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讀《金瓶梅》

古耜

2007年06月12日09:12來源：《文匯報》

　　張愛玲在《紅樓夢魘·自序》中談到自己讀《紅樓夢》和《金瓶梅》的一些感想，進而寫道：「這兩部書在我是一切的源泉，尤其《紅樓夢》。」如果我們把這裡的「一切」限定在文學創作，特別是題材和風格的範圍，那麼應當承認，這樣的自白是真實和準確的。因為事實上，我們不僅可以在張愛玲的小說里，咀嚼出《紅樓夢》和《金瓶梅》的味道，而且還能夠從她的散文和學術著作中，直接發現「紅」「金」二書對其創作的影響和浸透過程。關於後一方面，已有若干學者和作家撰文加以探討和總結，只是這些文章大都集中於被作家冠以「尤其」的《紅樓夢》，而對於作家筆下的《金瓶梅》，卻一向鮮有涉及，更缺乏必要的梳理和評價。其實，張愛玲談「金」的文字，雖然遠沒有論「紅」那麼多，也未曾像論「紅」那樣形成系統見解和專門著作——它們只是穿插於作家的文章和話題之中，但就是這些斷鴻零雁、吉光片羽式的文字，卻同樣不乏卓識和洞見，且同樣閃爍著作家特有的智慧、素養和性情，因此，它們依舊值得我們留心和關注。　　鼎盛於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英美新批評，曾有「細讀」一說，意在特彆強調對文本的精細閱讀。而張愛玲對於《金瓶梅》的閱讀，顯然稱得上精細認真。這從她那信手拈來而又恰到好處地引用上可見一斑。譬如，散文《童言無忌》，不過是作家「說說自己的事罷了」，但其中在談到「我」對衣著和色彩的看法時，便很自然地拿來了《金瓶梅》的細節：「家人媳婦宋蕙蓮穿著大紅襖，借了條紫裙子穿著；西門慶看著不順眼，開箱子找了一匹藍綢與她做裙子。」應當承認，這樣的細節是很容易被一般讀者所忽略的，但它在張愛玲筆下，卻凸現出色調對比與和諧的意義。這說明作家的閱讀是別具慧眼與慧心的。同樣的情況還轉見於胡蘭成的《民國女子》。該文寫道：有一回，作者想要形容一下張愛玲的行坐走路，總是找不到好句。這時，張愛玲代他道：「《金瓶梅》里寫孟玉樓，行走時香風細細，坐下時淹然百媚。」這幾句隨口說出的玩笑語，雖然包含著張愛玲式的自戀與自矜，但在客觀上確實寫活了富貴女子的風神氣度，可謂靈妙之極的移花接木。由此可見，對於張愛玲來說，《金瓶梅》早已因為反覆把玩而爛熟於心，所以應用起來得心應手，每臻化境。　　張愛玲非常看重《金瓶梅》的美學和文學含量，但卻並不把它僅僅當作文學寫作的摹本與借鑒，而是在此同時，以自由且自然的態度，於經意或不經意之間，深入發掘和評價著其多方面的文化價值。如她的《中國人的宗教》一文，在談到中國文學每見的整體悲哀和細節歡悅時，筆鋒一轉，引入了這樣的話：「因此《金瓶梅》、《紅樓夢》仔仔細細開出整桌的菜單，毫無倦意，不為什麼，就因為喜歡」。雖然只是寥寥數語，但它把《金瓶梅》的某種場面和意趣，一下子拉入了中華民族從悲怨情結到樂感文化的精神長河，使其生出豐富的內涵與張力。《「嗄」？》是一篇語言隨筆。它抓住《金瓶梅》里常見的「嗄飯」一詞，在方言的範圍內，進行語意、語音及其流變的考察，其結論雖然未必完全正確，但其過程卻充滿文化意味，同時也有助於讀者了解方言俗語。此外，作家在《國語本<海上花>譯後記》里，認為《金瓶梅》中僕人的有名無姓，可能是受胡人影響，因為「遼、金、元都是歧視漢人，當然不要漢人僕人用他們的姓氏」。這庶幾亦可作為民俗史研究的一家之言。　　同學者研讀《金瓶梅》主要依靠學理分析有所不同，張愛玲的讀「金」在很大程度上是藉助心靈的悟性，換句更直接也更具體的話說，是藉助一個作家面對文學作品所特有的敏感和直覺。