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薦書 | 劍橋日本史：19世紀

《劍橋日本史（第5卷）：19世紀》主編: [美] 詹森出版社: 浙江大學出版社譯者: 王翔出版時間: 2014-4ISBN: 9787308129749《劍橋日本史》是第一套最重要的綜合展現當前關於日本史知識和研究的書籍，是知名日本學者和西方歷史學家對日本進行深入研究的成果。卷5跟蹤了從晚德川時代到二十世紀初日本的基礎和政治、制度及社會發生變化的過程。本卷中日本史權威專家還討論了在十九世紀晚期封建社會受西方世界的影響及其回應。以下為精華書摘——導論本卷論述的是19世紀的日本。那些認為明治維新是日本歷史一個轉折點的歷史學家們，通常會把這個世紀在四分之三處攔腰斬斷。而我們則將這個世紀視為一個整體。明治維新當然標誌著日本社會歷史的一個分水嶺，但如果沒有對其前後所發生事情的透視，也就不可能分析維新運動的種種要素。我們看到，19世紀的日本從一個國土分封、政治分立、社會分裂和國際分離的國家開始了轉型，由於它對沖繩、千島群島和北海道的主權尚未確立，此時的日本邊界尚未明晰。在政治上，日本仍然實行著自17世紀初就開始的士地分封的架構，德川將軍握有對產出全國稻米產量大約四分之一的1地的支配權，而這是測量生產力的唯一標尺。但是，雖然他為其家族保留了大約一半土地，即所謂「天領」，其餘部分還是分封給了諸藩。國家的平衡被大約260個封建領主瓜分，這些領主再依次將其握有的部分土地分酒給自己的家臣。諸藩在其內部管理上實際是自治的：各藩都有自己的軍隊，自己的行政體系，以及自己的都城，在那些較大的薄里，這些城市已經在大名城堡的周圍成長起來。作為領主之首，幕府將軍並不對領主和諸藩徵稅，它的稅收來源僅限於自己的領地。不過，大名們被期待扮演忠於幕府將軍的角色，在沒有戰爭的時日，服侍幕卿已經成為以交替到場的規程所表現的儀式化行為，由此大名們在幕府都城江戶的寓所耗費了他們的一半時間，在江戶，許多大的屋苑，通常為三間一處，閑置起來以供大名們居住，大名們建造這些房屋作為他們及其家臣執勤停留期間的寓所和要塞。當大名回到自己領地時，大名家庭及其最重要家臣的家庭，被要求留在江戶作為人質。於是．大名們通過在幕府領地逗留期間的開支對將軍的財富作出貢獻，而他們在自己藩內大體上是自治的，其至當他們居留江戶期間也享有幾分治外法權。但是，他們的家庭留為人質的事實，意味著在第一代大名之後，統治精英都在江戶出生和成長，僅在繼承統治權後方能了解其領地，比起自己領地上的問題和現實來，他們更熟悉江戶的奢華和都城的禮儀。反過來，在大多數場合下，大名也要求自己的家臣長期居住在本藩的城下町。結果，主要軍事力量成為一個循環的．高度城市化的身份集團。政治形態被預設在農村居民解除武裝和馴服依從的基礎之上．農民們受到16世紀晚期—些法制措施的約束。當時，豐臣秀吉及其同儕立法區別武士和農民，解除農村居民的武裝，並執行地籍登記制度，為未來農村的管理和生產力發展考慮提供了一個可靠的基礎。日本社會也是分裂的。儘管德川時代的生活福扯相對有所發展，產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變化，但確立於17世紀早期的士、農、工、商四個社會群體，仍然繼續維持著明顯的身份類型，表現在服飾、外貌、規矩習慣和行為方式，以及居住條件上。特別是武士，作為一種替換早期領地分封極端措施的合理化管理，他們的封地多半已被其領主所支付的俸祿所取代，在經濟增長期間依賴固定收入維持生活，而當其領主需要附加額外收入時，就會壓縮他們的俸祿標準。