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遺張居正 | 明代官場改革難善終？

明代官場——張居正沒得善終的改革家

　　歷史猶如色彩斑斕變幻無窮的萬花筒，讓探索它奧秘的人們感到深不可測，這也許就是它的魅力所在吧！有些事情似乎都是難解之後謎，例如功勛卓著的改革家為何沒有好下場，吳起商鞅死於非命，便是顯例。張居正雖然並非死於非命，但死後，先前對他新生備至言聽計從的明神宗卻揚言要對他「斷棺戮屍」，家屬代他受過，遭受抄家充軍的嚴懲，令同時代人以及後來的讀史者感慨唏噓不已，陷入深深的思索。

　　萬曆元年至十年擔任內閣首輔的張居正，本著「綜核名實，信賞必罰」的原則，力挽狂瀾，推行大刀闊斧雷厲風行的改革，開創了成效卓著的萬曆新政，不僅改變了以前財政連年赤字入敷出的局面，而且使萬曆時期成為有明一代最為富庶的幾十年。這是有目共睹的，甚至連和他持不同政見的人，也讚譽有加。人稱「王學左派」「異端之尤」的李卓吾，由於好友何心隱之死，懷疑是張居正指使地方官所為，因而對他一向懷有偏見。在張居正死後遭到不公正待遇時，他出於學者的正直本心，感慨系之地說出了一句極分量的話：「江陵(指張居正)宰相之傑也，故有身死之辱。」在讚譽他是「宰相之傑」的同時，為他的「身死之辱」感到忿忿不平。既然是「宰相之傑」，何以會有「身死之辱」？確實是值得人們深長思之的。

　　問題的要害就在於「威權震主，禍萌驂乘」。

　　《明神宗實錄》的纂修官已經看到了這一點。他們給張居正寫的「蓋棺論定」琿算平直公允，一方面確認張居正手攬大政十年，「海內肅清，四夷##服，太倉粟可支數年，寺積金至四百餘萬成君德，抑近##，嚴考成，綜名實，清郵傳，核地畝，洵經濟之才也」；另一方面也指出他的過失，儘管過不掩功，也足以使他陷入無法擺脫的困境：「偏衷多忌，小器易盈，鉗制言官，倚信佞，方其怙寵奪情時，本根已斷矣。威權震主，禍萌驂乘。何怪乎身死未幾，而戮辱隨之。」這段話看似官修史書通常史官褒貶筆法，卻不乏史家難得的史識，其精髓就是「威權震主，禍萌驂乘」八個字。

　　誠然，張居正確實屢屢「鉗制言官」，因為在他看來，要進行改革，必須「謀在於眾，而斷在於獨」。倘使我們說他給人的印象是獨斷專行，是毫不為過的。這實在是迫於形勢不得已而為之；因為改革舉措觸及政壇痼疾，沒有相當的力度難以奏效。無論是使「中外淬礪，莫敢有偷心」的考成法，還是「理逋負以足國」的清丈田糧，以及把江南行之有效的一條鞭法推廣到全國，無一不是阻力重重，反對的聲音一浪高過一浪，沒有一點雷厲風行獨斷專行的作風，恐怕一事無成。張居正過於嚴厲，過於操切，必然遭來許多菲議。但是新政成效卓著，言官們難以抓住把柄，便從攻擊張居正個人品行，離間他與皇帝的關係著手。南京戶科給事中余懋學、河南道御史傅應禎以及巡按遼東御史劉台，就是這樣的代表人物。由於皇帝和皇太后的全力支持，宮內實權人物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又與張居正結成權力聯盟，那些反對者統統被嚴厲地打壓了下去。

　　然而一波剛平一波又起。萬曆五年張居正的父親張文明病逝，按照當時的官僚丁憂缺席必須辭官守制二十七個月。張居正是一個「非常磊落奇偉之士」，不願意「徇匹夫之小節」，而使改革中斷，便與馮保聯手策劃「奪情」之局，接受皇帝的「奪情起複」，「在官守制」，依然執掌朝政大權。此舉激起更大的反對聲浪，指責張居正違背傳統的儒家倫理綱常，不配斷續身居高位。反對最激烈的是翰林院編修吳中行、翰林院檢討趙用賢、刑部員外郎艾穆、刑部主事沈思思孝。就在張居正處境十分尷尬之時，明神宗再三強調「奪情起複」是他的旨意，馮保又與之密切配合，記張居正票擬朱旨，對吳趙艾沈四人實施嚴厲的廷杖。由此遭來更多的非議，毫無疑問，張居正樹敵過多，對於他日後遭到報復不無關係，但這並非他的悲劇的關鍵所在。

