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邊是魯迅 一邊是胡適- 韓石山

一邊是魯迅，一邊是胡適

——在同濟大學中文系的演講

感謝郭春林先生，感謝同濟大學的邀請，能來同濟大學作一次演講，在我是很榮幸的。

　　今天我的講題是《一邊是魯迅，一邊是胡適》。五月底，郭先生跟我聯繫講題的時候，我說，我不知道你們學校的情況，提兩個題目你們定，一個是談寫作的，一個是談魯迅和胡適的，就是這個。郭先生說，就講這個吧。

　　把魯迅和胡適對立起來比較，不是我要這樣，也不是哪個學者要這樣。幾十年來，我們的思想文化界，就是這麼做的。結論是，魯迅是進步的，胡適是落後的，魯迅是革命的，胡適是反動的，魯迅滿腹經綸，胡適沒有什麼真本事，總之是，魯迅是偉大的，什麼都好，胡適是渺小的，什麼都不行。事情總是這樣，要是各自都給以應有的對待，應有的名分，誰也不會把這兩個人放在一起比較，更不會對立起來，可是你開了這個頭，就不能擋住別人做深一步的探討了。

　　這算是開場白，下面就進入正題吧。

一

　　同學們都知道，魯迅是偉大的文學家，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在中國文化史上，除了孔夫子，就數魯迅了。

　　不知道你們想過沒有，你們這些觀念是怎麼來的？

　　上個月下旬，十幾天前，我在成都電子科技大學作過一次演講，提到了我對魯迅的看法，互動時，有個女同學提出個問題，她說，魯迅是偉大的文學家，偉大的思想家，偉大的革命家，我們是讀魯迅的書長大的，你這麼說魯迅，我們思想上接受不了。在中國，除了魯迅，誰還當得起這樣偉大的稱號呢？

　　我是這樣回答的。我說，這個同學的提問，我是能理解的。可你想過沒有，你對魯迅這樣的認識，是怎麼來的。是你自己讀書得來的嗎？是你研究過中國現代文學史，現代思想文化史，思考之後得出來的嗎？我敢說，不是的，是你讀中學課本上的魯迅作品得來的，還不是你理解後得來的，是你的老師給你反覆講解之後得來的。也就是說，你的這些看法，是別人灌輸給你的。當然，你也可以說，要是魯迅不是這麼偉大，中學課本上怎麼選了他那麼多的文章？這個問題是最難回答的，我只能說，課本是人編的，不是用個什麼機器篩選出來的。編的人，也不是按他的想法編的，是按著某種既定的思想編的，就是要體現某種思想，灌輸某種思想。一句話，就是要對學生進行革命思想的教育，至少也是讓你記住，舊社會是黑暗的，新社會才是一片光明。語文不語文，作文不作文，他們是不管的。

　　編課本的人的想法，又是從哪裡來的呢？

　　是從毛澤東主席那兒來的。1938年毛澤東在《魯迅論》里說，魯迅是「一個偉大的文學家」，「孔子是中國封建社會的聖人，魯迅是新中國的聖人」。到了1940年寫《新民主主義論》的時候，評價就更高了：「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新文化的方向。」

　　你們想想，你們關於魯迅的認識，是不是這樣的？這些，在你們上中學的時候，通過課本，通過老師的講解，不知不覺地，也是沒有商量地，灌輸到你們的腦子裡，成了你們的思維定式。就好像從小唱「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唱的多了，你就覺得毛主席最親了，你爹你娘反而不如毛主席親了一樣。

　　現在我要說，這些話，不能說全是對的。從當時的革命需要來說，是對的，但是，從中國文化建設，中國社會發展的長遠意義上說，就不那麼對了。

　　不光你們，我對魯迅的認識，也有個過程，從堅信到懷疑，從懷疑到反思，最後是理智地分析，得出自己的看法。

　　上中學時，魯迅的課文，我讀的滾瓜爛熟，好些段落都能背下來。比如《記念劉和珍君》里，「慘象，已使目不忍視；流言，尤使耳不忍聞。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我懂得衰亡民族所以默無聲息的緣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比如《「友邦驚詫」論》里，「好個國民黨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麼東西！即使所舉的事實是真的也罷，但這些事實，是無論那一個友邦也都有的，他們的維持他們的秩序的監獄，就撕掉了他們的文明的面具。擺什麼驚詫的臭面孔呢？」

　　這些文章，當年讀起來，真是義憤填膺，熱血沸騰啊。

　　我上過十七年學，我們那時大學是五年制。中學六年，年年都要學魯迅的作品。我當過中學教員，教過十年的中學語文。加在一起，接觸魯迅的作品，共是十六年。中學課本上選那麼多魯迅的作品，我從沒有懷疑過，覺得偉大作家嘛，就要多選幾篇。可是後來離開學校，看的書多了，就有些懷疑了，就開始反思了。魯迅的作品，半文不白，中學生要學純正的白話文，怎麼就選了這麼多？學了頂什麼用？