領主及其封臣經常以同樣方式向商人負債，這些商人通過已經有所發展的商品市場機制，把他們的稻米收入變為可使用的貨幣，和平的歲月已經消磨了武士們的戰爭癖好，為領主服務的時光把武士們從―種未受教育、不守規矩的暴力機器轉變為受過教育、循規蹈矩的官僚，急切地為他們可能得到的職位而相互競爭。武士階級已經成為一種學非所用的、非生產性的社會精英。儘管如此，雖然武士在下層等級中進進出出，乃至出賣他們的身份資格，1800年定位的武士俸祿仍然大致保留在兩個世紀之前的水準。1800年，大多數日本人都是農民，生活在7萬多個鄉村裡，這些鄉村把一些孤立的小村莊約束為行政單位。德川幕府希望全體農村居民都勤勞苦幹，遵從他們自己精英的指示，這些精英是擁有土地的農民，他們具有村莊成員資格，有權得到供水．並能在裁決有關共同利益事務的村莊集會上發表見解。村莊被作為一個單位承擔稅負，這―負擔在那些同樣擁有土地的家庭間分派，而這項工作由一個接受任命或選舉出來的首領領導。村民家庭被安排為5個組，以便相互監督和責任共負。儘管稅負沉重，起初平均佔到產量的50％，但村莊仍是相當自治的，這要感謝武士官吏的缺席，他們生活在城下町里，而且只和村莊的頭頭打交道。新土地的開墾，農業生產的改進，以及少報收成等等，使得農村居民較為繁榮，也使他們較少回應那些對其課稅的期望。到1800年，農民地位的假定一致性已經讓路於更為多種多樣的景象，身處管理層的農民正在從各地成長起來的商品性農業中獲益．他們把經濟作物用船運到大阪和江戶這些巨大的中心都市。文化知識在鄉村領袖中的普及，促進了生機勃勃的交易活動，也促使有關農業的文字和城市印刷術提供的其他產品一道，在農村居民中廣泛傳布。一種單一文化正越來越重塑著整個日本的所有社會群體，即使仍在繼續按照過去的身份分類對人口進行劃分。經濟的變化已經造成了社會現實的變化，但在正式的社會關係中尚未體現出來。在19世紀初日本脫離外部世界的孤立狀態也繼續著從17世紀30年代開始以來的狀態。僅與朝鮮維持著國與國的關係，在德川時代，朝鮮共派出12次使節前往日本，可是這種關係卻由於通過對馬島（Tsushima）大名來執行而受到削弱和掩蔽．對馬島大名在不平等和有傷朝鮮尊嚴的情況下維持著位於釜山的貿易據點。在長崎，荷蘭東印度公司一直維持著一個貿易據點，1799年被廢止，後由爪哇殖民當局延續下來．荷蘭人從巴達維亞派出商船，它們的代理機構駐在處於幕府官員的嚴密監視之下的一個人工堆造小島——「出島」上。長崎還保留著個中國的貿易站點，私人貿易商把運來的商品賣給幕府授權的行會代表。薩摩藩南部通過其控制的琉球王國，也有獲得中國商品的通路。然而，隨著多年來日本銀礦、銅礦的耗竭，特別是日本自己手工業的發展，替代了在貿易中備受歡迎的中國絲綢和刺繡織物，從而減少了來自中國和荷蘭的商船數量；與實際需要相比，貿易已經變得更像是一場儀式。到了本卷結尾的19世紀末，日本已是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國家，它的政府幾乎不能容忍地方的多樣性和分歧。一個強有力的政府部門（內務省）任命縣長和市長。國家警察系統用一張遍布全國的警察站點網路和無數用來裝相互檢舉街坊鄰居奇怪言行材料的木盒，取代了以往形形色色的地方控制。文部省為每間學校規定課文，教育系統是如此步調一致，以至於可以料到全國各地的學生將在同樣的時間，使用同樣的教科書，講授同樣的課文。