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小駿 | 如何講當代政治學

寫在後面的話

植根於人類歷程的政治學

當代政治學是人類社會在整個二十世紀政治生活豐富歷程的結晶。在過去的一百多年裡，隨著政治學家對人類社會觀察和思考的不斷深入，政治學本身也從早期政治哲學對抽象及終極問題的探究，逐漸轉為對現實政治世界的科學描述與解釋。在本書的第一章中，我們介紹了現代政治學若干不同於傳統政治學的、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特徵。第一，現代政治學的首要任務在於尋找政治現象及政治事件彼此之間的因果聯繫。第二，現代政治學往往通過比較研究來找尋和建立因果聯繫。第三，在政治學中，我們運用許多不同的研究路徑來定義政治概念、闡釋政治現象。比如，經濟路徑傾向於採用經濟因素來解釋政治結果，而文化路徑則關注不同的文化誘因對政治發展的影響。還有，學者則通過制度路徑─即政治生活的不同組織方式─來研究政治現象和政治事件背後的因果聯繫。當代政治學就研究路徑而言可謂是百花齊放、精彩紛呈。第四，政治學所涉及的因果聯繫並非絕對的因與果；即使在最理想的狀況下，政治學也並非一門完美的「科學」。政治學對事物的解釋和預測，並不能做到像化學方程式或者幾何定理那樣清晰而確定；政治學中講到的因果聯繫，永遠只是一種對概率意義上可能性大小的推斷。因而，在政治學的世界裡，沒有任何一種理論完美到足以排除一切例外狀況，而個別例外狀況的存在也不可能否定一個政治學的結論。

但最重要的是，現代政治學是一門實證科學，它所考察的是「實然問題」。譬如：某一國家的政治文化「是甚麼」？某一次革命的原因「是甚麼」？某個國家的政治組織結構「是甚麼」？當代政治學與傳統政治哲學不同，後者是從「應然」角度出發的研究，考察「應該如何」的問題。譬如，一個好的政府的權力結構「應該是怎樣的」？人類為保護公共事務中的「善」和「德行」而能夠安排的最佳制度「應該是甚麼」？怎樣的國家政體最能保證每個人的自由發展？等等。傳統政治哲學中的種種「主義」（-ism）都會包含一長串關於「應然」的問題及相對應的回答。

現代政治學則不然——作為一種實證科學，現代政治學的直接任務是解釋現象，而非直接指導實踐行動。絕大多數現代政治學中的「主義」或者模型都是解釋路徑，而非道德原則。與政治哲學不同，儘管現代政治學有其價值前提，但作為學科我們很少對政治事物、現象或者過程做出直接的道德判斷，也不會給任何一個政黨、人物、現象或者制度簡單貼上「好」與「壞」、「善」與「惡」的標牌。

不丹國王吉格梅·凱薩爾·納姆耶爾·旺楚克曾直接推動了該國由專制君主制到立憲君主制的轉變，但他是一個「好」的或者「善」的、有「德性」的國王么？這個問題超出了現代政治學的關注範疇。我們只會評價說，作為一個政治領袖在實證意義上確實起到了自上而下推動政治改革的作用；至於這其中蘊含的道德價值和意義，我們不得而知——或許國王推動改革是出於某種責任感或者信仰，又或許是因為他能從中得到某種滿足，也未必不是時勢使然、不得不為之——可以說一千個人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道德或價值判斷永遠屬於主觀世界，而現代政治學希望探討的則是客觀規律和聯繫。因此，在實證主義統領下的當代政治學研究中，我們傾向於不相信任何政治行為體（無論個人還是集團）會僅僅基於其善意（good will）而採取政治行動；正如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所說，任何商人出售給我們物品、滿足我們的需要、提高我們的福祉，都是出於實現其自身利益的需要而參與市場交易，而非出於「利他」之動機。這種理性人假設——即理性個體的行為動機來源於對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量和追求——也基本適用在今天的政治學研究中。