　　六年中學，初中三年，高中三年，課本上共有多少篇魯迅作品呢？我後來做過統計，共是十七篇。別的作家，都是一篇兩篇，有那麼點意思就行了，獨獨魯迅是十七篇，零頭都比別人的多。以體裁說，有小說，有散文，有雜文，以內容說，有說歷史的，說寫作的，有批評同時代人物的，有責罵當時的政府的，什麼都是魯迅的。聽說現在的中學生裡頭，流傳著一句順口溜，說是一怕文言文，二怕周樹人，三怕做作文。實際上這三怕是有聯繫的，文言文和周作人，都是難懂，學了文言文和周樹人，卻要寫通暢的白話文，當然不會寫了。

　　等到我寫《徐志摩傳》的時候，因為徐志摩和胡適是好朋友，有些事就是一起做的，也就讀了許多胡適的文章，看了許多胡適的傳記資料，我開始理智地看待魯迅了，也就把魯迅和胡適放在一起比較了。也就明白了，為什麼中學課本上選那麼多的魯迅的作品了。這叫為政治服務，只有魯迅的作品，能起這個作用。

二

　　這就要說到中國的政治了。太複雜了，不好說。我說的不頂用，得用名人的說法。中國有個有名的政治學家，叫張奚若，這個人可不簡單，早年參加過辛亥革命，1913年赴美留學，獲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碩士學位，1924年回國，曾任清華大學政治系主任，解放後當過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教育部部長，中國外交學會會長，是個有名的正派人，敢說話的人。1957年幫助黨整風時，毛主席親自向他徵求對共產黨的意見，他說了十六個字：「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視既往，迷信將來。」反右開始後他仍堅持自己的看法，絕不改口，還逐句作了解釋，證明自己是對的。他的名聲太大了，中央對他也沒辦法，也沒把他打成右派。早在前一年，他還說過一句有名的話：「喊萬歲，這是人類文明的墮落。」千萬別以為這個人只跟共產黨叫板，不，跟國民黨也一樣。抗戰期間他是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相當於戰時議會的議員，他是西南聯大的教授，有次在重慶開會，他提的意見很尖銳，蔣介石不高興了，說：「歡迎提意見，但不要太刻薄。」他聽了，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下次再開會時，接到通知和往返路費，當即回一電報：「無政可議路費退回」。可見這是一個真正懂得政治學，品格又高尚的人。這樣的話，他敢當著毛主席的面說，且堅持不改，可見是經過深思熟慮的，自認為是正確的。

　　四句話中，前兩句不說了，只說後兩句，就是「鄙視既往，迷信將來」，真是說到點子上了。再加兩句就更準確了，就是「無論何事，現在最好」。你們可以想想，自從你們懂事的時候起，中國的事情是不是都是用這個模式來辦的？這要是難以理解的話，再想想，在中國的報紙上，你什麼時候看到批評當時在任的中央領導、省市級領導、甚至部局級領導的文章？別說領導了，連批評當下政策的文章，也看不到。鄭莜萸，國家葯監局的局長，最近判了死刑，當然是大快人心，可是他在當局長的時候，你見報上說過他一個不字嗎？沒有，肯定沒有。無論何事，都是現在最好嘛。鄙視既往，迷信將來，更是這樣。一說解放前，就是萬惡的舊社會，一說將來，就是共產主義的明天。似乎為了明天，什麼罪過都可以赦免，什麼苦難都得忍受。沒有今天，哪有明天？

　　而魯迅的思想，魯迅的文章，最合這個口味。不是說，我們黨提出個什麼，魯迅就說個什麼，那樣的話，就不靈驗了。而是，魯迅過去說的話，恰恰符合我們現在要做的事。

　　比如，我們說萬惡的舊社會，吃人的舊社會，魯迅的書上就有：「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狂人日記》）說我們的悠久歷史，燦爛文明的時候，就說什麼三千年文明，四大發明，多少志士仁人，多少英雄業績，但一到了要否定歷史的時候，就是萬惡的舊社會，吃人的舊社會，哪個時代都一無是處，只有眼下的中國，是最先進，最文明的社會，這不是笑話嗎？

　　我們從解放後，一直是要教育人民，提高人民的思想覺悟，教育了這麼多年，整個民族的素質不見提高，反而墮落了。貪贓枉法，賄賂公行，前些年的貪官，還是幾十萬，後來是幾百萬，現在動輒就是幾千萬。可是，我們還是在不斷地教育人民，要人民認識到，不是中央不實行民主政治，是我們自己的素質太低，需要不斷地改造思想，提高政治覺悟。魯迅的小說《葯》里，寫的就是，革命者為民眾謀福利，叫官府殺了頭，而民眾卻要蘸著他的血吃人血饅頭，這樣的民眾，還不該進行思想教育嗎，這樣的民眾，不教育還能建設社會主義，還配享受共產主義的美好生活嗎？

