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場家奴緣何「抬頭」

　　◎文_本刊記者 王春

　　唐代詩人李白滿懷憤懣地吼出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的傳世之句，但他最終沒有逃脫依附專制皇權的宿命。可到了如今人人平等的民主社會卻滋生出了家奴的土壤，不能不讓人警醒。

　　封建專制流毒侵蝕

　　「產生家奴式官員的原因很多，但封建專制殘餘流毒在某些官員的身上或多或少地存在著，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成都市委黨校劉益飛教授指出。

　　他認為，黨內生活中的封建主義殘餘影響仍然隨處可見：頑固的家長製作風和許多地方及單位都存在的家長式人物、個人專斷及蔑視黨員權利的專制主義行為、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有悖於共產黨人革命初衷的等級制、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識、任人唯親的不良傾向、個人崇拜的種種消極影響、長官意志至上及壓制黨內言論自由等等，使得黨內生活少了許多健康的成分。

　　如今，一些下級官員往往心安理得地把黨政一把手「老大、老闆」地叫得很順溜，一把手也欣然受用。這種老大情結與「家天下」、「朕即天下」的思想一脈相承。劉益飛教授指出，「在某些官員身上家長製作風表現非常明顯，家長製作風來源於『家天下』的思想」。

　　「受職公庭，謝恩師門」，原本是封建皇權專制社會的一個典型現象。現如今「跟人不跟方針」的現象與「受職公庭，謝恩師門」有異曲同工之妙。而「某某是誰的人」「朝中有人好做官」的說法在當今社會仍然不絕於耳。

　　秘書提拔過快的現象就是此中典型。儘管秘書中不乏優秀人才，但近官者得到快速提拔，不能不讓人懷疑是當權者出於個人目的。某省曾經出台規定，把省領導秘書的最高級別定為正處級，結果這項規定僅僅有1年的短命期，原因是省領導們的反對。一位曾經當過某領導秘書的官員告訴記者，「我不得不把領導當成我的靠山，因為大家都認為我是領導身邊最可信賴的人，我就是他的人」。秘書和領導往往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某官員調往另外一地任職，其秘書未和他一起走，反而是留在了當地任職，後來這位官員的仕途嘎然而止，他的這名秘書的級別也隨之原地踏步。

　　由於領導幹部和秘書之間配合默契，有的秘書越來越「生活化」，照顧領導生活、幫助領導辦私事。若某些秘書本身就腐敗的話，很容易把領導幹部拖下水，為領導幹部與行賄人牽線搭橋，成為領導幹部腐敗的策動者。原河北省委書記程維高當政期間重用秘書李真等身邊人，而李真等人則依仗程的權勢幹了許多壞事。後來李真因罪行嚴重而伏法，程維高也因嚴重違紀被開除黨籍。

　　在家長製作風嚴重的地方，上下級之間成了一種新型「主僕」關係，成為一種附屬和依附關係。這樣的下級，沒有原則，沒有是非，以領導的是非為是非。在幹部隊伍中，只要出現和形成這樣一種上下級關係，那麼是非標準也許就不復存在了。上下級成了一個休戚相關的利益群體，湖南郴州、湖北襄樊曾經出現的官場腐敗窩案就不足為奇了。

　　劉益飛教授指出，在蘇聯共產黨內，由於長期事實上一直奉行有濃厚封建色彩的個人集權制、黨政官僚特權制等，在黨內形成了事實上的既得利益集團。這種既得利益集團，既嚴重損害人民的利益以公肥私，又為了維護其既得利益而本能地拒絕造福於社會公眾和推動社會進步的種種改革。這是導致蘇聯黨和國家長期停滯不前以至於最終亡黨亡國的一個不容忽視的根本教訓。