政治學的輪廓

二十世紀人類的歷程為當代的政治學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從殖民主義的崩潰到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從科學技術的躍進到兩次世界大戰的創傷、從傳統君主制的式微到現代社會民主主義的發展，更不用說二十世紀波瀾壯闊的、席捲東方和西方的社會革命浪潮，這些精彩紛呈的人類政治歷史畫卷也塑造了二十一世紀政治學的基本框架。今天的政治學已經從對理念——如善、自由、正義——抽象研究為主的形而上討論中逐步脫離，成為問題導向型、面向現實生活並與人類社會一同進步的嶄新學科。正如在本書的前九章里所分別介紹的那樣，今天的政治學基本上可以劃分為四個基本範疇，即：（1）發展理論、（2）政體和民主理論、（3）制度主義和國家理論，以及（4）政治社會理論。這四個基本範疇實際上也就是二十世紀人類政治生活的四大主題，當代政治學就是實實在在根植於二十世紀的人類政治和社會歷程之中的。

本書介紹的第一個範疇是有關「發展」的政治學，也是當代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入門知識。現代政治學關於發展的理論以「現代化」和「現代性」兩個概念為核心來構建，試圖用比較的方法探討為何這個世界上的國家有的窮、有的富？橫亘在全球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也被稱為全球北方與南方之間）的發展鴻溝因何而存在？另一方面，二十世紀的人類歷程又使得政治學家們疑惑，為何有些發展中國家可以迅速發展起來，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又甚難實現最基本的經濟起飛？不同的學者試圖探討，人類社會究竟存不存在一個普適性的、最有效的發展模式？對現代性、發展要素和發展模式三個關鍵問題的探討，構成了現代政治學發展理論的基石。

本書介紹的第二個理論範疇是關於政體與民主理論的問題。這個範疇的內容以對現代民主制度的研究和批判為中心，其中包括對「民主」概念的解析、對現代民主制度核心價值的探討、對「民主化」之誘因和演進模式的總結，以及對民主制度潛在威脅的反思。第三個理論範疇是關於政治制度、制度主義和「國家」理論的有關問題。在二十世紀的一百年里，人類社會見證了傳統的、鬆散的國家（或初級政治組織）轉型為現代的、集權的、強大的國家機器，同時人類社會也飽受現代國家力量的侵害和侵蝕。對於政治制度組織和國家理論的研究，是對人類政治組織方式（也就是政治權力如何建構、分配和制衡）的探究，也是當代政治學的重點。第四個理論範疇則是關於社會面的政治學，是對政治社會的研究，主要包括市民社會理論、社會運動和社會革命理論，以及身份政治理論三個基本組件。以上的四個理論範疇構成了當代實證主義政治學的基本面貌。

政治學與我們

當代政治學在其關注的、最基礎的四個理論範疇內都對人類社會既有的政治生活發出了一系列帶有根本性質的追問。譬如，就發展問題而言，無論是關於發展鴻溝還是發展模式的探討，現代政治學中的發展理論歸根結底關注的是現代生活中政治國家和人類物質生活兩者之間的關係，以及人在發展中的地位和價值，而非如其他學科一般關注純然的經濟效率。在過去的一百多年裡，政治學家不斷追問「發展」究竟是如何發生的？為何不同國家貧富有別，全球南方和北方之間發展程度如此懸殊？無論韋伯基於西方「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的文化解釋，還是經典的現代化學派以西方發展模式為唯一路徑的經驗總結，或者後來的學者對後發國家發展「時機」的分析、依附理論對國際體系的批判等，這些不同的政治學發展理論都在試圖解答人類文明社會向前發展的動力和邏輯問題。

政治學家們同樣關注政治組織（尤其是現代國家）與發展之間的關係問題。在本書中，我們討論過傳統西方的發展道路，以及「亞洲四小龍」、日本等國採用的「發展型國家」路徑，並以此為基礎對比了以市場導向為主和以國家引導為主的兩種發展理念，又在此基礎上分析了政治學家們對「華盛頓共識」與「北京共識」兩種發展模式的區分和探討。這其中的關鍵問題是：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究竟應當扮演甚麼樣的角色？今天的發展中國家應當遵從密爾頓·弗里德曼等新古典學派的勸喻，將主導現代化的任務留給自由市場，還是應該將權威主義政治、國家強力干預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以圖實現經濟的跨越型起飛？而政治權力的組織結構，究竟又與發展之間的關係為何？從經濟到政治、從個人到社會、從政府形式到現代化演進，政治學在過去一個多世紀對發展問題的研究囊括了範圍極為廣泛的議題和概念，貢獻出五彩繽紛的思想成果。

