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大學關文發《袁崇煥斬毛文龍辨析：毛文龍罪在當誅》全文

崇禎三年（1630年）八月十六日，傑出的抗清將領、威震關外的薊遼督師袁崇煥被磔於市，含冤於九泉。當時加給袁崇煥的罪名，除了「陰主和議，通敵脅款」外，還有所謂「專戮大帥」一條。大帥者，就是明朝駐守皮島的東江總兵毛文龍。關於「私通後金」的問題，由於清修《明史》公開了皇太極設間的秘密，終使真相大白；但「擅戮大帥」一事卻仍然是非不分，曲直未辨，傳聞失實之詞，見諸明清之際重要史籍者，比比皆是。為了便於辨析，不妨把其中重要者引述於下：

《崇禎實錄》載：「崇煥自出都門至寧遠，專主款，於寧遠捷後，即令番僧往清軍中唁問，意欲議和，會罷歸未就。迨再出，陛見許上五年復遼，既而懼上責效，欲復修款議，惡文龍擾之，乃決計斬文龍。」[1]

《明史紀事本末》載：「天啟間，崇煥撫遼東，遣喇嘛僧鎦南木座往建州主款，會罷歸末就。至是再出，無以塞五年平遼之命，乃復為講款計。建州曰：『果爾，其以文龍頭來』。崇煥信之，且恐文龍泄其款計」，「身入島誘殺之」，「其罪在擅殺致敵。」[2]

《明季北略》載：「先是降將李永芳獻策於大清主曰：兵入中國，恐文龍截後，須通書崇煥，使殺文龍，佯許還遼。大清主從之。崇煥答書密允，復以告病回籍，乃寢。至是再任，思殺文龍，則遼可得」。「崇禎元年，大清朝五王、六王及劉愛塔，率兵二萬，自鎮江至，欲報義州之役。文龍以八千人與部下十將御之，愛塔以四百騎戰敗，降文龍。大清因是密通書崇煥，訂前約，圖文龍，崇煥信之」。

「崇煥捏十二罪，矯制殺文龍，與秦檜以十二金牌矯詔殺武穆古今一轍。」[3]

《國榷》載：「建虜以（文龍）扼其背，甚忌之，陰通款崇煥，求殺文龍，而崇煥中其計不覺也，惜哉」。「袁氏便宜從事，天下聞之，詫為奇舉，居亡何而郊原暴骨者如莽。袁氏身膺不道之罰，則殺島帥適所以自殺也。才非周公，使驕且吝，又中建虜之誘，殺其所忌，能毋敗乎！」[4]

《明史·袁崇煥傳》雖然對袁氏「私通後金，勁敵脅款」，一事作了澄清，但對誅毛文龍則仍稱「妄殺」，且說：「然島弁失主帥，心漸攜，益不可用，其後致有叛去者。」 [5]

總之，諸書記載，眾口一詞，似乎袁崇煥之誅毛文龍，非罪即過。明末以來這一傳統觀點，至今仍有相當的影響，有些學者就認為：「毛文龍是著名抗清將領」，「袁崇煥一生最大的錯誤是火併據守東江的另一支抗清部隊」，「袁崇煥殺毛文龍極其不得人心」，使「後金徹底解除了後顧之憂」，「皇太極在毛文龍被殺後四個多月，親自領兵長驅進關，安然轉戰北京周圍達半年之久，這是從前不可能發生的事。」[6]由此看來，袁崇煥之誅毛文龍，到底是功？是罪？是過？值得一辨。本文擬就此作些辨析，不對之處，請批評指正。

一、關於袁崇煥之議款

袁崇煥之殺毛文龍，是為了向後金求款，用以「塞五年平遼之命」嗎？後金曾提出過以殺毛文龍作為講款的條件嗎？袁崇煥果真是害怕毛文龍「泄其款計」，必須除之而後快嗎？事實的回答是否定的。

這些問題的核心，不外乎是一個「款」字。不錯，袁崇煥自出鎮關外，的確提出過一些議款的主張，其後也進行過一些議款的活動，他自己從來不隱諱這一點，並且聲稱；議款是他的復遼戰略的組成部分。如崇禎元年七月，他在被召見平台，作出「五年全遼可復」的承諾的同時，就當面向崇禎帝講過這一戰略：「恢復之計，不外臣昔年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守為正著，戰為奇著，和為旁著之說。法在漸不在驟，在實不在虛。」[7]所以問題不在於袁崇煥有無議款，而在於我們對袁氏之議款是否作出實事求是的分析。在這裡有幾點應該指出：第一，袁崇煥之議款，是光明正大的，他敢於對皇帝講，敢於對樞臣講，敢於拿到廷上和群臣力爭，甚至為此而遭壓制、遭罷官也在所不惜。而毛文龍在當時只不過是鎮守邊島的總兵，其權位當在袁崇煥之下，根本不存在所謂「恐文龍泄其款計」的問題。第二，袁崇煥之議款，絕不是什麼見不得人的陰謀、勾當。歷次議款情況，均隨時稟之朝上；崇煥亦先後接到「驕則速遣之，馴則徐間之，無厭之求毋輕許，有備之跡須使明知。」[8]以及「侵地當諭令還，叛人令獻」[9]等明旨，袁崇煥在款議中均—一加以貫徹。這些情況，在《東華錄》等史籍中都有反映，至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發現袁崇煥與後金之間另外還有什麼密書、密約，更無所謂以殺文龍作為講款、還遼的條件。如果有的話，在明亡之後當會公諸於世，就象公開皇太極設間的秘密、及其後公開《毛文龍書簡》一樣。同時，乾隆帝對於自己祖宗的歷史，當然不會毫無所知，他也不致於糊塗到把「通敵」之臣樹作忠於職守的標兵，發出了「袁崇煥督師薊遼，尚能忠於所事，而其時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憫惻」[10]的上諭。由此可見，所謂以殺毛文龍作為講款條件的說法，只不過是以袁崇煥「私通後金」為前提的，是這一罪名的追索和引申，當時主此說者，有出自閹黨的誣陷，也有誤信失實之傳聞，但不管是哪一種情況，此事之屬於虛烏有，是不言自明的。第三，袁崇煥之儀款是有原則的，即以有利於明朝的戰守大局為出發點，它和那種喪權辱國的屈膝投降有著本質的區別，兩者絕不應混為一談。