　　關鍵在於「威權震主」。

　　明神宗即位時還是一個十歲(虛歲)的孩子，皇太后把朝政交給了張居正的同時，也把教育小皇帝的責任交給了他。因此張居正身兼二職：首輔與帝師。小皇帝一切都仰賴張居正的輔佐，他對身材頎長美髯及胸的長者既敬重又畏懼。一次明神宗在讀《論語》時，誤將「色勃如也」之「勃」字讀作「背」音，張居正厲聲糾正：「當作勃字！」聲如雷鳴，嚇得神宗驚惶失措，在場的官員們無不大驚失聲。慈聖皇太后為了配合張居正的調教，在宮中對神宗嚴加看管，動輒譴責：「使張先生聞，奈何！」在太后和皇帝的心目中，張居正的地位與威權之高可想而知。當時人沈德符在《萬曆野獲編》中說：「(張居正輔政)宮府一體，百辟從風，相權之重，本朝罕儷，部臣拱手受成，比於威君嚴父，又有加焉。」所謂「宮府一體」云云，就是把內宮(皇帝)與外朝(政府)的事權集於一身，因此說他是有明一代權力量大的內閣首輔。這一點，張居正本人並不否認，他經常對下屬說：「我非相，乃攝也。」所謂「攝」，就是攝政，代帝執政。如此權勢顯赫的內閣首輔，部下當然要把他「比於威君嚴父」，成為他們爭相拍馬獻媚的對象，阿諛奉承之徒甚至向他贈送黃金製作的對聯，上面寫道：

　　日月並明，萬國仰大明天子；

　　丘山為岳，四方頌太岳相公。

　　張居正號太岳，把太岳相公與大明天子相提並論，是頗有僭妄嫌疑的，張居正卻安之若素，流露出「我非相，乃攝也」的心態。

　　萬曆六年張居正離京歸葬老父，一路上擺出「我非相，乃攝也」的顯赫排場。不僅有尚寶少卿和錦衣衛指揮等官員護送，戚繼光還派來了銃手與箭手保鏢，而且他所乘坐的轎子是真定知府錢普特意趕製的，被人稱為「如同齋閣」。它的前半部是重軒(起居室)，後半部是卧室，兩旁有走廊，童子在左右侍侯，為之揮扇焚香。如此豪華之極的龐然大物當然不是八個人所能扛起來的，而是聞所未聞的「三十二抬」大轎，比皇帝的出巡猶有過之而無不及。

　　萬曆十年春，張居正身患重病，久治不愈，朝廷大臣上自六部尚書下至冗散，無不設齋醮為祈禱，以表忠心，企求日後獲得這位代帝攝政的元老重臣的青睞。他們紛紛捨棄本職工作，日夜奔走於佛事道場，把祈求平安的表章供上香火繚繞的神壇，長跪不起。然後再把這些表章裝進紅紙封套，罩上紅色錦緞，送進張府，用重金賄賂張府家人，希求讓張居正過目，博其歡心，於是官僚們爭相雇募文人詞客，代寫表章，送給張居正，「爭一啟齒，或見而頷之，取筆點其麗語一二」。京都如此，各地封疆大吏莫不爭相仿效。這種舉國若狂的舉動，即使在那個時代也是罕見的不正常現像，後來明神宗病重時也沒有出現類似排場。

　　張居正難道沒有考慮到「威權震主，祝萌驂乘」嗎？

　　他是有所考慮的，在回到江陵老家安葬亡父時，一天之內收到皇帝三道詔書，催促他早日返回京師，顯示了他在皇帝心目中須臾不可或缺的地位。湖廣地方官以為是鄉梓的無上光榮，，特地為之建造「三詔亭」以資紀念。在隆重的慶賀典禮之後，張居正突然聯想到騎虎難下之勢，他在給湖廣巡按朱璉的信中談起「三詔亭」，寫下了一段感慨而又意味深長的話：「作三詔亭，意甚厚，但異日時異事殊，高台傾，曲詔平，吾居一不能有，此不過五里鋪上一接官亭耳，烏睹氣謂三詔哉！蓋騎虎之勢自難中下，所以霍光、宇文護終於不免。」處在權勢頂峰的張居正明白一旦形勢變化，他連居所都成問題時，三詔亭對他有何意義呢？於是他憂心忡忡地想到了「威權震主」的霍光與宇文護的悲劇下場。

