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甲筮法講座

06-07

　　賴於讀者愛護，拙著得以再版。

　　《周易》本是「先王以神道設教」的卜筮之書，後經孔子改造，才變成了闡發「人文化成」的人文之《易》。這種由卜筮《易》向人文《易》的轉化，經歷了一個比較長的過程，最終基本完成於漢代，因為據《漢書·藝文志》介紹，當秦始皇燒書時，《周易》尚因被定位為「卜筮之書」從而逃過了暴秦的焚劫。

　　進入西漢之後，由於漢武帝獨尊儒術，在此種政治氛圍所形成的學術環境下，《周易》方由卜筮之書真正漸變為「潔靜精微」之書。當時，人們紛紛引《周易》經傳之文以陳述自己的學見或政見，而它的占筮功能則被悄悄降低了。當然，這只是一種表面現象，因為當時的易學博士亦並不是僅僅為給皇帝講述《周易》經文大道而設，若遇到大事，皇帝還是要讓他們給自己占筮吉凶，如因何的四傳弟子梁丘賀，就是因為「筮有應」而得皇帝寵信的，京房則以占驗先得到皇帝信任而後又因此喪命。雖然如此，但總起來看，入漢後，《周易》的占筮功能還是被大大地矮化了。這是為什麼呢？過去我們將這種變化歸之於秦漢間方士與儒生鬥爭的結果。幸賴近年帛書經傳的出土，人們才找到了真正的答案。我們看帛書《易傳》中如下幾段文字記載：

　　《要》篇：「夫子老而好《易》，居則在席，行則在橐。」「子贛曰：『夫子方信其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當，唯周梁山之占也，方必從亓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後開祝卜矣，我觀亓德義耳也。幽贊而達乎數，明數而達乎德，又【仁】者而義行之耳。贊而不達於數，則開為之二，數而不達於德，則開為之史。史巫之筮，鄉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後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趣而已，吾與史巫同途而殊歸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義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亓後乎！」』

　　由帛書《易傳》中的如上記載，至少說明了三點：第一，孔子確實愛《易》喜《易》，且與《易》有著很深的小時。第二，孔子既然愛《易》，當然要研究《周易》的筮法，且不斷進行有關占驗的總結。

　　「吾百占而七十當」即其證，但仍感不如「周梁山之占」。第三，最重要的是，人們占卦是為趨吉避凶，而孔子則認為通過「德性」與「仁義」的修養亦可達此「求福」「求吉」的目的，故與史巫「同途而殊歸」。此《易》旨即經孔子改造之後「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人文《易》。孔子雖然對《易》做了由卜筮《易》變為「觀亓德義」的人文《易》的改造，但對這種改造心中甚是不安，恐逍後人非議，故「後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就是此種心態的寫照。

　　故與孔子思想相呼應的《文言》傳釋《坤》卦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繫辭》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正是受到孔子這種思想的影響，後人對卜筮的運用才有了「善為《易》者不佔」，「《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等一些將《易》占與德性修養結合的言論。當然，孔子的這些思想，絕非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因為早在春秋時代，已有了體現以德性修養釋卦的範例：《左傳·襄公九年》穆姜釋《隨》卦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元，體之長也；亨石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干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札，利物足以合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此段文字有關「元亨利貞」之解，與《文言》傳基本相同。可證孔子以德義解卦辭，確有所源。而「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這段純以德義釋卦的文字，與帛書《要》篇所記孔子論《易》之旨，可謂完全相同。再者，《周易》經文自身亦有體現這種人文化成精神的文字。如《既濟》卦辭即講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村◎祭，實受其福。」歷代注家多說「西鄰」暗指文王，東鄰指紂王。

　　若依《周易》卦又辭形成之年代考之，此說當是可信的，且孔子在帛書《要》將亦說：「文王仁，不得開志，以成開慮，紂乃無道，文王作，諱而避咎，然後《易》始興也。」故孔子雖說「吾與史巫同途而珠歸者也」，但前人已有以德性解《易》之先例，況《周易》經文卦爻辭亦時有透及此等精神者，故脫離神道設教而以人事倫理釋《易》者，孔子非第一人也。

