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伯的自由主義

【按】此文摘自Max Weber：An Intellectual Biograpgy。本書作者對韋伯自由主義觀念的描述，簡明扼要地反映了歐美語境中韋伯研究的主流認知，似乎至今也很難被非西方的一元化自由主義者、特別是政治教條主義者所理解。

通過閱讀韋伯，我們會逐漸把他視為一個有著獨特學術人格的人物。他明確地喜好非正統，強烈地傾心於自由多元主義（liberal pluralism）。他的性格首先反映在他對朋友的選擇上。他與一小部分年長的同行關係甚密，包括政治科學家耶利內克（Georg Jellinek）。他敬重經濟學家布倫塔諾（Lujo Brentano），雖然他們之間存有分歧。韋伯敬重的政治盟友則有瑙曼、法學家拉德布魯赫（Gustav Radbruch）和安舒茨（Gerhard Anschutz）。這幾位都是我所說的「現代主義者」，他們投自由左派的票，偶爾也投社會民主黨的票。同時，韋伯也與許多年輕的同行和學生有著緊密關係。無論他們持什麼立場（views），韋伯都一以貫之地予以鼓勵和支持。事實上，他常常在重要方面不同意他們的見解，但他喜歡他們，恰恰是因為他們是基於原則而採取非正統的立場，或是因為他們在面對正統的年長同行時需要幫助。他們中有許多人都是猶太人，但他也欣賞那些視他為老師的俄國學生和波蘭學生。

　　卷帙浩繁的通信，證明了韋伯對社會學家米歇爾斯（Robert Michels）的持久支持，雖然兩人之間偶爾也會發生一些激烈爭論。米歇爾斯是位社會民主黨人，並且未讓他的孩子受洗。普魯士有項法律，旨在確保社會民主黨成員不能成為大學私講師（university instructor，Privatdozenten），即使這一職位並不涉及公務員身份。更有甚者，米歇爾斯在一所非普魯士大學尋覓教職時，同樣吃了閉門羹，儘管那裡並不存在上述法律。因此，他移居義大利，成為圖靈大學的教員。1908年德國大學教師年會上討論的是學術自由，主要目的是為了在某些職位上排除特定的宗教偏好。作為回應，韋伯把米歇爾斯的經歷報道給了一家自由派報紙，坦言自己沒法「表現得像是我們擁有什麼（某人可以威脅取走的）『學術自由』之類的東西」。「為了良好的品味及真理起見，以後在德國不應該再談『學術自由』。」因為事實是，「學術自由僅僅存在於政治和信仰的可接受性邊界內，而不是邊界外。」在一個後來經過擴展的評論中，他進一步強調，教師們不應該用教室來傳達他們的「世界觀」，或是用教室來規定社會政策的終極目標。他們應該把自己限定於經驗分析和邏輯分析，而把他們的個人價值取向放到公共領域中，因為在那裡它們將能得到批判。許多德國知識分子把學術自由與抽象的學術「純潔」及「非政治」姿態聯繫起來。對此，韋伯並不滿意；他所要求的是，把對多樣性的寬容作為一個原則，並把教室里的講授和公共領域的辯論區分開。

馬克斯·韋伯，1917年。

　　1908年，海德堡大學哲學系要為本系第二個高級教職向政府部門推薦一名候選人。韋伯想把齊美爾引進來，但是，依然佔據這一高級教職的哲學家文德爾班的姿態，卻是故意模稜兩可。此外，來自柏林（齊美爾在柏林大學以初級教職的身份教書）的一個負面反應，也傳到了卡爾斯魯厄（Karlsruhe）那裡。我們現在知道，那是柏林大學的舍費爾（Dietrich Sch?fer）教授寫信給卡爾魯斯厄，告知齊美爾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猶太人」。舍費爾進一步對比了「我們日耳曼—基督教教養」與齊美爾的「世界觀」，將後者刻畫為抱持「尖酸和否定性的」批判主義。同樣，文德爾班也寫到了齊美爾「破壞性的」批判主義，所有這些辭彙都是一個憎恨性代碼的一部分，被用來對比「猶太人的」思維方式和「日耳曼人的」思維方式。韋伯並不知道費舍爾的信件，但他確定，必然是來自柏林的某種阻礙，破壞了齊美爾的機會；當他後來發現文德爾班的立場後，他深感失望——實際上，也是感到噁心。