　　解放後，我們黨的一個主要的任務，就是改造知識分子的思想，要鞏固政權，人民的思想是好辦的，難辦的是知識分子的思想。所以，除了極少數人，比如郭沫若這樣的人，幾乎所有的知識分子，都叫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尤其是留學歐美的知識分子，更是嚴加改造的對象。在這上頭，魯迅的功勞最大。因為魯迅活著的時候，幾乎把有名望的留學歐美的知識分子，也就是我們平常說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都罵遍了。胡適是蔣介石的謀士，是給蔣介石的獻策的；梁實秋是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徐志摩是淺薄小人；邵洵美是上海灘上混混，娶了官僚的女兒做太太，實際上人家是娶的是表姐，邵家原本就很有錢。人文知識分子罵，科技知識分子也一樣的罵，地質學家李四光，就讓魯迅痛罵過。反正魯迅罵過的，沒有一個好人，解放初期沒遭殃的，文革中都遭了殃。

　　因為在思想教育上，什麼都要把魯迅放在前頭，當作旗幟，而魯迅並不是在什麼方面都是最優秀的，於是便鬧出了不少的笑話。以前強調鬥爭，強調仇恨，那好辦，魯迅這方面的議論多的是，隨便選一篇就是，後來改革開放了，要顯出魯迅仁慈的一面，童心的一面，大概實在不好選，就選了一篇《阿長與〈山海經〉》。裡面有一段話，你們聽聽：

　　「那裡的話？！」她嚴肅地說，「我們就沒有用么？我們也要被擄去。城外有兵來攻的時候，長毛就叫我們脫下褲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牆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來；再要放，就炸了！」

　　這樣的課文，你讓教員在課堂上當著那些男孩子女孩子怎麼講？勉強講了，你讓那些男孩子們對他們的女同學發生怎樣的感想？古人說，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們也可以反問一句，將這樣的文章選入初中語文課本的人，其無兒女乎？

為什麼我們這麼捧魯迅呢？一是魯迅在晚年，和我們黨有一段時間的合作關係，在對蔣介石政府的攻擊上，確實幫了共產黨的忙，功不可沒。再就是，魯迅死後，毛澤東對魯迅作過高度的評價，說他是偉大的文學家，偉大的思想家，偉大的革命家，說他是新文化的巨人，現代中國的聖人。第三，最重要的是，魯迅的思想，魯迅對中國社會的認識，最符合我們黨改造中國社會，統治中國社會的需要。

　　我得強調一下，對作為一個社會人的周樹人先生，對作為一個作家的魯迅先生，我一點也不反感，一點也不反對，相反，還是很欣賞的，作為一個社會人，他是個有個性的人，作為一個作家，他是一個有建樹的作家，這沒說的。我反感的是，把他抬得太高，脫離了他的實際，把他作為新中國的聖人，把他作為中國新文化的方向，把他作為教育中國青少年的榜樣。因為這關係到中國的國民素質，關係到中國社會的前途，作為一個有良知的，有責任感的知識分子，我就要堅決的反對了。

　　　　　 三

　　再說胡適。大陸解放後，曾進行過一場批判胡適的運動，人人都知道，胡適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國民黨反動派的幫凶，是中國資產階級思想，學術上的唯心主義思想的集大成者。只有清算了胡適的罪行，清理了胡適的資產階級思想，唯心主義思想，中國思想文化界才能樹立起無產階級思想、毛澤東思想。

　　胡適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呢？

　　先看一下他的經歷。安徽績溪人，1891年出生，1910年十九歲時，考取中國庚款第二期留美，先入康奈爾大學學農，後來轉入文學院，1914年畢業，考入哥倫畢業大學，1917年畢業，獲哲學博士學位。回國後，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此後任過北大文學院院長，上海中國公學校長，抗戰後出任中國駐美大使。抗戰過後任北京大學校長。1958年出任台灣中央研究院長，1962年2月，在中研院酒會上，心臟病突發去世。

　　唐德剛，這個人是個留美的大學者，學問好，文筆好，他寫過一本書叫《胡適雜憶》，對胡適有許多獨到的評價。他說：胡適是「傳統中國」向「現代中國」發展過程中，繼往開來的一位啟蒙大師。是近代中國，惟一沒有槍杆子作後盾而思想言論能風靡一時，在意識形態上能顛倒眾生的思想家。還有的外國學者（格里德），說胡適是中國文藝復興之父。這是把中國的新文化運動比作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說的。

　　有趣的是，魯迅得到過大陸最高領袖毛澤東的評價，胡適也得到過台灣國民黨的最高領袖蔣介石的評價。胡適去世後，蔣介石送過一副輓聯，是這樣寫的：「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他的墓在台灣的南港，因為胡適一生崇尚白話文，碑文也是用白話文寫的：「這是胡適之先生的墓。這個為學術和文化的進步，為思想和言論的自由，為民族的尊榮，為人類的幸福而苦心焦慮，敝精勞神以致身死的人，現在這裡安息了。」