　　霍光，受漢武帝遺詔輔佐年幼的漢昭帝，任大司馬大將軍，封博陸侯。漢昭帝死，他迎立呂邑王劉賀為帝，不久又廢劉賀，迎立劉詢為為漢宣帝。他前後攝政達二十年之久，一改漢武帝時代窮兵黷武的弊政，以節約財政開支為準則，不斷減稅，對匈奴的政策由征戰轉變為和平交涉。儘管如此，他還是難逃厄運。漢宣帝把他視作芒刺在背，在他死後，由於陰謀告發，妻子及家屬多人被處死，當時盛傳：「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驂乘。」這就是「威權震主，禍萌驂乘」第一個顯著的實例。寧文護的情況略有不同。他往西魏時任大將軍、司空，繼寧文泰執掌朝政，擁立宇文覺，建立北周，自任人冢宰，專斷朝政。其後廢寧文覺，另立寧文毓，又殺寧文毓，立寧文邕(周武帝)，最終被寧文邕處死，原因就是「專橫」張居正聯想到霍光和寧文護的下場，不免有點惶恐，還是激流勇退吧!他深感「高痊不；　　以久竊，大權不可以久居」，就在萬曆八年三月向神宗提出「乞休」的請求。這九年來任重力微，積勞過慮，形神頓憊，氣血早衰，鬚髮變白，已呈未老先衰之態：從此以後，昔日的聰明智慮將日就昏蒙，如不早日辭去，恐將使王事不終，前功盡棄。這是他輔政第九個年頭的真實心態；儘管他對權位是熱衷貪戀的，也不得不深長計議，以免中途翻車也就是他自已所說「駑力免於中蹶」。這既是一種政治姿態，也是一種自謀策略，神宗卻一點思想準備也沒有，毫不猶豫地下旨挽留。兩天後張居止再次上疏乞休，除了重中「惴惴之心無一日不臨了淵谷」的心情，他提出一個折衷方案：只是請假.並非辭職，國家或有大事，皇上一旦召喚，朝聞命而夕就道，神宗有點猶豫了，以他的早熟和敏感，不可能不曾意識到張先生的威權震主，也並非不想早日親操政柄，只是如此重大人事更動他作不了主得請示「垂簾聽政」的太后才行；慈聖皇太后的態度很堅決，懇切挽留張先生，對兒子說：「與張先生說，各項典禮雖是修舉，內外一切政務，爾尚未能裁決，邊事尤為緊要。張先生受先帝付託，豈忍言去!待輔爾到三十歲，那時再作商量。先生今後再不必興此念。」皇太后如此明白無誤又毫無商量餘地的表態，大大出乎神宗與張居正的預料。這一決定使神宗頗為尷尬，在母后眼裡自己還是一個孩子，沒有裁決政務的能力，不得不打消儘快親政的念頭。所謂「輔爾到三十歲」云云，似乎意味著張先生一日不死親政便一日無望。物極必反，神宗對張先生由敬畏至怨恨的轉變，這是一個重要的契機，埋伏下一旦張居正死去必將有所發泄的潛因。對於張居正而言，既然皇太后說：「今後再不必興此念」，豈敢再提「乞休」之事。

　　張居正雖然不再「乞休」，但是內心的兩難考臣逐漸明朗化了。他在給親家刑部尚書王之誥的信中透露了這種心情：「弟德薄享厚，日夕慄慄，懼顛躋之及頃者乞歸，實揣分虞危，萬非得已。且欲因而啟主上以新政，期君臣於有終。乃不克如願，而委任愈篤，負載愈重，羸弱之軀終不知所稅駕矣，奈何，奈何！」騎虎難下的無奈心情溢於言表。在他權勢最鼎盛，事業最成功的時候，擔心中道顛蹶，當然並非杞人憂天。

　　萬曆十年六月二十日，太師兼太子太師更部尚書極殿大學士張居正病逝，享年五十八歲。張居正一死，司禮監馮保失去了外朝有力的支持，剪除馮保的時機成熟了。馮保依伏太后的寵幸、張居正的聯手，有恃無恐，對神宗鉗制過甚，必然要引起反感，一旦時機成熟，他的垮台是在意料之中的。同年十二月，神宗在彈劾馮保十二大罪的奏疏上批示：「馮保欺君蠹國，罪惡深重，本當顯戮。念系竽考付託，效勞日久，故從寬著降奉御，發南京新房閑住。」這還算念在「大伴」多年掖抱陪伴的情分上，給予寬大處理，讓他到南京去賦閑養老。

