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研究:曾國藩集團同清廷間的十次深刻政治危機 ----->>

歷史研究:曾國藩集團同清廷間的十次深刻政治危機 ----->>  在鎮壓太平軍、捻軍的過程中,由於曾國藩集團兵勇自募、糧餉自籌,且實行兵為將有、家兵家將的軍事體制,故在事實上處於一種半獨立狀態,雖與朝秦暮楚的苗沛霖有明顯區別,但也不同於八旗、綠營諸將帥。曾國藩就認為,他們自練兵、自籌餉,與岳飛的岳家軍極為相似。所以,他們有時候稱湘軍為「義軍」、「 義旅」,將自己募練湘軍、舉兵東征稱之為「起義」,以有別於八旗、綠營等「經制」之兵。其《討粵匪檄》雖然氣壯如牛,但卻始終不敢稍違這種身份,只能立足於維護地方利益,至高至大不過是維護孔孟之道和封建制度,絕不能像大將軍出征那樣,動稱奉天子之命征討四方云云。然而,他們也不同於祁寯藻、彭蘊章之類的漢族地主階級舊貴族。因為他們手中有實力,來自地主階級中下層,既非可有可無的政治裝飾品,也不是滿洲貴族馴化已久的奴才。所以,從本質上看,曾國藩集團與清政府之間屬於兩個相互依存的政治軍事實體,既有共同利害也有矛盾衝突。  首先,誰也離不開誰。清政府離開曾國藩集團就無以自存,曾國藩集團離開清政府則難以發展,而當他們面對太平軍、捻軍的巨大軍事壓力時猶為如此。這是因為他們誰都沒有力量單獨戰勝太平軍,只有聯合起來才有可能取得勝利。於是,他們在共同的敵人面前結為君臣之盟,其條件是曾國藩集團必須尊重和維護清廷的皇權,而清廷則必須承認他們的合法性,授予種種軍政大權,使他們在戰爭中獲得巨大的實際利益。  然而,他們在權利分配上又存在著一種此消彼長的關係,不僅包含著滿漢之間的矛盾,也存在著中央與地方的矛盾。而這些矛盾若處理不當,衝突不能及時化解,尤其在一些關鍵時刻或重大問題上,就必然會危及到他們的這種同盟關係。  所以,在長達十八年的鎮壓太平軍、捻軍的戰爭中,他們雙方雖然屢有爭鬥,但始終掌握著一個分寸,即對方能夠接受和容忍的最低限度。尤其在湘軍攻克天京前後的同治三、四兩年,他們所以能夠兩次度過最深刻的政治危機,在內戰一觸即發的關鍵時刻得以化解於無形,主要就是由於他們雙方都做到了這一點。這種君臣之盟自古有之,而歷史經驗表明,得勝前結盟固難而得勝後持盟不敗則更難。然清政府與曾國藩集團卻居然做到了這一點,在中國政治史上實屬罕見,大有認真探討的必要。  曾國藩集團同清政府之間曾發生過幾次矛盾,對清政府的態度與對策亦相應做過幾次較為明顯的調整。  第一次是咸豐元年,曾國藩在劉蓉、羅澤南等人的推動下,上疏批評咸豐皇帝。咸豐帝沒有讀完,就「怒捽其折於地,立召見軍機大臣欲罪之」,若非祁寯藻、季芝昌等人苦苦為他求情,很可能陷於不測之罪。  曾國藩了解這一情況後,心裡非常緊張,不僅對此次諫爭之舉上奏自責,稱「才本疏庸,識尤淺陋,無朱雲之廉正徒學其狂,乏汲黯之忠誠但師其憨」,且從此改弦更張,行事更為謹慎,再不敢對皇帝本人和朝廷的根本決策說長道短。這不僅因為其後地位發生變化,為臣之道也隨之不同,而且也與這次來之不易的教訓不無關係。犯顏直諫雖自古有之,不失為臣之道,但為國為家不可不看實情,照搬照套。所以,他寧可放棄自上而下推動改革的嘗試,另闢鎮壓太平天國革命的蹊徑,再也不甘冒風險,貪圖便捷。因為皇上既然不許,臣下就不該強而為之,這在曾國藩看來也是為臣之道,且從此恪守不逾,無稍改變。  第二次是咸豐四年,咸豐帝得到湘軍攻佔武昌的奏報,一時忘乎所以,命曾國藩署理湖北巡撫。不料,某軍機大臣一言觸痛了他畏懼漢人的心病,從此惕然警懼,收回成命,再不肯將地方督撫大權授予這位湘軍統帥,使之數年之間坐困長江中段,客軍虛懸,受盡屈辱。  恰在此時,某大臣之言傳入曾國藩耳中,更使他憂讒畏譏,傷心備至,擔心自己也會像東漢時期的太尉楊震那樣,含冤而死。他面對江西岌岌可危的軍事形勢,憂悴已甚,喟然長嘆,對身邊的好友劉蓉說:「當世如某公輩,學識才具君所知也,然身名俱泰,居然一代名臣。吾以在籍侍郎憤思為國家掃除凶醜,而所至齟齬,百不遂志。今計日且死矣,君他日誌墓,如不為我一鳴此冤,泉下不瞑目也。」其對清政府不公不明的憤懣,可謂溢於言表。這樣,咸豐元年至八年之間,尤其四、五、六、七幾年,他的這種不滿情緒就不可能不在日記中有所發泄。所以,當摹寫石印本《曾文正公手書日記》出版之時,其他年份或間有刪節,而上述時期則全行刪除,以致在數十年日日相連的日記中,造成十幾年的空檔。《清稗類鈔》稱:「 湘鄉曾氏藏有《求闕齋日記》真跡,裝以冊頁,得數十巨冊,皆文正所手書。宣統紀元攜至上海,將赴石印。中頗有譏刺朝政、抑揚人物處。或見之喜曰:『此信史也。』意欲摘錄,以卷帙浩繁而罷。及印本出,重覽一過,則譏刺朝政、抑揚人物之處,皆刪除凈盡矣。」  第三次是咸豐七年,曾國藩基於上述情緒,先是聞訃上奏而不待諭旨,徑直棄軍奔喪回籍;繼而假滿不回江西軍營,竟伸手向清廷要江西巡撫之權,否則寧可在籍守制。  不論曾國藩是何居心,此舉皆有違臣道,有違友道,與其理學家的身份頗不相符,引起不少人的不滿。其時,左宗棠正在湖南巡撫駱秉章幕中,對其大發議論,「肆口詆毀」,引起社會輿論的共鳴,「一時嘩然和之」。曾國藩心虧理短,有口難辯,遂「得不寐之疾」。他在給郭昆燾的信中亦稱:「以興舉太大,號召過多,公事私事不乏未竟之緒,生者死者猶多媿負之言。用是觸緒生感不能自克,亦由心血積虧不能養肝,本末均失其宜,遂成怔悸之象。」於是,在朋友的啟發誘導下,曾國藩對自己數年間的言行,進行了全面、深刻地反省,從此幡然悔悟,改弦更張,於處事處人,尤其對清廷的態度與對策,進行了一番全面調整。例如某宰相云云,關鍵不在其怎樣說,而在清朝皇帝如何聽,說到底也不過是個揣摩上意,投其所好的問題。既然不能改變這種客觀政治環境,而要成就大業,一展宏志,也就只有改變自己昔日的做法,更何況自己也確有錯處。他在家信中說:「餘生平在家在外,行事尚不十分悖謬,唯說些利害話,至今悔恨何及。 」又在給郭嵩燾的信中說:「國藩昔在湖南、江西,幾於通國不能相容,(咸豐)六、七年間浩然不欲復問世事。然造端過大,本以不顧生死自命,寧當更問毀譽?以拙進而以巧退,以忠義勸人而以苟且自全,即魂魄猶有餘羞。」當然,其伸手向皇帝要權的做法,更屬荒唐,絕非一代名儒所應有之舉,即使純然公心亦不當如此。所以,曾國藩自此之後,恪守臣道,不違友道,其事業能夠獲得成功,尤其在功高震主之下仍能身名俱泰,與這次大徹大悟、改弦易轍有很大關係。  不過,曾國藩只是改變了對清政府的態度,並非改變了自己對清政府的根本看法。清政府腐敗依舊,滿漢藩籬依然,只是曾國藩不再像以前那樣痛心疾首,必欲一改其貌而後快了。這從他處世態度的變化就可以知其一般。此前對人總是持有一種「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心態。其承辦團練之初,越俎代庖,遭人反感,最後被趕出長沙,與此有很大關係。其做事亦必欲其成,必欲其速,其靖港之敗與此不無關係。而再出領兵之後,處人則日趨圓滑,對事則不求速成,似乎有點聽天由命的意味。他在給朋友的信中說:「千羊之裘非一腋可成,大廈之傾非一木可支。今人心日非,吏治日壞,軍興十年而內外臣工惕厲悔禍者殆不多見,縱有大力匡持尚恐瀾狂莫挽,況弟之碌碌乎!」又說:「往歲志在討賊,尚百無一成,近歲意存趨時,豈足更圖千里!」還說:「國藩昔年銳意討賊,思慮頗專。而事機未順,援助過少,拂亂之餘,百務俱廢,接人應事,恆多怠慢,公牘私書,或未酬答。坐是與時乖舛,動多齟齬。此次再赴軍中,消除事求可、功求成之宿見,虛與委蛇,絕去町畦。無不復之緘咨,無不批之稟牘,小物克勤,酬應少周,藉以稍息浮言。」他在家書中則稱:「余此次再出已滿十月,而寸心之沉毅憤發、志在平賊,尚不如前次之堅,至於應酬周到、有信必復,公牘必於本日辦畢,則遠勝於前。」又說:「兄自問近年得力,唯有一悔字訣。兄昔年自負本領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見得人家不是。自從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後,乃知自己全無本領,凡事都見得人家有幾分是處。故自戊午至今九載,與四十歲以前迥不相同。大約以能立能達為體,以不怨不尤為用。立者,發奮自強,站得住也。達者,辦事圓融,行得通也。吾九年以來,痛戒無恆之弊,看書寫字從未間斷,選將練兵亦當留心。此皆自強能立功夫。奏疏公牘再三斟酌,無一過當之語、自誇之詞。此皆圓融能達功夫。至於怨天本有所不敢,尤人則常不能免,亦皆隨時強制而克去之。」  曾國藩的做法,甚至引起朋友們另一方面的憂慮和批評。郭嵩燾說:「曾司馬再出,頗務委曲周全。龍翰臣方伯寓書少鶴,言司馬再至江西,人人愜望,而渠獨以為憂。憂其毀方瓦合,而任事之氣不如前此之堅也。」又說:「方伯此語極有見地,時人知此義者鮮矣。」胡林翼也有類似的看法和憂慮,並曾一再致函向他提出批評。曾國藩在給毛寄雲的信中則說:「今年春夏,胡潤帥兩次詒書,責弟嫉惡不嚴,漸趨圓熟之風,無復剛方之氣。今者見閣下侃侃正言,毫無顧忌,使弟彌慚對潤帥於地下矣。」  他對世人尚且態度如此謙謹,而對清朝皇帝就會更加恭順,一掃昔日狂態了,且愈是後來功高震主、名滿天下之時,個人不無屈抑之際,則更是如此。雖然郭、胡諸人對此變化曾一時不無憂慮,但從實踐上看,無論對其本人還是整個集團,可謂失之者甚微,而得之者甚大。  第四次是咸豐十年,因英法聯軍逼近北京,清政府從各地調兵「勤王」,命曾國藩飭派鮑超率二三千壯勇「兼程前進,尅期赴京,交勝保調遣」。  曾、胡二人既不願因鮑超北上而影響安慶之役,更不願將此猛將交到勝保手中。