　　在對胡適的評價上，有一點是要分辯的，就是他和國民黨的關係。否定胡適的人，總是說他是依附國民黨的，反對共產黨的。這個事情，要歷史地看，全面地看。不要輕易地說誰是依附誰，反對誰。在一個正常的社會環境里，並不是每個人都依附一個黨，反對一個黨。會不會有這樣一種人，他有自己的人格，有自己的主見，覺得誰對就支持誰，就是支持也不是無原則的，對的就支持，不對的就反對。胡適就是這種人。

　　1987年，季羨林看到報上有人說，胡適「一生追隨國民黨和蔣介石」，忍不住寫文章辯駁，說「胡適不贊成共產主義，這是一個事實，是誰也否認不掉的。但是他是不是死心塌地地擁護國民黨和蔣介石呢？」接下來說，胡適從來不是國民黨員。當然，國民黨是個很複雜的黨，民國時期的軍政界，也是很微妙的。1948年，內戰最緊張的時候，蔣介石几乎把半壁江山都交給傅作義負責，坐鎮北平，統兵數十萬，可傅作義也不是國民黨員。這在現在是不可理解的。因此，是不是國民黨員，說明不了多少問題。季先生又說，「胡適對國民黨並非一味地順從，他服膺的是杜威的試驗主義，崇拜的是美國的民主制度，只要不符合這兩個尺度，他就挑點小毛病，鬧點獨立性。」季先生當時說這話，是大膽的，也是有忌諱的。「挑點小毛病，鬧點獨立性」，好像胡適在國民黨政權面前撒嬌似的，這麼說是太小看胡適了，他挑的是大毛病，鬧的不是什麼「獨立性」，而是一個自由知識分子的人格尊嚴，社會信念。是大是大非，不是小是小非。

　　胡適對國民黨的認識，也是有個過程的。

　　1926年，國民黨北伐的時候，胡適正在倫敦開會，他是英國庚款委員會的委員，開庚款委員會議。有個叫沈剛佰的人也在倫敦，見胡適在倫敦幾個大學演講，都支持國民黨的北伐，就問他，是不是受國民黨的委託，有意在作宣傳。胡適說，我是反對武力革命與一黨專政的，但革命已經爆發，只有助其早日完成，才能減少戰爭，從事建設。目前中國需要一個近代化的政府，國民黨總比北洋軍閥有現代知識，只要他們真正實行三民主義，便可有利於國，一般知識分子應該給以支持。可見他最初支持國民黨，不是出於私心，而是犧牲個人主張，顧全國家的大體。

　　後來胡適經日本回到國內，北伐已完成了，國民政府成立了。胡適沒有回北京，就住在上海，當了中國公學的校長，同時跟徐志摩幾個人辦起《新月》雜誌。1929年4月，國民政府發表了一道保障人權的命令，胡適看了，很不滿意，就在《新月》雜誌上寫了篇文章，叫《人權與約法》，給以批評。說政府明令保護人權，我們老百姓是喜出望外，但我們喜歡一陣之後，揩揩眼鏡仔細重讀這道命令，便不能不感覺大失所望。命令中說，「凡在中華民國法權管轄範圍之內，無論個人或團體均不得以非法行為侵害他人身體，自由，及財產」，胡適認為這道命令沒有具體規定什麼是「自由」，究竟是哪幾種自由，「財產」究竟怎樣保護，「依法」是依的什麼法，他質問道：「我們就不知道今日有何種法律保障人民的人權？」正好這時，又發生了劉文典頂撞蔣介石被關押的事，胡適說，這是人治，絕不是法治。命令中又說，「凡經省黨部及特別市黨部出面證明為反革命者，法院就當以反革命處分之」，胡適說，如果是這樣，法院不需審問，只憑黨部一紙證明便可定罪，豈不根本否認法治了嗎？接著又在《新月》上寫了《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知難行亦不易》，後一篇是直接批評孫中山的「知難行易」學說的。

　　過了兩年，《新月》因為發表羅隆基的文章，受到「沒收焚毀」的處分，胡適在給蔣介石的秘書陳佈雷的信中說：「坐監槍斃，我們都願意負責任。但不讀我們的文字而單憑無知黨員的報告，便濫用政府的威力來壓迫我們，終不能叫我們心服。」陳布雷接信後，約胡適來談談，胡適不去，朋友勸他去，他說：「請告訴他們，『共同認識』必須有兩點：一、負責的言論絕對自由；二、友意的批評政府必須完全承認。」當時國民政府剛成立不久，權勢極大，我予我奪，胡適敢說這樣的話，是很了不起的。

　　這種態度，就是你對，我支持你，你不對我就反對你。

　　他的名聲太大了，國民黨政權又有接納名流參政的傳統，對他還是很客氣的。他自己呢，心裡很清楚，絕不能參政，而願意有所建言。1931年在武漢第一次見蔣介石的時候，他送給蔣介石一部書，叫《淮南王書》，意思是希望蔣介石能像淮南王那樣，輕徭薄賦，無為而治，真正實行三民主義，真正建設現代國家。。