階級和身份的嚴格區分已經讓位於一個雷同化的平民國家，封建時代的賤民群體雖已在法律上得到了平民的身份，卻繼續遭受著歧視之苦；以往地位最高的精英人士已被公開宣布為新的貴族（華族），以便對以新的方式構建起來的帝國議會中可能的激進主義提供一種保守的平衡力量。這個國家正在培養對於身著軍服的君主的感激和崇拜，天皇的照片正開始出現在甚至最卑下家庭的牆上。以往各種各樣區域的和個人的差異都被政府拋擲一旁，取而代之的是堅定地建立商法、民法以及刑事訴訟程序的規範。封建土地佔有和義務的多樣性，也已讓位於基於堅實法定權利和同樣堅實的納稅義務之上的個人所有制。武士階級已被廢除，發給年金讓其退職，武士的軍事職能改由應徵入伍的平民軍隊承擔，他們的行政角色也轉由帝國大學英才教育訓練出來的人士擔當。天皇朝廷在德川時代倖存於公眾注意的邊緣，影響和實權都在不斷衰減，如今「王政復古」重獲統治地位。出版物、學校、陸海空三軍和警察競相鼓吹對天皇的忠誠和效忠。末代德川將軍經受住了退位及其家族與少數華族並列、有資格和皇室通婚的恥辱，他的繼承人還曾主持過元老院的議事。日本不再是封建的、分權的、身份約束的，而是統一的、均質的、資本主義的。一個完成了這些變化的世紀，需要被作為一個整體來進行歷史分析。到19世紀末，日本與外部世界的關係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以往與外部強國的稀疏聯繫以及日本主權的朦朧輪廓已被有區分的堅實紐帶和邊界所取代。在南方，琉球群島已被作為一個縣合併到日本。在北方，與俄國進行的一次有爭議的領土交換，導致日本獲得了整個千島群島。更為重要的是，北海道島完全被日本佔有，並開始了對這塊土地的開發。與中國的關係比較正式，1894-1895年，日本在一場以今後對朝鮮的控制為中心的競賽中戰勝了它的龐大鄰居。那些19世紀60年代與西方列強簽訂的帶有協定關稅、治外法權和最惠國待遇的屈辱性條款的條約，在努力了四分之一世紀之後，於1894年得以修訂。日本令人震驚地戰勝了中國，侵佔了台灣，並完全成為帝國主義俱樂部中的一員，使其具有了進一步剝削中國，進一步與俄國爭奪朝鮮和中國東北的機會。於是，1900年的日本已不再是1800年的日本。這個過去與世隔絕的島國己經成為國際政治中一個活躍並富有侵略性的參與者，日本為自己取得的成就和不斷提升的國際地位而感到自豪，準備加入歐洲的聯盟體系，並且渴望在亞洲大陸取得立腳點。然而，如果過度聲稱這個世紀標誌著特別的意義，如果過分強調這個世紀開端和結尾的年份．那也是愚蠢的。在某些方面．有―些較好的參數可用來說明從1790年開始到1890年結束的時代劃分：1790年發生了由幕府官員松平定信指導的寬政改革。這些改革反映了在田沼意次執政期內政策鬆動之後德川幕府鞏固其統治秩序的最後的重大嘗試，在松平定信的先輩、領導過18世紀20年代享保改革的德川吉宗時代，就已經有過這樣的情況，做出過堅決的努力以重返早先時代尚武的簡樸。不過，松平定信所採取的措施實際上有助於說明，自這個世紀的第一個25年以來，商業化已經發展到了什麼樣的程度。幕府採取的步驟目的在於支撐關東平原的經濟，將其從大阪商人資本的支配中釋放出來。各項法令頒布出來．提供給城市裡貧困潦倒的債務人，各種嚴厲的措施被採用，以控制江戶這個巨大東部都市的經濟活動。更為突出的，是給予武士階級教育和培訓的關注，使他們做好成為政府官員的準備，以適應新穎而複雜的官僚生涯。儒家教義中意識形態的正統說教被頒布為幕府學術機構的法令，這一行動迅速為諸藩學校的管理者們所依樣畫瓢。