然「勤王」事關大節,不可討價還價,遂致曾、胡二人一時陷入困境,集團內部也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曾國荃恐撤安慶之圍,堅決反對北上「勤王」,大約於舉例論證之際,涉及到清廷高層決策與內部皇位之爭,致犯武臣干政之大忌,引起曾國藩的極端驚懼,遂行嚴加訓斥,逼令緘口。態度之決絕,口氣之嚴厲,在歷年家書中可謂空前絕後。可惜未能見到曾國荃的原信。然從曾國藩的回信中,仍能看出他當時的焦急心情和對清政府的政策,其與清政府締結君臣之盟的政治動機,更是顯而易見。所謂忠義云云,都是說給別人聽的,決不會成為他們的行事準則和動力。  曾國藩在咸豐十年九月初十日的複信中稱:「初九夜所接弟信,滿紙驕矜之氣,且多悖謬之語。天下之事變多矣,義理亦深矣;人情難知,天道亦難測。而吾弟為此一手遮天之辭、狂妄無稽之語,不知果何所本!恭親王之賢,吾亦屢見之而熟聞之。然其舉止輕浮,聰明太露,多謀多改,若駐京太久,聖駕遠離,恐日久亦難盡愜人心。僧王所帶蒙古諸部,在天津、通州各仗,蓋已挾全力與逆夷死戰,豈尚留其有餘,而不肯儘力耶!皇上又豈禁制之而故令其不儘力耶?力已盡而不勝,皇上與僧邸皆浩嘆而莫可如何。而弟屢次信來,皆言宜重用僧邸,不知弟接何處消息,謂僧邸見疏見輕,敝處並未聞此耗也。」又說:「分兵北援以應詔,此乃臣子應盡之分。吾輩所以忝竊虛名,為眾所附者,全憑『忠義』二字。不忘君謂之忠,不失信於友謂之義。今鑾輿播遷,而臣子付之不聞不問,可謂忠乎?萬一京城或有疏失,熱河本無銀米,從駕之兵難保其不嘩潰。根本倘拔,則南服如江西、兩湖三省,又豈能支持不敗?庶民豈肯完糧,商旅豈肯抽厘,州縣將士豈肯聽號令?與其不入援而同歸於盡,先後不過數月之間,孰若入援而以正綱常、以篤忠義?縱使百無一成,而死後不自悔於九泉,不詒譏於百世。弟謂切不可聽書生議論,兄所見即書生迂腐之見也。」還說:「弟只管安慶戰守事宜,外間之事不可放言高論,毫無忌憚。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弟之聞本不多,而疑則全不闕,言則尤不慎。捕風捉影,扣槃捫燭,遂欲硬斷天下之事。天下事果如是之易了乎?」「嗣後弟若再有荒唐之信如初五者,兄即不複信耳!」  歸納起來,曾國藩在信中談了四層意思:一是戒驕戒妄,不可對自己不懂、不曉之事硬下斷語;二是不可妄議朝政,觸犯武臣之大忌;三是不可輕棄忠義的旗幟,否則無以號令天下;四是不可輕棄君臣之盟,否則必致孤立而失敗。因曾國藩集團與清政府之間,雖有滿漢矛盾和權利之爭,但從根本上講利害一致、命運相連,倘若清政府垮台,他們也勢必陷於孤立,難以獨存。然曾國藩所以對之聲色俱厲,不僅為了陳明利害,讓他懂得同滿洲貴族締結君臣之盟和高舉「忠義」大旗的必要性,更重要的是要他知道維持這種同盟的必要條件。那就是,作為一個武臣,一定要恪守臣道,不可干涉朝政,既不能做,也不能說,強迫他這個不學無術、狂妄自大的胞弟閉起嘴巴,以免壞了自己的大事。因為他並不擔心清政府垮台,也不打算北援。其根據是,在寫此信之前,曾國藩已在李鴻章的啟發下,斷定英法聯軍必於強迫清政府訂立城下之盟後而撤兵,並與李續宜商定以拖延之策逃避北援之計。況且,就他們對清政府的那些議論而言,曾國荃的話可能比曾國藩更接近實際,曾國藩也未必就沒有聽到這些議論,只是他不想讓曾國荃議論此事而已。  總之,北援問題就像一塊試金石。不僅暴露了曾國藩集團內戰積極、外戰消極的政治嘴臉,也揭示出他們同清政府之間君臣關係的實質。他們同滿洲皇室之間,並非親如家人,而是地主階級內部,滿漢之間基於共同利害而締結的軍事政治同盟。只是這種同盟不同於《三國演義》中的孫劉之盟,而是一個漢族地方軍政集團同滿洲皇室之間的同盟。其名分是君臣上下的關係,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其共同利益是鎮壓太平軍、捻軍等反清起義,維護封建制度。這個漢族地主階級軍政集團的相對獨立性,如果在一般情況下還不明顯的話,那麼一遇到外國入侵問題,就會立刻突現出來。當時接奉北援諭旨的其他督撫,無不聞命而動,甚至有的並未奉有明旨,聽到消息也連夜赴京「勤王」,只有曾、胡二人按兵觀望,等候清政府同英法聯軍簽約。其時,清政府也未必看不出他們的異心,然事後竟不置一詞。其情形與八國聯軍入侵時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袁世凱的做法頗為相似,彷彿是四十年後「東南互保」的一次預演。因為他們是一個相對獨立的軍政實力集團,其形成、發展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不共戴天的敵人只有農民起義軍。他們為了自身的利益,既可以同清政府結盟,也可以同外國侵略者結盟。清政府也只是利用他們手中的實力,無時無刻不把他們看作自己的異己力量、不想收回落入他們手中的實權,只是苦於沒有條件而已。否則,就不會發生袁世凱被迫回籍養病的事。所以,對他們的要求與對待自己的心腹、親信亦也有所不同。只是由於歷史進程的不同,很多問題不如後來暴露得那麼充分。  曾國藩的這封信確實重要。事態的嚴重加上曾國荃的一紙荒唐家書,逼得曾國藩不得不說出一些平時不肯說的話,從而使人們發現了不少平時難以發現的問題。大約正是由於這個緣故,曾氏後人一直將之深藏不露,使以往的出版物均無此信,直至近年才由嶽麓書社公諸於眾。  第五次是咸豐十一年,那拉氏、奕訢發動宮廷政變,推翻贊襄制度,捕殺肅順等贊襄大臣,使曾國藩等虛驚一場。  曾國藩曾在《日記》中幾次談及此事。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載:「接奉廷寄四件」,「中有諭旨一道,飭余兼辦浙江軍務。」「又抄示奏片一件,不知何人所奏。中有雲,載垣等明正典刑,人心欣悅云云。駭悉贊襄政務怡親王等俱已正法,不知是何日事,又不知犯何罪戾,罹此大戮也!」又載:「少荃來,道京城政本之地,不知近有他變否,為之悚仄憂皇。」還說:「余近浪得虛名,亦不知其所以然便獲美譽。古之得虛名而值時艱者,往往不克保其終,思此不勝大懼。將具奏摺,辭謝大權,不敢節制四省,恐蹈覆餗負乘之咎也。」十七日載:「是日,雨竟日不止,天不甚寒冷,而氣象愁慘。」「少荃來,與之鬯談。因本日見閻丹初與李申夫書有雲,贊襄王大臣八人中,載垣、端華、肅順並拿問,餘五人逐出樞垣。服皇太后之英斷,為自古帝王所僅見,相與欽悚久之。」二十二日載:「張仲遠寄周弢甫一信,余拆閱。內言載桓、端華、肅順等三人,肅順斬決,載垣、端華賜自盡,穆蔭發軍台,景壽、杜翰、匡源、焦佑嬴革職,另用桂良、周祖培、寶鋆、曹毓英為軍機大臣,始知前日廷寄中所抄折片中語之始末矣。因與幕中諸人鬯論時事。」  《曾文正公手書日記》系摹寫石印出版,並非如《湘鄉曾氏文獻》那樣原稿影印,故其內容曾被人多處篡改。除前引《清稗類鈔》外,薛福成也曾談及此事。其《上曾侯相書》編後按語稱:「求闕齋乙丑五月日記云:『故友薛曉帆之子福成遞條陳約萬餘言,閱畢,嘉賞無已。』余在幕府,嘗見文正手稿。近閱湖南刊本,歸入『品藻 』一類,而訛為伯兄撫屏之名,想由校者之誤。恐後世考據家或生疑義,故並及之。」查《求闕齋日記類鈔》與《曾文正公手書日記》,果如所言。不過,此尚屬校刊無意之誤,或可查有實據,而事涉辛酉政變的記載是否經人篡改,那就無從可知了。  僅從現有記載看,曾國藩對這次政變的情況知之甚遲,且主要是從私人通信中得到的。當其初聞新元年號由祺祥改為同治,尤其贊襄王大臣八人皆被逮捕治罪之際,心中大為震驚,知京中出了大事,但卻不明究竟。故數日間坐卧不安,天天與李鴻章密談,甚至不惜私拆別人的信件來探求京中情報。當他知道政變的最後結局之後,方才放下心來,開始與身邊的幕友公開談論此事。然而,有件事雖然令他感到慶幸,但卻萬萬不可提起。那就是他沒有聽從王闓運的勸告,同肅順聯手反對那拉氏垂簾聽政。據王闓運之子王代功稱:「文宗顯皇帝晏駕熱河,怡、鄭諸王以宗姻受顧命立皇太子,改元祺祥,請太后同省章奏。府君與曾書,言宜親賢並用以輔幼主。恭親王宜當國,曾宜自請入覲,申明祖制,庶母后不得臨朝,則朝委裘而天下治。曾素謹慎,自以功名太盛,恐蹈權臣干政之嫌,得書不報。厥後朝局紛更,遂致變亂,府君每太息痛恨於其言之不用也。」是否因為曾國藩不贊成王闓運的政治主張,故而得書不報呢?不是。他曾對勝保關於近支親王輔政的奏請大加讚揚,顯然是同意「恭親王宜當國」一條的。咸豐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手書日記》載:「閱勝克齋奏請皇太后垂簾聽政,請於近支王中派人輔政,皆識時之至言。 」皇太后垂簾聽政之議擾攘已久,且此時已成定局,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是無須表示的。唯近支親王輔政一事系剛剛提出的,更何況曾國藩一向瞧不起勝保,說明他早就同意王闓運「恭親王宜當國」的主張。但是,他卻不會像勝保那樣,甘犯武臣之忌而為人火中取栗,最後竟被那拉氏砍了腦袋。不過,曾國藩「恐蹈權臣干政之嫌」亦非一般性格上的「謹慎」,而是基於歷史教訓和現實情況,為保全身家性命而思之已熟的根本之道。多年來他一直認為權臣不祥,「古來竊利權者每遘奇禍 」,「處大權大位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幾人能善其末路者?」尤其咸豐七、八年間大徹大悟之後,一改昔日的傲氣,態度愈益謙虛,行事愈益謹慎,言詞之間尚嚴持武臣干政之戒,怎肯自請帶兵進京,橫斷皇太后垂簾聽政之路?再者,不接交京中權貴亦是曾國藩出任兩江總督以來的行事原則,嚴樹森曾因保奏倭仁等人受到無情地譏諷,他怎麼會與如日中天的肅順聯手?