當代政治學對政體和民主的研究同樣大大豐富了人類對於政治社會組織形式的了解和認知。當代政治學的民主理論以「民主」和「民主化」為兩大基本議題，民主理論也圍繞這兩個核心得以展開。正如本書第三章曾談到的那樣，民主制度的雛形雖來自古代希臘的城邦制度，現代民主制度的思想和政治基礎卻是來源於由三大革命所確立的三個思想支柱，即：由英國革命奠立的「權利」觀、由法國大革命確立的「理性」以及基於理性的人類平等觀，和來自於美國革命的「獨立」觀（包括公民面對國家時的獨立自主以及國家本身的主權獨立）。英國、法國、美國三場革命開啟了人類政治歷史上現代民主的新篇。

但民主究竟是甚麼？查理斯·蒂利提出了四種定義「民主」的方式：憲法方式、實質方式、程序定義方式以及過程導向方式。按照蒂利提出的「過程導向」方式，只有當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公共協商兼備廣泛、平等、保障以及雙邊約束這四項特徵時，這個國家才能算作民主國家。而施米特和卡爾認為，民主是一種管理體制，其中的統治者須向公眾負責，公民通過他們的代議士間接採取政治行動。羅伯特·達爾則提出了「多頭政體」的概念。在眾說紛紜中，你是否考慮過究竟應當如何定義民主呢？而現代民主制度亦面臨一些潛在的威脅。譬如，民主制度如何才能遠離多數暴政踐踏少數群體權益，或暴民統治帶來破壞性的暴力夢魘？為何法治在現代民主制度中須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所謂的「自由民主制」究竟具有怎樣的意涵？

民主轉型是指不民主或非民主的政體向民主政體的轉變過程。本書特別介紹了四種不同的民主轉型模式，包括：支撐非民主政體的外國勢力消退後發生的民主化、外國軍事入侵或佔領帶來的民主化、由人民力量（即街頭社會運動）推動的民主化，以及由政治菁英階層自上而下推動的民主化改革。此外，本書還特別介紹了亨廷頓關於全球範圍內民主轉型以「波浪式」進行的獨特觀察，並探討了導致民主化過程呈浪潮式發生的誘因。這些不同的民主化模型都是政治學家對二十世紀各國政治發展經驗的歸納和總結，值得深入了解。在微觀層面上，羅伯特·達爾則將民主化過程細化為「政治競爭度提高」與「政治參與面擴展」兩個維度，並以此為基礎勾畫出在不同國家民主化過程所呈現的三種主要路徑，分別是：政治競爭度的開放先於政治參與面的擴展、政治參與面的擴展先於政治競爭度的開放，以及政治競爭度與政治參與面同時在極短時間內以爆炸式完成開放。三種路徑各有成例，其歷史背景和政治結果亦殊有不同。這些對民主理論的研究加深了我們對民主制度和政治發展的了解，隨著二十一世紀政治生活的發展，這些理論探索也會不斷向前邁進。

政治學對政治制度、制度主義和國家理論的研究則不斷豐富我們對於政治權力組織形式的了解和認知。本書介紹了：政治學家怎樣定義「制度」？為何制度主義作為解釋路徑，是結構論與唯意志論之間的「中間道路」？政權組織理論主要涉及三項最基本的國家制度：憲法架構、政黨制度和選舉制度。就最基本兩種憲法架構而言，議會制和總統制的主要區別是甚麼？為何有人認為議會制更容易為新興民主國家帶來政治穩定？而政黨制度中的一黨制、兩黨制、多黨制分別具有怎樣的特點？選舉制度里的相對多數制與比例代表制各自產生甚麼樣的政治效果？不同的選舉制度又是如何塑造出不同的政黨制度？就國家理論而言，處於其核心地位的「國家」、「政體」和「政府」這三個概念究竟如何區分？作為一種實在的政治制度，甚麼樣的國家才能帶來最優的治理效果？當代政治學常常用國家的規模和國家的能力兩個向度來衡量「國家性」。一個國家有多「大」又有多「強」就是根據這兩個指標來判定。而掠奪性國家和「失效國家」對人類社會又會造成怎樣的危害？政治學家對上述問題的探討都在本書中得到了介紹。