松平定信也顯示出他意識到西學的重要性正不斷上升，開始採取行動給予官方贊助，這導致19世紀50年代馬修·佩里到達日本後不久，一個西學中心就創建起來。在松平定信改革的餘波里，幕府首次強調它直截了當地拒絕與外國打交道．是德川幕府最初創建人的遺贈。在這些事物上，新的僵硬態度進一步得到種種懲罰措施的加強，只要假定西學研究者將就日本面臨的可能危險發表他們的見解，就會對之施以嚴厲的懲罰，政府公告中頑固和陳舊的道德專制主義與上述種種結合起來．使得1790年的寬政改革成為日本19世紀的真正開端。在國際事務上同樣如此，日本對俄國在北方的探測活動的反應，表明它們產生了新的意識：需要做好準備應對可能的軍事對峙。到一個世紀後的1890年，明治制度框架已經通過《明治憲法》的履行和《教育敕語》的下達而得以完成。再一次，政府在堅持它正在做什麼的時候，表明了它所期待的東西和道德完全是與日本的傳統相互關聯的。公民的品行是一種公眾責任，而不是私人事務。在憲法頒布前天皇於皇宮所作的誓約，解釋說憲法「皆紹述貽賜皇祖皇宗後裔之統治洪範，朕躬身以逮潤得與時俱行，無不倚借皇祖皇宗及我皇考之威靈」。以大致相同的方式，松平定信也曾爭辯說，他的改革措施與幕府創立者的意願是一致的。在正統說教和連續性的這些自信斷言之間，存在著使其透明和對之質疑的空間。也正因為如此，就有可能從日本的過去發現正當的理由。正如平川教授所說的那樣，「轉向西方」和1868年《五條誓文》所允諾的「求知識於世界」，都能使人聯想到此前一千年里朝向中國大陸尋求政治和文化制度的先例。1853年，幕府首席老中阿部正弘面對佩裏海軍准將建立條約關係的要求，心甘情願地徵詢大名們的意見，這反映了間接決策的模式，這一傳統也在《五條誓文》中得以重複：「廣興會議，萬機決於公論。」這個允諾導致了20餘年關於「民權＂達到制度化的最好方式的激烈爭論。不過，到19世紀末，大部分日本領袖都滿意於適當的「知識」和制度已被發現和設定，議會應被用來輔助，而不是領導帝國的統治。當然，1890年並不意味著變革的終結，因為新制度體系的啟用，需要連續不地適應和實驗。在1890-1900年的10年間，「民權」運動的領袖們一步步地試圖進人統治體系，並逐漸構建起內閣的結構。19世紀末，新制度最重要的設計納伊藤博文發現，需要組建他自己的政黨，如其所說，以便於通過組建自己的軍隊來使自己不再依靠僱傭兵。議會政體的鞏固，使得日本可以集中精力謀求國際平等地位，尋求新的更大的海外目標。1984年，在努力了四分之一世紀之後，種種不平等條約終獲修訂，帶來了外交上的平等和尊嚴，並提供了1911年實行關稅自主的前景。日本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中的勝利，給它帶來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宴會桌上的一席之地，台灣的獲取和戰爭的賠償促進了日本重工業的迅速發展，八幡鋼鐵聯合企業的建立是其中的一個代表。進一步目標指向控制朝鮮。在本卷結尾處入江昭教授關於日本上升到強國地位的討論中，19世紀的最後十年和20世紀的最初十年顯得十分突出。同樣在這20餘年裡，發出了開始大規模工業發展和社會不滿的信號．以及引起20世紀官僚政治的領袖們全神貫注的種種問題，這在本書第六卷有詳細描述。1900年，獲得選舉權的納稅資格降低，代表了收編和引導資產階級和勞工運動的首次成就，並把日本帶進了20世紀。一個終結，一個開始和一個轉型一個開始也是一個終結。