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北方：知識的另一種可能性（下）

李北方：知識的另一種可能性（下）

我上面講了知識，接著講講知識分子。什麼是知識分子？毫無疑問，就是掌握了知識的人。知識分子有狹義的和廣義的概念，狹義的概念是以知識的傳播和生產為職業的人，比如大學老師。廣義的知識分子，如一個單位里的會計也是知識分子，因為財務也是知識。隨著時代的發展，知識分子的門檻也在不斷變化，剛建國的時候一個初中生就可以算知識分子了，現在有變化了，至少我覺得名牌大學的本科畢業生也應該算是知識分子了吧？所以，我們這一屋的應該都算知識分子。

談知識分子之前我再提出另外一種對於權力分類的方式，就是政治權力、經濟權力和文化權力。但凡權力，就具有公共性，這沒有什麼好討論的。但是，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整個世界，無論東方還是西方，全人類的思維方式是，只把對權力公共性的要求限制在政治權力。比如說你是個政府官員，你掌握公權力，你就能把權力私有化，那就叫貪污、瀆職，要負法律責任，國法黨紀等著你。但是掌握經濟資源不是一種權力嗎？當然是。你在私營企業里工作，難道你的老闆沒有支配你的權力嗎？我們印象非常深的是鳳姐，發過一條微博，有一天也不知道怎麼了，說了一句特別發人深省的話：我痛恨這個國家，因為沒有基本的社會保障制度，我曾經經歷過多少次這樣的情況，最怕出現的就是我的老闆說你明天不用來了。她說每當聽到這個話的時候我就感到很絕望，我就想明天是不是要被餓死。沒有人判我死刑，但我卻有可能因為丟掉工作而喪失生命。大家想想，經濟是不是一種權力？但是為什麼沒有人要求經濟權力也要保持公共性？為什麼用經濟掌握了經濟權力去積累更多的權力，用錢掙更多的錢是合理的？為什麼這種權力的繼承是合理的？當然，西方國家還收點遺產稅。但是，為什麼這個問題不可以提出來討論？沒有人討論。他們討論的是什麼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這個還要寫到憲法里等等，我覺得這簡直是瘋了。但這個不是我們今天的主題，就一帶而過。

接下來我們談文化權力。誰掌握了文化權力？是知識分子。問題是但凡權力就有公共性，那你掌握了知識就掌握了一定的權力，你的權力要不要保持公共性？就是說，我們為什麼而讀書？讀書為了學知識，學了知識你怎麼用這個知識，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所以，自然而然我們就過渡到知識分子上面了。知識分子，讀書，上大學，目的是為了什麼？像武訓那樣說，是不受人欺負，能過上好日子，這是一種。更普遍的，我們都聽說過，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知識傳統。在這個裡面，你看到權力的公共性了嗎？沒有。通過學習獲得知識獲得一定的權力，然後把它全盤私有化了，大家也認為這個是天經地義的。這應該嗎？難道不應該提出挑戰嗎？當然，在我們的文化傳統里也有另外一個支脈，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等等這樣一種知識分子的關懷。但是，總體上來講，知識分子一直是統治集團的一部分，是壓迫集團的一員，而且他承擔著為整個不平等的社會制度提供合法性的解說的功能，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王斯福教授（Stephen Feuchtwang）是我在LSE念書時的老師，他在解釋中國文明的時候，用"writing"，即"書寫"來闡釋中國的文明。當然對他來講，文明這個概念有特別的含義，跟我們平常講的不一樣。他講文明最重要的是兩點，就是"hierarchy"和"aspiration"，就是人的"等級"以及通過等級上升的"渴望"。如果用這兩點來解釋中國的文明的話，就用"書寫"作為一個中軸來解釋。書寫能力自古以來就是很重要的一種能力，因為中國字很難寫，一般沒有念過書的人他會說話但不會讀不會寫。所以在過去你只要會寫字，你可能沒有什麼功名，卻可以相應地獲得一些權力。一個村子裡面只有你會寫字，有老太太想給兒子寫封信，她就會要求你寫，回信來了她不認字也要求你幫她念信，這就相應產生了某種權力關係。再如，你求人家寫副對聯，你總要給人家意思意思，這個人在人群裡面就會獲得一定的社會聲望和社會資本，也會產生一定的權力關係。也就是說，讀書人自然而然地會受到一定的尊重，獲得一定的地位。