據說,肅順被誅後,「籍其家,搜出私信一箱,內唯曾文正無一字,太后嘆息,褒為第一正人。」  不過,曾國藩不與肅順交往,更不與之聯手反對垂簾聽政,或許還有另一方面的原因。那就是對肅順執政以來的做法持有異議。咸豐九年他在給胡林翼的信中說:「近來科場事株連太廣,夷事辦理太柔,均不甚愜人意,常思一陳鄙愚。而回顧在外數年百無一成,言之滋愧,寧默默也。」從後來的情形看,曾國藩的思想主張與奕訢更為接近,故辛酉政變只是使他虛驚一場,遠沒有同治四年那拉氏罷免奕訢時,所給他帶來的震動那麼強烈。  第六次是同治三年正月,正當天京戰事緊張、糧餉匱乏之際,江西巡撫沈葆楨事前不經協商,即奏請扣留原本解送雨花台大營的江西厘金歸本省使用,使曾國藩驟然失去月入數萬兩的餉源。更為嚴重的是,戶部不僅批准了這一奏請,還竟於復奏之中列出數筆並不存在的外省協餉,使曾國藩背上廣攬利權、貪得無厭的黑鍋,逼得他不得不起而憤爭。  他不僅必須與沈葆楨爭江西厘金,還必須向戶部討回清白。結果,戶部雖不再提協餉之事,但仍將江西厘金之半劃歸沈葆楨,使曾國藩既失錢財又丟面子。最後雖以調撥輪船退款的辦法解決了乏餉問題,但卻使曾國藩從中感到清廷在明顯地疏遠自己,不由惕然警懼。  自同治元年身兼五欽差之職、六大臣之權,統兵十萬、斂財六省以來,曾國藩深懼負權臣之嫌,受清廷疑忌,最後落個兔死狗烹的下場。他在家書中對老九說:「至阿兄忝竊高位又竊虛名,時時有顛墜之虞。吾通閱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權勢能保善終者極少,深恐吾全盛之時不克庇蔭弟等,吾顛墜之際或致連累弟等。唯於無事之時,常以危言苦語互相勸誡,庶幾免於大戾。」為保身名俱泰,曾國藩除在態度上更為謙謹,懇請親朋好友、部下僚屬時時批評監督自己外,還在政治上採取了幾項措施,諸如兩次奏請清廷派親信大臣赴天京城外監軍,奏請天京攻克前不要再給曾家封賞,以及封疆大吏不得分掌朝廷用人大權等,直到清廷對他極表信任,無所疑忌,方使他暫時放下心來。不料,自同治二年湘軍攻克太平軍九洑洲要塞,尤其蘇州、杭州相繼攻克之後,清廷對曾國藩的態度卻發生了變化。而清政府在處理曾、沈厘金之爭中右沈抑曾,尤其戶部虛列每月十五萬五千兩白銀的外省協餉,無疑是向他發出的一個信號,使他感到形勢緊迫,不得不急切尋求自全之策。他在給親友的信中說:「兩接戶部復奏之疏,皆疑弟之廣攬利權,詞意頗相煎迫。」而 「近來體察物情,大抵以鄙人用事太久,兵權過重,利權過廣,遠者震驚,近者疑忌。」又說:「長江三千里幾無一船不張鄙人旗幟,外間疑敝處兵權過重,利權過大。蓋謂四省厘金絡繹輸送,各處兵將一呼百諾,其相疑良非無因。」當然,曾國藩最害怕的還是清廷對他的疑忌。而在這種情況下,要想自保身家,也只有割捨一部分權利。故此他一再向親朋好友表明心跡:「揆之消息盈虛之常,即合藏熱收聲,引嫌謝事」,「避賢者路。非愛惜微名,而求自全也」。又說:「自古柄兵之臣,廣攬利權,無不獲禍謫者。侍忝附儒林,時臨冰淵,而使人廣攬利權疑我,實覺無地自容。」還說:「自古握兵柄而兼竊利權者,無不凶於而國、害於而家,弟雖至愚豈不知遠權避謗之道?惟舍弟引退之志更急於鄙人,此中先後之序,尚須妥商。」從中可以看出,曾國藩不愧一代儒將,深明以退求進、明哲保身之道,早在湘軍攻陷天京之前,就已經做好了功成身退、割權自保的思想準備。不過,此所謂「舍弟引退之志更急於鄙人」則屬謊言。後來事實證明,曾國荃根本沒有功成身退的想法,且對被逼退隱一事極為不滿。而曾國藩這樣講,不過是為將來的具體安排預設伏筆。曾氏兄弟太過招搖,其功成身退、割權自保是必然的,只是究竟怎麼退尚須根據具體情況而定。而從各方面的情況看,則曾國荃先退的可能性更大些。所以,曾國藩要故意如此謬說,未雨綢繚。有了這一伏筆,將來也就可以左右逢源了。  第七次是同治三年六月,湘軍攻陷天京之初。清廷先是不準曾國荃等八百里紅旗報捷,迫使曾國藩重新上報,不得不讓毫不相干的湖廣總督官文領銜;繼則食言自肥,賴掉咸豐帝收復江寧者封王的許諾,僅賜曾國藩一等侯爵;隨之又以嚴厲的態度和口吻警告曾國荃等人不可驟勝而驕,並追查天京窖金與幼天王下落,使曾氏兄弟同清政府的關係驟然緊張起來,頗有劍拔弩張之勢。  由於湘軍破城後競相燒殺淫掠,炸開的豁口無人把守,方使幼天王等千餘人得以脫身而去。李秀成剛被送至雨花台大營,曾國荃就企圖將之殺害,理由是「恐有獻俘等事,將益朝廷驕也」,可謂狂妄之極。故清政府此舉可謂切中要害,且已在軍事上有所準備。當曾氏兄弟同太平軍作最後的苦戰時,清政府已在天京四周布有重兵,官文、富明阿、僧格林沁無不虎視眈眈地盯著他們的脊背。而在天京大發橫財的曾國荃及其部下弁勇,則唯恐清廷真的要他們吐出吞到肚裡的財貨,內心極為恐懼和忿恨,決心不惜一切以維護自己拿性命換來的既得利益。據蕭一山稱,曾國荃及其部下將領曾集體勸進,欲仿陳橋故事,擁立曾國藩為帝。無論此事確實與否,而這種可能性當時確實是存在的。  此時的曾國藩,其內心深處未嘗沒有部下諸將同樣的感受。一年後他在給曾國荃的信中說:「去年三、四月間,吾兄弟正當萬分艱窘,戶部尤將江西厘金撥去,金陵圍師幾將決裂。」而攻陷天京後,「部中新例甚多,余處如金陵續保之案,皖南肅清之案,全行議駁,其餘小事動遭駁詰。而言路於任事有功之臣,責備尤苛,措詞嚴厲,令人寒心。」滿漢之間本來就界線分明。清政府既然如此對待功臣,起兵造反並非沒有理由;奪回漢家江山亦未嘗不大快人心。更何況,論及個人能力與資歷,尤遠非那拉氏、奕訢所能相比。然曾國藩想得要比這深遠得多,頭腦也不像曾國荃那麼簡單。他心裡非常清楚,清政府並非真的要追查天京窖金和幼天王下落,不過虛張聲勢,加大政治壓力,逼迫曾國藩就範:或則匆忙起兵,或則殺羽自保,二者必居其一,且須迅速作出抉擇,以免其勢坐大,形成南北對峙之局。因曾國藩雖在鎮壓太平天國的戰爭中羽翼豐滿,足可擁兵自立,但若與清廷爭帝位,則須經幾年的準備方有取勝的把握。故對清廷來說,長疼不如短疼,遲發不如速發,萬不可讓他積威養望,從容準備。在這種情況下,曾國藩只好選擇殺羽自保之路。所謂殺羽,就是主動裁撤兵勇和停解外省厘金;所謂自保,就是保全身家名位和部屬親朋的既得利益,包括曾國荃及其部下在天京搶奪的金銀財寶。於是,曾國藩在攻陷天京後主要為此做了兩件事:一是裁撤或調離金陵地區的五萬湘軍,停解廣東、江西厘金;一是採用軟拖硬抗的辦法,抵制清政府對天京窖金和幼天王下落的追查。他的具體做法是,對天京窖金下落來個死不認帳,明明被曾國荃的部下搶去,卻硬說天京並無窖金,連自己也覺得奇怪。可說是瞪著眼睛說瞎話。而對幼天王的下落,則是隨機應變,不擇手段,必得保全曾國荃及其部下,以求大家相安無事。他先以幼天王自焚上報,繼稱其死於亂軍之中,及至證據確鑿、無法抵賴之時,則對上奏揭發此事的左宗棠反唇相譏:天京破城之際不過逸出一千多人,就要如此反覆追查、定要嚴懲失職將領,若如杭州那樣,太平軍大開九門,逃出十萬八萬,那時又當如何?結果,清廷也只好不了了之,甚至連左、沈二人將幼天王解送京師的奏請也予以駁回,免致曾國藩過於難堪。  曾國藩與清廷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世間有一個勝利者無罪的原則,對功臣只可賞不可罰。當時,曾國荃及其部下已在天京發了橫財,個個箱滿筐溢,一心只想保住自己的這份財產,再不想為別的事打仗。然他們也曾為此付出了很大代價,受盡煎熬而不肯散去,就是為了最後能進城大搶一通。如果清廷或曾國藩威逼太緊,定治其罪,令他們吐出吞到肚裡的寶物,他們必然鋌而走險,起兵叛亂。所以,曾國藩對清廷嚴懲走脫幼天王失職將領的諭旨,堅決頂著不辦,以安曾國荃等人之心。而清廷這樣做,本來就是別有用心,意在逼曾國藩裁軍辭餉,一旦曾國藩真的這樣做了,追查之事也就達到了預期的目的,最妙之法也就莫過於不了了之了。  至於曾國藩為什麼沒有揮戈北上,代清自為,則大約有兩個方面的原因,或則本來就無此野心,或因料無勝算而知難而退。曾國藩一生愁苦,時萌退志,常有生不如死之嘆,或許真的沒有稱帝之心亦未可知。早在攻陷天京之前,他就曾在答覆同年好友的信中表示:「年來忝竊高位,飽聆譽言,雖同年至親如寄雲、筠仙輩,亦但有讚美而無針砭,大有獨夫之象,可為悚惶。惟自知之明尚未盡泯,不敢因幸獲之戰功,倘來之虛名,遂自忘其鄙陋。此差可為故人告者。然轄境太廣,統軍太多,責任太重,才力太絀,正不知以何日顛蹶,以何日取戾。萬一金陵克複,擬即引退避賢者路,非愛惜微名而求自全也,實自度精神不復堪此繁劇也。」聯繫祁門被困時曾遺囑曾紀澤,要他長大後不可為官更不可帶兵,只可一心做學問云云,或許曾國藩的人生樂趣,屬文治學更多於從軍從政,真的素無稱帝之心。倘若並非如此,當時不僅存在著曾國藩起兵造反的客觀可能性,而且他也確實具有這樣的主觀意圖,那麼終未成為事實的原因,則只能是政治上尚乏準備,軍事上尤無勝算,以曾國藩之明智不肯干此蠢事,遠不如繼續做清王朝的忠臣孝子更為有利。有人說曾國藩不願稱帝是因為忠君思想的制約,似乎他滿有把握做成皇帝卻偏偏不肯做,令不少人為之扼腕嘆息。這不過是筆記小說的慣用手法,裝飾文采而已,實則經不住認真推敲。因為作者僅提到有人擁戴和曾國藩拒絕兩事,並沒有對當時全國的政治軍事局勢,尤其湘淮軍集團的實際狀況做出分析,其拒絕的原因決不限於一條。且支配人們是否採取行動的最後關鍵並非道德規範,而是對根本利害的權衡。倘若曾國藩在方方面面真的具有取清自為的勝算,所謂忠君云云就絕不會成為他的思想政治障礙。因為按照儒家思想的邏輯,成者為王,敗者為寇,君臣倫理並不妨礙改朝換代。試想自古開國明君取得天下,哪個離開暴力弒君和陰謀篡逆兩途?然一旦權位到手,儒家的忠君道德就由對篡弒者的譴責,變為對新帝的誠心擁戴。