　　年輕的經濟學家奧伊倫堡（Franz Eulenburg），發表了一篇堅實而勇敢的報告，指出了收入極低的初級講師們（他們是德國大學教員中正在急速增加的一部分）面臨的困難。這引起了韋伯的注意，並使得他三番五次地推薦奧伊倫堡為副教授。但因奧伊倫堡是猶太人，韋伯再次陷入那時德國大學裡對猶太人所持的偏見中。在給布倫塔諾的一封信中，韋伯抱怨道：「（德國大學）寧願要最為平平的『雅利安』人，也不要最為出色的猶太人。」韋伯的這一反應，使得我們更有理由相信霍尼希斯海姆（Paul Honigsheim）講過的一個故事，即韋伯曾經想像，自己正在給一個由俄國人、波蘭人和猶太人組成的研討班上課。霍尼希斯海姆還追憶了韋伯對青年經濟學家萊德勒（Emil Lederer）的同情。蒙森和施文克爾（Schwentker）編輯的一些論文，不但分析了韋伯與米歇爾斯、新教社會大會、瑙曼的關係，還分析了韋伯和托勒（Ernst Toller）、布洛赫（Ernst Bloch）、盧卡奇（Georg Lukács）這樣的傑出圈外人士之間的關係。

　　我之所以在這些特定案例上停留，不僅僅是為了反駁那些把韋伯視為反猶分子的看法，（更主要的）是為了把韋伯刻畫成一個本能的自由主義者（an instinctive liberal）。我主要是指他的文化個人主義，它回應了洪堡的看法，並在密爾的開放的學術共同體這一理念中重生。在這一共同體中，相互衝突的多元理念之間的巨大差異，以及生活方式之間的巨大差異，是學術進步的前提。這一模型不但適合韋伯堅持對非正統的寬容，而且適合韋伯對經濟學的願景——即作為一門影響未來子孫的素質而非確保其幸福的「人文科學」（human science）。韋伯讚賞那些在經過審慎思考的原則上行動的自主個體。他堅持認為，知識分子必須有能力抵抗流行的觀點；他很是鄙視那些沒有風骨的人，那些人能與環境中任何會幫助他們取得成功的因素相適應。

　　韋伯自由主義取向中的另一個因素是，他對「人的權利」（the rights of man）或「人權」（human rights）的執著。因為在這個問題上韋伯很容易被誤解，所以我們必須首先把他的觀點，追溯到耶利內克那經過深思熟慮的信念上（很大程度上韋伯也抱有這些信念）。耶利內克雖然是位政治科學家，但他沒有把人權這一理念的歷史起源追溯到法國大革命，而是追溯到了美國大陸會議時期一些州憲法的宣言那裡（始於弗吉尼亞州）。這些宣言根基於宗教自由原則，這一原則激勵著英國清教平均派們（English Puritan Levelers），以及威廉斯（Roger Williams）這樣的美國新教教派人士。在美國的環境中，對宗教自由的堅持，被轉化成「主觀」權利（限制國家針對個體的權力）這一更為廣泛的信條。耶利內克把這一由宗教動機所驅動而產生的對國家權力的限制，與自然法的理念區分了開來。他視「人權」為歷史的產物，或者說是在憲法那裡設下的一個根本性承諾；而不是在人類本性中發現的一個公理。此外，他意識到了韋伯後來所說的「新教倫理」對現代自由之根基的貢獻。

　　韋伯在1906年評估俄國的自由主義前景時，表達了他自己對「人權」的看法。他對1905年俄國革命的評論，起先只是一些對一個被翻譯過來的憲法草案所做的筆記，該草案由俄國流亡自由主義者（Russian émigré liberals）及社會革命黨人（social revolutionaries）組成的一個聯盟起草。因為韋伯對俄國「地方自治會」自由主義（Russian 「Semstwo」 liberalism）的緣由非常感興趣，這些筆記後來就拓展成了一篇長文。雖然地方自治會本身還只是各等級的間接代表機構，但是吸引韋伯的憲法草案，則設想了一個兩院制的立法機構（杜馬）：它有一個直接選舉產生的下院和一個間接選舉產生的上院，意在把沙皇體制轉變成立憲君主制。俄國自由主義者們根本就沒有表達對議會制度的輕蔑，而這種輕蔑在德國已是一種時尚；相反，他們議程的核心政治條目是「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不記名的」選舉權，以及由憲法保護的「人權」。自由主義者們把在俄國引進完全的平等選舉權視為他們的職責，即使他們知道鑒於俄國農民的文化背景，這樣做非常危險。作為一個社會群體，俄國自由主義者們是中產階級知識分子，而不是由資本家組成的資產階級；並且他們得到了（依附於地方自治會的官員中）那些更為激進的「第三要素」的支持。韋伯認為，這些俄國自由主義者，就他們原則性的個人主義而言，可與1848年法蘭克福議會成員相比。

