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二三事

□ 金　雁

　　十月革命過去了90年，現在俄羅斯最常講的一句話就是：「我們（用）100年畫了一個圓，從圓點出發又走向了圓點。」現在蘇聯大量的檔案公布，使我們看到了更加複雜的俄國歷史。人們常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但現在看，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之間有太大的差別，而這個差別和十月革命有很大關係。

　　僅在1957年到1958年，蘇聯為紀念十月革命40周年，就出版了7000部左右的著述，但連蘇聯研究十月革命的大專家明茨院士都說，這麼多部著作中，很多都是重複的套話，到現在還沒有一部像樣的總結性的著作。

關於十月革命的發生

　　為什麼會發生十月革命？大家耳熟能詳的解釋，就是俄國是那個時代資本主義鏈條的最薄弱環節，這場革命是打倒腐朽的壟斷資本主義必然要發生的革命。其實俄國當時是歐洲最落後的國家，剛剛走上資本主義道路——與其說俄國是受資本主義之苦，不如說是受資本主義不發達之苦。

　　馬克思認為，革命的前提是整個生產關係無法容納生產力的時候，就要被新的社會形態取代。列寧把這個前提顛倒過來，說馬克思說的是世界發展的一般規律，我們先用革命手段取得政權，然後再發展經-濟。他是逆向操作。

　　當時俄國的整個工業狀況與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有很大差別，後來列寧也承認這一點。十月革命結束後，他說「我們當時沒有走向社會主義的入口」——沒有走向社會主義的入口，為什麼又要走向社會主義呢？列寧常引用拿破崙的一句話作為解釋，「先投入戰鬥，然後再看分曉」。

　　實際上，十月革命中最積極的是厭戰的士兵，而不是工人。正因為俄國沒有「工人革命」的基礎，才寄望於世界革命，認為只要俄國這塊多米諾骨牌先倒，整個世界革命的方陣就會跟上，歐洲就會起來。「世界革命」是當時響徹俄羅斯的口號。布哈林當時提出了「紅色干涉」口號；除了干涉歐洲，托洛茨基甚至曾設想過出兵印度的方案（這些檔案材料保存了下來），以至1919年成立共產國際時，有這樣的宣言：「如果我們沒有建立全世界的蘇維埃聯邦，我們無產階級就不會刀槍入鞘。」以後經-過「修正主義」及根據現實的調整，逐漸取消了這些口號。

俄國歷史上的沙皇是專制暴君嗎

　　回到俄國。既然它當時不具備「走向社會主義」的條件，怎麼可能發生1917的事情呢？其實，一個重要原因是俄國的改革。

　　俄國的歷史就像改革與革命的連環套。1917年的革命是1907年斯托雷平的改革帶來的，而斯托雷平改革又是1905年革命的結果（1905年爆發的「流血星期日」，成為革命導火索）。1905年革命的最大影響，就是沙皇的形象坍塌了——我們一直認為沙皇是專制的暴君，其實沙皇一直以來扮演的是慈父角色。俄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從來沒有反沙皇的，總是叫「沙皇父親」。1905年，這個「父親」的形象被打破了。一直到現在，俄羅斯對「沙皇」這個詞都充滿了褒義，甚至普京的父親都說，「我的兒子就是沙皇再世」。這與中國的文化傳統有很大差異。

　　1905年革命促使沙皇變革。俄歷10月17日，沙皇頒布《十月宣言》，同意建立國家杜馬，同意立法，同意多黨存在，允諾給予言論、出版和集會的自由。宣言之後，100多個政黨出現在俄國政壇上，這意味著俄國已從原來的沙皇專制向君主立憲過渡。此後直到1917年，一共存在四屆國家杜馬，杜馬中各個黨派議員是競選產生的（只是那時的選舉並不公平）。

　　1906年杜馬的產生是歷史上的大事。沙皇也像慈禧搞新政一樣，鎮壓了戊戌變法，但做了戊戌變法要做的事——這樣的做法打開了沙皇專制的一個缺口。如果沒有1906年國家杜馬的出現，就不會有1917年的革命。杜馬給反對派提供了一個演練場，提供了體制內和國家進行博弈的空間。如托克維爾所說，其實革命不是在最糟糕的時候發生的，而往往是在一個制度開始自我修正時——就是鐵幕打開時——這往往是最脆弱的時候。