　　這是一個信號，既然馮保可以攻倒，張居正有何不可！於是彈劾張居正的奏疏紛至沓來，善於窺伺的陝西御史楊四知彈劾張居正十四大罪，正中神宗下懷。既然已經新操政柄，不把威權震主達十年之久的張居正的威權打掉，何以樹立自己的威權！楊四知的奏收寫得空洞無物，卻提供了一個極佳口實，神宗立即在奏疏上批示，把多年來鬱結心中的怨恨發泄出來，對他的張先生的評價與先前判若兩人：「居正騰虛心委任，寵待甚隆，不思盡忠報國，顧乃怙寵行私，殊負恩眷。念系皇考付託，待朕沖齡，有十年輔佐之功，今已歿，姑貸不究，以全始終。」其實所謂「姑貸不究」云云不過是官樣文章，並非真的「不究」只不過是在等待言官們彈劾的逐步升級。

　　果然，雲南道御史羊可立的彈劾奏疏把調子提高了許多，無中生有地說：「已故人大學士張居正隱古廢遼府第田土，乞嚴行查勘。」

　　所謂「廢遼」是指早已被罷廢的遼王，說張居正霸佔遼王府第的財產，是可以導致抄家的罪行，用心是十分險惡的。此論一出，久欲伺機翻案的遼王家屬以為時機已到，已故遼王的次妃王氏向神宗呈進《大奸巨惡叢計謀陷親王強佔欽賜祈祖霸奪產業勢侵全室疏》，胡說什麼「金寶萬計，悉入居正府」?素有斂財癖好的神宗以為抓住了對張居正抄家的把柄，立即下令司禮監太監張誠與刑部侍郎丘＃＃等前往江陵查抄張府，這無異於對張居正在政治上徹底否定，他的罪狀就不再是他不久前所說的「怙寵行私」這麼簡單了：都察院等衙門遵旨呈上給張居正定罪的奏疏，神宗親筆寫下了這樣的結論：

　　「張居止誣衊親藩，侵佔王墳府第，鉗制言官，蔽塞朕聰……專權亂政，罔上負恩，謀國不忠，本當斷棺戮屍，念效勞有年，姑免盡法追論：：伊屬張居易、張嗣修、張順、張書都著永戍煙瘴地面，永遠充軍。你都察院還將居正罪狀榜示各省直地方知道。」在神宗眼裡，原先締造新政的功臣，一下子變成「專權亂政」之徒，沒有斷棺戮屍已經算是從寬發落了，他的兄弟兒子等人卻必須以永遠充軍來抵償。張居正生前雖然意識到騎虎難下，也許會中道翻車，但是他無論如何不會料到會有這樣的下場。

　　張誠和丘主持的抄家，把皇帝的翻臉不認人的冷酷無情實施到了極致；他們還沒有趕到江陵，就命令地方官登錄張府人口，封閉房門，一些老弱婦孺來不及退出，門已封閉，餓死十餘人。查抄家產更是輜銖必究，共計抄山黃金2400兩，白銀107700兩，金器3710兩，金首飾900兩，銀器5200兩，銀首飾10000兩等。這與他們原先的估計相去甚遠。於是丘便大加拷問，窮迫硬索。張居正的二子懋修經不起拷掠，屈打成招。長子張敬修(原任禮部主事)實在受不了如此折磨自縊身亡。他臨終前留下一紙絕命書，真實的記錄了張府遭受抄家浩劫的慘狀：「……至五月初五日，丘侍郎到府，初七日提敬修面審，其當事沓之形，與吏卒咆哮之景，皆平生所未經受者，而況體關三木，首戴＃＃巾乎!在敬修鬧不足惜，獨是屈坐先公以二百萬銀數。不知先公自歷官以來，清介之聲傳播海內，不惟變戶竭資不能完，即粉身碎骨亦難充者。又要誣扳曾確庵(省吾)等寄銀十五萬，.王少方(篆)寄銀十萬，傅　　大川(作舟)寄銀五萬。云："從則已，不從則奉天命行事!』恐嚇之言令人落膽……丘侍郎。

　　任撫按，活閻王!你也有父母妻子之念，奉天命而來，如得其情，則哀矜勿喜可也，何忍陷人如此酷烈……」讀來令人唏噓不已。

　　明神宗為了打壓「威權震主」的張居正，製造了一場大冤案，留給他的子孫去平反。天啟二年，明熹宗給張居正恢復原官，給予祭葬禮儀，張府房產沒有變賣的一併發還。崇禎二年明思宗給還張居正後人官蔭與誥命。時人評論道：當人明王朝行將衰亡之時，皇帝「撫髀思江陵，而後知，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時相一也」。人們有感於此，在江陵張居正故宅題詩抒懷，其中有兩句這樣寫道：

　　恩怨盡時方論定，

　　封疆危日見才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