　　韋伯論文的要點是：在俄國，爭取個人自由困難重重，因為在西歐促使個體權利興起的長期歷史發展進程，並沒有來得及在俄國做同樣的工作。民族間的差異這一問題還沒有解決，教會和國家的分離也尚未實現。更重要的是，俄國農民主要對重新分配土地感興趣，這將會帶來相當麻煩的問題。此外，資本主義遲來的進展，喚醒的是很可能導致革命暴力和官僚集權的階級衝突，而不是中產階級的自由主義和漸進式的社會改革。列寧主義明確地拒絕了如下命題，即在發生無產階級革命前，資本主義的發展及資本主義矛盾的發展必須先完成。韋伯甚至發現，無政府—工團主義（anarcho-syndicalists）的官僚集權，與沙皇體制的官僚集權之間，存在親和性。「西歐『人權』的政治『個人主義』，部分是由先前的宗教信仰所創造，部分是由對自由個體之間利益的自然和諧這一樂觀信念所創造，然而，這一樂觀信念被資本主義永遠地破壞掉了。」受過教育的有產階層，已經拋棄了舊式的中產階級個人主義，這一個人主義也不太可能傳播到中下階層那裡，更別提傳到革命性的大眾那裡了。

　　在他評論1905年俄國革命的最後六頁里，韋伯用極具張力的段落，把他的各個主題帶到了一起，讀起來很是抑揚頓挫。韋伯再次指出了那些促使現代自由興起的獨特歷史條件：歐洲的擴張，早期資本主義時代西歐的獨特經濟社會結構，現代科學的興起，尤其是宗教理念——它們與特定的政治格局及物質條件一起，形塑了現代人的文化價值。然而，不幸的是，當前的發展指向的是遠離「民主」和個人主義，不僅俄國如此，其他地方亦然。韋伯主要擔憂的是官僚化：「新式奴役之鐵籠（steeling housing）已經到處準備就緒」。技術和經濟「進步」的放緩、「租費」（rent）戰勝「利潤」（profit）、剩餘「自由土地和自由市場」的枯竭，將會使大眾極易屈從而進入那一鐵籠。顯然，如果所有事物僅僅是取決於由物質條件所創造的「利益格局」，那麼，所有的徵兆都將指向「不自由」：「認為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與『民主』或『自由』之間存在親和性，實屬荒謬。問題只能是：在資本主義的統治下，從長時段來看，這些東西何以可能生存？」對韋伯來說，這是他所處的時代最迫切的問題。

　　當然，韋伯分析中所流露出的悲觀主義語氣，不應該被解讀成是一種退縮。韋伯承認，短期來看，「地方自治會」自由主義，面臨巨大的障礙，但他認為，它最終能扮演鼓舞人心的記憶這一角色，一如法蘭克福議會之於德國。事實上，韋伯期待自由主義能夠保持住它作為一種理想的力量，尤其是基於下面這一特定原因：當下流行的中上階層知識分子與他們的「無產階級」同行們之間的疏離，能夠被克服。「民粹式的浪漫主義」之影響，必然被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所擊潰。它可能被馬克思主義所取代，但那「巨大且具根本性的農業問題」，不可能由蘊含於馬克思主義內的「思想手段」所掌握。相反，它唯有通過自主的組織才能解決。而這的確能最終把知識階層的兩翼，再次帶到一起。「因此，對自由主義來說，生死攸關的是，它將繼續把與官僚集權及雅各賓集權的鬥爭視為它的天職，把向大眾傳播不可剝奪的人權這一舊式個人主義原則視為天職，而這些『人權』對於置身西歐的我們而言，似乎已經『平淡無奇』，正如黑麵包對於一個豐衣足食的人來說，已經平淡無奇。」自由主義必須趁現在趕緊行動。「被大加批判的生產『無政府主義』，以及同樣被大加批判的『主觀主義』」，可能提供了最後一個機會，「來從根基開始建構『自由』文化」，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在俄國。而這正是我們必須以極大的同情來對待「俄國爭取自由的鬥爭」的原因，無論民族間有多麼不同，甚至國家利益（有所衝突）。