雅克布·布克哈特理解為預示文藝復興來臨的現代歐洲早期的諸般變化，相比約翰·赫伊津哈所說的中世紀衰敗具有更多的意義，同樣，德川幕府統治的最後數十年，也能被看作是一種武家統治的逐漸衰落。也就是說．幕末．就像其字面意義―樣．也可看作是一個現代國家的前奏。德川體制明顯地呈螺旋狀下降，松平定信在寬政改革中鞏固幕府統治的努力取得了某些成功，尤其就關東地區的教育、經濟和行政來說是這樣，但是對於水於水野忠邦的改革嘗試就不能這樣說了，哈羅德·包利瑟教授於本書第二章討論了天保（1830-1844）時期的課題，水野忠邦企圖使主要都市中心周圍的土地佔有合法化和集中化的嘗試．只是疏遠了那些領地受到影響的領主，而帶來的是自己的迅速垮台。水野忠邦通過命令最近的移民返回村莊以打擊城市貧困人群的企圖，以及頒布反對奢侈、炫富的法令，也都使他極為不得人心，以至於江戶市民們往他的住宅扔石頭以表示對他的蔑視。具有意識形態動機的信仰復興運動，1837年大鹽平八郎的起又，也只是焚毀了大阪的大部分地區，反而加重了大鹽平八郎力圖緩解的苦難。天保晚期實際上非常值得注意，因為它證明了日本統治者方面效能的削弱。災荒在國土上蔓延。官僚政治的猜忌連同意識形態的僵化，造成了對那些關心西學的學者們的清洗。1844年，天保時期結束後的一年，荷蘭國王寫信給幕府將軍，警告他西方力量正在增長，而日本將無力抵抗新的潮流。幕府解釋說它之所以無力作出反應，只是因為從未有過如此國際交往的先例。事實恰恰相反，1825年幕府即已下達命令，不管外國船隻的目的是什麼，都要毫不猶豫地將其驅回。比斯利教授在第四章「西力東漸」里對這些和另外一些僵硬的政策進行了討論，認為德川體制確實已經漸漸山窮水盡，不太可能以想像力和有效性應對未來的挑戰。林屋辰三郎的一篇探討性文章，引起了對德川幕府末期與早先鎌倉、足利幕府末期之間進行一些有趣的比較。林屋辰三郎指出，早先的兩個幕府在無法給予獎賞和施加懲罰之後，都失去了對其封臣的控制。兩者的衰敗都伴隨著繼承糾紛，而且兩者都發生過對外貿易中不斷增長的交織糾纏。在所有情況下，一種帶有乞靈於締造者智慧的急躁情緒的增長，都表明了變化著的社會價值和具有非傳統、非正統新觀點的當務之急。在鎌倉幕府的場合，經過1274年和1281年抵擋蒙古入侵的巨大努力之後，緊接著就是抵禦可能的第三次入侵的長期動員，而沒有任何新增的領土用來獎賞幕府的臣屬。在此之前，與宋朝中國貿易的增長已經伴隨著商業化的發展，而蒙古人征服中國大陸之後貿易的中斷給幕府製造了困難。鎌倉幕府的北條攝政造成了自己的孤立。不斷增長的不滿伴隨著中堅分子中社會價值的改變，形成了以一種虛有其表而結構鬆散的非常規新時尚為標誌的趨勢。「婆娑羅」這個同時代人為這種逾軌現象杜撰出來的辭彙，用來告誡人們不要違背幕府企圖用來約束其臣屬的《貞永式目》，但徒勞無效。室町時代晚期，足利幕府甚至更明顯地卷人了大陸貿易、商業化，以及到最後由西方人帶來的武器之中。足利義滿接受了作為明朝皇帝臣屬的頭銜，他的繼承者努力吸引明朝貨幣的更大供應，凡此種種，為其臣屬經營與中國的「勘合貿易」，展開爭奪大陸貨物的混亂競爭提供了舞台。最終，室町幕府又進一步遭到貿易和西方船隻帶來的技術的打擊。這次，代表不合常規、不合傳統的文化改換的辭彙是「歌舞伎」，這個辭彙使人們想起離情別緒和享樂主義，在隨後時代的舞台流派中被奉為經典。足利幕府沒有能力控制自己的臣屬，伴隨著幕末時代的那些廣泛的失序，直接導致了16世紀的暴力和混亂。德川幕府明顯與這些現象相類似。商業化的發展及其社會變遷貫穿於德川時代，當然，這不是由於與大陸貿易的不斷增長，而是通過國內的經濟發展和變革達成的。