　　胡適對國民黨的態度，根本上的轉變，是從抗戰開始後開始的。有人會說，你是說蔣介石讓他當了駐美大使吧？這個問題不能這麼理解。胡適回國後，曾立志專心做學問，二十年不談政治，更不會參政。為什麼抗戰開始後，讓他當駐美大使他就當了呢？胡適說，「現在是戰時，戰時政府對我的徵調，我不敢推辭。」這是胡適給蔣介石回電中的話。胡適在大使任內，是做了許多大事的，又很廉潔。大使有一筆特支費，就是一大筆錢由你花，不需要報賬的，四年大使任內，一分錢也沒有花，離任時原封上繳國庫。他說：「旅行講演有出差交通費可領，站在講台上說話不需要錢，特支何為？」現在的幹部能做這一點嗎？我看懸。

　　經過抗戰，胡適對國民黨的看法改變了，他是主張非暴力的，覺得要做好中國的事情，只有依靠國民黨政府。他覺得，國民黨和蔣介石，對辦好中國的事情，還是有誠意的。解放戰爭後期，蔣介石曾想讓他出來做官，他不幹，甘願當國民黨的諍友，就是一個身在政權之外，隨時提出自己意見的朋友。你們可不要以為，是當個政協委員什麼的，那可是大官，第一次行憲的時候，想讓他當總統候選人，後來想讓他當行政院長，他不幹。閻錫山當行政院長時，還發表了他是外交部長，他也不幹。不管別人怎麼說，他什麼官都不當，只當他的北大校長。

　　你們會說，北大校長不是官嗎？這也是不好解釋的，因為我們理解什麼，只能按我們現在這個社會裡的道理來理解，不知道在這個道理之外還有別的道理。按那個時候的社會觀念，校長確實不是官，至少不是政府官員。比如民國時期的大學組織法上就規定，政府官員不得兼任大學校長。1948年梅貽琦當清華大學的校長時，又任命了教育部長，他想把校長也兼上，朋友們就勸告他，要當部長就辭了校長，要當校長就辭了部長，不能壞了規矩，他後來就辭了校長。

　　蔣介石到了台灣以後，胡適還是支持蔣介石的。支持不等於依附，該批評的時候還要批評，該反對的時候還是要反對。大陸解放後，很長時間，胡適住在美國，1951年冬天，回台灣講學，蔣介石請他共進晚餐，交談中他建議實行民主政治，對蔣介石說：「台灣今日實無言論自由。第一，無一人敢批評彭孟緝。第二，無一語批評蔣經國。第三，無一語敢批評蔣總統。所謂無言論自由，是盡在不言中也。」

1956年10月，蔣介石生日前夕，有朋友勸胡適為蔣介石寫篇祝壽文章，胡適推託不過，就寫了，你看他是怎樣的寫的。題目叫《述艾森豪總統的兩個小故事給蔣總統祝壽》，台灣給艾森豪威爾叫艾森豪。第一個故事是，艾森豪威爾當哥倫比亞大學校長之後，有一天，副校長說，學校的各部門首長都想見見校長，彙報工作，他們人太多，你就見見各學院的院長和相關學科的部主任吧，一天見上兩三個，一人談上半個小時就行了。」艾森豪威爾覺得應該，就開始接見，見了十多個之後，他打電話把副校長叫來，說，照你的安排，我一共得見多少位先生？副校長算了一下說，得見六十三位。艾森豪威爾一聽，把兩手往頭上一舉，說，天啊，太多了，太多了！我從前做聯軍統帥的時候，那是人類有史以來空前最大的軍隊，可我只須接見三位受我直接指揮的將軍，他們手下的將領，我從來不過問，也從來不接見。想不到我做大學校長，竟要接見六十三位主要首長。他們談的，我大部分不很懂得，又不能不細心聽他們說下去。我問的話，大概也不是中肯的話，他們對我客氣，也不好意思不答我。我看這是糟蹋他們的寶貴時間，於學校實在沒有多大好處！副校長先生，我看你定的那張日程，可不可以完全豁免了呢？

　　第二個故事，艾森豪威爾當總統的時候，一天，正在打高爾夫球，秘書長派人送來一個急件，要艾森豪威爾批一下，他知道艾森豪威爾不願多麻煩，就事先擬了兩個稿子，一個是同意的，一個是不同意的。艾森豪威爾看了，不能決斷，就在兩個稿子上都批了同意，對來人說，請狄克，替我挑一個吧。狄克就是後來的尼克松總統，當時是他的副總統，

　　美國人說這兩個故事，多少有諷刺艾森豪威爾的意思，但胡適把這兩個故事當作壽禮送給蔣介石，卻另有深意。講完這兩個故事，胡適說，我們的憲法里總統制本來就是個沒有實權的總統制，蔣先生還有近四年的任期，何不從現在起，試試古人所說的「無智、無能、無為」的六字訣，努力做一個無智而能「御從智」，無能無為而能「乘從勢」的元首呢？後來蔣介石要連任第三屆總統時，胡適也是反對的，認為不符合憲法精神。

