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界名家評說高華(時代周報 2012-1-5)

高全喜

高華教授走了，這些天來，我的心很是憂傷，一如一年前蔡定劍教授的離世。一說到高華，人們自然會想起他的宏篇巨制，它標誌著一個歷史學的時代。不過，我對於高華著作的解讀，卻因為這些年自己跋涉於憲法學，而不同於歷史學的視域。在我看來，高華的著作以及他的思考，具有著獨特的憲法學的蘊含，或者說，他的延安整風和毛澤東的研究，對於我近年倡導的政治憲法學別有一番指導性的意義。

記得前不久我參加香港中文大學的一次會議，曾經與許紀霖教授談到他們學校的幾位中國現代史的教授，高華、楊奎松、沈志華他們殫精竭思所勾勒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對於理解現代中國的立國之憲法，扮演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一個國家總有自己的國家綱紀，不是憲法就是別的什麼，它們在共和國的歷史中一言九鼎，勢如破竹，不可抵擋。中國的憲法雖然可以寫在紙上，中看不中用，但肯定還有另外一種實質上發揮強大作用的「憲法」。它們在哪裡呢？高華他們的著作可以隱微地為我們提供一扇探其奧秘的門徑。

獨自漫步在香江邊上，我曾經閃過一個念頭，他日去南京，一定找高華好好聊聊，聽聽他對於我所解剖的中國憲法序言的看法，因為，中國憲法其實與毛澤東思想有著一體性的關係，而這個思想的歷史生成與高華的研究若合符節，從某種意義上說，搞清楚延安整風運動，搞清楚高華的研究主題，也就對於中國憲法之政治性、階級性、革命性、組織性有了歷史的理解，對中國憲法本性有了真切的理解。我不知道高華對此有何高見，我很想從他那裡得到一種歷史學的評點。

然而，這個念頭再也無法兌現了，我很悲傷。我知道高華的患病，也曾去過電話談些我過去戰勝疾病的經驗什麼的，但總覺得沒有什麼大不了的，總會好的。此次高華的辭世，尤其是嚴搏非的一番陳詞使我感到震撼。50年代的一幫人開始去世了，我們60年代的一幫人該如何呢？時間過得好快啊。

說起來，我是最近幾年開始逐漸進入中國歷史的，尤其是現代中國歷史，當然我說的現代指的是1840年以後的中國近現代史，我覺得馬關條約以降，我們經歷了三個半的中國，一個是晚清開始到1912年的中華民國，其中辛亥革命是轉折性的標誌；另外一個是1927年開始的中華民國，國共兩個黨制國家的鬥爭史，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其中，抗日戰爭時期的延安整風與毛澤東思想的崛起，決定了第三個中國的建國方略；此後，大陸中國作為主體，經歷了「文化大革命」，80年代開始改革開放進入一個新時期，而台灣地區，則經歷了專制獨裁、民主憲政，至今這兩個政治體還沒有「憲法」性聯合起來。對於真實地理解現代中國，高華的著作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我這樣說，不僅是指一般的歷史學價值，而是從政治學、憲法學來說的。中國共產黨是以革命建國的，革命的正當性來自哪裡，來自中國革命史，來自共產黨的歷史敘事，這裡的靈魂就是黨的思想路線與組織路線。高華歷史學的獨創性，在我看來，就是擺脫了意識形態的話語，用一個客觀性的史家的卓越見識與縝密的實證材料，揭示了這個現代中國的生命密碼。

作為一個憲法學者，我從高華的筆縫中，讀到的不僅僅是過去多年的一段風雨如晦與金光閃閃的歷史，而是憲法背後的那股魔力—一種塑造中國國家本性的那種力量。也許高華並沒有憲法學的意識，但他有良史的洞察力和正視幽暗的勇氣。都說人民主權是現代國家的合法性根基，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但高華的著作似乎並沒有簡單地服膺於這套說教，因為他看到的不是人民的個體之如何如何，而是一個人民的大救星—紅太陽是如何升起來的。在此我想到馬克斯?韋伯，他筆下的卡瑞斯瑪，這也是一個國家得以立國的法統。但每個國家的卡瑞斯瑪是不同的，現代中國的卡瑞斯瑪，高華自然有著自己冷靜的解讀。

蘇格拉底被雅典的民眾判處死刑，因為他褻瀆了雅典的神靈。這些天我翻讀著高華的著作，不禁黯然傷神，半個世紀過去了，我們這個老大的中國是否走出了自己的神靈世界。我們是否已經不需要一個救星了。對於現代中國公民來說，高華的著作無疑是一部憲法教科書，他啟蒙我們走出神話世界，做一個自由擔當的個體公民。要知道，現行憲法也是以保護公民權利、人民福祉為標尺的。但是，公民意識是要培育的，我感覺讀歷史，尤其是高華筆下的歷史，毋寧是最好的公民培育書，是最好的建國敘事書，它使我們在當今浮華喧囂的盛世之聲中，領略到另外一種真實的面相。歷史沒有過去，也不會過去。

高華，現代中國的蘇格拉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