這使得她對《金瓶梅》的判斷，常常能夠別具隻眼，舉重若輕。如《國語本<海上花>譯後記》寫道：　　「《金瓶梅》採用《水滸傳》的武松殺嫂故事，而延遲報復，把姦夫淫婦移植到一個多妻的家庭里，讓他們多活了幾年。這本來是個巧招，否則原有的六妻故事照當時的標準不成故事。不幸作者一旦離開了他最熟悉的材料，再回到《水滸》的構架里，就機械化起來。事實是西門慶一死就差不多了，春梅、孟玉樓，就連潘金蓮的個性都是與他相互激發行動才有戲劇有生命。所以不少人說過後部還不如前。」　　毫無疑問，這段表述十分精彩，質之以「金」書文本，亦可謂一矢中的，而內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正是作家建立在創作實踐基礎上的藝術直感。　　還有，作家在《紅樓夢魘·自序》里也曾明言：　　「我本來一直想著，至少《金瓶梅》是完整的。也是八九年前才聽見專研究中國小說的漢學家屈克·韓南（Hanan）說第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是兩個不相干的人寫的。我非常震動。回想起來，也立刻記起當時看書的時候有那麼一塊灰色的一截，枯燥乏味而不大清楚——其實那就是驢頭不對馬嘴的地方使人迷惑。游東京，送歌僮，送十五歲的歌女楚雲，結果都沒有戲，使人毫無印象，心裡想『怎麼回事？這書怎麼了？』正納悶，另一回開始了，忽然眼前一亮，像鑽出了隧道。」　　熟悉「金學」者，一般都知道韓南的說法，但在此之前，僅通過閱讀就有所覺察者卻不會太多，因為這當中一個可遇不可求的關鍵條件，就是藝術感官和審美直覺的高度發達。而張愛玲恰恰憑藉這一點，發現了《金瓶梅》的異樣。她的這種發現不僅為韓南的觀點提供了旁證，而且等於向世人宣告：就文學研究而言，直覺有時比學理更可靠。　　在中國文學史上，《金瓶梅》是偉大的，但又是有缺陷的，這種缺陷主要表現為那些少了節制而又缺乏美感的性描寫。關於這點，一向深愛著《金瓶梅》的張愛玲，分明有著清醒的認識和自覺的把握。大約是囿於貴族式的文化教養，她讀「金」書，保持著足夠的心理距離，目光行進彷彿意識不到那些性描寫的存在，更沒有任何刺激的感覺。用胡蘭成《民國女子》里的話說：「無論她在看什麼，她仍只是她自己，不致與書中人同哀樂，清潔到好像不染紅塵。」而一旦立論需要，她並不迴避對《金瓶梅》缺陷的批評。譬如，她的《論寫作》在談到當時文壇存在的一味迎合讀者的現象時，就尖銳地指出：「大家願意聽些什麼呢？越軟性越好——換言之，越穢褻越好么？這是一個很普遍的錯誤觀念。我們拿《紅樓夢》與《金瓶梅》來打比吧。拋開二者的文學價值不講——大眾的取捨並不是完全基於文學價值的——何以《紅樓夢》比較通俗得多，只聽見有熟讀《紅樓夢》的，而不大有熟讀《金瓶梅》的？……所以穢褻不穢褻這一層倒是不成問題的。」顯然，如此客觀辯證的審美態度，委實難能可貴，它迄今不失為看待名著的有益鏡鑒。　　當然，張愛玲讀《金瓶梅》也有不足之處。其中比較突出的一點，是她基本放棄了從思想和社會層面解讀作品。同時，她的某些見解和結論，似乎也有草率或武斷之嫌，譬如，她說《金瓶梅》里不吃鵝，就明顯不符合作品的實際。至於她把書中用一根柴禾就能燉爛豬頭的宋蕙蓮，錯說成潘金蓮，似屬偶然的記憶失誤，這裡就不再枝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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