如天啟六年八月，袁崇煥曾藉努爾哈赤去世之機，遣李喇嘛等前往弔喪，並申款議，諸史對此多持非議，但考諸事實，袁崇煥遣使的目的卻是很清楚的：「往偵其虛實，一也；因離間其諸子及種人上下，二也；且諭其毋仍前作難，束手歸命，三也。」[11]證諸於清人記載，蔣氏 《東華錄》說是「因窺我情形；」[12]魏源《聖武記》則說

是「將覘我虛實，」[13]這說明袁氏之遣使，是從屬於進一步鞏固寧錦戰守的。再證諸於雙方往來書簡，袁書除提到：

「知汗之漸漸恭順天朝，而息兵戈」等語外，還明確地提出了「今若修好，城池地方作何退出？官民男婦作何送還」[14]的要求；皇太極在回書中則指責崇煥要求退地還民，是「不願講和，有意激我之怒。」[15]可見袁崇煥從議款開始，即堅持有利於我的原則，並無任何出格之舉。第四，袁崇煥之議款，只是他實現戰守大計的輔助手段。在他的復遼戰略中，戰、守、和三者的地位不是平列的，它們之間的主從關係是十分清楚的。因此，所謂崇煥「專主款」之說，顯然是沒有事實根據的。其實，袁崇煥的復遼戰略，是從實際情況出發的，在此之前，明之東北戰事連遭敗績，遼瀋俱陷，錦州、大小凌河四十餘城盡降，就關外局勢而言，可說是「敵強我弱」，當時挽救危局的關鍵在於「守而後戰」、「以守促戰」。袁崇煥的傑出之處，就在於他能認清嚴峻的形勢，面對現實，從戰略上正確處理戰、守、和的關係。天啟二年，他在出關赴任前夕，曾會見「聽勘在都」的熊廷弼，「廷弼問操何策以往，曰：主守而後戰。廷弼躍然喜。」[16]其後，他在《遼事治標治本疏》中又作了進一步的闡述：「彼之遠來，利速戰，能戰之兵，又利得戰。臣只一味死守，令至無得而與我戰，便自困之，惟困之乃得而與圖之」，「蓋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月計不足，歲計有餘。戰則不足，守則有餘；奪既有餘，戰無不足。不必侈言恢復，而遼無不復；不必急言平敵，而敵無不平，即以下手之日為結局之日可也。」[17]寧錦先後大捷的事實證明，袁崇煥的「守而後戰」是正確的、成功的。對此，後金也不得不承認：「我大清舉兵，所向無不摧破，諸將罔敢議戰守，議

戰守自崇煥始。」[18]至於戰守之外再加上議款，用崇煥的話來說，就是「敵以款愚我，我亦以款愚之也」，「款之為言緩也，所以緩彼而急我也」[19]象錦州、中左、大凌三城之修築，就是一例，「敵知，則三城已完，戰守又在關門四百里外，金湯益固矣。」[20]難怪皇太極復書詰責說：

「爾口言修好，乃發哨卒入我境，收納逃亡，修葺城堡，是爾言之不由中也。」[21]這種議款既有利於我，何樂不為，又何罪之有？！第五，諸史曾指責袁崇煥提出「五年平遼」，只不過是「聊慰上意」的、毫無把握的諾言，最後不得不為講款而擅殺毛文龍。但從上面提到的情況看，袁崇煥對於遼事是心中有數的，他前後兩次出關，都是按既定方略埋頭苦幹，即使是在諸多掣肘的情況下，仍然干出了越來越顯著的成效。程本直在《漩聲紀》中有一段話說得好：「崇煥自任復遼者五年也。戊辰之秋，己巳之冬，僅期也。……復遼而必以兵與馬也，遼之兵業何如兵，遼之馬業何如馬也，即敵之避遼而趨薊也，復避薊而趨京也。敵之畏遼之兵之馬也，昭然也。浸假而進乎五年也，其兵其馬當復何如也。……崇煥不必若是其亟亟也」。梁啟超也曾評論說；「使督師能久其位而行其志，其成就亦安止此。」 [22]我認為這些分析與評論是中肯的。所謂袁崇煥為講款而擅殺大帥的說法，是缺乏事實根據的，因而是經不起推敲的。