兩位大改革家

　　1905年革命在政治上帶來的是許多政黨，而經濟上帶來的是又一場改革。當20世紀初走到歷史的十字路口時，俄國出現了兩位首相（或者說是總理大臣），也就是現在俄羅斯人談論最多的兩位大改革家——維特與斯托雷平。斯托雷平力主走市場經濟道路，俄國有人稱他為「沙俄的鄧小平」。維特主張先搞政治體制改革，他是一個有荷蘭血統的人，比較開明。他提的一套主張，沙皇貴族階層不接受，他們認為維特過於自由化、過於西化，加上日俄戰爭俄國戰敗後，維特忙於日俄朴茨茅斯條約談判，所以沒能控制住局勢。

　　強硬人物斯托雷平很快取代了維特。斯托雷平認為走市場經濟道路是早晚的事，俄國已經-落後了，現在要走向市場經-濟，必須打破村社。

　　斯托雷平改革給俄國帶來的結果，是政治上的專制與經-濟上自由主義的進步奇異地結合在一起——所以有了俄國經-濟史上的黃金時代，這時俄國的糧食產量達到了高峰。此後一直到斯大林、赫魯曉夫時期，這個糧食產量都沒有被突破。列寧說斯托雷平很堅決地瓦解了中世紀，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但是因為改革的極端不公正，注入了濃厚的警察色彩，一部分人承擔改革的代價，另一部分人享受改革的成果，這樣的結果招致了農民「向後看」的心理——農民感覺以前的村社好……

　　當時維特曾說，如果這樣的「警察式改革」再進行下去，就可能引發革命——維特是1915年去世的，僅僅兩年後，他的預言就成了現實。

布爾什維克看準了反沙皇的最好時機

　　斯托雷平改革使社會的緊張關係大大加劇——經-濟繁榮了，但社會不公平感日益突出。整個農村興起了一場向後看的反斯托雷平的革命——二月革命廢除的第一個法令就是斯托雷平土地法。政治上的反專製革命引起了經濟上宗法的復歸，各個政治派別面臨尷尬狀況，怎麼辦？曾經-有人說：農民的行為是正確的，但是他們要求的發展方向是錯誤的，在這種尷尬面前我們怎麼辦？不去反對它就是了。列寧說，不，我們要跳出這一點，我們不要站在後面，我們要站在潮頭，控制這場革命，否定之否定，可以負負得正。我們不管農民是要回到以前還是怎樣……先拿到了政權再說，拿到了政權，以整個歐洲作為後盾，將來在一張白紙上可以畫最好的圖畫-。所以在這場革命中，原-來和工人有很大差距的農民很快和工人站在了一起，反對當局。

　　大家都說十月革命的口號是要土地、要和平，布爾什維克贏得支持是因為分得了土地，其實不是這樣——土地是農民自己分的。一戰末期，斯托雷平最終被社會革命黨人刺殺後，農民村社已開始自行重新分配土地（開斯托雷平改革的倒車）。十月革命之前，可以說接近90%的土地已被分配完畢。布爾什維克能夠成功，直接的原-因是當時俄國捲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在一戰中的部隊有1100萬，青壯勞動力都在前線，但是村社分土地是以在村人口分地，人不在，土地是分不到的。當時布爾什維克提出了一個口號，「我們不要君士坦丁堡，我們要土地」，這是瓦解軍民最主要的口號。後方在分地，前方的人怎麼有心打仗？布爾什維克拿到政權之後，對這次分地沒有表示異議。那時的俄國，「反改革」（反斯托雷平的改革）成了共識。

