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埃及清場悲劇再次驗證民主困境

埃及被認為是阿拉伯之春取得成功時間最短、代價最小的典範。然而在歷史上第一位通過公正、公平、全民投票選舉出來的總統穆爾西任職一周年之際卻被一場軍事政變推翻。再次上演「槍杆子裡面出政權」的鬧劇。令人難以理解的是，這場政變竟然得到了西方的默許，甚至西方還在激烈爭議這算不算軍事政變。大概是受西方的影響，不少海內外自由派公知居然對政變公然讚許和支持。

沒有合法性的政變自然引發穆爾西支持者的強烈抗議和反對。儘管如此，沒有人敢想像軍方會真的敢於武力對付這些抗議的平民。畢竟，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就是專制如穆巴拉克者，也沒有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然而，8月14日，政變上台的軍方終於武力清場。到目前為止，官方的死亡數字從死亡1人上升到278人（包括安全部隊），而穆爾西支持者的數據則高達驚人的2000以上！血腥的衝突也很快蔓延到全國各大城市。

最耐人尋味的是，埃及總理聲稱安全部隊保持了最大的剋制，也沒有使用槍彈，因為清場行動開始前就已經下令不得開槍（難道抗議者都是「自然死」？），相反，是穆爾西的支持者率先開槍，並且在現場搜出大量武器。而且特彆強調警察的傷亡數字。

埃及軍方如此殘酷的血腥鎮壓穆爾西的支持者，舉世震驚。歐洲各國紛紛表態譴責這起「恐怖大屠殺」，而世界上最發達的民主國家美國，其主管外交的國務卿克里竟然笑容滿面地出席記者會，對埃及軍方主導的大屠殺毫無譴責，僅僅說了一句「悲慘的」，並不痛不癢地說「暴力不是解決方案，通向暴力的道路只能帶來更大的不穩定、經濟災難」（但誰在使用暴力？抗議者嗎？）。與此同時，奧巴馬政府的官員提出的唯一「制裁」措施竟然是：「可能取消與埃及的軍事演習」。這和美國譴責敘利亞的態度和採取的行動完全不同。看來，受美國影響，海內外的不少公知們很快也要站在屠殺埃及平民的軍方一邊了。

發生在埃及的阿拉伯之春，迅速從喜劇變成荒唐的鬧劇和空前的悲劇，實是歷史的必然。如果看看人類歷史，一個國家向民主轉型的代價極為高昂，甚至是生死攸關的跨越。

英國作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憲政國家，經歷過兩次殘酷的內戰，一次軍事獨裁，一次復辟和一次光榮革命，但英國很幸運，當時歐洲大陸正在打仗，沒有任何外力介入。法國從1789年大革命算起，經歷了五個共和、兩次復辟、兩次帝制、一次君主立憲，還有一次短暫的巴黎公社，平均二十年來一次全局性的大變動，而每一次變動都是通過暴力、革命、復辟。至於今天的發達國家德國、日本，他們都到了國家被毀滅的程度，最後在其他國家軍事佔領之下，在失去了主權的前提下才走向了民主制度。其實日本明治維新第一個十年就發生了150多次農民暴動，後來還發生了內戰，死亡數萬人。明治維新還只是改良，是實君立憲，轉型成本就已如此高昂了。

其實中國自己也曾有過類似的經歷，只是代價更為不菲。這就是1912年建立的中華民國。簡言之中華民國是一個既沒有帶給中國獨立、也沒有帶來統一，更沒有帶來富強與尊嚴的時代。在其短短的三十七年間，經濟陷入破產，軍閥混戰，大規模的內戰，外敵入侵，國土分裂，從上到下的完全腐敗，等到它退出歷史舞台的時候，中國已幾乎到了「蠻荒亡國」的地步：人均壽命不足35歲，文盲高達80%。中國幾千年唯一一次落後於印度就在此時，甚至文革都未能做到一點。清末中國面臨的三大挑戰：極端的貧困和積弱不振、列強環伺的生存危機、國家的分裂和軍隊的軍閥化，中華民國不但一個都沒有解決，反而更加惡化。如果說清朝是倒塌的大廈，中華民國則不但連清理地基的工作都未能做到，而且把地基都丟掉了。外蒙古也就是這個時期，成為中國歷史上首個不是因為戰敗而喪失的領土。

