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承學：學術史識與學術價值觀

我對《文學遺產》有一種特殊的感情。我從大學開始就訂閱《文學遺產》，現在還保存著自復刊至今的全套雜誌。從1985年起，我就幸運地在《文學遺產》上發表文章，至今，已發表了二十多篇。三十多年來，我從讀者到作者，從作者到編委。近年我又客串編輯行業，主持《中山大學學報》，這裡我想以編輯的身份與同仁交流編輯學的理念。

《文學遺產》是海內外中國文學研究者共同聚集的純學術的樂土。在我的心目中，它是讓人產生仰望與敬畏感的學術雜誌，在目前繁雜的學術氛圍中，是一道少有的學術清流。作為同行，我非常欣賞《文學遺產》編輯部站在學術史的高度編輯稿件，這是多年以來編輯部形成的優秀傳統。從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至本世紀初，《文學遺產》就多次組織對學科發展的回顧研究，深入總結百年來古典文學研究的成就和不足，並為學科的前景作了有意義的展望。現在有所不同的是，編輯部有計劃地組織編輯撰寫相關學科的學術史論文。如本次編委會擴大會議文件中，有五位編輯專門為會議撰寫論文：孫少華《建立21世紀先唐文學研究的「新傳統」》、劉寧《新世紀唐代文學研究的回顧與思考》、張劍《新世紀宋代文學研究的走向與問題》、張暉《理論的轉型：元明清近代詩文研究的現狀及其可能性》、石雷《前沿·困惑·思考：新世紀十年古代小說戲曲研究芻議》。每一篇文末還附有對相關論著的目錄輯錄與統計材料。這既是編輯手記，是他們所做的「功課」，同時又是探索新世紀古典文學研究的歷史與現狀、思考未來研究走向的學術史論文。張暉博士的文章，應該是他在編輯學方面的遺墨，彌足珍貴，令人懷想。這幾篇文章，雖然針對具體時代或文體，卻具有普遍意義。如孫少華所提出的「以文學為本位」、「以語言為中心」建立文學研究「新傳統」,張劍提出「三化」、「四通」等問題，對整個文學史研究都有普遍意義。我認為編輯部的這項工作非常重要，在專業刊物中具有示範作用。一位學者，如果不了解學術史，不可能有創新性成果。一位編輯，如果不熟悉學術史，對於稿件是否具有創新性也不可能有清晰的判斷。學術刊物是展示優秀研究成果的平台，也將成為學術史的一部分。現在，有許多高校或機構把學術刊物分成不同檔次。其實，好雜誌不是行政評定出來的，而是由學術界認同的。它要經受得住學術史的淘洗，要看其學術生命力：幾十年甚至一百年以後，再看看有多少論文能進入學術史，有多少論文還有參考價值。我相信，《文學遺產》已具有高度的學術史識，它必定成為中國學術史的重要部分。

學術期刊在當今學術繁榮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一個高質量的學術期刊其實是以特殊的方式擔負著推進學術發展的使命。我在主持《中山大學學報》時提出辦刊理念是：敬畏學術，理解學術，服務學術。在我看來，編輯工作是為作者服務的，是為學術共同體服務的。但它不是一般性的服務，其特殊價值就在「發現」上。編輯的能力主要體現在淘沙見金的眼力和點鐵成金的功夫之上。把編輯工作當成服務，並不降低其價值。相反，正如古語所言，「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編輯在推進學術研究方面的重要作用是無可代替的。編輯要理解學術，要有識見，能判斷。要了解哪些是第一流的工作，哪些問題是有價值的前沿問題。學術發展有自身的規律，編輯要認識這種規律。

學者有學風，刊物亦有刊風。《文學遺產》正是以高尚的刊風贏得讀者與作者的敬重。在我國，重要的學術刊物是稀缺資源，也是學者各方面上升的快速通道，一登龍門則身價百倍。因此，中國的學術期刊界一些人不自覺地存在某種傲慢。我現在經常接觸一些學術期刊的編輯，他們有一個比較自得的說法是學術期刊「培養」了學者。我親耳聽過有些學術刊物的編輯大言不慚地自詡「培養」了多少教授，多少博士。當然，聞道有先後，賢者為師。有些資深的高水平編輯，對一些作者有所提攜與指導確是事實；學者對於學術期刊的感激之情也是可以理解的。我們不能否認學術刊物客觀上具有某種「培養」功能，但編輯不要把「培養」學者當作自己的任務或功勞，這不具有普遍意義。編輯與作者的關係本質上並不是師生關係。我們還是強調編輯的「發現」與「服務」意識，切不要有居高臨下的「培養」觀念。編輯對於作者，無論是名家還是新手，都要持一種服務意識和平等對話的態度。本著為學術服務的觀念，對作者要敬重，也要自尊，要不卑不亢，切莫做欺客的大店，也不要屈從欺店的大客。一切遵從學術本位的原則，萬變而不離其宗。我要求我們學報的編輯，可以給作者提出建議，但不要以老師的身份指導作者修改。要求編輯凡是改稿之處，一定要作者同意。在網路時代，與作者的聯繫是極為方便的。如果是篇幅所限，應由作者自行壓縮，自己的稿件最知輕重。編輯隨意刪、改都是非常可怕的事。尤其是專業性很強的文獻、術語，有些編輯以為是錯的，任意改動，就可能把對的改成錯的。另外，還有一些是作者行文的個性風格，這是應該允許差別的，也不要輕改。