但是，1859年對西方國家開放口岸，帶來了大批外國商品和貨幣，也為日本的茶葉和絲綢打開了廣闊的市場。日本和外部世界之間金銀兌換相對價值的差異，導致了―種迅速耗盡日本貴金屬的貨幣流動。這種貿易引起了瘋狂的通貨膨脹，造成了武士階級的固定收入所力不能及的物價飛漲，堵塞了國內工匠獲得原材料的通道，而這些原材料是他們進行生產所必不可少的。幕府壟斷貿易利潤的努力，招來了那些能夠利用外國抗議的有力臣屬們的激烈反抗，從而加速了幕藩之間信任和控制的流失。對於西方列強在中國的勝利所引發的警訊，江戶幕府甚至比中國政府更為敏感。大陸的動蕩造成了精英們的迅速反應，他們充分通報了這些事件。對於某些人來說，日本的安全事實上曾依賴於中國的穩定。條約口岸制度向日本的延伸，外國使節和軍隊來到日本的土地，成為對「征夷大將軍」自負的一種難堪恥辱。這反過來產生了對非常規、非傳統的新事物的迷戀。德川幕府晚期，對公認規範的違反成為那些激進分子們所期待的事情，而這些激進分子在新的政治氛圍中數量激增。賭徒和冒險家這樣的下層社會重要性的不斷增長，提供了一種政治上的積極性得以發揮作用的環境。戲劇和文學以其塑造的邪惡和怪誕形象而令人深深著迷。所有這些都有利於幫助和掩護那些「草根」思想家，為了品嘗政治混亂的醉人紅酒，他們拋棄了自己對家庭、團體和領主的常規義務，對「俠義冒險家」（俠客）的頌揚，顯示出對那些非法的、在組織嚴密的時代里結局可悲行為的讚美，而據中國的俠士和後來明治維新期間的右翼極端分子所稱，這是一種倖存下來的傳統。當然．現代西方國家的力量和自信還是造成了德川幕府末期比先前的兩個時期更為極端和偏激。思想家們已經超越幕府體制，考慮新的政治組織形式。早在19世紀60年代，像長州藩的久坂玄瑞和土佐藩的武市瑞山這樣的尊皇派激進分子，就已經提出了將古典奈良—平安時代作為制度樣板，以集權於朝廷中心的政治制度。尊皇派志士砍去了京都足利將軍雕像的首級，他們成為那些改寫全部早期日本歷史，號召為了天皇統治不惜以武力改朝換代的人們的先驅。不過，從一個更廣泛的意義上說，19世紀通常更被視為一個開端。王政復古的歲月被極好地描述為日本從封建晚期向近代的過渡。從武家政治向平民政治的過渡，即使這是一個由以往武士階級的成員所指導的平民政治，也特別值得注意，這令人回想起林屋辰三郎對先前幾個世紀文職政治向武家政治過渡所作的比較。與此前一千年里從邪馬台國向模仿中國的「律令」秩序過渡的過程，同樣可以進行比較。可能引起注意的第三個過渡，是17世紀早期德川幕府身份結構和幕藩體制的穩定化過程。所有這些過渡，都有一個漫長的預備期作為前奏。武士家族正式建立統治地位出現於12世紀，但由於日本的貴族領袖轉向專業的武士尋求支持和保護，平安時代引人注目的和平秩序已經歷了持續的變化。在又一次轉換為文職和官僚體系之前，武士統治曾經歷過三次將軍政治和三個幕末時期。不過，其間也提前發生過德川幕府和平年代的武士階級官僚化；寬政改革後採取措施的影響很有教育意義，進一步促使這一制度走向成熟。天保改革不顧一切地努力恢復償付能力，促使幕府和重要大名採取更為強有力的步驟指導經濟增長，採取重商主義政策，一方面發展了區域的自給自足，同時也促進了對其他藩的出口。這些步驟對於一種新型武士官僚的產生起到了積極作用，而它們所提供的經驗和期望，則使得一些歷史學家把天保改革視為走向現代官僚政治國家的一個出發點。每一次重大的轉換，無論是從文職統治向武家統治的轉換還是從武家統治向文職統治的轉換，由於新政府試圖建立它們的合法性，都會伴隨著復古懷舊的言論和行動。