在今天，海內外的自由主義學者們並不諱言民主轉型的代價。著名的歷史學家唐德綱認為中國一定會走向西方民主，現在正在過「歷史的三峽」。也就是說處於極度兇險、命懸一刻的境況。另一位自由派學者、去世不久的蔡定劍先生，他把民主化比喻成坐飛機：飛機是很危險可能會墜毀，但是因為飛機危險我們就不坐了嗎？可是如果把一個國家比喻成飛機、過三峽的船的話，飛機墜毀、輪船沉沒的時候國家不就毀滅了嗎？但是他們的比喻也確實說明了，向民主轉型的過程是十分危險。現在西方之所以看好印度的未來，就在於它們認為印度已經穿過三峽，中國則仍然面臨著高風險。在西方看來，中國走向民主化，即使不崩潰、國家不解體，也要發生長期和大規模的內亂和動蕩。

儘管民主轉型代價高昂是歷史定律，是普遍性，但僅就埃及而言，還是有其特殊性的因素存在。

首先，埃及是世界上高度貧窮的國家，人均GDP只有2700美元。更糟糕的是在全球經濟危機和革命引發的動蕩雙重打擊下，失業率高達31%（革命前僅為9%）。不僅如此，埃及這個國家文盲率高達27%，其中婦女的比重高達69%。

雖然在任何國家都可以搞民主，比如世界上最窮、最落後、最混亂的國家海地，已經民主兩百多年了，但要想有一個運轉良好的民主，經濟基礎（以及普及性的教育）是決定性的因素。

其次埃及是一個伊斯蘭教國家，由於伊斯蘭教沒有發生過西方基督教那樣的宗教改革、政教分離運動，至今，整個伊斯蘭世界還沒有找到一個有效的辦法化解世俗化與伊斯蘭教的矛盾和衝突。所以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如果一人一票的選舉，必然是伊斯蘭勢力獲勝。過去的阿爾及利亞、土耳其，今天的突尼西亞和埃及都是如此。其結局大多相似。或者軍方發生軍事政變，進而演變成全面的內戰，或者社會一直處於動蕩之中。

再者，有些穆斯林社會長期缺乏妥協和寬容精神，這種國民性在革命時可以表現為立場堅決，絕不退步。卻也造成當執政者做出讓步，準備走向民主時，國家錯過從上而下的、代價較低的轉型模式，甚至在民主成功之後，採用極端手段來解決衝突。這一幕在突尼西亞和埃及都反覆上演。當穆巴拉克宣布不再連任、自己的兒子也不參選、任期屆滿之後即進行全面、自由、公正的選舉時，卻被民眾拒絕了。結果權力被交給軍方，大大延長了過渡期。隨後又在穆爾西執政一年後，再次以街頭革命的方式，將首位民選總統趕下台，造成全國性的對抗，終至演變成空前的血腥悲劇。實際上，這種不妥協，已經把埃及的民主扼殺在搖籃中。歷史已經一而再地證明，在血泊中誕生的只有暴力，而不是民主。

最後，根據所謂的青年人指數，即15歲至29歲的年輕人比率超過50%的國家最易發生革命，最易激進。而埃及就屬於這一行列。青年人比率高，一方面可以推動革命的發生，但又另一方面也加大了轉型的動蕩程度。所以日本曾有媒體根據這一條認為中國不可能再發生革命。不僅是中國這個年齡段的人口少，而且大都為獨身子女，完全能得到父輩的庇護。