曾國藩熟讀經史,豈不知這番道理?  在這次戰略退卻中,曾國藩所遇到的另一棘手問題是曾國荃的出處。曾國荃不學無術,急功貪財,饕餮之名滿天下。其每克一城必縱兵大掠,而大發橫財之後則必回籍購置田產起蓋大屋。其為人復張揚跋扈,不知禁忌,早在攻陷天京前即已惡名遠揚,故清政府對他疑忌尤甚。同治二年三月曾國荃已由江蘇布政使升任浙江巡撫,因正率軍圍攻天京而未赴任。按照清朝制度他是可以單獨奏報軍情的。然清政府卻不準這樣做,遇事只能由遠在安慶的曾國藩轉奏,不消說與左宗棠、李鴻章相比,甚至連個按察使銜兵備道都不如。攻陷天京的當天,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按照曾國藩事先的安排,他與楊載福、彭玉麟聯銜八百里馳奏報捷,隨即受到清廷的嚴厲指責,抓住「大勢粗定,遽回老營」一事橫加罪名,「倘曾國荃驟勝而驕,令垂成之功或有中變,致稽時日,必唯曾國荃是問。」實際上不僅不承認他的捷報,而且節外生枝,故意吹求,以實施政治上的抑制和打擊。曾國藩看透了清廷意欲將其排而去之的用心,遂於七月二十日奏請裁撤曾國荃所統兵勇之半的同時,提出是否准其本人回籍養病的問題,進行試探。稱曾國荃「意欲奏請回籍,一面調理病驅,一面親率遣撤之勇部勒南歸」。而曾國藩本人尚未應允,「囑以苟可支持,不必遽請開缺,姑在金陵安心調理,代臣料理善後事宜。」誰知清廷比曾國藩還急,尚未接到這一奏請,就對曾國荃當頭又施棒赫,下旨追查天京金銀的下落,令曾國藩「查明報部備撥」。並對之鄭重警告道:「曾國藩以儒臣從戎,歷年最久,戰功最多,自能慎終如始,永保勛名。惟所部諸將,自曾國荃以下,均應由該大臣隨時申儆,勿使驟勝而驕,孰可長承恩眷。」其後清政府雖在諭旨中假意挽留,將曾國藩奏摺中的話重複一遍,但卻絕口不提赴任本官之事,反而肯定曾國荃奏請開缺回籍的想法「合於出處之道。」曾國藩見事勢難以挽回,更加堅定了自己原來的想法,遂於八月二十七日專折代曾國荃奏請開缺回籍養病,九月初四日即得到清政府的批准。其動作之快實出意外。不想,這下可惹惱了曾國荃。他本來就藐視清廷,心懷不滿,加以缺乏涵養之性,遂於大庭廣眾之中將自己的憤懣之情公開發泄出來,致使曾國藩狼狽萬狀,無地自容。三年後他對自己的心腹幕僚趙烈文說:「三年秋,吾進此城行署之日,舍弟甫解浙撫任,不平見於辭色。時會者盈庭,吾直無地置面目。」原來這一次再次地陳請開缺回籍,都是曾國藩耍的政治把戲,曾國荃從無此意,都是阿兄背著他乾的。不學無術的曾國荃既不懂兔死狗烹的道理,也不懂為臣之道,更不能理解胞兄的這番苦心。所以,曾國藩欲行退卻之策以保身家名位,對這位不知進退的胞弟,非瞞天過海造成既成事實,然後迫其就範不可。「舍弟」的表現雖令曾國藩當眾出醜,但他畢竟達到了自己的目的,解決了一個政治上的大難題,圓滿完成了這次極為關鍵的退卻。為了消解曾國荃內心的不平之氣,待其四十一歲生日那天,曾國藩不僅專門指派能說會道的趙烈文前往勸慰,還親自特寫七絕十二首為他祝壽。據說,當曾國荃讀至「刮骨箭瘢天鑒否,可憐叔子獨賢勞」一句時,竟然放聲大哭,以泄胸中抑鬱之氣。  第八次是同治四年三月,那拉氏罷免恭親王奕訢的一切職事,妄加罪名,欲陷不測,引起曾國藩等人的極大恐慌,疑為清政府卸磨殺驢的信號。  曾國藩在三月二十八日的《日記》中寫道:「是日早間閱京報,見三月八日革恭親王差事諭旨,有『目無君上,諸多挾制,暗使離間,不可細問』等語,讀之寒心惴慄之至,竟日忡忡,如不自克。」於是,他苦思數日,便開始向心腹將領吹風試探,醞釀對策。四月三日他以巡察為名,相約駐紮裕溪口的水師將領彭玉麟赴下關一見,二人在一隻小船中密談良久,「言及國事與渠家事,欷歔久之」。那麼,他們究竟談何國事呢?數日後彭玉麟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中說:「議政王為九江蔡壽祺以莫須有污衊,致出軍機,中外駭聞。伏思今上當極,兩宮垂簾,實賴賢王公忠體國,上下一心,華夷欽服,始有今日中興氣象。何物蔡壽祺,喪心狂吠,以璫人之授意,竟敢害於忠良。倭公不侃侃而言,亦竟阿於取好。議政其周召,若輩其管蔡乎?天下有心人能不憤恨欲死!不才欲以首領進詞,而爵相極力勸阻,須俟城內動靜,再作道理。兄不學無術,不平欲鳴,抑恨堇吐,其如憤火中燒何!」 還說:「小人道長,國家堪憂,殘喘餘生安得即賦歸去,遁跡山林,不閱世事耶?」原來,令曾、彭二人言之感傷、「欷歔久之」的「國事」,就是西太后罷黜恭親王一事。看來他們共同的意見是,此事關係重大,決不可坐視不理。惟所不同的是,彭玉麟欲馬上動手,領銜上疏諫爭。而曾國藩則要他靜觀時變,必須從京中了解到更進一步的詳情,弄清事情的原委,才能決定行止,不能僅根據一紙京報就採取行動。這件事說明,清政府追查天京窖金與幼天王下落,遭受打擊的僅是曾國荃一夥。曾國藩集團的其他派系可能不聞不問,有的甚至會幸災樂禍,煽風點火。這是因為他們太不得人心了。他們的所作所為,不僅使之在整個統治階級中成為眾矢之的,也在曾國藩集團中陷於孤立。倘若清政府欲行兔死狗烹之策,將湘淮將領一網打盡,他們就會由四分五裂走向一致,聯合起來抗滿自保。根據當時的形勢,很可能形成南北對峙的局面,或如蕭一山說的那樣,揮戈北上,擁曾為帝,亦未可知。聯繫那拉氏死後,因攝政王載灃排斥袁世凱,拆散滿洲皇室與漢大臣的聯盟,從而導致清王朝迅速滅亡的事實,這種可能性並不是不存在的。只是後來那拉氏見風轉舵,重新恢復了奕訢「議政王」之外的其他主要職事,才避免了這種結局,曾國藩集團也僅只虛驚一場。  第九次是同治五年冬,因剿捻戰爭一時失利,清政府中途易帥,使曾國藩大丟臉面,陷入進退維谷的困境。  曾國藩自剿捻以來,屢受清廷的指責,防守沙河之策失敗之後,更是接連不斷,愈演愈烈。迨至同治五年冬,即已受到「寄諭責備者七次,御史參劾者五次 」,使他感到再也干不下去了,只好自請革去欽差大臣之職和一等侯爵之位,以讓賢者之路。然而,使他為難的是,天下之大竟無一個適當的安身之處。當時,曾國藩聽到各種建議,有的勸其回籍省墓,有的勸其住京養病,有的請其回任江督,他以為皆不妥當。首先,回任江督行不通。因他辭職的理由是有病,「不能用心閱文,不能見客多說。既不堪為星使,又豈可為江督?」所以,既辭欽差就不能不連江督也一併辭去。其次,「乞歸林泉亦非易易」,「若地方大吏小有隔閡,則步步皆成荊棘」。再次,「住京養病尤易招怨叢謗」。最後,曾國藩「反覆籌思,仍以散員留營為中下之策,此外皆下下也」。他在給鮑超的信中也以此招為得計:「仆自去歲以來,寄諭責備者七次,御史參劾者五次,從無不平之意形諸言色。即因病陳請開缺,亦不敢求回籍,又不敢求進京,但求留營效力耳。」然實際上,此策則更加行不通。因為這樣以來,不僅使後來者覺得礙手礙腳,倍生反感,且極易啟人疑謗。正像有人說的那樣,你留營中效力,誰人可以指揮?豈不是一舟雙舵、一馬雙馭?同時,「維繫軍心之言與平日懼為權臣之意自相矛盾」,且有「挾軍心以自重之嫌」。這前面一條可能導致李鴻章的堅決反對,他令其兄李瀚章勸曾國藩回任江督,即已顯露此意。而後面一條更是曾國藩避之唯恐不及的罪名,是萬萬不可輕試的。當時也有人勸他直言極諫,陳明利害,以改變清政府的做法。他出於同一原因,不敢這樣做。他在給尹耕雲的複信中解釋說:「竊觀古來臣道,凡臣工皆可匡扶主德,直言極諫,唯將帥不可直言極諫,以其近於鬻拳也。凡臣工皆可彈擊權奸,除惡君側,唯將帥不可除惡君側,以其近於王敦也。凡臣工皆可一意孤行,不恤人言,唯將帥不可不恤人言,以其近於諸葛恪也。握兵權者犯此三忌,類皆害於爾國,凶於爾家。故弟自庚申忝綰兵符以來,夙夜祗懼,最畏人言,迥非昔年直情徑行之態。」 又說:「近有朱、盧、穆等交章彈劾,其未奉發閱者又復不知凡幾,尤覺夢魂悚惕,懼罹不測之咎。蓋公論之是非,朝廷之賞罰例隨人言為轉移,雖方寸不盡為所撓,然亦未敢忽視也。」就是說,可怕的不是御史而是為其撐腰的清廷,他們是根據朝廷的眼色行事的。朝廷發閱彈章,不過是放只氫氣球,意在逼曾國藩交權退避,若竟倔強不服,必有更加厲害的後著,直至達到目的為止。曾國藩身為人臣,欲保名位,無論內心感受如何,都必須拿出對之忠誠馴服的樣子,人君可畏,人言亦可畏。正像他在給李鴻章的信中所說的那樣,「去冬以來,憂讒畏譏尤甚於昔」,「從此不居極要之任,或可保全末路耳」。最後,曾國藩迫於情勢,不得不返回兩江總督之任。因李鴻章剿捻急需兩江之餉,若易他人為江督,則未必能夠保障前線各軍的餉運。既然李鴻章一再以此為請,他也就很難拒絕了。然而,這對曾國藩來說卻是一件含羞忍辱之事,不僅令其數年之間心情不暢,且遺終生之悔。同治九年三任江督時復函友人稱:「剿捻無功即當退處深山,六年春重回江南、七年冬蒞任畿輔,皆系畫蛇添足。」不過,這隻能說明其內心的懊喪,事實上卻無法真正這樣去做。此可謂人在官場,身不由己。他堅信命運之說,大概這也是根據之一吧。  第十次是同治九年,曾國藩將天津教案辦成典型的屈辱外交,使自己成為過街之鼠,眾矢之的。清政府再次中途易帥,讓他灰溜溜地再返江督之任。  其實,曾國藩的辦案方針與清政府是大致相同的,其種種舉措亦無不得到清政府的批准,不過隱瞞了法國天主教堂的一些罪行,沒有如實上報而已。故輿論的衝擊不僅針對曾國藩,也是針對清政府的。然專制時代有一條非成文法,國家最高決策一旦出現重大失誤,只能指責經辦大臣,不能指責皇帝。如南宋的秦檜,晚清的穆彰阿,多年來一直受到萬人唾罵,對其本人固屬罪有應得,但同時也是代皇帝受過。只是這一過程發生較遲,都是在老皇帝去世、新皇帝登極之後,朝廷大張其過,輿論驟起攻擊,形成人人喊打的局面。而曾國藩則是現世現報,一轉眼間功臣賢相就成了過街之鼠。社會輿論變幻如此之速,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清政府有意落井下石,乘機打擊曾國藩,以便將他趕出畿輔要地。