林屋辰三郎指出了早期鎌倉幕府的修補者極為重視奈良宏大寺廟的整修工程。19世紀自稱復古的運動，產生了更為接近，也更為驚人的事例：京都平安神宮的建造，東京中心明治神宮的建立——包括用來自全國各地的樹木栽植的―片森林——以及古代宮廷文化格調的發掘。這套做法在德川晚期已被使用，幕府不斷地示範著他們對於古代宮廷的尊重，還修復了邪馬台國偉大「帝王」的陵墓，但在明治政府的文化政策中這些努力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明治」年號選自《易經》，其性質則常被指明為「維新」，或「複位」，從直截了當的「更新」改變為如今標準的「維新」，則取自提及周王朝授權管理體制復興的《詩經》。「明治」首次使用在徵兵詔書中，這種正字法使人們記住了它的含義：「聖人」「向明而治」。需要提及的明治時期文化和宗教上其他的復古企圖還有很多；對封建文化和佛教文化的攻擊是如此之猛烈，以至於引起一個學生把這場運動描述為「偉大的文化革命」。轉型的舞台19世紀開始於文化（1804―1818）和文政（1818―1830）年間。回顧往事，這數十年里似乎相當平靜，風調雨順，連年豐收，政治也由於松平定信強有力改革的餘波而顯得十分穩定；在頻繁的農民示威和起義於18世紀80年代達到頂峰後．出現了一段時間的沉寂。不過，在一片平靜之中也顯現出麻煩到來的徵兆，因為1804年俄國特使雷扎諾夫來到長崎，指望允許在那裡進行貿易，他的要求被斷然拒絕，這招致了他的年輕隨從們在北部海岸的一系列劫掠行動。拿破崙一世時期荷蘭在長崎貿易據點的孤立，使得荷蘭人僱用美國船隻為他們供應給養，這反過來又導致幕府打聽歐洲國家體系內所發生的廣泛變化的信息。幾年之後，一艘英國船隻「費頓」號，冒失地闖進了長崎港，受驚的日本當局設法扣押其物資，一群英國水手在水戶登岸，困惑不解而又大受驚嚇的地方官員輪流前往談判，居然錯把他們當成了俄國人。幕府以增加歐洲語言的學習和強化北海道防衛作為回應的措施。1826年，藤田東湖在江戶看到了5位荷蘭人，他們對將軍朝廷作每4年—次的拜訪。由於他們的裝束很像」年前雷扎諾夫事件中的俄國人，藤田東湖感到大為震驚，他推斷俄國人肯定已經征服了荷蘭，日本已經陷入重圍，從北到南，都處於同一個邪惡外部力的包圍之中。他的副手會澤安（會澤正志斉），曾在水戶參與過對英國水手的詢問，開始把種族、宗教的主題與民族主義思想結合在一起，於1825年寫成了影響廣泛的《新論》。水戶大名德川齊昭受到了這些警訊的震動。在10年時間裡他一直要求幕府允許他接管蝦夷地（北海道），在這樣的要求被幕府拒絕後，他成為封建領主中嚴厲排外的最麻煩的倡導者，一直保持到他於1860年死去為止。19世紀20年代是一個對西學的興趣不斷增長的時期。1823-1828年，德國醫生菲利普·弗朗茨·馮·謝爾伯德在長崎的荷蘭商館任職。他在長崎的逗留既標示出人們對西方事物的高度興趣，他獲准在長崎建立學院，相當多有能力的年輕學者加入其中；同時也是官方對這種現象發生恐懼的開始，因為官方懼怕這會導致意識形態的顛覆和污染。由於發現他從任職幕府天文方的朋友處收到了一份地圖，謝爾伯德遭到傷害，被迫離開。這位朋友名叫高橋景保，因這次事件而喪生。不過，他本人正是1825年嚴厲的《無二念打拂令》的執筆者，這道法令要求立即驅逐任何未經許可企圖進入日本的異邦人。在這一時期，雖然已有跡象顯示將來問題會出在國際事務領域，但是，公眾和私人對外國事物興趣的不斷增長卻說明了當時的相對寬大和自信。