二、關於毛文龍的「抗清」

有些學者之所以對袁崇煥斬帥持否定的態度，無非是說毛文龍開闢東江、牽制後金有功。下面，僅就這兩點作些辨析。

天啟元年八月，毛文龍乘虛襲據東江，這對抗清是利是弊？當時就很有爭議。遼撫王化貞、本兵張鶴鳴對此詡為奇功，大事張揚；而遼東經略熊廷弼則認為：「三方兵力未集，文龍發之太早，亂三方並進之謀，誤屬國聯絡之計，」[23]責之為奇禍；首輔葉向高則說：「功雖難言，罪於何有？」[24]其實，葉是化貞座主，他的話明似折中，實暗右化貞。因為熊廷弼在復任經略之初，即上「三方布置之策」：廣寧用馬步兵，列壘河上，以輟奴兵；天津、登萊各置舟師，乘虛入南衛，使奴兵反顧；經略座鎮山海，節制三　　方，統一調度，[25]接著又上疏：「三方建置，須聯絡朝鮮，……我兵與麗兵相倚，與登萊音息時通，斯於援助有濟。」[26]這些決策均已稟明朝上，獲得允准，葉、張、王等人對此當然是清楚的。熊廷弼為此還專門警戒過王化貞，勿輕戰示瑕，待各方布置就緒，「一舉復遼」。然而，正當熊廷弼與所司籌議兵餉之際，毛文龍卻在「朝鮮聯絡未成，江淮召募未旋，水兵望洋未渡，千里孤懸，鞭難及腹」[27]的情況下，奉王化貞之命，搶先襲取鎮江。當時河南道御史何薦可就指斥此役「如小兒做戲」。不管毛文龍在主觀上是否意識到這一點，它在實際上破壞了熊廷弼的「三方布置之策」，這是無庸置疑的。事後，王化貞曾揚言：「不必籌登萊水師也，有皮島毛文龍在，」[28]其針對性也是很清楚的。難怪熊廷弼憤憤不平地上疏陳說：「臣初三方布置，必兵馬器械舟車蒭茭無一不備，而後尅期齊舉，進足戰，退亦足守。今臨事中亂，樞臣主謀於中，撫臣決策於外」，「臣有經略名而無其實，遼左事聽樞臣撫臣共為之。」[29]熊氏的鬥爭矛頭，雖說是指向張鶴鳴、王化貞，但毛文龍對於這一事件是難辭其咎的；對其後王化貞的廣寧師潰也不無影響。由此可見，毛文龍的東江之役，對當時整個抗清戰局來說，是弊而不是利，是過而不是功。

其次，關於毛文龍在東江牽制後金的問題，看來也應該打上個問號。《明史》就曾經明確指出：「顧文龍所居東江，形勢雖足牽制，其人本無大略，往輒敗衄。」[30]這種只肯定東江其地而否定文龍其人的分析，我認為是相當辯證的和客觀的。事實上朝中確有不少官員，早已對毛文龍的牽製作用表示懷疑，並不斷提出質問。天啟六年，兵科薛國觀就指出過：「今歲正月，敵傾巢入犯，雖稍挫凶鋒，而攻圍屠掠逍遙內地者直二十餘日，迨班師而東，操演瀋陽，復圖再至，文龍一似不知有牽制者。」[31]崇禎元年，兵部尚書閻鳴泰也認為文龍之牽制，「終屬虛著」，從而提出了移鎮的動議。[32]工科給事中潘士聞更指劾毛文龍說：「故智將動有成算，勇將所向無敵，未有翱翔海上八年，未復一城一池而可以言智；敵來深慝窮島，敵去仍言牽制而可以言勇。」[33]山東總兵楊國棟曾列舉文龍十大罪，其中第二條是：「設文龍于海外，原為牽制不敢西向也，數次過河，屢犯寧錦，全不知覺，牽制安在？！」[34]如果說，對明朝官員上述彈劾疑有黨爭成見的話；那麼，十分熟悉毛文龍內情的朝鮮，他們的看法當可作為佐證。早在文龍入據東江不久，朝鮮備邊司即上啟說：「毛將所為，不思甚矣。賊沖宣川，不過數百騎，曾不發一隻箭，駢首就戮，有同群羊之見猛虎，其無膽勇，據此可想。為今計莫若藏蹤秘跡，使虜不得窺覘去留。」 [35]當時毛文龍連藏身之所尚且不得安穩，那裡談得上牽制。其後的情況，也並不見得有什麼根本的好轉，天啟三年六月，柳公亮自毛營還，向朝鮮國王李倧彙報說：「以其兵力觀之，似無剿胡之勢。張晚去時結陣以見之，而軍皆疲劣。雖或見小利而動，恐難舉大事耳。」[36]直到文龍被誅的崇禎二年，特進官李景稷仍然說：「毛之軍勢疲甚，其意只欲安座島中，享其富貴而已。」[37]所以《李朝實錄》對毛文龍開鎮八年總的評價是：「蟄居孤島，徒事張皇，」 [38]「今則徒享富貴，無意進取。識者皆憂其終不利於中原，而為我國之深患。」[39]談遷撰《國榷》，對於「斬帥」是持非議的；然對文龍的所謂牽制，卻不敢恭維，他說：「將東江偏隅果足懾建虜之魄乎？曰：非也！皮島去建虜較遠，牽制本影響，而建虜善疑，得略為瞻顧，或未即決計而南響也」。他還特地引用姜曰廣的話說：「其言牽制，非也，鞭長不及馬腹也。……東江之師，非荒忽苑在，胡馬久蹴之，同鐵山盡矣。」[40]即使是後來以「擅殺大帥」的罪名，參與迫害袁崇煥的王永光，也曾不得不承認：「海外之師為牽制也，有須彌島之退，又有攻掠海州之報，以牽奴者而牽於奴，文龍伎倆已窮。」[41]由此可見，毛文龍的「牽制」，只不過是有名無實的虛套罷了。