　　1960年，台灣的雷震要組織反對黨的時候，胡適也是支持的，答應入黨。他的理念是，假如一個國家不能產生一個好的反對黨，也就不會產生一個好的政府。後來組黨的事被鎮壓了，雷震被判了刑，胡適從國外開會回來，蔣石接見時，胡適說，為這件事，「我在國外，實在見不得人，實在抬不起頭來」。出來以後見了記者說，「大失望，大失望！」

　　這些事，一以貫之幾十年，能說是「挑點小毛病，鬧點獨立性」嗎？

　　有個學者指出，看魯迅的文章，「他對於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確是不妥協的，他的硬話都是在文章中說的，他直接和政府對抗的事並不多」（謝泳）。我們的印象也是，魯迅敢說那些話，骨頭真是硬呀。這樣說，是沒有將一個因素考慮進去，那就是，國民黨是個資產階級的政黨，它組建的政府，實施的也是資產階級那一套，尤其是進入1930年代以後，它的執政能力成熟多了，很少以言治罪的。看看當時上海一地，辦了多少報紙，多少出版社，出了多少作品，多少大作家大學者，就知道了。浙江省黨部是有過呈請查辦墮落文人周樹人的事，但也只是呈請，並沒有批准，更沒有實施，真要實施的話，魯迅就住在上海，門牌號數清清楚楚，不會逮不住的。相比之下，胡適就不同了，是直接抗爭，直接進言，既不故作激憤，也不曲意逢迎；既對國家負責，也保持個人的尊嚴。不說不負責任的話，不做不負責任的事。

　　前面說的是胡適跟國民黨的關係，順便也說說胡適跟共產黨的關係。

　　胡適跟共產黨也是有關係的。我看過一個資料，說是大約1920年前後，共產國際派人來中國組建共產黨，最初找的不是陳獨秀而是胡適。這也是有道理的，胡適當初名氣很大，又年輕，不到三十歲，可是胡適那個時候，一心做學問，抱定二十年不談政治，很客氣地推辭了，把來人介紹給陳獨秀，這就有了後來在北京組織共產主義小組，1921年正始成立共產黨的事。

　　再就是，他從來沒有罵過共產黨，只是覺得共產黨的做法，不符合他的社會理念。他是主張非暴力的，共產黨搞階級鬥爭，要武裝奪取政權，當然不合乎他的社會理念了。1948年11月，解放軍已經把北京包圍了，胡適應傅作義的邀請，給他的司令部的人演講，談到暴力革命時說：「馬克思列寧認為社會制度不合理，應該改革，應該平等。但他們認為必須抓著政權，以少數人的意志，強迫多數人跟隨著走向另一種生活方式。」這種改革社會的方式，是他不能認同的。

　　最為微妙的，是他跟毛澤東的關係。胡適初回國，在北大當教授的時候，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做事，也去聽課，可說是胡適的學生。毛澤東回湖南辦新民學會的時候，還給胡適寫過信，請胡適給以指導，這信保存下來了，現在都能看到。1938年斯諾在延安採訪毛澤東的時候，毛對胡還是讚頌的。解放戰爭剛起來的時候，毛澤東還通過傅斯年，想做胡適的工作，支持共產黨，胡適給毛寫了封公開信，勸毛放棄武裝鬥爭，以反對黨的身份，與國民黨一起共建新中國。毛澤東當然不吃這一套。到了解放戰爭後期，共產黨的廣播上還說，胡適若留在北平不走，可以當北平圖書館的館長，胡適還是走了。大概毛澤東很生氣，1949年1月公布第二批戰犯名單的時候，就把胡適列進去了。解放後，人們對把胡適列為戰犯很不理解，不就是個北大校長嘛，怎麼就成了戰犯？毛澤東的解釋是，胡是戰爭鼓吹者。

　　胡適是那種世事洞明的人，對中國的事，看的比較清，比如大陸快解放的時候，有的學者不願意到台灣去，說，我留在大陸怕什麼，到時候不說話不就行了？胡適說，就怕到時候你連不說話的自由都沒有。後來歷次的政治運動，知識分子不斷地自我檢查，自我批判，真讓胡適說中了，真的是連不說話的自由也沒有。