透視埃及的民主悲劇，除了歷史普遍性和它的特殊性之外，還應看看今天也同樣處於困境中的西方。

西方是現代民主制度的誕生地，但到今天，以2007年以來的次貸危機、金融危機、經濟危機、主權債務危機為標誌，已經全面陷入困境。截至2012年，歐元區債務佔GDP的比重高達90.6%，整個歐盟則高達85.3%。主要國家則分別為：德國81.9%、英國90%，法國90.2%，義大利127%，最高的是希臘156.9%。西方另外兩個大國美國債務佔GDP的比重超過100%，日本則創下世界紀錄超過240%！國際通行的標準則是，超過60%即為警戒線，再高就有爆發經濟危機的危險。相關研究也表明，當一國債務總額佔GDP的比例超過90%，該國經濟增長將陷於遲滯。如果債務佔GDP超過100%的話，存量債務的利息支出負擔，將使未來削減財政赤字十分困難。枯燥的數據揭示的卻是觸目驚心的西方困境。

西方危機的深層根源就在於它實行的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當今民主制度有一個理論假想：政府是應有之惡，要進行限權，但對人民卻又認為是道德完美、能夠做到絕對正確。事實上，人民的全體和個體的人民一樣，都有先天性的人性缺憾，比如好逸惡勞貪得無厭、目光短淺急功近利等等。而任何權力包括民權沒有限制都會被濫用。於是在西方這種制度模式下，民眾可以通過選票迫使政治人物接受並非理性、甚至完全不合理的訴求。今天西方國家普遍出現的債台高築寅吃卯糧、高福利難以為繼卻無法改革、民眾日益懶惰貪圖享樂、競爭力下降經濟增長乏力的根源就在於此。

如果說過去傳統社會主義國家生產資料的絕對公有制（即經濟上均貧富）是人類已經證明失敗的烏托邦，那麼西方民主社會另一大烏托邦即政治權力的絕對平等（一人一票）的失敗也正在被歷史所驗證。

由於西方的民主制度法必須通過選舉，而選舉成本堪稱天文數字，這又給了資本介入的契機。我們知道2008年華爾街五大投行全軍覆滅，但高盛集團的政治獻金仍然高達數億美元（如果說中國官商勾結還需要遮遮掩掩，在西方則是光天化日）。

不僅在選舉時金錢對政治積極的介入和控制，更重要的是對政治日常運作的滲透和影響。這又以形形色色的遊說集團為代表。今年夏天美國最火熱的政治書籍是《這座城》（《This Town》）。該書生動詳細地描繪了美國的統治精英，高層互相勾結、口蜜腹劍，媒體則極盡煽動之能事。各種「猛料」背後反映了政治腐敗與無能。這本書以詳細的資料告訴世人，美國的永久性政府不是政黨，也不是某個機關，而是一幫專門守著聯邦政府錢袋子的職業操作者。在華盛頓，金錢已經超越權力，成為「終極貨幣」。國會議員每五天的工作中，有三天是用來籌錢。他們在國會每次投票都非常注重金主們的利益。此外，遊說者們握有參議員和政府員工人人嚮往的金鑰匙：公務員卸任後的就職去處。1974年，只有3%的國會議員卸任後加入遊說公司；而現在，眾議員卸任後擔任遊說者的比例是42%，參議員的比例更高，達到50%。其後果就是涉及全國利益的立法被各種利益集團所控制。

現在的立法塞滿成千上萬條妥協條款。1913年創建美聯儲的法案只有31頁。1933年通過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銀行監管法）共37頁。2010年新通過的銀行法《多德—弗蘭克法案》共849頁，外加數千頁的補充條款。《患者保護與平價醫療法案》（即奧巴馬醫改的成果）超過2000頁。而所謂的補充條款，就是各種條件、例外和豁免權，而掌控這些內容的人恰恰是被監管對象。

這本書得出的冷酷結論是：權錢交易已經徹底地程序化。美國正如羅馬帝國崩潰前的末期：制度化的政治腐敗，作惡成了慣例，違法成了時髦。

據法國出版的《他們的債務，我們的民主》一書披露，僅2010年美國遊說集團投入的資金超過300億美元，完全由金錢組成的遊說集團被稱為參議院和眾議院之後的「第三院」。美國的民主也被冠以「出售的民主」。而這一幕也在歐洲上演。歐盟所在地布魯塞爾被稱為繼華盛頓之後名列第二的「遊說者之都」——在歐盟總部方圓四平方公里的區域內密布難以計數的遊說集團。