三、關於毛文龍是否當殺

袁崇煥之誅毛文龍，到底是功、是罪、是過？最關鍵的問題，當然是在於毛文龍是否當殺。大量事實證明，文龍自據有東江後，獨霸一方，驕橫跋扈，其後更背著朝廷，一再進行通敵叛降活動。袁崇煥在斬毛文龍時所宣布的十二大罪，並非什麼憑空捏造或隨意上綱，而是經得起歷史檢驗的。下面，準備擇其中之主要者，略作考辨。

罪之一：「專制一方，軍馬錢糧不受核。」毛文龍自稱擁兵二千餘萬。[42]朝中對此極表懷疑，天啟六年，姜曰廣、王夢尹奉詔出使朝鮮，準備到毛營閱視，毛文龍卻口出悖言說：「閱不閱在我。不惟閱不閱在我，並他去不去亦不由他也。」[43]姜、王回朝後疏言：「文龍兵冊十五萬，能用者只二三萬；」[44]登萊道王廷試則額定為二萬八千人，[45]兩者的意見是大體相同的，但毛文龍對此卻大為不滿。對於這一點，《國榷》也承認：文龍「漸驕恣，所上事多浮誇，索餉又過多，歲百二十萬，兵二十萬，朝論多疑而厭之，以身握重兵，又居海島，莫能難也。」[46]朝鮮方面也曾指責說：「毛都督欲使我國稱頌其功，虛張軍兵之數雲，無理甚矣。」 [47]由此可見，毛文龍之不受節制，當是事實。有些學者引《崇禎二年六月薊遼督師題本》曾經提到：毛文龍「毅然願編營伍受節制」一語，認為文龍「既然有所轉變，何必吹毛求疵非殺不可。」[48]但考諸《題本》，此語只不過是敘述事件之發展過程，緊接此語之後，即有「（袁）曰：營伍定，則年終必行甄別，祖宗自有法度，不得假也。文龍於是悔其言之失，私對副將張翥曰：我姑以此了督師之意，其實營制難，我只管包完東事便了。臣於是悉其狼子野心，終不可制」等語，這分明是揭**文龍在督師面前耍手腕，怎能說是毛文龍已「有所轉變」呢？！

罪之二：「說誑欺君，」殺降冒功。這是毛文龍利用其遠據海島而慣用之伎倆，但其實也是漏洞最多、暴露最早的問題。文龍入據鎮江之初，即遭後金還擊，「斬游擊劉某及兵千五百級，文龍僅以身免。」[49]但文龍匿敗不報，為登萊通叛王一寧所告發，由於文龍「媚魏忠賢為奧援」，一寧反被誣，逮治論死。[50]天啟四年，「時秀水譚昌言為登萊參政。毛文龍葯遼人舌獻俘，昌言廉得之，密與解藥湯，旬日舌清乞命，皆遼人也，言其實，編為農。」[51]同年七月文龍又報三捷，「獻浮十二人，而稚兒童女居其八，（袁）化中力請釋之，因言文龍敘功之濫，忠賢素庇文龍，益不悅。」[52]後來，袁化中被拷死獄中，這是因素之一。天啟五年八月，戶科楊文岳曾就毛文龍獻俘七名，途至廣鹿島又換回六名一事，上疏參駁說：「臣聞之不勝驚疑。夫獻俘一事，奏之皇上，告之祖宗，用以遠播威德，昭示寵靈，此何等大事，乃忽然解來，忽然解去，前解者，不知何以遽發？後換者，不知何處解來？支吾不一，真假莫知。以報功則涉混，以對皇上則似欺。乞嚴敕該部查審真偽，仍諭毛文龍，以後開報軍情務從真實。」[53]兵部在覆文龍疏中也指出；「外議嘖嘖，猶有不敢盡言者」。對於毛文龍的冒捷獻俘，不僅「中朝頗知其妄」，[54]朝鮮方面的記載也是明確的：「（李）廷龜曰：（毛）都督不修兵器，不煉軍士，少無討虜之意，一不交戰，而謂之十八大捷；僅獲六胡，而謂之六萬級，其所奏聞天朝，無非皆欺罔之言也。」[55]

罪之三：「剛愎撒潑，無人臣禮。」這顯然不是指毛文龍所轉呈的後金書信中有冒犯語言；而是指文龍本人的真意。對於這一點，《督師題本》講的是清楚的，即：「近且有牧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等語，據登萊道申報，豈堪聽聞。」聯繫到毛文龍曾於崇禎元年春突然擁兵至登州，聲言索餉；以及他致皇太極的私通信件中有「爾取山海關，我取山東」之語，[56]可見事情並非偶然的巧合。