　　但由保存至今的《左傳》、《國語》所載大多數筮例考之，春秋時代，《周易》作為一部組書是無疑的，而由最新出土的馬王堆帛書資料考之，孔子在將《周易》由卜筮之書向人文化成之書的轉化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這也是不爭的事實。正如未開所云，易學之研究，「有伏羲之《易》，文王之《易》，孔子之《易》」。如果伏羲畫卦、文王繫辭是可信的話，則文王於羑里憂患所系之辭，雖基本上為卜筮而設，但亦多有談人事者，除如上所舉之例外，再如《乾》卦九三爻之「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損》卦「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雲。依傳統說法，「十翼」為孔子所作，我們認為，雖非孔子親作，亦其弟子整理。孔子或其弟子以《彖》、《象》、《繫辭》、《文言》等說《易》，已基本上脫離卜筮，多以人事說之了。此例於今本與帛書《易傳》中甚多，茲不—一舉之。但孔子仍於《繫辭》講「春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於帛書《要》篇仍講「幽贊而達乎數，明數而達乎德」。「幽贊而達乎數，明數而達乎德」者，此乃義理生髮於象數之鐵證也。故孔子於《易》，亦研究卜筮，且「吾百占而七十當」，他只是「後亓祝卜」而已。因此，自漢儒始，人們為了尊奉孔子而開始疏遠《易》與占筮的關係，實則是對孔子易學思想的片面理解，這種情況直至宋代才受到了朱熹的糾正，清代大儒李光地奉康熙皇帝之命編纂易學巨著《周易折中》時，其於書中特彆強調朱熹的觀點：「《易》只是為卜筮而作，故《周禮》分明言『太卜掌三《易》』：《連山》、《歸藏》、《周易》。古人於卜筮之官，立之凡數人，秦去古未遠，故《周易》亦以卜筮得不焚。令人才說《易》是卜筮之書，便以為辱累了《易》，見夫子說許多義理，便以為《易》只是說道理，殊不知其言吉、凶、悔、吝，皆有理，而其教人之意無不在也。令人卻道聖人言理，而其中因有卜驗之說，他說理後，說從那卜筮上來作么？」因此，李光地指出，《易》之本義，正是為「上古之時，民心昧然，不知吉凶之所在，故聖人作《易》，教之卜筮，使吉則行之，凶則避之。此是開物成務之道。故《繫辭》云：『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正謂此也。」

　　這種對《易》之本義的體察與認識，貫穿於朱熹《周易本義》的始終，亦貫穿於《周易折中》的始終，故宋元明清諸朝代的易學家皆明於筮法，受此傳統影響，直至近現代，著名易學家如杭辛齋。尚秉和、錢穆等人亦皆精於筮法，他們以「火球林」筮事，以「射覆」筮物，人們又將這些卦例或集輯成書，或發表於報章，亦成學人一趣也。

　　建國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易學研究處於低潮，除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有幾篇關於《周易》成書及哲學思想探討的文章外，當時不可能有關於筮法研究的文字出現，直至1980年代改革開放後，由於當時人們思想上仍有十年「文革」的余寒，故研究《周易》的文章仍沿著五六十年代的路數走，多在《周易》經傳的哲學思想上做文章，這就是為什麼港台的研《易》者多為中文系學者，而大陸的研《易》者幾乎皆在哲學系的原因。

　　正如我在本書「後記」中所指出的，當1987年鄙人主持召開建國後「首屆周易國際學術研討會」之際，馮友蘭先生在給大會的賀信中指出：「研究《周易》當然以《周易》哲學為主，但《周易》本來是一部筮書，《周易》的哲學思想有些與筮法有關，因此對筮法也要作調查研究工作。」馮先生還指出：「前人在這方面的工作，限於書本上的材料，這是一個途經；此外還有一個途經，就是封建杜會中的術士們的傳授。在解放前，我在北京街頭碰見一個擺攤賣卦的人，自稱能用《周易》筮法佔卦，我請他給我佔一卦，他說，有大衍，有小衍，在街頭只能用小衍，要用大衍，需要到他家裡去。我當時有事沒有去，看起來他對筮法似乎是有所傳授的。」

　　馮先生此處所云之「大衍」，當是指蓍草演卦法，此法在今本《繫辭》之「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一段文字中有記載，鄙人在拙著《周易概論》中對此段文字作了詳細的闡解，此不贅述。而馮先生所說之「小衍」，由賣卦人云「在街頭只能用小行」來看，當是本書所介紹的金錢演卦法，這位賣卦人解卦的方法，也極可能就是我們本書所介紹的「納甲」筮法，此亦江湖上多數術士所用的方法。故我們今天介紹這些方法，正如馮先生在信中所說：「這不是提倡筮法，不過是要搞清歷史中的一件事實。」亦即張岱年先生生前一再對我說的：只有全面通曉《周易》的象、數、理、占，才能算得上是一位真正的《周易》研究者。故我當時撰寫此書，無非是想讓一些研《易》者對「占」有一個初步的了解。

　　因為當今國內的易學研究，言理者多，言象數者少，言占者更少，故得知此一拙著在齊魯書社出版行世十年後，又將於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再版付粹，鄙人至感欣慰，遂行文如上，聊為本書之再版前言。

劉大鈞 2006年元月22日時值古歷小年吉日寫於匯科新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