正是由於政治力量對資本力量的臣服，從而使得資本處於無監管狀態，不出問題，仍然可以保持繁榮，一出問題就是全局性的、崩潰性的。前幾年倒閉的全美第十七大公司安然，是布希總統最大的金主之一，71%的參議員、眾議員能源委員會的23名委員中的19人接受過安然的資金。就是聯邦能源管制委員會的主席也是在安然公司總裁的推薦下才獲得這個職位的。這樣的公司誰還能管的了？直到它自己玩完、徹底毀滅為止。同樣的，這也是為什麼馬多夫居然能夠在美國可以多年撐起一個五百億美元的騙局。他在監獄中也一再聲稱，怎麼也想不到自己可以騙這麼久。

面對西方民主的危機，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醒悟。當代西方聲譽最高、影響力最大的歷史學者，被《時代》周刊稱為「影響世界的100人」之一的尼爾?弗格森，在《金錢與權力》、《文明》後，又推出一本新作：《西方文明的4個黑盒子》，在這本書中，他認為西方衰落的答案就在西方的建制正在退化。代議政體、自由市場、法治、公民社會，曾是西歐、北美社會的四大支柱，但在今天這些建制已敗壞變質。根源則在於作為選民的人民變得不負責任，使一代選民得以在犧牲未來數代人利益下過日子。

這也是為什麼《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費里德曼新書《世界又熱又平又擠》有一章的標題竟然是這樣的：假如美國能做一天中國。他舉例道：「如果需要的話，中國領導人可以改變規章制度、標準、基礎設施，以維護國家長期戰略發展的利益。這些議題若換在西方國家討論和執行，恐怕要花幾年甚至幾十年的時間。」「美國從1973年就開始了將汽油去鉛的進程，但直到1995年才基本實現了全部汽油的無鉛處理。而中國決定於1998年開始實行無鉛化，1999年新標準已在北京地區試行，2000年實現了汽油無鉛化。美國從1975年就著手制定汽車燃油經濟性標準，32年後才取得重大進展。而在地球的另一邊，中國於2003年開始將轎車、卡車的經濟燃油標準提上議事日程，結果，該標準在次年即獲得批准並於2005年開始實施。」

最後他感嘆道：「我希望美國能做一天中國（僅僅一天）——在這一天里，我們可以制定所有正確的法律規章，以及一切有利於建立清潔能源系統的標準。一旦上級頒布命令，我們就克服了民主制度最差的部分（難以迅速做出重大決策）。

要是我們可以做一天中國有多好……」只是一天！僅僅一天！

站在埃及人的立場來看，既然民主制度在西方都已經運轉不靈了，需要進行脫胎換骨式的變革，怎麼可能在埃及這片完全不同的土壤中獲得新生呢？

埃及的慘痛教訓，對於中國實是極為寶貴的財富。它讓我們再一次溫故知新地意識到走邪路的代價。如果說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國應該走什麼路，是俄羅斯以其高昂的犧牲為中國指明了方向，那麼到了二十一世紀，中東的阿拉伯之春卻又再一次給比較健忘的中國人送來及時雨。如果說2008年西方危機在最嚴峻的時刻，中國還會有人以西方為榜樣搞憲章運動，但今天面對埃及的悲劇，相信應該不會再有重蹈覆轍的後來者了。

目前人類三大主要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教文明和儒家文明，真正能和中國政治文明並駕齊驅的只有西方的民主制度。但西方這種制度發展到今天已弊病叢生，日益無法適應全球化的挑戰。看來，中華文明將不得不再一次在世界文明中扮演極為重要角色！

我們可以說，西方民主的衰落與中國制度文明充滿生命力的崛起將是二十一世紀人類最偉大、影響最為深遠的變革。昔日中國對人類的巨大貢獻並不僅僅表現在經濟的富庶，更重要的是制度文明。今天的中國，在重新走向富強的同時，也將再一次為人類開拓出更高的制度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