罪之十：「交結近侍。」這也不是指魏忠賢專權時期的一般應酬，而是指派遣心腹，「輦金京師，拜魏忠賢為父，」實質是結為團伙，即所謂「文龍與魏忠賢相因而相藉者也。」[57]這一點，從魏閹對待毛文龍與袁崇煥一親一惡不同的態度，可以看得很清楚，因崇煥「為人疏，於大璫少所結好，」[58]魏忠賢曾「使其黨論崇煥不救錦州為暮氣，」[59]迫使崇煥不得不乞休致仕，只是在忠賢伏誅後才得以復用。而毛文龍的情況卻完全不同，他「務結中貴，以為自固之計，」[60]故「東江歲餉百萬，大半不出都門，皆　　入權宦囊中」。[61]事實上，在王化貞被處死之後，魏忠賢便成了毛文龍的後台，不僅冒捷冒餉得以通行無阻，而且誰參劾毛文龍，誰就得遭殃，象王一寧、劉之鳳、夏之令、袁化中、姜曰廣、王夢尹等，或被論死，或被斥逐，這都是魏忠賢庇護毛文龍的結果。甚至在魏閹伏誅之後，仍出現了「內官王國興擅到海上，稱密旨召毛文龍，蹤跡詭秘」[62]的情況。可見毛文龍與宦官的關係，實在並不尋常。

罪之十一：敵攻鐵山，「逃竄皮島，且掩敗為功。」這當然不是指戰術上的避實擊虛，而是指毛文龍常常臨陣逃竄，不敢接戰，即《李錄》所說的「有同群羊之見猛虎」。至於掩敗為功，那也是事實，別的用不著多說，就在鐵山慘敗之後，毛文龍即上報宣州、義州等處「五捷」，但考之《東華全錄》，後金在破鐵山後，並無與毛文龍交戰之事，所謂五戰五捷，實皆虛冒。當時袁崇煥即已指出：「鐵山一攻即破，毛不能以一矢加遺，而朝夕報功。」[63]可見崇煥對文龍此種所為是深知的。

罪之十二：「開鎮八年，不能復遼東寸土。」這幾乎是所有參劾毛文龍者的共同看法，如崇禎元年，山東總兵楊國棟就曾指出：毛文龍「專閫海外八年，糜費錢糧無算，今日言恢復，明日言搗巢，試問所恢復者何地？所搗者誰巢？」[64]這些都是明擺著的事實。可是有些學者卻撒開毛文龍本身的問題不談，認為這「應首先找督師是問」。[65]我們說，作為統籌全遼戰局的督師，對此當然是要負責的。袁崇煥對毛文龍的所作所為，經過查證、並在開導無效之後，毅然斬之，這難道不正是一種負責的表現嗎？！

在毛文龍的十二條罪狀中，我認為最關鍵的一條是罪之五：「私通外夷。」這不僅僅是「擅開馬市」，即「文龍在島中廣招商賈，販易禁物，名濟朝鮮，實闌出塞，」[66]「私通粟帛，易敵參貂，藉是苞苴，為安身之窟」[67]的問題；更為嚴重的是通敵叛降。袁崇煥在當時雖然未能看到毛文龍與皇太極的往來書簡，但對於個中的一些情況是知道的，其中最有可能的是獲得了已歸正明朝的劉興祚的告密，只是由於劉興祚的身份關係，袁崇煥在當時對此事不便明說罷了。《崇禎紀事》載：崇煥奏報中有「文龍逆跡昭然」之語；《蔣錄》則載：「明袁崇煥以總兵毛文龍據南海皮島與我國私通，殺之；」崇禎帝在覆旨中也明確指出：毛文龍「通夷有跡」。這些都證明了毛文龍之通敵，是導至督師斬帥的重要原因。關於毛文龍通敵叛降的問題，因已有學者作了專文論證，[68]我完全同意，在此不準備多說。但僅憑毛文龍在致皇太極信中提出的：「爾取山海，我取山東，若從兩旁夾擊，則大事成矣，我不分疆土，亦不屬爾管轄；」 [69]「結局之期，你如何待我，如佟、李之隆我不肯，如西夷之頭領隆我，我亦不肯；」[70]以及他準備拿已歸正明朝的劉興祚兄弟與後金作交易等等，就足證毛文龍確是罪在當誅。

程本直在《漩聲紀》中對斬帥問題有一段總結性的評論：「客亦聞夫年來國中所議文龍乎？否也。曰虛兵也；曰冒餉也；曰假俘假捷以騙功騙賞也；且曰尾大也；曰鞭長也；曰一跋扈將軍也。自武登撫相與爭而去，其欲得而甘心於文龍者，非一日也，非一人也。辱白簡、掛彈章可數百計也。是左右諸大夫皆曰可殺，國人皆曰可殺也。其不殺也，非不殺也，不能殺也，不敢殺也。是故崇煥一殺之而通國快然。……是文龍之殺，文龍之罪也，而非崇煥罪也。」程氏的這番評論，是在袁崇煥蒙受種種不白之冤，而「擅殺大帥」之說又甚囂塵上的時候提出來的，在當時，如果沒有一種為公理而抗爭的捨身精神，是不敢講這樣的話的。它不僅代表著當時真正的輿論，而且也是經受了歷史的檢驗的。

四、關於黨爭

毛文龍既然罪在當誅，崇禎帝在事後亦有明旨頒示中外予以確認，那末，為什麼事隔不久，在朝中竟為此而掀起軒然大波，袁崇煥更因此而惹來殺身之禍？看來，這確實是與明末複雜的黨爭有關，但決不是黨爭導致袁崇煥錯殺毛文龍，恰恰相反，是袁崇煥因黨爭的牽扯而被冤殺。