當全國輿論在醇親王的帶動下,群起攻擊曾國藩的時候,那拉氏不僅公開宣稱曾國藩「文武全才,惜不能辦教案 」,將剛到陝西的李鴻章調赴天津進行複查,還把曾國藩匆匆調回江南,以李鴻章取而代之。實際上是將天津教案辦理失誤的全部罪責,都推到他一人身上。其實,李鴻章最後仍以曾國藩的奏報結案,並無實質性的改變。原定死刑20名改為16名,也不是李鴻章爭來的,而是俄國被殺四名只要賠錢,不要中國人抵命。正是清政府的這種做法,使全國輿論受到進一步的鼓舞,對曾國藩的攻擊愈演愈烈,一發而不可收。對於這層原因,曾國藩當時就看得很清楚,只是不敢明言。他在給諸弟的家信中說:「余兩次在京不善應酬,為群公所白眼,加以天津教案物議沸騰,以後大事小事部中皆有意吹求,微言諷刺。陳由立遣發黑龍江,過通州時其妻京控,亦言余訊辦不公,及欠渠薪水四千兩不發等語。以是余心緒憂悒。」顯然,這些人不過是看清政府的眼色行事。他們從清政府對天津教案和曾國藩的處理中得到一個信息,知道曾國藩已經失寵,故會大著膽子這樣做。曾國藩「心緒憂悒 」的原因,也不只這些麻煩本身,而主要還是造成這些麻煩的深層原因,同清政府的關係愈來愈疏遠了,自己的政治處境會越來越困難。  醇親王奕譞與葉赫那拉皇太后所以對曾國藩採取這種態度,也可能與曾國藩拒絕他們的有意拉攏有關。曾國藩調任直隸總督後,醇親王奕譞曾一再向其致意,但都遭到了他的拒絕。同治八年春奕譞托曾國藩的好友朱學勤轉致一信,對曾大加讚揚。曾國藩沒有複信,僅在給朱學勤的信中解釋說:「醇邸慎所許可,乃獨垂青於鄙人,感慚無已。敝處函牘稀少,未便於醇邸忽改常度。」同治九年春奕譞又托曾國藩的另一好友黃倬轉寄詩文,以求應和。曾國藩亦沒有回信,僅在給黃倬的信中解釋說:「醇邸於敝處折節下交,拳拳摯愛,極為心感。茲承轉寄見贈之作,詩筆既工,用意尤厚。惟獎許過當,非所敢承。理宜奉箋致謝,緣弟處向來書札稀少,朝端貴近諸公多不通問,未便於醇邸特致私愛,致啟他嫌。素不工詩,亦未能遽成和章。稍暇當勉成一首奉呈,以答盛意,聊申謝悃。晤時尚望先為代達鄙意,至荷,至荷。」醇親王的用意是很明顯的。他是恭親王之弟,同治帝之叔,那拉氏的妹夫。長期以來,他與那拉氏緊密勾結,欲與奕訢一爭高下,至於不惜主動拉攏湘淮軍帥,以加強自己的地位。不過,曾國藩不與奕譞交往,不僅避交接權貴之嫌,更為避內外交通之嫌。歷代王朝皆嚴禁親王與外藩之間私下交通,以杜絕王位之爭。故前者可能關乎個人名聲,而後者則可能招致滅族之禍。事實上即使沒有那麼嚴重,亦遠非大臣所宜。曾國藩對此惕然警懼,遠嫌避禍,亦屬恪守臣道之舉。然而,這樣一來卻深深地得罪了醇親王,或則銜恨於心,或則疑為恭黨,遂乘天津教案之機對之攻擊不遺餘力,必欲去之而後快。不料,曾國藩固不知趣,李鴻章亦未滿所望,復轉而拉攏左宗棠。據說,左宗棠入值軍機處,主要出於奕譞的推動,意在取代恭親王。只是左宗棠更不知趣,最後只好作罷。或者,如此等等,皆出於那拉氏的授意,亦未可知。  歷史事實表明,天津教案後再返江南,標誌著曾國藩同清政府的關係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湘軍攻陷天京後,清政府深怕他真的要做皇帝,既忌其手握大權又忌其功高震主。待其停解外省厘金、大量裁撤金陵湘軍後,手中失去揮戈北上的實力,也就不再對清廷構成威脅。然其威望尚存,仍有功高震主之嫌。其後剿捻無功,中途下台,已是威名大損,今不如昔。迨至三蒞江督之任已是威信掃地,則完全失去對清廷的威脅,即使重握攻克天京前的兵餉實力,也不可能取清自為了。與此同時,清政府在曾國藩心目中的分量亦是越來越輕,中興幻想一步步破滅,悲觀情緒愈來愈重,從而構成其心情不暢的另一原因。  曾國藩系道光朝舊臣,因穆彰阿的薦賞而平步青雲,十餘年間躋身卿貳,成為清代罕見之事。然自從軍以來屢遭疑忌,長期不得其位,心情甚感壓抑,恨不得找個地方「痛哭而一傾吐也」。自咸豐十年出任江督,尤其那拉氏、奕訢政變上台之後,曾國藩一度興高采烈,以為中興有望,對國家前途充滿信心。然其心腹幕僚趙烈文不同意這種看法,遂引發二人間的多次辯論。同治六年夏,一次閑談中曾對趙說:「都中來信雲,都門氣象甚惡。明火執仗之案時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婦女亦裸身無褲。民窮財盡,恐有異變,奈何?」趙說:「天下治安一統久矣,勢必馴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風氣未開,若非抽心一爛,則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異日之禍必先根本顛仆,而後方州無主,人自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曾「蹙額良久」說:「然則當南遷乎?」趙說:「恐遂陸沉,未必能效晉、宋也。」 曾說:「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趙說:「君德正矣!而國勢之隆,食報已不為不厚。國初創業太易,誅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難知,善惡不相掩,後君之德澤未足恃也。」曾說:「吾日夜望死,憂見宗祏之隕,君輩得毋以為戲論?」趙說:「如師身分,雖善謔,何至以此為戲!」此後,二人又爭辯數次,對形勢的看法基本一致,而分歧的焦點則集中在清政府的評價上,即它究竟是否有能力扭轉這一江河日下的形勢。一日,趙說:「在上海見恭邸小像,蓋一輕俊少年耳,非尊彝重器,不足以鎮百僚。」曾說:「然貌非厚重,聰明過人。」趙說:「聰明信有之,亦小智耳。」「至己為何人,所居何地,應如何立志,似乎全未理會。」「 身當姬旦之地,無卓然自立之心,位尊勢極而慮不出庭戶,恐不能無覆餗之虞,非淺智薄慧、塗飾耳目之技所能倖免也。」曾國藩則以 「本朝君德甚厚」、那拉氏「乾綱獨斷」應之,且舉「勤政」、「免徵」、「免報銷」及處理官文數事以為證,稱「數者皆非亡國舉動,足下以為如何?」趙烈文對之逐條批駁,並進而指出:「三代以後論強弱不論仁暴,論形勢不論德澤。即如諸葛輔蜀,宮、府甚治而卒不能復已絕之炎劉;金哀在汴,求治頗切而終不能抗方張之強韃。人之所見不能甚遠,既未可以一言而決其必昌,亦不得以一事而許其不覆。」又說:「夫以君德卜國祚之窮長,允矣。而中興氣象,第一貴政地有人。奄奄不改,欲以措施一二之偶當默運天心,未必其然也。」曾國藩當時雖無言以對,但心中仍未服氣。時隔兩月,復因總理衙門「殷殷下問」而「喜動顏色」,並大發感慨道:「此折所關甚大。枋國者能如此,中興其有望乎?」又說:「國運長短不系強弱,唯在上者有立國之道,則雖困不亡。如金主亮南牧,宋社岌岌。虞允文之戰,小勝不足言,顧孝宗忠厚愷悌,其道足以保身保家。天即使金人內變,海陵被弒,以全趙氏之宗祏。金祚未可遽隕,又生世宗以休息之。其妙如此,聖人所以動稱天命也。」這就是說,直到此時曾國藩仍心存僥倖,祈盼望清王朝能偏安一隅,不至「陸沉」,總以為尚不存在「抽心一爛」的問題。  然而,當其重遊京師,親睹清政府的帝後王公及當軸政要之後,連這最後一點信心也沒有了。同治八年夏,應調趕赴直隸的趙烈文剛到保定,曾國藩就立刻向他吐露心聲,從而為他們多次爭論的問題做出最後結論。他說:「兩宮(指慈安、慈禧兩太后)才地平常,見面無一要語;皇上沖默,亦無從測之;時局盡在軍機恭邸(指奕訢)、文(指文祥)、寶(指寶鋆)數人,權過人主。恭邸極聰明而晃蕩不能立足;文柏川(即文祥)正派而規模狹隘,亦不知求人自輔;寶佩衡(即寶鋆)則不滿人口。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即倭仁),然才薄識短。余更碌碌,甚可憂耳。」就是說,在清政府整個決策層中,根本沒有出類拔萃之才,足可力挽狂瀾,救清政府於當亡之時而不亡,完顏、趙氏在強敵威逼下苟延一隅的歷史,再也無法重演了。  不過,曾國藩於極度失望之中,仍對清政府抱有感激之情,蓋同宋朝相比,清政府畢竟對他寬大得多。在其攻陷天京之後,雖功高震主,頗有取清自為的條件,清政府亦僅只剝奪其足可「圖謀不規」的資本,即手中握有的兵權、利權及個人威信,一旦以實際行動表明自己恪守臣道、並無稱帝之心,則不僅保住了其身家性命,也保住了自己的名譽地位,即作為一個功臣所應當得到的一切。就是說,清王朝雖疑忌功臣,但與宋朝相比要輕得多,對功臣的處理也寬大得多。故曾國藩等湘淮將帥的命運,要比岳飛等人幸運得多,遂使曾國藩對此感激不盡。他曾對人說:「南宋罷諸將兵柄,奉行祖制也。」「韓、岳等軍制,自成軍、自求餉,彷彿與今同」,然最後結局卻大相徑庭。又說:「宋世鑒於陳橋之變,於將帥得人心者猜忌特甚。北宋如王恭武、狄武襄均為正人所糾劾,不獲大用。南宋秦氏亦以軍心歸附,急謀解張、韓、劉、岳之兵柄。」「我朝寬大誠明,度越前古,國藩與左、李輩動輒募勇數萬,保獲提鎮以千百計,朝廷毫無猜疑。仆輩亦不知有嫌可避,坦然如魚之忘於江湖,如足適而忘履,腰適而忘帶。」這些話雖是同治六年說的,亦難免美化之意,但大致與實際情況吻合,清政府基本上還算「寬大誠明 」。他雖然曾在咸豐五、六年間和攻陷天京前夕,頗為能否保全末路而心懷疑懼,同治四年亦曾懷疑那拉氏會屠戮功臣,但畢竟身名俱泰,沒有發生東漢夕陽亭、南宋風波亭之事。這說明曾國藩與那拉氏雙方,都接受了歷史教訓,在一定條件下相互妥協、相互克制,從而避免了歷史悲劇的重演。倘若其中一方超越界限,不知自律,則很可能破壞君臣之盟,導致同歸於盡的結局。