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經濟學家的自白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 蒂姆?哈福德

文章來源：FT中文網

周年紀念日往往是反思的時刻，隨著信貸危機三周年紀念日的臨近，我一直在反思：作為一名經濟學家，我哪些地方做錯了？當然，我自己犯下的錯誤，只有我本人會特別感興趣。不過，我的這些錯誤，恐怕在經濟學家中頗具代表性。

為了減輕對自己的打擊，我也反思了一下自己哪些地方沒出錯。我依然認為，政府干涉往往都很拙劣；我依然認為，市場通常能夠為經濟問題提供出色的解決辦法；我也依然認為，面對激勵措施，人們往往會做出理性反應。或許我的這些想法都不對，但這並不是因為銀行危機證明了它們是錯誤的。

銀行體系幾近崩潰的事實，證明政府是不可或缺的——不過，是不可或缺的傻瓜。各種干預措施都是東拼西湊的產物，成本高得離譜，對於防範未來危機而言為時太晚，也不太適合。但這並不令人感到意外：所有政府干預措施，都是由對實際狀況了解有限的人設計的，往往採取一刀切的模式，也難免要在公眾利益、信息不充分的選民條件反射式的偏見、和一些強大的遊說者之間做出妥協。政府做了一些事情，而不是無所作為，這仍讓我深懷感激。

至於市場的有效性，當然還沒有遭受嚴重質疑。英國政府曾經擁有英國航空(British Airways)、英國石油(BP)的大部分股權、英國電信(British Telecom)、整個電力行業、天然氣行業以及勞斯萊斯(Rolls-Royce)。此次危機中沒有任何情況表明，必須儘快將這些企業重新收歸國有。但就連剛入門的經濟學學生也會告訴你，市場原則的反例是存在的，而過去5年間金融體系的狀況，就為這張清單添加了一個有力的佐證。

對於理性的篤信，或許看上去最不切實際，但觸發危機眾多要素的並不是非理性行為，而是對不正當激勵因素的理性反應。有太多人能夠這樣下註：「正面，贏的是我。反面，輸的是整個金融體系。」

行為經濟學提供了與之相抵的觀點，這是一種經濟學與心理學的交叉學科。有那麼個年輕人，14歲時覺得父親就是個白痴，後來驚奇地發現老傢伙在僅僅幾年的時間裡長進迅速。和這個年輕人一樣，我現在看待行為經濟學的態度要比以往更為嚴肅。但這倒不是因為此次危機有力地證明了這門學科的合理性。於危機之初發表、近來受到追捧的行為經濟學理論，說的是心理怪癖使得人們容易落入掠奪性放貸行為的陷阱，卻沒有涉及類似債務抵押債券的債務抵押債券(CDOs of CDOs)這種過度槓桿化、十分危險的金融產品。

不錯，這場危機讓行為經濟學家羅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又多了一項成就。希勒教授準確指出了上世紀90年代末的互聯網泡沫，幾年之後又覺察到了房地產泡沫。這是令人驚嘆的成就，在這兩次事件中，許多經濟學家對他的言論都十分重視。但真正的謎題，並不在於這兩個泡沫存在與否，而是為何第一個泡沫破滅時影響甚微，而第二個泡沫破滅時金融業血流成河。

這場危機同樣證明了拉古拉姆?瑞占(Raghuram Rajan)的眼光。這位學識出眾、但絕對正統的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2005年便提醒人們注意高漲的房價和投資基金公司的不正當激勵因素，並警告稱，風險管理工具或許會導致大災難爆發的機率上升。這裡不存在討巧的心理學手段：瑞占教授不過是仔細觀察了最基本的激勵因素都有哪些，它們又將指向何處。

同樣，我的同事吉蓮?邰蒂(Gillian Tett)也有所作為，因為她提出了一些簡單卻又值得深思的問題：這些衍生品都是從哪裡冒出來的？它們本該實現什麼目標？它們究竟是如何運轉的？想要發現預警信號，需要的不是什麼有關理性行為之可能性或市場優點的截然不同的世界觀，而是探究細節的好奇心，想知道在金融體系的外衣下，究竟發生了什麼。

我的問題就出在這裡：我以為細節不那麼重要。原則上講，衍生品聽起來挺靠譜，而我只須了解這些就足矣。對於銀行，我幾乎沒發表過什麼幼稚的評論，但這只是因為我本來就很少對銀行發表評論。我對這個問題不夠關注。

這是經濟學家們容易犯的錯誤。最早一本、也最受歡迎的通俗經濟讀物《買房子還是買股票》(The Armchair Economist)是這樣打廣告的：這本小冊子里的文章，告訴你坐在扶手椅中的經濟學家會如何看待這個世界，分析深刻。我們這些經濟學家就喜歡思考諸如「為什麼電影院的爆米花賣那麼貴」之類的問題，在這種話題上，我們有很多既正確、又有違直覺的東西可說。但坐在扶手椅中顯然排除了一種調查角度：那就是去詢問電影院的經營者。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批評經濟學的人常常犯下同樣的錯誤。最近我與心理學家、社會評論員奧利弗?詹姆斯(Oliver James)進行了一場辯論。他宣稱，斯堪的納維亞民族精神中一些值得讚許的特質，使他們免遭銀行業危機的衝擊。怎麼說呢，或許可以這麼解釋；但另一種可能性是：瑞典人已經歷了一場嚴重的銀行業危機（儘管他們具有值得讚許的心理特質），對那種場面記憶猶新。（換一個例子來說，你的同事小口地喝水，並不是因為他有著苦修者的特質，而是因為宿醉未醒。）

不過，或許這麼說不公平。畢竟，研究銀行業危機史不是臨床心理學家的工作，而應該是經濟學家的事情。相信人們會對激勵因素做出反應沒什麼不對，但經濟學家們還應該問一問：這都是些什麼樣的激勵因素？

因此，我會努力聽取自己的建議。有時我開玩笑說，雖然在信貸危機開始時我對銀行業一無所知，但話說回來，銀行的管理者們同樣對此一無所知。人們總是會被這個笑話逗樂。我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那麼可笑譯者/管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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