有這樣一種說法：當時的一些黨人，把迫害毛文龍的希望寄托在袁崇煥身上，誅帥方案早已和錢龍錫等人私下定好，崇煥只不過是按既定方案行事。[71]我認為這種說法是難以成立的：第一，當時東林黨與閹黨的鬥爭雖很激烈，但奉命主定逆案的韓爌、錢龍錫等人，並不想籍機擴大其打擊範圍，「方忠賢敗時，庄烈帝納廷臣言，將定從逆案，大學士韓爌、李標、錢龍錫不欲廣搜樹怨，僅以四五十人上。帝少之，令再議。又以數十人上，帝不懌，令以贊導擁戴頌美諂附為目，且曰：內侍從惡者亦當入。爌等以不知內侍對。帝曰：豈皆不知，特畏任怨耳。閱日召入便殿，案有布囊，盛章疏甚夥，指之曰：此皆**頌疏，可案名悉入。爌等知帝意不可回，乃曰：臣等職在調旨，三尺法非所習。帝召吏部尚書王永光問之，永光以不習刑名對。乃詔刑部尚書喬允升、左都御史曹於汴同事，於是案名羅列，無脫遺者。崇禎二年三月上之，帝為詔書，頒示天下。」[72]可見，當時打擊閹黨，本出自崇禎帝的主動，而韓爌、錢龍錫等黨人，在這個問題上反而顯得有點保守和被動，如果他們果真要「迫害」毛文龍，那可說是易如反掌，而不必假手於不是黨人的袁督師，即使是由於毛文龍手握重兵，遠居海島而想藉助袁崇煥的力量以除之，也應先將毛文龍列入逆案，以便師出有名，但事實上毛文龍並不在逆案之列。第二，袁崇煥在出關赴任前，確曾與錢龍錫談論過毛文龍的問題，但那是袁崇煥從復遼的角度主動提出來的。「大學士錢龍錫，以崇煥召對時有『五年復遼』語，因造寓詢方略。崇煥曰：『恢復當自東江始，文龍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處之易耳。」[73]從錢、袁談話的內容來看，既不是什麼迫害，更與黨爭毫無關係。第三，毛文龍雖說是曾經攀附過魏忠賢，但從朝內黨爭的角度去衡量，他並不是一個什麼了不起的人物。當時在朝中的重要的閹黨分子如周延儒、溫體仁等，尚且沒有受到衝擊；東林黨人更沒有必要把遠處海島的毛文龍視作大敵，以至假手督師置之於死地而後快。第四，袁崇煥對毛文龍其人，雖然早就有些看法，但也並非在復出時就立定了必殺之心。這一點，除上述提到的「可用則用之」一語外，在《斬帥題本》中更是多次提及。如：「每章奏必及之，收其心冀其改也。」「為文龍者，束身歸命於朝廷，一聽臣之節制，其能為今是昨非，則有生無死。」當文龍抵寧遠時，「臣體皇上生之之意，此時仍未有必殺之之心」；其後又「決意東響，深入其地，尚望所見不知所聞，開文龍以有生之路」；甚至在抵達雙島，獲悉「文龍之惡，高積如山，向所傳聞，不及什一」後，仍「令其親信，往複開導」，只是在這一切挽救工作失效後，才不得不毅然斬之。那末，袁崇煥是否為了開脫而編造謊言呢？看來也不是，即使是極詆袁崇煥的《明季北略》，也引用了袁氏的話：「與汝談三日，誰知狼子野心，一片欺誑。」[74]再者，按一般情理說，若是蓄意殺害毛文龍，當以在督師之駐地寧遠下手最為穩當，不會愚蠢地跑到毛文龍勢力範圍內的雙島動手。然而事實是毛文龍死於雙島，而非死於寧遠，這正說明袁崇煥之誅毛文龍並非預謀，而是情勢急迫，不得不作斷然處置。