所謂「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並非憑空設想的道德規範,而是歷史經驗的總結。更何況此亦並非慫人聽聞或憑空假設,只要重溫清末民初的歷史,就可明白其中的道理。正是由於那拉氏死後,攝政王載灃以新政為名罷免袁世凱,從而拆散了滿洲貴族同漢族軍政官僚集團的聯盟,尤其破壞了雙方政治上的相互信任,方導致袁世凱再度上台之後,在完全有力量攻佔武昌的情況下按兵不動,利用革命黨人逼清帝退位,又在打敗革命黨後洪憲稱帝,雖幾經周折、費時數載,亦同取清自為相差無幾。對於這一歷史現象,僅用個人品行、有否政治野心來解釋顯然是很不夠的。因為決定人們一切行動的最終驅動力不是道德,而是利害。對袁世凱來說,這是他所能看到的對之最為有利的唯一選擇。他不是岳飛,不可能仍對一個不可信賴的清王朝徒效愚忠;他不是革命黨,也不可能忠於共和制度。即就個人品德而論,假如袁世凱真的時懷退志、根本不計較個人的出處,他就會毫不猶豫將辛亥革命扼殺於血泊之中,難道這就一定會得到比今天更好的歷史評價嗎?他既然視權位如性命,也就不會聽任自己手中的大權落到革命黨手中,二者必居其一,難道還有其他可能嗎?只是多年以來,研究辛亥革命的學者多注重於革命經驗的總結,痛恨袁世凱的背信棄義,很少有人從清政府得失利害的角度總結這一經驗教訓,更不會將它與曾國藩的功成身泰聯繫起來,故很少引起人們的注意。  以上十條主要是講曾國藩如何處理同清政府的關係,對於整個曾國藩集團來說雖然至關緊要,但卻並非它的全部,而其他成員對清政府的態度與對策,則表現於雙方對地方政權的爭奪之中。這對曾國藩集團來說亦同樣具有重大意義。因為作為漢族地主階級新貴的曾國藩集團,通過一場戰爭固然為滿洲貴族保住皇位,仍須對之俯首稱臣,但卻乘機取得半數以上的省級地方實權,隱掌半壁山河,從而成為晚清史上最大的地方實力派。  清政府為了取得戰爭的勝利,將太平天國革命儘快地鎮壓下去,十餘年間不得不忍痛割愛,把很大一部分地方大權交給領兵作戰的湘淮軍將帥,使這些原本無權無位、身份平常的書生,一躍而成為清政府的一二品大員。不過,清政府在大量放權的同時,心裡還想著另外一件事,那就是力防他們將來尾大不掉,危及其自身的地位。為此,清政府擬定種種防範措施,對於不同的省份、官缺及受權人員,採取不同的辦法。例如,總督一職,兩江、直隸、閩浙、雲貴等其他缺位皆可授予曾國藩集團的成員,唯湖廣總督一席卻長期握在自己手中,不肯授予他們中的任何人。又如巡撫一職,清政府在很長一個時期,可以授予江忠源、胡林翼,卻偏偏不肯授予曾國藩。署理鄂撫,旋予旋奪;自請贛撫則寧可讓其回籍閑居,也不肯一遂其願。至於曾國荃的命運尚不及乃兄。補授浙江巡撫,攻陷天京前不許單獨奏事,攻陷天京時不許單獨報捷,攻陷天京後則既不許赴任也不許奏事,唯恐江浙財富之域落到曾家手中,逼得曾國藩不得不強姦弟意,代請辭職。授予湖北巡撫,卻讓他處處受制於總督,連朝廷發來的寄諭也要到督署領閱。這樣,曾國藩集團同清政府之間,尤其曾氏兄弟同清政府之間,在地方權力的授予上就不可能不發生一些矛盾,投鉤誘釣和巧取強奪之事自不可避免。然曾國藩集團經過十幾年堅持不懈的努力,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終於將很大一批省份的大權,尤其東南半壁江山,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茲大致以地域為序,就曾國藩集團取得地方大權的過程簡述如下。鑒於這一時期例行督撫專政,地方大權操於督撫手中,故此陳述以督撫的任免為主線,司道提鎮基本略而不計。  曾國藩集團對地方大權的爭取首先從兩湖開始,他們同清政府之間,圍繞權力之爭的種種恩恩怨怨,也首先從這裡開始。而湖南是曾、胡、左、江的故鄉,其籌餉、募勇亦首先從這裡開始,他們要在這裡生存、發展,就不能沒有地方政府的支持。所以,他們同地方政府的分合向背問題,從湘軍萌發之時即已存在,而王錱狀告湘鄉縣令之事則開其濫觴。其時雙方勢如水火,各不相讓,根本不可能聯合起來共同對付農民的反抗活動,更談不上鎮壓組織嚴密的反清起義軍。其後事態的轉機始於朱孫詒調任湘鄉縣令,一改前任所為,大肆籠絡當地士紳,不僅依意另立錢糧徵收新章,還令其頭面人物各得其所:聘王錱為幕僚、舉羅澤南為孝廉,拔劉蓉為文童,遂使湘鄉率先成為官紳一家、聯手制民的典範。從此,湘鄉縣令雖一換再換,但無不唯士紳之命是聽,致使該邑不僅成為曾國藩集團所控制的第一個地方政權,而且成為他們最初接管地方政權的一種模式。故湘鄉之舉既是曾國藩集團逐步奪取地方政權的前奏,也是這一行動正式開始前的一次演示,對他們來說,無論其實踐上與理論上,都有著重要意義。否則,他們的歷史將重新改寫。  當太平軍圍攻省城長沙的時候,整個湖南也如湘鄉縣一樣,很快形成官紳一家、聯手對付農民起義軍的政治格局。由於新任湖南巡撫張亮基熟習曾、胡、左等人,且一向與之關係良好,充分信任和依靠湖南士紳,遂採納胡林翼的建議,禮聘左宗棠入幕主持軍政大計,對之言聽計從,實際情形同後來駱秉章撫湘時極為相似,巡撫居其名,師爺行其實。從長沙守城到鎮壓征義堂起義,以至徵調各縣練勇赴省交由曾國藩集訓,從而成為創立湘軍之始,無不出自左宗棠的手筆。曾國藩出山之初諸事辦理順利,也是這個原因。其後,他與湖南地方官員之間矛盾重重,屢生波瀾,則是由於張亮基調離湖南,左宗棠隨之而去的緣故。迨及左宗棠重入湘幕,曾國藩在湖南的處境亦隨之大為改善。這是因為曾國藩集團通過這種間接的方式,再度掌握了湖南的大權。咸豐皇帝所以對左宗棠之事大為震驚,且不聽駱秉章的辯解,想必通過樊燮一案,復聯想到左宗棠屢調不出的往事,從而弄清湖南大權旁落的真相,視為劣幕操縱的典型,決心依照祖制,嚴加整治。其後所以放棄追查並轉而重用左宗棠,則因迫於戰爭形勢而不得不從權處置,只求良好結果,不問具體過程。就是說,咸豐皇帝實際上認可了這件事,不管由誰掌權,由誰來辦,只要能把太平軍鎮壓下去就行。「老亮」左宗棠離開駱秉章幕府之際,又推薦「小亮」劉蓉以自代,使曾國藩集團繼續隱操湖南一省大權,與左宗棠時期沒有什麼不同。直到咸豐十年駱秉章調赴四川,毛鴻賓出任湖南巡撫,曾國藩集團才告別了這種暗中操縱的歷史,名正言順地掌握了湖南的大權。  同湖南相比,湖北的情形則既有類似又有不同。相似之處在於也同樣經歷了一個由隱蔽掌權到公開掌權的過程,不同的是雙方的角色不同,持續的時間不同,而權力之爭則更為曲折隱蔽,牽扯麵也更大、更深。這不僅緣於督撫同城之故,還因它的政治地位和地理位置比湖南更為重要。咸豐二年底曾國藩出山不久,張亮基調署湖廣總督,他不僅同胡林翼關係密切、引左宗棠為心腹,而且處處同情與支持曾國藩,故在實際上成為他們的後台。咸豐三年張亮基調撫山東,吳文鎔接任湖廣總督。吳文鎔同曾國藩有師生之誼,對胡林翼甚為器重,亦無形中成為他們的靠山。只是好景不長,上任半年即敗死黃州,使他們空喜歡一場。咸豐四年曾國藩帶兵攻佔武昌,咸豐帝一時高興,令其署理湖北巡撫。然卻很快反悔,收回成命,任命一向同曾國藩作對的陶恩培為湖北巡撫。咸豐五年陶恩培戰死,胡林翼受命署理鄂撫。因胡林翼手中無兵,名氣不大,又得文慶的暗中支持,故清政府尚無疑懼之心,肯將湖北巡撫之位授予他。但由於湖北位居長江上游,軍事上具有特殊的戰略地位,故不肯將一省之權交給漢員巡撫,特命原荊州將軍官文任湖廣總督,主持全省軍政大計,使胡林翼縱有翀天之能也難以施展。又因官文系滿洲貴族、咸豐皇帝的親信,地位難以動搖。故胡林翼不得不聽從別人的勸告,對之曲意奉迎、傾心結交,令其誠心感佩,言聽計從,從而達到獨操一省大權的目的。薛福成曾專門著文談論此事。其時,官文駐長江北岸,主上游軍政,胡林翼駐南岸,主下游軍政,「督撫相隔遠,往往以徵兵調餉互有違言。僚吏意向,顯分彼此,抵牾益甚。」加之雙方辦事作風大相徑庭,「文恭(指官文)於鉅細事不甚究心,多假手幕友家丁」,「諸所措注,文忠(指胡林翼)尤不謂然。」咸豐六年底,湘軍再次攻佔武昌後,胡林翼「位望日益隆,文恭亦欲倚以為重。比由荊州移駐武昌,三往拜而文忠謝不見也。或為文恭說文忠曰:『公不欲削平巨寇耶?天下未有督撫不和而能辦大事者。且總督為人易良坦中,從善如流。公若善與之交,必能左右之,是公不翅兼為總督也。合督撫之權以辦賊,誰能御我?』文忠亟往見文恭,推誠相結納,謝不敏焉。」 胡林翼為了取得官文的好感,甚至不惜討好其小妾,請其母將之收為義女。於是,兩家往來益密,饋問無虛日,二人之交亦益固。左宗棠以幕僚隱操一省大權,而胡林翼則以交歡官文的辦法兼有總督之權,故其情形頗為相似。所不同的是,胡林翼不僅以此獨掌一省大權,且通過官文影響清政府的決策,藉以實現曾國藩集團的政治意圖。例如,先後兩次分別奏留奉旨入川的曾國藩、左宗棠共圖安徽,保奏劉蓉超升陝西巡撫等,都是由官文出面,按照胡林翼的意圖向清廷奏準的。正像薛福成說的那樣,「朝廷以文恭督湖廣數年,內靖寇氛,外援鄰省,成功甚偉,累晉大學士,授為欽差大臣,寵眷隆治。文恭心感文忠之力,而文忠亦益得發舒。凡東南各省疆吏將帥之賢否進退與一切布置,每有所見必進密疏,或與文恭會銜入告。文忠所引嫌不能言者,亦竟勸文恭獨言之,訏謨所定,志行計從。」故「人謂文忠有旋乾轉坤之功,不僅澤在湖北也。」徐宗亮的說法略有不同,而其某些細節則較為詳盡。其《歸廬談往錄》稱:「當武漢初復,文忠由湖湘,文恭由襄漢,分為兩岸。麾下文武各有所主,議論頗不相下,兩公遂成水火之勢。文忠一日具疏參文恭十二事,先遣人示意請改,文恭閉不納。時寶慶守魁聯蔭庭被議隨營,周旋兩府間甚洽,因詣文恭言曰:『今天下大事專倚湘人,公若能委心以任,功必成、名必顯。公為大帥,湘人之功皆公之功,何不交歡胡公,而為一二左右所蔽乎?某請往說胡公,使下公。』旋又過文忠言曰:『官公忠實無他腸,友誼極重。公若與結好,凡事聽公,決無後慮。