　　胡適也曾讚揚過蘇聯的共產主義制度。1926年夏天，去倫敦開會時，坐西伯利亞大鐵路，經由蘇聯赴歐洲。在莫斯科停留了三天，參觀了監獄、學校、博物館，會見了一些教育界、科學界的人士。在給一位張姓朋友的信中說，「他們在此做一個空前偉大的試驗；他們有理想，有計劃，有絕對的信心，只此三項已足以使我們愧死。我們這個醉生夢死的民族怎麼配批評蘇俄！」又說，「蘇俄雖是狄克推多（專制），但他們卻是用力辦教育，努力想造成一個社會主義的新時代。依此趨勢認真做去，將來可以由狄克推多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民治制度。」他的信共三封，這位朋友把這些信，交給徐志摩在《晨報副刊》上發表。徐志摩給發了，但他絕不同意胡適的看法。一年多之前，徐志摩也去過俄國，作過認真的考察。他對蘇聯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在按語中說，他說胡適「這是一種可驚的美國式的樂觀態度」。由專制政治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民治制度，這不等於說由俄國式的共產主義過渡到英國工黨，或是由列寧過渡到麥克唐諾爾德（當時英國的首相）嗎？他認為，胡適所以做出這樣錯誤的判斷，一是因為他過分注重實幹精神，二是他這幾年沒有出過國，「自從留學歸來已做了十年的中國人」。後來，胡適也承認自己當年的判斷，確實不準確。

　　順便說一下徐志摩這個人，我寫過《徐志摩傳》，對這個人還是有發言權的。可以這麼說，在思想訓練的層面上說，他比胡適還要強些。胡適研究社會，研究政治，是半路出家，他則是本行。可以這麼說，在中國那一茬知識分子中，有徐志摩那樣的好的思想訓練的，沒有幾個。看看他的學歷就知道了，北大時候學的是法學，在美國上大學學的是歷史，在哥倫比亞大學讀碩士，學的是政治學，在英國學的是政治經濟學，後來進了劍橋王家學院，學的也是政治經濟。這麼完整，這麼高等次的思想訓練，就是現在的是留學生難以做到，從國內到國外，從美國到英國，都是名校名師，而且是法律、歷史、政治、經濟全包了。

　　可惜的是，他的詩歌的名聲太大了，婚姻戀愛的動靜太大了，把他的這些優長都遮掩了。

　　　　　四

　　現在我們把胡適和魯迅作個比較，大道理不必說，只說簡單的道理，容易理解的道理。

　　也得把魯迅作個簡單介紹。浙江紹興人。1981年出生，1902年赴日本留學，初入東京弘文學院，後入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學醫兩年，1908年回國，1912年應蔡元培之邀，赴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任職，南北議和成功後，隨教育部遷北京，任僉事兼教育司第一科科長，1926年離開北京南下，在廈門、廣州等地大學教書。1927年到上海，專事寫作。蔡元培任教育部長時，聘為特約著作員。1936年在上海去世。

　　這樣吧，我們先不要說把胡適和魯迅做比較，只說世上有過這麼兩個人，我們把他們做個比較。比什麼呢，誰對西方社會了解的多，誰的社會理念先進，要改造中國社會，我們該信誰的那一套。什麼都不要管，只記住一個（胡適）比另一個（魯迅）小十歲就行了。

　　有人會說，兩個人差十歲，就沒有可比性，不是誰說他們有可比性，是我們長期以來，一直在把他們比著，一直說一個是進步的，一個是反動的。就好像，一個老頭子，一個小夥子，誰都知道小夥子的勁大，可你偏要說老頭子的勁大，小夥子的勁小，那就得比一比了。

　　兩個人都留過學，一個是1910年留學美國，取得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學位，一個是1902年留學日本，在一個醫學專科學校學習過，畢業沒畢業都還說不定。中國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先進的社會理念，最初是經過日本才傳到中國的。現在誰都知道，中國要走向現代化，必須向西方學習，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學習西方先進的社會制度。那麼就要問一下：

　　是直接留美的對西方社會了解的多呢，還是留日的對西方社會了解的多？

　　是一個哥倫比亞大學的哲學博士的社會理念先進呢，還是一個日本仙台醫學專科學校的肄業生的社會理念先進呢？

　　我相信，任何一個出以公心的人，都會得出自己的結論，肯定是前者比後者，對西方社會了解的多，前者比後者的社會理念要先進。可是長期以來，我們卻一直說，魯迅對西方社會看的更深刻，魯迅的社會理念比胡適的更先進。從來都是長江後浪推前浪，到了魯迅這兒，卻成了前浪推後浪了；從來都是一代新人換舊人，到了魯迅這兒卻成了一代舊人換新人了；從來都是一江春水向東流，到了魯迅這兒卻要拐個彎兒，成了一江春水往西流了？不合乎常識嘛，沒道理嘛！

　　有人會說，不管怎麼說，魯迅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主將，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這是把毛澤東說魯迅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文化新軍，當成了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了。）

　　不對，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三個主將式的人物，一個是蔡元培，一個是陳獨秀，一個是胡適，沒有魯迅的份兒。魯迅只能說是新文化運動中，某一方面的一個將領，絕不是主將式的人物。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一個主要方面是白話文運動，這個運動的發起者，是胡適。有個美籍漢學家周質平說的好：胡適是創造白話文運動的英雄，魯迅不過是白話文運動創造出的一個英雄。沒有胡適提倡白話文運動在先，魯迅依舊寫他的文言文，後來能否成為「青年導師」、「文化偉人」就值得懷疑了。在提倡白話文這一點上，我們不得不說胡適比魯迅更具「先見之明」，胡適對魯迅也多少起了一點領導作用。魯迅比胡亂大十歲，發起新文化運動，開創白話文運動的不是魯迅而是胡適，實在是讓人太遺憾了。沒辦法，這是事實，這是歷史，誰也改變不了。