對於督師斬帥，崇禎帝在事後曾有明旨覆示。「此則決策弭變，機事猝圖，原無中制，……仍著安心任事。」[75]可見此事本已了結，其後之所以驟起變幻，原因固然是複雜的，其中有皇太極行反間所造成的巨大陰影；亦有崇禎帝的猜忌多疑，但這些只不過是閹黨餘孽可以利用的有利時機和條件，問題的實質是閹黨藉機翻案。因為「逆案之定，半為龍錫主持，**銜之切骨，」[76]而袁崇煥在《斬帥題本》中適有「輔臣錢龍錫為此一事低回，過臣寓私商」一語。這樣，閹黨便死死抓住這一條不放，把所謂通敵、斬帥、脅款等等罪名串在一起，以便從袁崇煥開刀，達到攻倒錢龍錫，推翻逆案的目的。正如《國榷》所載：「初，逆璫一案，諸奸憾龍錫，欲借袁崇煥亦起一逆案以相報，因龍錫以羅及諸臣。周延儒、溫體仁實主之。」[77]《明史·韓爌傳》亦載：「時逆黨雖定，（王）永光及袁弘勛、（高）捷、（史）()輩，日為翻案計。……初，袁崇煥入朝，嘗與錢龍錫語邊事，龍錫，東林黨魁也。永光等謀因崇煥興大獄，可盡傾東林，倡言大清兵之入，由崇煥殺毛文龍所致。捷遂首攻龍錫，逐之。」又「以爌崇煥座主也，」「宜與龍錫並斥，」迫使「爌三疏引疾」告退。再看看當時閹黨餘孽所上的奏疏，情況就更加清楚，「御史高捷劾大學士錢龍錫曰：袁崇煥罪案已明，臣不必言，獨發縱指示之錢龍錫，不勝傷心之痛。……崇煥之殺毛文龍也，龍錫密語手書不一，崇煥疏有龍錫低回私商之語，可覆按也。……崇煥效提刀之力，龍錫發推刃之謀，宜今日龍錫皺眉疾首，不得不作同舟之救也。」[78]但他們第一疏未能奏效，「捷再疏攻，帝意頗動，龍錫再辯，引疾，遂放歸。」「至（崇禎）三年八月，()復疏上，言龍錫主張崇煥斬帥致兵，倡為款議，以信五年成功之說，賣國欺君，其罪莫道。」[79]結果，錢龍錫被逮了獄，甚至曾一度論死。可見，閹黨餘孽所炮製的「擅殺大帥」論，其矛頭不僅指向袁崇煥，同時也指向錢龍錫等人。「時群小麗名逆案者聚謀，指崇煥為逆首，龍錫等為逆黨，更立一逆案相抵，謀既定，欲自兵部發之，尚書梁廷棟憚帝英明（其實是梁廷棟聽了余大成的警告，怕事有反覆），不敢任而止。

」[80]在這裡還應該指出，高捷、史()之流，只不過是前台走卒，整個事件的真正策劃者，實為溫體仁。劉宗周在其後有疏說：袁案之後，「小人競起而修門戶之怨，舉朝士之異己者，概坐煥黨，次第置之重典。自此小人進，君子退。……臣不能為首揆溫體仁解矣。[81]溫體仁在給其弟幼真家書三則中也透露了個中秘密，「崇煥之擒，吾密疏實啟其端」；「（後金）入犯，皆由袁崇煥以五年滅（虜）欺皇上，而陰與華亭奸輔（指錢龍錫）、臨邑罪樞謀款議，遂引之長驅，以脅城下之盟。及敵逼潞河，華亭猶為大言，視逆督如長城，**交口和之，吾不得不密疏特糾，以破群欺。及逆督既擒，奸輔落膽，復挑祖大壽引兵東行，以為怙逆之地，吾不得不再疏以堅聖聽。」 [82]其後，崇煥部將祖大壽、何可綱等奮力作戰，擊退後金，收復四城，捷聞，帝以「所復地方皆遼兵之力，復欲用煥於遼，又有守遼非蠻子不可之語，」[83]從而使袁案一度出現轉機，但「體仁前後五疏，力請殺煥，」[84]遂使轉機化為泡影，袁崇煥也終於含冤被殺於市。可見袁案發展的每一個關鍵時刻，溫體仁的密疏都起著主導的作用。

五、關於斬帥後的戰局

過去，有些論者之否定斬帥，還有兩條理由：一是使後金解除了後顧之憂，得以入圍北京；二是造成皮島無主，內部互相攻殺，導致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先後投降後金，從而使整個東北戰局改觀。對於這些看法，我認為也是值得商討的。

對於所謂「解除後顧之憂」的問題，程本直在《漩聲紀》中專門有一段評論說：「客曰：姑舍是。敵之欲走薊門者非一日而不敢者，毛文龍牽制之也。文龍殺而牽制廢，而敵乃得逞焉於薊也。何曰非崇煥罪也？曰時之遇也，數合也，而謂毛文龍之故也，非也。敵固曾攻寧遠於丙寅也；敵固曾圍錦州於丁卯也，藉非崇煥死戰死守，敵不逮己巳而始縱橫於神京之下也。而文龍當日固居然島上帥也，未聞其提一旅、渡一騎以牽制之使之不來也，烏在今日必其能牽制之而使不來也？！」程氏這一連串的質問，是針鋒相對的，也是切中要害的。那末，皇太極為何恰在毛文龍被殺不久即入圍北京？考其原因，我認為這主要是當時和議破裂造成的。漢臣高鴻中在事前曾向皇太極建議：「若此時他來講和，查其真偽如何，若果真心講和，我以誠心許之。……（若）是要人要地，此和不必說。他既無講和意，我無別策，直抵京城，相其情況，或攻或圍，再作方略。」[85]正在這個時候，袁崇煥在議款中堅持以「歸叛人，還侵地」為條件，而皇太極則認為「遼東土地天授，不可還。」[86]並諭貝勒大臣說：「我屢欲和而彼不從，豈可坐待」，「我故興兵由捷徑而入，破釜沉舟，斷不返旆。」[87]據此足證已巳之師，是按高鴻中的建議進行的；而高氏奏本，主要是針對和議之進展情況，根本就沒有考慮毛文龍的所謂牽制。至於說到皇太極的「後顧之憂」，這倒是有的，但後金所害怕的並不是毛文龍，而是袁崇煥。當後金師次青城，「大貝勒代善、三貝勒莽爾古泰晚詣御幄，……謂此行深入敵境，若糧匱馬疲，何以為歸計？！縱得入邊，若明人會各路兵來圍，為之奈何？！倘從後堵截，致無歸路，何由返國？！」[88]並曾密議班師。這都說明後金是有後顧之憂的，而他們所憂的，舍袁督師外，還能是誰呢？！