　　對韋伯來說，國家利益當然非常重要，但是，自主的自由「人格」同樣重要。這一點清楚地表現在韋伯對（一戰前十年中）社會政策協會會議上幾次爭論的介入中。比如，在1905年討論大型工業中的工作關係的會議上，韋伯明確地把他的「價值視角」界定為是「性格學的」（characterological）視角；他想要知道的是，處於特定生存狀況的人，將會變得如何。他呼籲注意德國工廠里為工人們所設定的懲戒規則中所使用的語言。韋伯把這些語言稱為「官方行話」，它們詳細地說明了對各種各樣越界的懲罰。「德國公民越少在政治事務上有發言權」，韋伯總結道，他們將會越加堅持在他們自己企業里的統治權。但對德國而言，這一「對支配的市儈式渴望」，不但代價昂貴，還「扭曲了我們勞動人口的性格」。韋伯支持布倫塔諾反對德國勞動法的片面性，它用盡心機保護罷工的破壞者，同時卻允許僱主以解僱來威脅參加工會的工人。然而，對勞工來說，工會自身就極具價值，無論它們是否在與管理層的衝突中斬獲甚多。因為僅僅工會自身，就能培育並維持工人階層「騎士式的榮譽感」及「理想主義」。這讓我們想起滕尼斯的看法，即工會代表了現代世界中「共同體」的一個新源泉。社會民主黨，雖然相比工會而言並不是那麼可欲，卻也是在「針對普魯士國家及其警察的瑣碎戰爭中」一面不可或缺的盾牌。

　　在1905年年會的另一次會議上，韋伯又與施莫勒就下述問題針鋒相對，即大型聯合企業和卡特爾的委員會中，是否應該增加政府代表。施莫勒顯然不贊成「議會式的嘮叨」。韋伯則以一種有意誇張的簡化方式回應到，德國的「偽憲政」體制，並沒有議會體系的好處，卻有著議會體系的所有壞處，包括政黨任免權在內。因此，他懷疑公司委員會裡的政府職位，並不會如施莫勒所暗示的那樣吸引「利他主義者」。相反，它們將會成為支配性政黨提供給它的客戶的「俸祿」。韋伯相信，重工業與普魯士公務系統結盟，只會強化官僚制的愚昧效果。事實上，韋伯質疑實業家們是否對社會民主黨（作為對中產階級的一個威脅）的生存感興趣，正如他質疑社會民主黨是否對能加強其工人基礎的鎮壓感興趣。

　　在1907年關於德國市政府（選舉）的爭論中，韋伯批判了協會中另一位資深成員瓦格納（Adolf Wagner）的觀點。瓦格納呼籲修正市政府選舉中的普遍選舉權，以防社會民主黨人獲勝。韋伯表示反對，認為在政治上可接受的對普選權加以修改的時代早已過去。此外，對於社會民主黨執掌地方政府而言，誰該更害怕呢：「資產階級社會還是社會民主，尤其是社會民主中那些作為革命意識形態的擔綱者們」？與其他大眾組織一樣，社會民主黨也在經歷官僚化。政黨內職員們的利益與革命空想家的激情之間那明顯的張力，如果聽任其發展的話，必然會尖銳化。顯然，如果社會民主黨人被允許加入老練的組織行列，這將會嚴重地威脅到他們的革命激情。

　　我將非常樂意帶著我們的德國君主們去曼海姆（社會民主黨黨代會所在地），讓他們看看（這些代表們是如何行動的）……俄國社會主義者們……對他們曾敬為是未來大革命擔綱者的社會民主黨已經無可奈何……這一政黨中的中下階級的面相清晰地呈現了出來：一個吹毛求疵的瘸子……取代了他們曾經在聚會中習以為常的（對信念的）革命激情。

