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實踐滋養創新中國人口學理論

06-07

若從1662年英國人約翰·格蘭特發表《關於死亡表的自然的和政治的觀察》一文算起，世界人口學的發展已經歷經350多年。相比之下，中國現代人口學研究的開端，可以視為始自陳長蘅於1918年出版的《中國人口論》一書；到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很多學者關注中國的人口問題，並對人口過多是否導致了中國積貧積弱等問題進行了社會調研和理論探討；新中國成立初期，社會各界圍繞中國人口與經濟發展的關係也曾展開過激烈的爭論；作為獨立學科的中國人口學的建立和發展，是與改革開放同步的。1978年，成立於1974年的人口研究室改名為人口理論研究所（1988年更名為人口研究所），並在中國人民大學正式成立。1984年，又在此基礎上成立了中國第一個人口學系，形成系所合一的格局。自此，中國人口學開始了培養中國本土的專業人才，開展科研、培訓和對外學術交流。

中國的人口學雖然起步晚，但發展非常迅速，且從一開始就與世界人口學的發展保持著密切的聯繫。鑒於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的地位，中國的人口現實、人口實踐以及人口科學進展一直牽動著世界的目光。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人口學不斷成長，並逐漸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學科體系和理論話語。

指導中國實現人口轉變

中國人口學一開始就承擔著從我國國情出發，為促進社會、經濟、人口、生態環境協調發展服務，為國家制定正確的人口政策和解決我國面臨的實際人口問題服務的任務，具有鮮明的實踐性和應用性特徵。人口眾多是中國最基本的國情，據此，人口學理論有效指導實踐，使中國走出了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人口轉變道路。

綜合來看，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死亡率和生育率的下降，都是在社會經濟發展的作用下逐漸完成的，耗時更長，轉變更為緩慢。然而，中國只用了不到30年的時間就完成了發達國家需要上百年才能完成的人口轉變，令世界矚目。這是由於計劃生育政策在中國生育率下降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20世紀70年代，中國人口學創建初期的主要任務就是圍繞人口規模、人口增長以及人口與社會經濟發展關係開展討論，並基於馬克思主義人口理論，提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兩種生產」理論，這為國家最終確定「控制人口過快增長」目標，並將計劃生育作為中國的基本國策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雖然中國並不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和第一個推行計劃生育政策的國家，但卻是計劃生育政策最為成功和取得最大效果的國家。在理論指導下順利完成的人口轉變，不僅為中國的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而且計劃生育與社會經濟發展雙重因素共同作用的重要實踐，也豐富了世界人口轉變理論。

中國人口現實的豐厚滋養

理論來自於實踐，並指導實踐。無論是人口轉變理論，還是人口學生育、死亡、遷移等領域的眾多理論，無一不是在實踐中發育成長起來的。世界人口學歷史悠久，大多數經典理論都來自於發達國家的實踐經驗總結。然而，1950年之後發展中國家，尤其是1978年之後中國的實踐經驗，不斷挑戰著所有基於發達國家實踐的經典理論，也呼喚著基於本土的人口學理論創造。

中國不僅擁有世界上規模龐大的人口，更擁有豐富多樣的人口現象。以人口遷移流動現象為例，雖然大多數國家都經歷了或正在經歷著城鎮化進程中的人口遷移，但從未有哪個國家會在一年中的特定時間內實現近半數國民的大遷移（即「春運」現象），也很少會針對「流動人口」或「新生代農民工」展開如此激烈的討論。這些由於中國文化、制度及國家的改革開放進程等衍生的社會現象或問題，沒有哪個經典理論可以準確解釋或解決，仍有待進一步的理論修正或創新。

事實上，中國豐富的人口現象也吸引了其他國家經濟、社會學界和人口學者的熱切關注，如中國的出生性別比失衡與社會性別平等現狀、獨生子女與「空巢」家庭現象、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人群、新農村建設與新型城鎮化、人口老齡化與養老問題等。這些領域都有深入挖掘的價值，都有可能彌補現有理論的缺憾，都是培育新的人口理論的沃土。

立足本土比肩世界

當前，中國人口學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一方面，它以批判的眼光審視分析、借鑒汲取世界人口學的有益養分，其指標、方法和技術日益更新完善；同時又以交叉學科的視野，不斷補充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地理學、生物學等其他學科的最新成果，吐故納新，為己所用；另一方面，它受到中國人口實踐的充分滋養，新的人口現象和人口問題呼喚著新的人口理論。

隨著中國人口形勢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實現人口長期均衡發展成為新的政策目標，並使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經過從「雙獨二孩」、「單獨二孩」到「全面二孩」的三步走戰略，平穩過渡到新的政策階段。在此過程中，「如何避免低生育率陷阱」、「如何實現婦女工作與家庭平衡」、「如何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等一系列問題被提出，但這些問題既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如「低生育率陷阱」是歐洲一些國家的生育率陸續低於1.3之後產生於世界人口學界的一種恐慌，加之很多國家即使採取了鼓勵生育政策也未能起到良好效果，使恐慌更甚。20世紀90年代中國生育水平也開始低於更替水平，自然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並影響到對生育政策調整速度與幅度的判斷。然而，近年來歐洲生育水平開始呈現緩慢回升態勢，「陷阱」論似乎不攻自破，但其背後的影響機制是什麼？中國的生育率是否也會經歷先「抑」後「揚」的態勢？由此帶來的人口和社會經濟後果將會如何？這些問題有待於全世界的人口學者共同研究和解答。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人口學發展，不僅立足本土，而且與世界比肩。

毋庸諱言，目前中國的人口學發展仍面臨著本土理論創新不足的嚴峻挑戰。雖然豐富的中國人口現象和實踐孕育了人口學理論創新的種子，但如何用中國話語總結中國理論，並與西方學派展開平等而有尊嚴的對話仍存在一些障礙。有些西方學者針對中國現象，基於西方價值觀所進行的闡釋往往存在偏頗甚至錯誤，但流傳甚廣；有些中國學者為了使其觀點被西方接受，習慣於套用西方範式，甚至模仿西方的評價語氣，罔顧事實，令人遺憾。

總體而言，關於人口現象和實踐的定量研究在世界範圍內較容易達成一致，因為所使用的指標、方法和模型基本統一，所做的創新也較容易被認同和接受；而關於人口現象和實踐的理論研究則很難走出國門，更不用說被西方學界所認同。由此中國人口學發展呈現出重實證輕理論，進而本土理論日漸衰微的趨勢。這是必須引起國內學界關注和重視的。因為只有正確的理論才有可能引導正確的實踐，中國特色的人口實踐必須用中國本土的人口理論加以引導。其他國家的理論，對於中國而言，或者水土不服，或者隔靴搔癢，甚至有可能將我們引入歧途。

沒有任何國家擁有完全相同的國情，遑論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地區差異顯著，具有獨特文化傳統、民族風俗和社會制度的國家。迄今為止，在計劃生育政策與社會經濟發展的共同作用下，中國已經順利完成了人口轉變，進入到一個與世界大多數國家人口發展同步的階段。無論是低生育率，還是人口老齡化，對於人類而言都是全新的人口現象。如何應對這些豐富而複雜的人口現象，當前任何國家都沒有標準答案。這就為獨具中國特色的人口實踐與理論創新提供了有利條件和機遇。我們應保持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以獨特的中國人口實踐滋養和創新本土理論，並用這些理論指導和引領新的人口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