那麼同時，我要問的問題是，知識分子這個群體對得起這份尊重嗎？總體上說是沒有的。知識分子這個群體特別的討厭，特別的煩人。他不但用他掌握的知識為自己說事，還順便喜歡噁心別人。比如說李安導演，他也是知識分子，拍《斷背山》，然後就說"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座斷背山"，這讓人很生氣啊，他也不管你有沒有，就說每個人都有。像十七十八世紀西方的那些知識分子很變態，生活混亂墮落，衛生條件又不好，所以很多人得了梅毒性病。於是，在他們這個圈子裡面，就會把得性病得梅毒變成一種風尚，得了這個病的人腦子變得比較敏感，精神比較脆弱，身體也比較脆弱，有點像咳一口血然後給大家看，竟然成為一種時髦一樣。知識分子怎麼可以無聊到這個程度呢？福樓拜說，每個人的骨子裡都有梅毒的因素，他也不管你有沒有，就這麼說。中國有句古話，叫"仗義每從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你好好想想，這話對不對？杜十娘怒沉百寶箱，那麼俠義剛烈的女子，當時辜負她的是什麼人，也是讀書人。前些天，在上海發生一個事，說一位農民工取了一萬多塊錢工資準備回家過年，結果撒在大街上，好多人撿跑了，只有兩個人撿到七百塊錢給送回來了，這兩個人都是掃大街的。我估計那些拿了錢跑掉的人平均知識文化水平要比這兩個清潔工人高，但是知識水平和道德水平真的成正比嗎？絕大程度上是成反比的。我們今天這個民族的美德，在什麼樣的人身上在延續？真的不是知識分子，反而是那些老百姓。

中國歷史上有這麼一個破天荒的時代，就是毛澤東時代。那個時代對知識分子是非常不客氣的，比如1957年的整風運動。我們可以回憶一下，看看那個時候的老百姓是怎麼看待知識分子的。這是王紹光的一段話，他根據一位叫李敦白的當時在中國工作的美國人的回憶來寫的。我給大家念念："那些知識分子--學生、公務員、作家、編劇、教授以及詩人群體抗議時，其他人縮在一旁觀看。對絕大多數北京市民來說，這些批判黨的人並不是爭取學術自由的英雄，相反，大多數人認為這些人是自私自利、不知感恩的城市書獃子。要求民主只是一種策略，目的是為了奪得黨的領導權，這對他們來說極為重要。郊區農民認為，如果這些知識分子掌了權，他們就會失去土地。工人也擔心他們剛剛取得的一天八小時工作日和基本工資。"李敦白還提到有些教授在報紙上發表言論之後，就必須被公安保護，以免憤怒的工人衝到他的家裡進行攻擊。在廣播電視局，印刷工人也拒絕對某些在節目中重複個人觀點的學者印刷講稿。"我們工人在解放後才開始被當成人看，我們不會去印這些攻擊黨的稿子。"李敦白的丈母娘是一位普通的勞動婦女，她乾脆說這些知識分子的言論統統是放屁！