　　現在有俄羅斯學者說，如果一戰俄國能撐到1918年打贏，絕對不會有十月革命。此話也有一定道理，但歷史沒有「如果」。俄國的這一場戰爭可以說是一場自殺，因為它和革命聯繫了起來。布爾什維克看準了這是反對沙皇當局的最好時機，「誰-控制了士兵，誰就卡住了沙皇的咽喉」。當時列寧對一戰提出的口號，已經-不是一般的反戰、要求和平、中立地譴責參戰各方，而是「變外戰為內戰」、「使本國戰敗」。這在二月革命前影響還不大，二月革命後民主了，允許布爾什維克在軍中放手宣傳。那時士兵都想趕緊回家參與分土地，布爾什維克如此反戰，所以在士兵中迅速走紅，人氣急升。他們在前線組織與「敵人」聯歡，鼓勵開小差，鼓勵士兵「民主」槍斃軍官。很多士兵並沒有參加布爾什維克，但是都自稱布爾什維克。這種情況下，部隊丟棄前線，大量士兵跑回國內，結果法不責眾。

誰-用大量錢、物支持革命

　　俄國革命為什麼能夠爆發？宗教反對派的存在是重要原因。但現在談論俄國革命的文章，完全把宗教反對派抹去了，其實這一教派是存在很久的（17世紀就已經存在了）。沙皇當時要進行宗教改革，以使教會官方化、教權服從皇權，民間不少傳統宗教力量不同意——這些人就開始跟沙皇決裂了，人數佔到多少呢？10%；而且這些人後來都從事工商業（65%的工商業者都是這些所謂「分裂教派」）。他們跟社會主義沒有關係，可是他們把大量的錢和物拿來支持反沙皇的政治派別。職業革命家何以為生？革命的資金從哪兒來？很少有人提這樣的問題——其實這是搞革命最關鍵的條件，沒有錢怎麼搞革命呢，錢就是來自這些分裂教派。布爾什維克影響最集中的幾個大工廠，普梯洛夫廠、索爾莫沃廠等，廠主都是分裂教派，他們允許組織工人赤衛隊，所以才能將力量慢慢擴大。

　　這些人中最著名的叫莫羅佐夫，是普梯洛夫的廠主。1907年他既痛恨沙皇專制，又感到革命可能會以暴易暴，陷入焦慮不能自拔，竟然自殺了。遺囑中他把所有的家產捐給反對派，而遺囑的執行人是高爾基的夫人。於是各個反對派爭相籠絡高爾基。列寧更是極力和高爾基搞好關係，高爾基成了布爾什維克的「金主」。所以，後來高爾基對十月革命抨擊得那麼嚴厲，說了那麼多激烈的「不合時宜的話」，但列寧始終給他「留面子」。

　　另外還有知識分子的作用。俄國的知識分子從一產生就是思想反對派，他們和沙皇一直有隔膜。他們說：「我們存在的價值，就在於反對這個體制」。他們人數不多，但影響很大，可以說是天然的公共知識分子。俄國知識分子的普羅大眾性、堅定性與中國士大夫有很大的不同。

孟什維克與布爾什維克的本義

　　現在，我們對於「孟什維克」的理解多是「機會主義者、小資產階級政黨」，其實不是這樣的。孟什維克在俄語中就是少數派的意思。民主集中制來自民粹派，這一套建黨模式那時就有了。當時馬爾托夫主張按照第二國際的建黨原則，列寧主張以民意黨的原則為建黨原則（列寧的哥哥是民意黨的，因刺殺沙皇而被殺害）。發生爭論後，一次會議上因為參加社會民主黨的猶太工人組織退出，列寧這一派獲得了24：20的優勢，自此就自稱布爾什維克（多數派）。其實在其他場合，列寧一派經常是黨內的少數。

　　當時盧森堡、托洛茨基都曾跟列寧發生爭執，說黨員成了齒輪、螺絲釘，按照領袖的意志來運作，這種「手工業方式」導致的最後狀況就是個性的喪失。任何事情都是少數服從多數、多數服從中央、中央服從領導人，這樣的狀況，跟馬克思提出的現代政黨原則有很大的區別。

　　這場黨內鬥爭後來不了了之，因為當時雙方沒有其他的政治歧見——而且，在黨員人數很少的情況下，這種爭論幾乎是一個「學術問題」。

（作者系中國政法大學教授，俄羅斯、東歐問題研究專家）

原載於《同舟共進》2008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