至於其後東北戰局的改觀，更不能歸咎於袁崇煥的斬帥。事實上，袁崇煥在斬帥時即當眾宣布：「臣今誅文龍以肅軍，諸將中有若文龍者悉誅。臣不能成功，皇上亦以誅文龍者誅臣。」[89]這表明他對於整治東江是下了很大的決心的，並且切切實實地作了一系列的部署：「分其卒二萬八千為四協，以文龍子承祚（祿）、副將陳繼盛、參將徐敷奏、游擊劉興祚主之。收文龍敕印尚方劍，令繼盛代掌，犒軍士，檄撫諸島，盡除文龍虐政。」[90]不久又上言：「東江一鎮，牽制所必資，今定兩協，馬軍十營，步軍五。」[91]最後又把東江、寧錦、登萊、天津的防務聯為一體，總兵力達到十五萬三千有奇。[91]只是在數月後的已己之變中，崇煥被逮下獄，並被磔死，才使整治東江的一切努力化為泡影。因而造成皮島無主的真正原因，不在於袁崇煥的斬帥，而在於袁崇煥的被冤殺，這是很清楚的。其後東江內部的互相攻殺及諸將的先後叛降，自然有其具體原因，而且是與當時急劇變化的形勢有關，在這裡不想作過多的論述，但有一點必須指出，如果這些攻殺與叛降是發生在袁督師任內，他當然要負責；但這一切卻是發生在袁崇煥被殺之後，一切條件和情況都改變了，若仍歸罪於袁崇煥，這能說是公平的嗎？！對於這個問題，孟森先生有一段評論說：「崇煥斬文龍，編製其兵，核實其餉，東江正有所為，乃身既被戮，毛兵亦無所依賴，自相屠殺，相率降清。論者又以此為崇煥之罪，不以為殺崇煥者之罪，至今尚糾紛不已。」[92]這一意見，我認為是很值得考慮的，看來，現在該是我們正視「殺崇煥者之罪」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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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上所述，袁崇煥之誅毛文龍，既非款議所導致，亦非黨爭所驅使，而是毛文龍本身確是罪在當誅。袁氏斬帥有功，袁氏斬帥有理，這就是本文的結論。

註：

[1]《崇禎實錄》卷2，5頁。

[2]《明史紀事本本》補遺：③， 1邱二頁；卷5， 1477頁、二4」瓦

[3][74][81]（胡季北路》卷4，6「68頁；渤，85昆都2，148頁一

[4][8][9][40][41][45][46][51][58][62][75][77][78]《國榷》卷12，148頁。5488頁；卷87，5344頁；卷88，5350頁；卷90，5488頁；卷90，5485頁；卷90，5486頁；卷90，5487頁；卷86，5279頁；卷90，5506頁；卷89，5437頁；卷90，5490頁，卷91，5552頁；卷90，5508頁。

[5][7][18][20][30][59][66][89][90][91][92]《明史》卷259《袁崇煥傳》。

[6][48][65][71]孟昭信《論評袁崇煥的功與過》載《歷史人物論集》吉林人民出版社。

[10][87][88]《東華全錄》乾隆四十八年五月；天聰三年六月；天聰三年十月癸丑。

[11][50]王在晉《王朝遼事實錄》。

[12][14][15][21][49]蔣良驥《東華錄》卷1，17頁；卷2，19頁；卷2，20頁；卷2，20頁；卷1，14頁。

[13][28][86]魏源《聖武記》卷1《開國龍興記三》；卷1《開國龍興記二》；卷1《開國龍興記三》。

[16]《袁督師行狀》。

[17][31][44][54][63]《兩朝從信錄》。

[19]程本直《漩聲紀》。

[22]梁啟超《袁崇煥傳》，載《飲冰室文集》卷3。

[23][29][73] 《明通鑒》卷77，2991頁；卷77，2991頁；卷81，3131頁。

[24][25][26][27][41][53]《天啟實錄》元年十二月已卯；元年六月辛未；元年八月庚午；元年九月甲寅；六年五月；五年八月已丑。

[32][33]《崇禎新政紀略》。

[34][64][67]《崇禎長編》元年八月庚戌。

[35][36][37][38][39][43][47][55][60]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上編卷51，3164頁；卷52，3209頁；卷54，3415頁；卷51，3136頁；卷52；3212頁；卷52，3268頁；卷52，3237頁；卷52，3237頁；卷52，3253頁。

[52]《明史》卷244 《袁化中傳》。

[56][69]《滿洲秘檔·毛文龍來書四》。

[57]《崇禎二年六月薊遼督師題本》。

[61][83][84]余大成《剖肝錄》。

[68]見陳生璽《關於毛文龍之死》載《社會科學輯刊》1983年第二期；姜守鵬《毛文龍與皇太極的關係》載《史學集刊》1984年第一期。

[70]《明清史料》甲編第一本43頁。

[72]《明史》卷306《崔呈秀傳》。

[76][79][80]《明史》卷251 《錢龍錫傳》。

[82]葉廷琯《歐陂漁話》卷4。

[85]《明清史料》丙編第一本45頁。

[92]孟森《明清史講義》上冊3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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