——這是一種評價。

那今天大家對知識分子怎麼評價？教授叫"叫獸"，嚎叫的野獸。知識分子有兩個特點，知識分子跟啟蒙有特別的關係，他們特別喜歡講啟蒙，同時也特別喜歡啟蒙別人。因為啟蒙是一個居高臨下的概念。但是我們要談一談，什麼叫作啟蒙？魯迅有篇文章叫《破惡聲論》，建議大家去讀一讀。但這篇文章特別難讀，你要配合一些解讀才能讀懂。汪暉老師有篇《聲之善惡：何為啟蒙？》對《破惡聲論》的解讀，如果要讀的話要對照著讀，否則很難看得懂。魯迅當時也在講啟蒙，他說當時是一個"無聲的中國"，不是說中國沒有聲音，而是亂七八糟沒有"真正的聲音"、沒有發自內心的聲音。他說要打破體制上的禁忌，需要一二士站出來，有一個人兩個人發出"真的聲音"來。這個"真的聲音"從哪裡來？來自心聲，來自內造，一種內在的心情，真誠的信仰。人，知識分子，至少要有正信，堂堂正正的自己的信念。而對那些隨波逐流的，什麼時髦講什麼的，他管它們叫"偽信"。他們所秉承的信仰魯迅認為叫"敕定正信"，就是別人給他規定好的，他靠這個來混口飯吃。所以這樣的人不配做真的知識分子，魯迅叫"偽士"。他提出個概念叫"偽士當去，迷信可存"。寧可要迷信，也不要這些虛偽的知識分子。因為迷信，它是正信，是生命里的習俗，是人組成的一部分。

《聲之善惡》

《破惡聲論》

再講講知識分子與道德的關係。尤其是經濟學家，他們喜歡宣稱不講道德，講效率等等。但這個是經不住任何批駁的。前面我跟大家講政治文化，政治的合法性，合法性怎麼來確立？合法性是要打動人心的，讓人相信這個理念是對的。這個政權是合法的，我才接受這個統治。所以它打動人心的關鍵就在於道德。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是《南風窗》的讀者，香港中文大學的周保松先生最近一直在我們那開專欄，他是個自由主義者，當然我們的政見不同。但他在做的一個事情是我蠻欣賞的，他至少把自由主義和道德關聯起來，他說我們自由主義者要恢復自由主義政治理論的道德屬性，否則的話你不能描述一個道德的世界,你就沒有感召力等等。但有些人直接把道德的那一面撕掉了，還用構建另外一套理論，創建另外一種知識，說這個東西要和道德相切割。這樣做的目的其實只有一個，就是去掩蓋缺德的那一面。所以說，我們要大講道德，把道德作為一個標杆，作為一個批判的維度樹立起來。

今天我講了知識和知識分子，我提出的另一個問題就是，知識分子應該如何運用手中的權力？關於知識分子，有各種各樣的說法，比如說薩義德（Edward Said）講知識分子要做一個局外人，要做精神上的流放者，要向權力說真話等等。我推薦許紀霖的一本書叫《知識分子十論》，裡面有一篇文章梳理了各種各樣的理論，講知識分子應該怎麼做，可以作一個參考。我們在新中國的歷史背景下來看，新的社會需要新的文化，也需要新形態的知識分子。新形態的知識分子要去負責生產新的知識，因為每一種知識體系都預設和支撐一種權力結構，你要去生產一種能夠支撐一個平等的社會的知識體系，然後為這樣一個平等的社會去服務。所以說，那個時候就要求知識分子以人民的立場，就是站在那些舊社會被侮辱、被損害的老百姓的立場上去建立一個新型的文化，有利於他們當家做主的文化，把帝王將相從舞台上趕下去，讓工農兵佔據舞台的中央。關於這一系列理論當然是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里有一個精確的總結。毛澤東講知識分子的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工作對象的問題，你用什麼樣的方式為人民服務？建國以後發生過多次針對知識分子的運動，其實也是在改造知識分子。比如讓他們下鄉去勞動，向貧下中農學習。這裡面不要有誤解，不是說讓他們去學習怎麼種地。社會是有分工的，種地是農民的事，知識分子你是知識的生產者，你下鄉不是去學種地而是去體會勞動人民的艱辛，他們的不容易，你要跟他們站在一起，說他們想聽的話，寫一些有利於構建新的政治文化的文章。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那個時代還關注一個問題，在傳統的專業的知識分子之外，普通人也要跟知識和文化儘可能地發生關係。那個時候有句口號是"人民群眾要成為科學的主人"，不是說科學技術要被一部分人壟斷，然後作為壓迫他人的工具，而是每個人要成為科學技術的主人。在這個問題上最典型的例子，是那個年代的赤腳醫生。大家多多少少都會有跟大夫打交道的經歷，你沒得過病也有過體檢。知識的權力屬性在醫生身上體現得最明顯。因為他掌握身體的奧秘，你病了必須去找他。他要說"脫"，你就得脫，你拿他沒有任何的辦法。這裡我還要推薦大家看另外一個電影叫《春苗》，是70年代後期也就是"文革"後期拍的。春苗是村裡的一個年輕漂亮的姑娘，她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掌握了基本的醫療技術，當了赤腳醫生可以給村裡人看病。這裡醫術作為知識和人的關係特別值得思考。因為對於大夫來講，在他眼裡你就是個病人，除此之外什麼都不是。但是赤腳醫生，完全扭轉了這個關係。因為他生活在村子裡面，要麼是他的親人，要麼是他的朋友，七大姑八大姨都很熟悉。在面對這些人生病的時候，他的感覺不一樣，他不光是面對病人也是在面對親人，這就把醫患關係作了一個根本性的扭轉。這是非常值得思考的問題，也是非常值得一看的電影。