若必劾去易能者,未必悉唯公所為,公其思之。』兩公甚然其言,前隙遂釋。魁又促文恭先過文忠布心腹,於是結為兄弟,家人往來如骨肉焉。」 薛福成曾任曾國藩、李鴻章幕僚,徐宗亮曾任胡林翼幕僚,他們的記載還是較為可信的。而魁聯曾任湖南寶慶知府,同湘軍將帥關係密切,塔齊布、普承堯所先後統帶的寶勇,就是由他募練的。後又得官文賞識,由湖南按察使被劾降為候補知府後,復應聘赴湖北為其管理營務。故能取得官、胡雙方的信賴,擔當起為他們疏通關係的重任。  然而,官文只是出於個人私誼信任胡林翼一人,對曾國藩集團的其他成員並無好感,遂致咸豐八、九兩年連出大故,李續賓在安徽三河全軍覆沒,左宗棠因樊燮案幾陷大獄,皆官文一手造成,使官、胡關係出現新的危機。《湘軍志》稱,當馳救廬州的李續賓自感兵單復又「名重恥退」之際,乃「發書湖北請益師。」其時,「續賓弟續宜將四千人屯黃岡,唐訓方將三千人道英山援淮北,未行。林翼已持喪還葬,官文得書笑曰:『李九所向無前,今軍威已振,何攻之不克,豈少我哉?』遍示司道,皆以續賓用兵如神,無所用援。續賓雖請援,亦不肯留軍示怯懦,則進三河」,遂致敗死。而《藤花館掌故筆記》則說,李續賓馳救廬州之時,「 胡文忠亦守制,居益陽故里,鄂中軍務由官文恭主持。文恭頗不嫌於忠武(指李續賓)」。李續賓聞太平天國陳、李大軍將至,「飛檄告急於鄂,文恭以疲卒予之,曰『迪庵善用兵,能化弱為強也。』忠武家人聞皖事急,與文正議,欲馳書令退軍。未發,而三河全軍覆沒之耗至。」胡林翼對之痛心疾首,引為已罪,通報全省司道官員,稱吾「與迪庵共事最久,棄之以歸,致全軍歿於異域」,而對負有直接責任的官文,豈不更為憎惡?遂使雙方關係再度產生裂痕。更為嚴重的是,這件事過去不久,又發生奏劾左宗棠一事,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聯繫到官文的其他劣跡,終令胡林翼痛恨難忍,意欲再舉彈章,劾之以去,後聽從閻敬銘的勸告而罷。薛福成稱,左宗棠「既被嚴劾,文忠慍不言」。「文恭有門丁頗為奸利,奔竟無恥者多緣以求進。文忠所素欲參劾者,文恭或薦之得居要地。府中用財無訾省,不足則提用軍餉,耗費十餘萬金。文忠積不能平,獨居深念,若重有憂者。當是時,今協揆朝邑閻公以戶部員外郎總理糧台,兼運帷幄籌,往謁文忠,請間言事。文忠屏人,以督府事告之曰:『方今籌餉如此艱難,而彼用如泥沙;進賢退不肖大臣之職也,而彼動輒乖謬。今若不據實糾參,恐誤封疆事,為朝廷憂,吾子以為奚若?』閻公對曰:『誤矣。夫本朝二百年中,不輕以漢人專司兵柄。今者督撫及統兵大臣滿漢並用,而焯有聲績者常在漢人,固由氣運轉移,亦聖明大公無私,剗刮畦畛,不稍岐視之效也。然湖北居天下之沖,為勁兵良將所萃,朝廷豈肯不以親信大臣臨之?夫督撫相劾,無論未必能勝,就使獲勝,能保後來者必勝前人耶?而公能復劾之耶?且使繼之者或勵清操、勤庶務,而不明遠略,未必不顓已自是。彼官至督撫,亦欲自行其意,豈必盡能讓人?若是則掣肘滋甚,詎若今用事者胸無成見,依人而行?況以使相而握兵符,又隸旗籍,為朝廷所倚仗,每有大事,可借其言以得所請。今彼于軍事餉事之大者,皆唯公言是聽,其失祗在私費奢豪耳。然誠於天下事有濟,即歲捐十數萬金以供給之,未為失計。至其位置一二私人,可容者容之,不可容則以事劾去之。彼意氣素平,必無迕也。此等共事之人,正求之不可必得者,公乃欲去之何耶?』胡公擊案大喜曰:『吾子真經濟才也!微子言,吾幾誤矣。』由是益與文恭交歡無間言,文恭亦敬服之終身。」雖然如此,清政府仍對胡林翼多方限制,使之大受壓抑。同治五年八月曾國藩致函新任鄂撫曾國荃說:「胡潤帥奉硃批不準專銜奏軍事,其嘔氣百倍於弟今日也。」  胡林翼死後,官文再也不會象昔日對待胡林翼那樣對待後來者。據說,胡林翼剛剛去世,官文就派人將巡撫衙門的全部文書檔案取走,從此獨掌全省軍政大權,再無撫院主政之事。同治元年曾國藩在一封奏摺中說:「官文休休有容,遐邇共知。然昔日之待胡林翼,事無大小,推賢讓能,多由撫署主政。今之待嚴樹森,資有淺深,軍政吏治多由督署主政。」 這樣,胡林翼後的繼任者,雖有幾位屬於曾國藩集團的骨幹人物,但他們所能掌握的實際權力,也就很有限了。胡林翼病重期間曾奏准以李續宜署理鄂撫,臨終之際又奏薦李續宜自代。據說,官文亦有此請,故一時尚可相安無事。然次年即發生變動,清廷令李續宜移撫安徽,湖北巡撫由原胡林翼心腹幕僚、時任河南巡撫的嚴樹森調補。官文大概不喜歡此人。嚴樹森赴任不久即遭彈劾,雖經曾國藩多方辯解當時沒有落職,官文也勉強接受下來,但為時不到兩年即被劾降調以去。其後鄂撫人選頻繁改動,直到同治四年底皆不是湘淮人物,也無人足以同官文抗衡。  同治五年正月曾國荃由晉撫調任鄂撫,一到武昌就與官文展開了權力之爭。據說,任命曾國荃為湖北巡撫的諭旨甫下,因湖北布政使唐際盛「慮沅來鄂不利於己,遂代官擬一折,請沅公不接巡撫印,徑出境任軍事。官不可。唐計既沮,退即寫折底寄歸湘中,傳之於眾,妄言官已密奏,冀尼沅行。沅得之大怒」,「即蒞鄂,不肯接印者旬日」。後經人勸解,「沅意稍釋」,官文復「奏放沅為幫辦」。且軍機處廷寄諭旨不直達撫署,每由官文轉交。曾國荃不能忍受這種屈辱,遂於離開省城而未至剿捻戰場之際,不聽曾國藩的勸阻,上奏彈劾官文。  曾國荃採取行動之前,曾向曾國藩透露此意,曾國藩複信勸阻,令其「緩圖」。其兩次提到的「順齋排行」之說,不知出於何典,而聯繫末尾「胡潤帥奉硃批不準專銜奏軍事,其嘔氣百倍於弟今日也,幸稍耐焉」一段,似指參劾官文一事。嶽麓書社為該信所作的提要亦稱「參劾一事緩圖」,可見該書編者也持有這種看法。曾國藩阻撓此事的理由有三,一怕受到報復,二怕遭人議論,三怕牽連自己。他說:「順齋排行一節,亦請暫置緩圖。此等事幸而獲勝,而眾人眈眈環視,必欲尋隙一泄其忿。彼不能報復,而眾人若皆思代彼報復者。吾閱世最久,見此甚明。」並舉自己與毛鴻賓參劾他人的教訓說:「陳、黃非無可參之罪,余與毛之位望積累,尚不足以參之,火候未到,所謂燕有可伐之罪,齊非伐燕之人也。以弟而陳順齋排行,亦是火候未到,代渠思報復者必群起矣。苟公事不十分掣肘,何必下此辣手?」又說:「吾兄弟位高功高,名望亦高,中外指目為第一家。樓高易倒,樹高易折。吾與弟時時有可危之機,專講寬平謙巽,庶幾高而不危。弟謀為此舉,則人指為恃武功、恃聖眷、恃門第,而巍巍招風之象見矣,請緩圖之。」還說:「星岡公教人常言:『曉得下塘,須要曉得上岸。』又云:『怕臨老打腳棍。』兄衰年多病,位高名重,深慮打掃腳棍,蹈陸、葉、何、黃之覆轍。」故「自金陵告克後,常思退休藏拙」,奈屢生變故,迄難遂願。「弟若直陳順齋排行,則人皆疑兄弟熟商而行,百喙無以自解,而兄愈不能輕輕引退矣。望弟平平和和作一二年,送阿兄上岸後,再行轟轟烈烈做去。」  事實證明,曾國藩是有遠見的,他的告誡事後果然應驗了,曾國荃亦頗有悔意。不過,通過這場爭鬥,曾國荃個人雖然沒有撈到什麼好處,但卻為李鴻章兄弟謀得湖廣總督的職位,從而為曾國藩集團奪得湖北的軍政大權,使清政府長期不肯放手的這一戰略要地,終於落到他們的掌握之中。故曾國藩雖感清政府對整個事件的處理有失公允,但總還算得到一些收穫,稱「頃閱邸鈔,官相處分極輕,公道全泯,亦殊可懼。惟以少荃督楚,筱荃署之,韞齋先生撫湘,似均為安慰。」然數年之後,當他看到清政府為此而採取的一系列報復行動,也不會不想到他們為此所付出的巨大代價,實際是以數省督撫之位,始換得湖廣總督一席。  在三江地區,對兩江總督及蘇、皖、贛撫的職位,雙方之間亦有過程度不同的爭奪。江、浙兩省是清王朝的富庶之區和主要財源,非親信大臣不肯倚任。咸豐十年清廷將兩江總督一席授予曾國藩,亦屬出於無奈,不過欲借湘軍之力將太平天國革命鎮壓下去。故一旦目的達到,便開始打曾國藩的主意,不僅剪其羽翼,還要趕其出巢,一有機會就想將此要要之缺另委他人。同治四年曾國藩率軍北上剿捻,江督一職由蘇撫李鴻章署理,清政府即欲乘機將李鴻章調開,令其帶兵赴豫西剿捻,而以漕運總督吳棠調署兩江總督。其所遺江蘇巡撫與漕運總督兩缺,則分別由丁日昌、李宗羲署理,並令曾國藩同李鴻章、吳棠加緊函商,迅速復奏。表面看來,不過是一場官缺交易,實則清政府另有一番深意。在清王朝鎮壓太平軍的戰爭中,吳棠曾長期駐紮安徽中部,因無漕可運而無所事事,雖擁有一支武裝,但無功勞可言。其與曾國藩集團的關係,亦處之平淡,既無衝突也說不上親密。據傳,吳棠曾因一偶然機會,有恩於那拉氏。其時,那拉氏之父惠征死於安徽道任所,一路乘船北歸,情景相當凄慘。吳棠憐其孤寡,多有幫助。那拉氏政變當權後,對之感恩圖報,授以高官,引為心腹。此時則更進一步派上用場,既可厚報舊恩,又可藉以奪回這一財富之區。然對曾國藩集團來說,則無疑於釜底抽薪。因兩江一失,餉源立斷,湘淮兩軍轉成客軍虛懸之局,必然受制於人,昔日坐困江西的歷史又會重演。曾國藩接到此旨,一眼就看透了清政府的用心,只是關係重大,不能不謹慎對待。他在家書中說:「頃奉寄諭,欲以李少荃視師河、洛,而吳仲仙署理兩江,垂詢當否,復奏頗難措辭。李不在兩江,則余之餉無著也。」這就是說,他雖心裡反對此舉,面上卻不能明說,只能找一個冠冕堂皇的借口,把它搪塞過去。所以,曾國藩在復奏中根本不提兩江總督與吳棠如何,而專在李鴻章等人身上做文章,不僅以無兵無餉為由,對李鴻章出征的必要性提出重重疑難,還從用人經驗的角度斷然否定了丁日昌與李宗羲的任職資格。其理由有二:一是資歷太淺,提拔太快;二是易遭彈劾,殃及薦主。因當時上海涉外事件較多,故曾國藩特以難當外交重任立言。奏摺稱,「諭旨飭李鴻章視師河洛,該處現無可剿之賊,淮勇亦別無可調之師。」至「諭旨垂詢以李宗羲暫署漕運總督、丁日昌署理江蘇巡撫」一事,似亦不妥。「李宗羲由安徽知府,甫於去年保奏以道員留江補用,本年奏署運司,疊擢安徽臬司、江寧藩司。一歲三遷已為非常之遭際」,況「該員廉正有餘,才略稍短,權領封圻未免嫌其太驟。