　　在控制了一個市政府之後，社會民主黨可能剛開始還會做做姿態。但是，基於對選民利益的考慮，他們將會最終追求新重商主義政策，以吸引僱主們來到他們的城鎮。西西里的卡塔尼亞公社，現在正在社會民主黨人的控制中，卻是島上最繁榮的城鎮之一。在韋伯看來，對德國政治來說，基於中產階級對社會民主的恐懼而產生的政策，比社會民主本身要更具破壞性。顯然，沒有什麼東西能比取消國內自由這一其他國家已經實現的權利，更加損害德國在國外的聲望。

　　1909年，社會政策協會討論了自治市的公共企業問題。韋伯在他的評論中再次反對瓦格納，並控訴了許多老一代成員對官僚制的過度熱情。韋伯把協會中青年的一代，歸為「我們並不這樣認為」。他不同意私人企業家在可能的情況下應該由公共官員所取代。他反覆強調，在大型公司的委員會裡派送政府代表，將會導致按照僱主的需要來調整社會政策。他完全承認「官僚機制在技術上的優越性」，以及德國公務員極高的道德標準。然而，他也指出，法國、美國甚至英國，在沒有（道德上）可靠的官員的前提下，也表現出色，尤其是在外交領域。就像韋伯所堅持的那樣，我們許多人都把國家權力作為我們的終極價值。

　　因此，韋伯至少部分地重申了他在弗萊堡就職演講中的立場。然而，他的闡述似乎也強調了另一個他同樣關心的問題。韋伯讓我們想起了古埃及官僚制以技術上完美的形式重生這一暗淡的遠景。

　　我們關心的問題，並不是我們如何才能改變這一發展，因為這在我們的能力之外。問題毋寧是：這一發展將會給我們帶來什麼東西？……我們意識到……儘管存在許多例外，（德才兼備的）人在官僚等級制中，確實也有機會得到提升，正如大學……宣稱它們給有才華者提供了舞台。但是，一想到這個世界某天將僅由教授們組成，就讓人覺得可怕……但更讓人可怕的是，一想到這個世界將由那些小齒輪們居住，這些人……雙眼緊盯著一個小職位，並努力追求一個更高的小職位——你將會越來越多地在當今德國公務系統的精神中發現這一狀況，正如古埃及文獻中描述的那樣，並且最重要的是，在它的繼承人，即我們的學生中，也發現了這一狀況。

　　彷彿我們是需要秩序並且僅僅需要秩序的人，在秩序被鬆動的那一刻，我們變得緊張和懦弱……彷彿世界將僅僅充斥這樣的秩序人——這正是我們所面臨的發展……因此，核心問題並不是我們怎樣去支持……它，而是我們該做什麼來抵抗它……以從官僚理想的支配中……保留一點人性。

　　顯然，這一關於「官僚化之人性代價」的遠景，比韋伯所寫的任何關於國家大義至上的文章，都要更為激情澎湃。

　　韋伯1909年對瓦格納的回應是一個徵兆，表明社會政策協會內部，不同政策偏好之間的張力漸增。到1909年為止，韋伯已經挑戰了社會政策協會裡所有重要的年長成員，布倫塔諾除外（他和韋伯都堅持工會的權利）。韋伯擔心，協會內部的分歧，會對協會的公共影響，以及社會政策事業本身造成衝擊。果不其然，有影響的實業家和僱主協會，對「講壇社會主義者」的抱怨聲越來越大，並要求他們實業家和僱主的觀點，必須在經濟學界那裡得到表達。在1908年所謂的「伯恩哈德案」中，韋伯公開反對普魯士文化部在柏林大學「強制安插」一個親企業家的經濟學家。緊接著，他選擇不去參加施莫勒的七十周歲慶典，而是給施莫勒寫了一封信作為替代。1912年，韋伯試圖組建一個聚會，好讓組織里的年輕成員，能在這個聚會上表達他們對老一代人的總體目標之持續支持——進而抑制公眾對改革的反對情緒。但是，布倫塔諾拒絕去柏林，施莫勒則以身體不適婉言拒絕。隨後，韋伯試圖發起一個由擁護社會進步政策的中產階級支持者們組成的更為非正式的聚會，但是，由於個人之間實質性的分歧，這一提議也失敗了。事實上，在和布倫塔諾協商的過程中，兩人的關係破裂了，而這必然增加了韋伯的疏離感。彷彿學術性社會政策的整個傳統正處於危險中，此時的德國也正在邁向第一次世界大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