順便我們可以延展一下，談一談文藝與政治的關係。你看那個時候的《春苗》、《紅燈記》，它們塑造了很多底層人民的形象，尤其是底層女性的形象，特別高大陽光正直。但是到了今天你可以對比一下，有個電影叫《求求你，表揚我》，就是范偉演的一個小人物，在城裡混生活，做了一件好事，非要到報社裡去發一篇表揚稿，磨磨唧唧地不做成這件事不罷休。這樣一個底層人物的人生意義就寄托在那些比他更有權力和知識的人對他的肯定之上，他就沒有自主性了。你去看看兩個時代對底層人物的表現，你就知道政治就是文藝，文藝就是政治。

我再簡單談談當今的知識分子，我們可以有若干的分類，比如體制內的、體制外的。今天就主要談最近幾年新產生的一個物種，叫"公知"。"公知"當然是來源於"公共知識分子"，但是意思已經被改變了。按說我這樣的人，也叫"公共知識分子"，但我就不是"公知"。我曾經寫過文章來分析"公知"。公知，當然不是專業的，他可以是各行各業的，可以是官員，可以是政治家，可以是商人，可以是演員，還可以是作家、律師、記者等等。他們這些人之所以能捏和在一起，成為一個物種，主要是因為他們共享了一種話語體系。我在文章里主要談到兩點：一個是所謂"美國想像"。他們想像有一個完美的極樂世界，就是美國。這個美國又不是一個真實的美國，而是充滿了美化、充滿了對歷史的歪曲的美國形象，但這個東西是不容觸動的。所以無論美國做了什麼壞事，他們都有能力有辦法把這事給圓過去。另外一個就是"體制批判"，他們的方法是"一切歸到體制上"。但是他們在做這事的時候從來不去區分體制的複雜性。比如說，改革開放之前和之後中國的政治體制發生了非常巨大的變化，有兩個時代混雜的因素摻和在一起。他們要做的事就是把所有一切的問題都歸在改革開放前的體制上，也就是傳統的社會主義體制上。他們是堅定地把所有的包括中共本身產生的一些問題都歸到社會主義上面去。他們最終的目的其實也非常清楚，就是要把社會主義這兒點根徹底地挖光。現在這批人已經把改革的目標對準了農村的土地，最後一點為數不多的還有點社會主義色彩的東西。什麼時候達到這個目標，什麼時候他們才罷休。

他們要推進的是一個非常激進的新自由主義的改革，所有要做的一切都是要為這個改革辯護，他們的措施就是把改革的問題也丟到改革以前去。這是他們兩個特別典型的思維方式。他們鼓吹自由競爭、市場等等。他們信仰的是叢林法則，是弱肉強食，是社會達爾文主義。這一套是什麼？是動物世界的法則。大家看過動物世界都知道，好像狼吃羊、獅子吃羚羊是天經地義的。我剛才也提到，我們是由什麼來定義的？是我們的思維方式，也就是你有什麼樣的思維，你就是什麼樣的人。這群信仰叢林法則的人，信仰動物世界法則的公知，他們本質上是什麼？我很不客氣地說，他們本質上是畜生，因為它們有那樣的頭腦。