丁日昌以江西知縣因案革職,三年之內開復原官薦保府、道,擢任兩淮運司,雖稱熟悉夷務,而資格太淺,物望未孚。洋人變詐多端,非勛名素著之大臣,不足以戢其詭謀而懾其驕氣。」而最後的結論是,「該員實難勝此重任。」又說:「數年以來,皇上求才若渴,於疆臣保薦人員,往往破格超遷。外間因其不次之擢,疑為非常之才,責備之下加以吹求。於是,台諫彈劾生風,並歸咎於原保之員。若使保升者循資漸進,少為迴翔,多經磨鍊,則該員不至見妒於同僚,而言路亦不至仇視疆吏,實於中外和衷之道大有裨益。」 至於自己未能遵旨會商的理由,曾國藩則稱:「歷觀前史明訓,軍事之進退緩急、戰守屯駐統帥主之,朝廷之上不宜遙制;廟堂之黜陟將帥、賞罰百僚,天子與左右大臣主之,閫外之臣不宜干預。朝廷而遙制兵事其患猶淺,閫外而干預內政其害實深,從古統兵重臣遙執國命,未有能善其終者。」「今以要缺督撫令臣等往返函商,如臣愚見,密保尚且不敢,會商更覺非宜。因不俟李鴻章、吳棠商定,直抒管見,未審有當於萬一否。」曾國藩此奏可謂天衣無縫,滴水不漏。既然李鴻章不應調赴豫西,李宗羲、丁日昌不應驟遷督撫,吳棠也就無法署理兩江總督了。此事若與吳棠會商曾國藩必陷尷尬境地。大概清政府有意利用這一情勢,誘使曾國藩在客氣、遷就中就其範圍。哪知曾國藩竟對吳棠不予理睬,且理由講得冠冕堂皇:「宜防外重內輕之漸,兼杜植私樹黨之端。」這樣,清政府無話可說,只得另尋機會。  同治七年六月西捻軍失敗,中原戰事基本結束,清政府遂再謀奪回兩江之策。事隔不足一月,清政府即下令將曾國藩調任直隸總督,其遺缺由升任不久的閩浙總督馬新貽調補。馬新貽與李鴻章、郭嵩燾等人是同年,同治元年曾奉旨暫統臨淮軍,既無出色才能也無著名戰功。若與一般清朝官員相比,也許還算能幹人才,倘與湘淮人物相比,則尚在三等之外,根本就沒有資格與能力頂替曾國藩。他的較快提升,可能主要是清政府的平衡政策所致,因湘淮人物身任要職者太多,須有支流旁系參雜其中。如今又將兩江總督的重任放在他的肩上,這就不能不引起世人的驚疑。故在其任滿二年即遭刺殺後,世間流言四起,幾乎眾口一詞,多認為罪有應得,甚有「 編造戲文譏諷馬帥者」。從此,兩江總督成為曾國藩集團的專席,清政府再也無力奪回了。  如果說兩江總督的權位略有爭奪的話,而巡撫的的情況則更為曲折。一般而言,江蘇的情況還算穩定。自同治元年李鴻章接替薛煥以來,江蘇巡撫的人選雖屢有更替,但十餘年間大致未出湘淮集團及其盟友的範圍。江西的情況亦與之相似。雖然咸豐五、六、七曾國藩一再劾罷江西巡撫,卻不能以統兵將帥兼任封圻,致客軍虛懸,受制於人。但自咸豐八年再出,贛撫耆齡「嚴事國藩」,毓科亦與之密切配合,以江西之所出供湘軍糧餉,曾國藩集團實際上已控制了江西的大權。迨及咸豐十一年沈葆楨補授江西巡撫以後,十幾年間更無外人插足之地,後繼數任皆湘淮將領。然轉觀安徽則情形顯然不同,直可謂一波三折、錯綜複雜,前面所說的曲折云云,亦主要指該省而言。雖早在咸豐三年江忠源即補授安徽巡撫,為曾國藩集團謀得第一個省級地方政權,曾國藩為之大受鼓舞,致有練兵萬人概交岷樵之說。然時隔三月戰死廬州,倏如曇花一現。而此後六、七年間,則皖撫人選迄與曾國藩集團無緣。咸豐十年曾國藩帶兵進入皖南,佔有安徽的一席之地,但在該省所能掌握的權力,大約只有三分之一。因當時安徽巡撫駐皖北,漕運總督駐皖中,一時形成三分天下的格局。惟自咸豐十一年初曾國藩劾罷皖撫翁同書後,雖然清政府先後任命的安徽巡撫李續宜、彭玉麟始終沒有赴任,但皖撫的實權卻一時落入曾國藩集團手中。同治元年李續宜丁憂回籍,安徽巡撫一職暫由唐訓方署理,同治二年四月實授。然在此期間,由於僧格林沁的插手,安徽的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  咸豐十年十一月僧格林沁奉命赴山東剿捻,次年又奉命督辦山東、河南軍務。這年春天勝保也奉命赴直隸、山東剿捻。這兩股勢力皆及於皖北,遂與湘軍及曾國藩代管的李昭壽部屢次發生磨擦。僧格林沁是滿蒙貴族的典型人物,虛妄自大,不悉時勢,對湘淮勇營與曾國藩集團的新貴,極為仇視和藐視,攻擊排斥不遺餘力。他曾公開揚言,湘軍最不能戰,若論戰鬥力,皖軍第一,豫軍次之,湘軍最差。而勝保更是狂妄無能之輩,但於排斥湘軍卻與僧格林沁有異曲同工之妙。於是二人聯手,不斷製造磨擦。他先是奏劾曾國藩等人的好友袁甲三,隨後又排斥李續宜。曾國藩在給李續宜的信中稱,「渠參劾袁帥,中傷甚深」,復「以遺大投艱自處,而以畏難取巧處君,已露排擠之意。其實不過挾苗以自重,謂他人皆不敢觸手耳。」勝保調赴陝西後,僧格林沁仍借苗沛霖排斥湘軍,明謂「馭苗之道宜赦其罪而資其力」,而骨子裡卻是「親苗黨而疏楚師」。於是,在他的暗中慫恿和煽動下,苗練不斷向湘軍挑釁,屢有湘勇被殺之事。曾國藩迫於無奈,只好將蔣凝學、毛有銘、蕭慶衍三軍陸續調離皖北,以避苗練,而實際上主要還是為了防止同僧格林沁發生衝突。及至苗沛霖公開叛亂,清政府下令討苗之後,僧格林沁又唆使富明阿以調度乖方劾罷唐訓方。不僅逃避自己的養癰遺患之咎,將責任推給別人,還從曾國藩集團手中奪去安徽一省的大權。曾國藩對此極為不平。他在家書中說:「義渠交部議處,竟以皖藩降補,繼芳之力甚大,而亦未甚公允。」繼芳之說出於何典尚不得知,但據曾國藩三封家書的內容,毫無疑問是指僧格林沁。唐訓方降職後,安徽巡撫一職由喬松年補授,喬松年調赴陝西後由英翰接任,英翰位遷兩廣總督則由裕錄接任。曾國藩等人大概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作為湘軍決戰決勝之地和淮軍故鄉的安徽,其巡撫一職竟有二十多年間與他們無緣。為什麼竟會出現此等怪事呢?皆因苗沛霖和李昭壽的問題解決之後,安徽再沒有什麼大麻煩,清政府也就無須依賴湘淮軍了。正如王闓運說的那樣,「淮甸無事,無所用湘軍矣。」  浙江、福建的情況也同三江地區有某些相似。浙江巡撫王有齡原來只是個庫大使,全靠何桂清大力提攜,方得升居高位。據說,何桂清之父,是王有齡祖父的家奴,其任浙江巡撫期間,為報舊恩而力薦王有齡。加以王有齡頗善斂財,而戰爭期間軍餉供應又是頭等大事,故得頻頻升遷,遂至巡撫之位。然亦終因不懂軍事,又不肯向曾國藩集團輸財納貢,遂成為他們觀望政策的犧牲品。王有齡死後,左宗棠順利地登上浙江巡撫的寶座。同治二年左宗棠升任閩浙總督之後,浙撫一職由曾國荃補授,因其不能赴任,暫由左宗棠兼署。同治三年曾國荃被迫辭職,轉由馬新貽接任,直到同治六年晉陞閩浙總督。從此之後,繼任此職者即為李瀚章、楊昌浚,十數年間再無外人插足。即使光緒三年楊昌浚因楊乃武案革職,浙撫大權也未落到圈子之外,繼任者梅啟照原本是曾國藩的幕僚。但福建的情況與此有很大不同。其閩浙總督一職,自咸豐四年至光緒二年的二十三年間,除左宗棠任職不足四年外,其餘人選前後達八人之多,皆與曾國藩集團無干。而福建巡撫一職,則自咸豐四年至同治八年的十六年間,除羅遵殿任職不足半年外,曾國藩集團中無一人擔任過是職。惟自同治九年以來,何璟、王凱泰、丁日昌長期佔據此席,與戰爭時期恰成鮮明對照。  兩廣的情況與福建有些類似。咸豐十年劉長佑出任廣西巡撫,同治元年升任兩廣總督,旋改直隸總督。自此失去桂撫一席,直到同治十年方有革職起用人員劉長佑、嚴樹森連任該職。然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同治二年,曾國藩的好友晏端書、黃贊湯分別出任兩廣總督和廣東巡撫,為他抽取粵厘籌餉,同治二年又以毛鴻賓、郭嵩燾取代晏、黃二人,以保障軍餉的供應。但自湘軍攻佔天京後,清政府即開始更換廣東的督撫人選。同治四年春兩廣總督毛鴻賓降調,以滿人瑞麟接任其職,終同治一朝,曾國藩集團與該缺無緣。惟自光緒元年起直至十九世紀末,二十六年間又成為湘淮人物的天下,從無外人插足。而廣東巡撫的人選情況似乎又降一等。同治五年郭嵩燾降調,由湘將蔣益澧接替,次年蔣又降調,復由閩撫李福泰調補。從此之後直到光緒八年,十五年間再無一名湘淮人物擔任是職。  由於直隸地處畿輔,故清政府對直隸總督的人選甚為看重,其地位僅次於兩江總督。同治元年底劉長佑由兩廣總督調任直隸總督,次年春抵任,奉旨鎮壓直魯一帶鹽梟與饑民起事。同治六年冬清政府無端將劉長佑革職,以官文代之。同治七年為收回江督一席,復將曾國藩調督直隸,同治九年又因辦理津案不善將曾國藩趕回江南,以李鴻章接任是職。從此,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成為他們的專席。  由於種種原因,曾國藩集團在雲貴地區掌管督撫之權較晚,直到同治七年方有劉岳昭晉陞雲貴總督,隨後又由劉長佑接任是職,直到光緒九年病免。然雲、貴兩省的巡撫之任,則很少與他們有緣。雖然湘軍曾長期在這裡作戰,但統兵將領位不過藩臬,自咸豐四年至同治十年,近二十年間僅劉岳昭一人擔任過雲南巡撫,時間不及三年。至於田興恕、江忠義署理貴州巡撫,則時間更短。  因戰事晚於東南,西北地區的情況與雲貴有些相似。由於回民起義軍日趨活躍,欽差大臣多隆阿死於周至,清政府遂於同治三年夏調楊載福任陝甘總督。同治五年又以楊載福作戰不力,改調左宗棠移督陝甘。從此之後二十年間,陝甘總督一職亦成為湘軍人物的專席。其時,甘肅、寧夏尚未建省,新疆自建省以來直到光緒末年,巡撫一職幾乎全由湘淮人物擔任。至於陝西巡撫,則由湘淮人物與其他人員間相任職。  綜上所述可知,曾國藩集團可以牢固控制的主要是三江、兩湖及浙江地區,其他省份則此長彼消、時進時退,大致與清政府平分秋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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