政治學的第四個理論範疇是政治學的社會面諸問題，亦可稱為「政治社會」研究。在這一範疇之內，政治學相關理論圍繞市民社會、社會運動和身份認同三個核心概念展開。市民社會是人們在國家機器和自由市場之外形成的公共領域。甚麼是市民社會？市民社會在現代政治中扮演怎樣的角色？市民社會對民主制度的存續和發展究竟是利、是害，還是有利有弊？羅伯特·帕特南將「社會資本」的概念引入到政治學中，並認為成熟、活躍的市民社會有助於積累「社會資本」，進而對優化民主制度的存續；而謝瑞·伯曼則通過對魏瑪德國的研究，指出在國家尚不夠制度化的情況下，發達的市民社會恰恰可能成為摧毀民主制度的推手。那麼究竟在現代社會中，市民社會的作用是甚麼？應該如何正確評價市民社會積極和消極的政治影響？

就社會運動和革命而言，甚麼是社會革命？社會革命對國家的政治和社會發展來說，是建設性居多還是破壞性居多？社會革命為何得以爆發？第一代學者傾向認為，革命的根源在於社會高漲的不滿和憤怒，第二代學者則更加關注作為革命之準備條件的資源動員狀況，第三代學者則把目光投向文化、身份和意義構建在社會革命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就身份政治而言，「身份」是甚麼？它來自何方？身份到底是「原生」的，傳承自歷史、文化；還是國家的政治工具，是人為的構建產物；抑或是隨著個人的「社會化」過程慢慢積累形成的？身份政治在當今世界的政治生活中又有著怎樣的位置？「大熔爐」和「色拉碗」這兩種有關身份的社會政策，究竟哪一種更加可取？這些研究把政治和社會密切聯繫起來，加深了我們對國家場域之外的政治組織、政治過程和政治行為的認知，是二十一世紀政治學的最新發展，也必將隨著全球政治社會的不斷複雜化而趨向深入。

無論學科如何進步，作為社會科學的政治學，其精髓仍然如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在差不多一個世紀前說過的那樣：「政治學的方法無外乎對生活的詮釋，它的工具乃是對事物的洞見——即對各種細微的、不規範狀況的完美理解。」

今天，作為重要社會科學門類的政治學已經被推進到一個全新的階段。第一，政治學研究的廣度和深度都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大發展。上個世紀初，現代政治學基本上還局限在對憲法和政體的研究上；而一百多年後，政治學的研究範疇已經從傳統的政體、政黨、議會、政府，擴展到社會、經濟、心理、文化、身份認同等人類政治生活所能涉及到的方方面面。政治學的學科內容不斷豐富，政治學的研究成果也不斷深化著人類對公共領域的認知程度。第二，一個世紀以來，政治學研究的方法得到了長足發展。從最早的文本研究發展到定性的實證研究，並進一步引入了大資料樣本的統計研究，直到今天日臻成熟的實驗方法等最新的科學主義研究方法，政治學方法論的發展可謂日新月異。實際上，過去一百年政治學發展的歷程，本身就是其研究工具不斷優化、完善和擴容的歷史。第三，當代政治學研究也變得越來越全球化。政治學家們不再僅僅滿足於對單一國家、單一地區甚至單一文化的研究，而是更加註重對跨國、跨地區、跨文化的政治行為、政治現象和政治過程的研究。在此基礎上，全世界政治學家的交流、對話和合作也日益頻繁，這些都為發展出既立足於本國國情、又具有世界眼光的、嶄新的政治學具有重要意義。政治學在過去的一百年為人類社會曾奉獻出無數精彩紛呈的思想成果，也必將在這個全球化時代為人類繼續了解自身、探求真理和建設美好的公共生活作出自己獨有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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