　　制度缺失的惡果

　　「我國從蘇聯模式轉化而來形成的集權體制尤其是用人機制集權化狀況得不到根本的改變，是產生家奴式官員的重要原因。」四川省委黨校教授黨建黨史部主任彭穗寧認為。

　　他說，鄧小平在1980年的「8.18」講話中就提出，要對文革進行深刻反思，要對黨內高度集中的權力進行改革。但改革開放進行了多年，在國內政治生活中還存在著高度的權力集中現象。

　　「一個突出的現象就是一把手過於集權，尤其是在用人制度上普遍存在由少數人說了算的情況，選人用人也大多在少數人中選用。」劉益飛指出。

　　在上級官員掌握下級官員的提名任用權的情況下，下級官員不得不眼睛向上，對上負責遠遠多於對下負責，很容易把服從上級異化為對上級的人身依附。近年來，不斷出現的買官賣官醜聞無不暴露出了這一選人用人集權制度的缺陷。

　　「下級官員眼睛向上，就會脫離群眾，最後產生的惡果就會是政黨脫離群眾。」彭穗寧指出。近年來爆發的一些官民衝突事件與官員只重視對上負責而漠視群眾利益不無關係。有的官員甚至把黨和群眾對立起來，如最近在網上廣為傳播的鄭州市規劃局副局長所說的「你到底為黨說話還是為群眾說話」就是這種心態的流露。

　　「選人用人上的集權固然會帶來高效率，但會帶來更多的負面效應，也容易產生腐敗。」彭穗寧說。

　　一把手一權獨大也給一些不法商人為了獲取非法利益而只需搞定一把手創造了客觀的外在條件。因為他們通過行賄等腐蝕手段控制了某個領域的一把手，也就等於控制了某個領域的公共權力。近年來，不少落馬一把手與其背後的不法商人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選人用人制度的過度集權，使得下級官員唯上是從。即使上級的指示脫離了實際情況會造成危害，也無人敢向上級提出異議，最後導致糾錯機制的喪失。在「一句頂一萬句」「句句是真理」的個人崇拜肆虐的「文革」期間，不少敢言的耿直之士遭到迫害，溜須拍馬的小人得志，在一片頌揚吹捧聲中，主要領導人的決策出現了重大失誤，但鮮有人指出糾正，致使中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陷入危難境地。

　　現實利益的博弈

　　幾年前流行一句話，叫「領導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說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基於這樣的現實環境，下級官員往往只能從對上級的人身依附中獲得「家長」的最大庇護，得到升遷以及物質待遇上的好處；而上級也能從中獲得權力和心理上的滿足感。在下級長期的絕對服從中，某些領導往往自我意識膨脹，家長作風得以強化，「順我者倡，逆我者亡」，最後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而下級官員明知違法也一味順從，甚至上下其手同流合污，導致腐敗窩案的發生。

　　成都市龍泉驛區原區委書記弓繼權主政龍泉驛區期間，建立了個人說了算的「一言堂」格局。該區的幹部要想「升官發財」就必須想辦法進入弓繼權的圈子，討他歡心。就這樣，在弓身邊就圍攏了一批重點部門和鄉(鎮)領導，弓把他們視為「得力幹將」和「心腹」，大加庇護。

　　龍泉鎮黨委書記江興明，在當地影響一直不好，但由於是「弓繼權的人」，不僅沒有得到及時的調整，反而在2003年底區領導班子換屆時，弓繼權為他增加了「區政協副主席」的頭銜。同安鎮原黨委書記朱福忠、原區長助理張立友等人也常有群眾舉報，但因同樣的原因，弓繼權一再遷就和袒護，甚至在執紀執法機關對張立友進行立案調查時，他還親自出面為其說情，編造各種理由幫他推卸責任。

　　近日，安徽原巢湖市委書記落馬，又牽出了大批其原來的手下官員。而類似這樣的「主僕」共同犯罪的窩案近年來頻頻發生。基於利益共享的官場「主僕」形成了一個嚴重威脅執政黨執政理念和形象的毒瘤。如何破解官場「主僕」共同犯罪，成了當前亟待解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