　　胡適這個人，有三點，是常人難以企及的，不能不讓人佩服的。

　　一是，堅信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不可違抗。他一生的努力，都是為了讓中

國儘快地建成一個政治民主，人民自由的國家。但他反對暴力革命，認為「殘暴的破壞行為不會產生進步，進步是許多具體的改革積聚起來的」（《民主與極權的衝突》）。為了國家的進步，可以妥協，但決不放棄自己的操守。有人說，胡適的一生在最大關頭的選擇，發表的意見，都是「為國家百年設想」。

　　二是，真心提攜年輕人。梁實秋說過，「大凡有真才實學的人，對於高官

厚祿可以無動於衷，而對於後起才俊則無不獎愛有加。」在台灣的時候，胡適自己有一筆錢，專門用來支助年輕人出國深造。借給誰之後，言明希望日後歸還，以便繼續供應他人。

　　三是，風度好，人緣好，人格高尚。我上大學時的一個老師，文革後跟我談起胡適，說他當年在北京上學的時候，聽過胡適的演講，說「真是國士風度」。當年社會上流傳的一句話是「我的朋友胡適之」，就是說，人們一認識胡適之後，都願意說胡適是他的朋友，他是胡適的朋友。

　　說句題外話。胡適還是個美男子，當年好多人，尤其是年輕女子，去聽胡適演講，不是聽內容，是看胡適的人樣兒。他去世的那天，酒會上，幾個女記者還跟他開玩笑說，要跟他這個四大美男子之一拍個照，比比美。胡適的人格之高尚，也是眾口皆碑。就說對待婚姻吧，他的妻子江冬秀是個小腳女人，沒有什麼文化，但夫妻相愛，終生不渝。同時他也有自己的戀人，像美國的韋蓮司，中國的曹誠英，都處理得很好。韋蓮司為他終身未嫁，曹誠英離婚後也是終身未嫁。解放前曹誠英就在復旦大學當教授。雖說是婚姻戀愛上事，也可以看出一個人的人格魅力。

胡適和江冬秀（中坐者）、長子胡祖

望（左），次子胡思杜（右）。

　　相比之下，魯迅就差多了，一是沒有明確的社會理念，對中國社會的前途是絕望的，認為這個民族是什麼事也做不成的。只是在與共產黨合作後，才說過些讚頌蘇聯，讚頌共產黨的話，比如「在他們身上寄託著人類的希望」。再一個是，魯迅從根子上說，是一個舊文化人，不是一個新文化人。有個美籍華人學者（周質平）說過一句很有見地的話，他說，在新文化運動中，「從一開始，魯迅在氣質上就是個局外人，最終成了一個新文化人物的強有力的批判者」。這話是事實根據的，看看他跟那麼多的新文化運動的人物成了仇人，就不難明白。還有，他的文章，不是純正的白話文，半文不白，疙里疙瘩，有點氣勢，有點精彩的地方，全是古文的句子。

　　有這麼多的不同，現在我們就可以說了，一邊是魯迅，一邊是胡適，我們該選擇哪一個呢？

　　關於這個問題，我寫過一本書，叫《少不讀魯迅，老不讀胡適》，這麼個書名，是從「少不讀三國，老不讀列國」套過來的，意思是，魯迅的思想對青少年身心成長不利，所以少年人不宜讀；胡適崇尚民主自由，主張平等寬容，無論思想還是言論，都清澈明亮，易於接受，少年時讀了老年就不必讀了。書中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國若不打算走向現代化則罷，若打算走向現代化，又要在文化上選擇一個從舊時代到新時代的傳承式的人物，只能是胡適而不能是魯迅。」

　　說的不少了，最後，我想用胡適的一首譯詩來結束今天的演講，這首詩是英國詩人勃郎寧寫的，胡適1925年一時來了靈感譯了。全詩三段，是這樣的：

你總有愛我的一天！

我能等到你的愛慢慢地長大。

你手裡提的那把花，

不也是四月下的種，六月才開的嗎？

我如今種下滿心窩的種子；

　　至少總有一兩粒生根發芽，

　　開的花是不要採的，——

　　不是愛，也許是一點喜歡罷。

　　我墳前開的一朵紫羅蘭，——

　　愛的遺迹，——你總會瞧他一眼：

　　你那一眼嗎？等得我千般苦惱了。

　　死算什麼，你總有愛我的一天。

　　我相信，只要是一個有理想，有追求，真正關心國家前途的年輕人，只要你看看胡適的書，了解了胡適的理念與品質，你總有愛他的一天。他會等著，永遠地等著。不是為了他，而是為了你。今年六月不愛，明年六月，後年六月，總有一天，你會愛上這個人的。

2007年6月3日於潺湲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