而不言；而只是怨天恨地，只是對於受難者一味的勸解和安慰」，郭先生對此非常不滿，他斷言：「故詩人的同情，應該說是廉價的同情；他的安慰，是在自己安慰自己；他的怨天恨地是在為禍國殃民者推卸責任。」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是杜甫又一首關心人民疾苦的名作。但是，這一首詩令郭沫若先生不滿的地方也更多。「……屋頂的茅草有三重。這是表明老屋的屋頂加蓋過兩次。一般地說來，一重約有四五寸厚，三重便有一尺多厚。這樣的茅屋是冬暖夏涼的，有時候比起瓦房來就還要講究。」因此，他認為，「茅草被大風颳走了一部分」，杜甫不該「怨天恨人」。更使郭先生吃驚的是，杜甫竟然「罵貧窮的孩子們為『盜賊』」，而自己的孩子則是「嬌兒」。「他在訴說自己的的貧困，他卻忘記了農民們比他窮困百倍」。「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對這幾句詩，郭先生也有新的看法：「…詩中所說的分明是『寒士』，是在為還沒有功名富貴的或者有功名而無富貴的讀書人打算，怎麼能夠擴大為『民』或『人民』呢？農民的兒童拿去了一些被風吹走的茅草都被罵為『盜賊』，農民還有希望住進『廣廈』里嗎？那樣的『廣廈』要有『千萬間』，不知道要費多大的勞役……如果那麼多的『廣廈』真正像蘑菇那樣在一夜之間湧現了，詩人豈不早就住了進去，哪裡還會凍死呢？」

總而言之，對李白，郭氏是回護有加，而對杜甫，郭氏則極盡求全責備之能事。

宋代以來的「揚李抑杜」和「揚杜抑李」的論著，我都讀過一些。我認為，以論述過程中的上綱上線、信口雌黃而言，古往今來，無一能望《李白與杜甫》之項背者。換言之，沒有比《李白與杜甫》更流氓的了。一本書，能流氓到如此地步，我們除了發出一聲由衷的讚歎：「太有才了！」還能做些什麼呢？！因此，我稱郭沫若先生的大作《李白與杜甫》為流氓才子書。一本書，能夠流氓、有才至如此地步，其閱讀與收藏價值是不必說的——好一本反面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