現在許多學術刊物都有「引領學術」的豪言與大志。而在我看來，「引領學術」是一種很高的理想，它既不是學術刊物所獨有的，也不是學術刊物所天生具有的品格與能力。前些年，《光明日報》採訪我，我提出編輯不要妄談「引領學術」，這句話在期刊界還引起關注和爭議。當然我反對的是「妄談」，不要把開開專欄，組組稿件就認為是在「引領學術」。學術發展有內在的特殊規律與特有方式，學術刊物編輯不應該教導學者該做什麼或怎麼做。我一時還沒能想起在當代中國有多少由雜誌「引領學術」的成功例子。「引領學術」還是慎談為好，「引領學風」可能更為實際。像《文學遺產》這樣有崇高地位和巨大學術影響的專業期刊，在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界一直引領優秀的學風。它發什麼內容、什麼風格的稿件，都會引起讀者的注意甚至追摹。《文學遺產》以一種嚴謹切實、兼重創新性與科學性的學術價值觀和一大批高質量的論文，潤物細無聲般地「引領學風」。

一個刊物在長期的出版過程中，會歷史地形成某種刊物風格與個性。但有些優秀的稿件可能與這個刊物的風格不同。刊物應該是唯好稿是求，而不是執著某種風格。無論是長稿、短稿，理論的、文獻的、考證，宏觀、微觀，只要有價值的科學性創意，都應該欣然接受。

刊物的高下是由編輯的學術價值觀所決定的。對於成果多元化兼容並包的同時，又須認識到學術研究亦有價值序次。「通古今之變」尚矣，「成一家之言」更令人期待。「考鏡源流」尚矣，「辨章學術」更令人期待。「考索之功」尚矣，「獨斷之學」更令人期待。當然最理想的學術是盡善盡美的至境，但如果在各有所偏的成果中選擇其一的話，我的選擇是：問題要比知識重要；想法要比材料重要；識力要比功力重要；創意要比嚴謹重要；片面的深刻要比周全的膚淺重要；有思想、有個性、有新意的「重複」研究（這裡指傳統話題）要比純粹為了「填補空白」的瑣碎與生僻的「創新」重要。這當然是一己之見。本世紀以來，科學技術對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甚至影響到學術價值觀。在數字化與雲計算的背景下，學術研究離不開數字化，但其價值恰恰就在數字化之外：人類的智慧、思想與個性才是科學技術所無可替代的。科學技術越發達，學術研究中人文性的獨特價值就越凸現出來。

無疑，對於編輯來講，對學術研究成果的取嚮應該是多元化的，但另一方面，我以為學術研究的境界、氣度、格局又是有差異的。「蟲鳴草間」，亦屬一格，然與「金鳷擘海,香象渡河」相比，高下自別。目前「宏大」、「宏觀」研究的名聲似乎不太好，但是，我們所嚮往的學術研究的闊大境界，並不是空洞的宏大。借用孟子的話：「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由於學術人口擴大與學術分工的細化，碎片化與生僻化的「創新」成為一種普遍現象或學術時尚。我們很難說零碎與生僻的研究就沒有價值，但是如果把「人無我有」當成研究的終極目的，把它作為一種孤立的研究，意義確不大。如果能夠把看似零碎與生僻的對象放在歷史的網狀結構之中，扯起一線，牽動一片，對象雖小，亦通於大矣。所以學術研究是否有境界，往往不在於研究什麼，而在於如何研究。

目前，學術期刊的專業化、國際化與數字化是一種發展趨勢。人文學科的學術期刊受到很大的挑戰，這也是我們所面臨的共同焦慮。當然，未來的發展肯定是多元化的，但如何繼續保持領先和中心地位，而不被邊緣化，這是高端學術刊物所面對的挑戰。對《文學遺產》來說，專業化並不是問題，而國際化可能存在一些不同意見，比如本次編委會上有學者提出的：什麼叫國際化？有什麼標準？以誰為標準？有無必要？但我以為，無論如何，在區域化的基礎上追求進一步的國際化還是有必要的。中國傳統學術期刊要走出去，要擴大學術影響，仍需要對海外漢學持更為開放的態度。海外學術期刊的許多辦刊經驗值得我們好好學習。數字化的趨勢則是無可質疑的，網路固然有不足，但它為知識的儲存與傳播、為學術研究帶來極大的方便，大大推進知識與學術的普及，引發了一場知識革命。無論我們如何珍愛紙文本，紙文本的發行與讀者數目的劇減是不爭的事實。《文學遺產》作為高度專業化的期刊，它雖然已有網路版，但離真正的數字化學術平台差距還很大。在國際化與數字化時代，《文學遺產》繼續保持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核心地位，這也是我們所期待的。

本文原載《文學遺產》201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