公知的論述，即他們的"體制范兒"，會造成一個傳統和現代的對立，他們的技巧是把"文化大革命"算成中國傳統社會的尾聲以及最高潮，然後"文革"的結束才是中國現代社會的開始。他們論述的軸心是"文革"，先給"文革"釘上一個釘子，說這個東西是絕對錯誤絕對邪惡，無所不用其極用各種造謠污衊扯蛋的方式來定性，然後自己就站在"文革"的對立面，以此證明他自己完全正確。所以你要直接和他們去討論，最後他的殺手鐧就是，你要為"文革"翻案嗎？！

我前面講了兩個問題，一個是知識、知識分子，知識的屬性，概括一下講，知識就是權力，權力具有公共性，知識分子就是掌握這種權力的人，你要怎樣去運用這種權力。你是以權謀私，還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所以，我要做一個結尾：這是個末法時代，群魔亂舞。在這個時代，最終我們要改變這個時代、推進社會進步的話，一定要從改變我們的思維方式入手。當今很多批判性的思想家都在講必須改變我們的思維方式，比如大衛·哈維（David Harvey），他說：如果全世界的大學裡仍然在繼續教那些neoliberalism"s rubbish，那我們會沒有什麼希望。你看看屌絲們滿腦子都是高富帥，那這個社會是沒有前途的。

我向大家提出一個建議，你們未來都面臨著選擇，怎麼樣運用自己的權力，你們也是知識的生產者，因為知識的生產是隨時隨地進行的，你看一本書，你怎麼把它記在腦子裡，你再用什麼方式把它闡釋出來，這都加入了我們很多主觀的東西在裡面，有你的創造在裡面。我們在寫東西和說話的時候都是在進行知識的生產，問題是怎麼做，你站在誰的立場上，是站在人民的立場上還是反對人民的立場上。未來大家會幹各種各樣職業的，會對這個世界產生重要的影響，有的人學理科會當科學家。我想起來浙江大學有個叫鄭強的教授，，他每新教一個班都要給學生提出一個問題，說：我教你們幹什麼，你們將來用它們去幹什麼？我在這教完，你們有的研究生跑到美國大學裡，然後找到什麼實驗室，比如杜邦公司，搞導彈設計，然後美國一個導彈打過來把我炸死了。所以說你要不要想這個問題，你學的知識要為誰做貢獻呢？如果將來有誰做一位科技工作者，確實會碰到選擇服務對象的問題，一方面是帝國主義的體系，另一方面是資本家增值的工具。那還有一方面，我們是不是可以像錢學森、李四光這樣老一輩的科學家，去做一個人民的科學家？將來也會有同學去做公務員當官，你是做一個貪官昏官，還是做一個"敢與惡鬼爭高下，不向霸王讓寸分"的好官？也有會做律師做法官從事法律工作的，你是通過形式主義的程序正義去追求實體正義，去幫助每一個當事人感受到公平正義，還是當一個流氓、訟棍？當然也有會當專業的學者，你要當什麼樣的學者呢？是當學霸學匪學痞學棍，還是做一個人民的知識分子？我提出這些問題，希望大家好好琢磨一下，將來該做選擇的時候，怎樣做出自己的選擇。

最後，我念一段馬克思年輕時寫的話作為結尾：

如果我們選擇了最能為人類福利而勞動的職業，那麼重擔就不能把我們壓倒，因為這是為大家而獻身；那時我們所感到的就不再是可憐的、有限的、自私的樂趣，我們的幸福將屬於千百萬人，我們的事業將默默地、但是將永恆地發揮作用地存在下去。面對我們的骨灰，高尚的人們將灑下熱淚。

謝謝大家。

因篇幅問題，本文將分為上下兩部分分別推送，

請留意關註上篇。

（原載《天下》雜誌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