在這幾十年里，都市文化的繁榮、公眾閱讀面的擴大、出版機構的數量都達到了空前的程度。與即將來臨的政治緊張相比，這個時代有可能被冠以「愉快感受年代」的特徵。在繁榮、自信的外表背後，也有經濟危機即將到來的徵兆，在一個持續很久的物價穩定期之後，逐漸上升的通貨膨脹於1820年左右開始顯性化，一直持續了半個多世紀。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有許多。最為顯而易見的是將軍德川家齊（1787-1837年在位，但直到他1841年去世為止一直未受質疑）漫長而奢華的統治期內幕府開支的增長。這個因素導致了始於1818年的20年通貨緊縮，在這過程中，某些硬幣的貴金屬含量減少了不下50％。雖然價格有點落後於這些變動，但顯然在不斷上升，等到19世紀30年代歉收的時候，物價便扶搖直上。造成物價上漲的另一個因素，是日本欠發達地區伴隨經濟增長出現的人口膨脹。作為18世紀末數十年災荒的結果，人口和經濟的增長一度似乎靜止了，但在世紀末的最後幾年裡，開始了一個向上的反轉，除了天保時期的災年之外，經濟和人口處於不斷增長之中。不過，造成長期通貨膨脹的主要原因或者說其結果，是日本中部和北部不可阻擋的商業化發展。在關東地區，江戶在經濟生活中的中心性導致了商品性的農業，增加了產品商業性製造的機會，增加了消費品的種類，同時也造成了勞動力成本的上升。村莊正在喪失它長期保持的自給自足狀態。村民們可以根據自己的稟賦和能力對此作出反應：商業化與其說是―種選擇，不如說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即使一些人得益於這一趨勢，也有其他人會遭受其苦。流浪、遷徙、移民，以及撂荒耕地，都證明了一種社會和經濟的分化，這種分化清楚地表現為村莊內部的紛爭和暴力行為，在1827年的文政改革中，基府企圖通過設計一種新的控制體系來解決這些問題，它們在關東（江戶）平原設立了一種新的調查機構，把幾個村莊組合為經濟和地理單位，而不管它們名義上的封建領主是誰，從而使得行政管理合理化。幕府要求村官們報告農民方面的就業情況，努力減少商業化不太必要、不太合適的方面，比如當鋪、酒館、賭場，以及與「非法」和「奢侈」生活方式有關的東西。然而，更大的混亂局面就要來臨了。危機歲月：天保（1830-1844）、弘化（1844-1848）和嘉永（1848-1854）年間接下來的20年里看到了這些問題的激化。農業的歉收以及隨之而來的饑荒，如同包利瑟教授所描述的那樣，已經成為19世紀中葉日本統治者生活經歷中擺脫不掉的夢魘。在19世紀30年代的頭幾年裡，許多藩開始進行改革，但幕府本身卻由於將軍德川家齊的長期影響而益發固步自封，以致於幕府的改革只能在1841年德川家齊死後才開始。水戶藩的德川齊昭，曾於1834年向幕府要求江戶的資源和職位，並在40年代的大多數時間裡一直堅持這樣的要求，他無疑意識到了自己的侍從極為小心地安排自己的隊列在本藩行進，以避免看到沿途因饑荒而倒斃的屍體。在他留給繼承人的指令中，他把自己時代的不幸分類為「蠻夷、竊賊和饑荒」。無論他在水戶藩提倡的改革，還是他向幕府提出的建議，都沒能取得成功。德川齊昭自己先是被命令呆在水戶5年多時間，接著又被幕府召回，軟禁在江戶的寓所里。在其他一些藩，尤其是西南部的幾個藩，天保年間發起的經濟改革較為成功。日本的中部和北部饑荒極為嚴重，不過，即使在這些地區，在短暫的人口下降之後，經濟的增長和商業化的進展也都重新開始了。在經濟史學家的眼裡，天保改革期間至關重要的事情是迫使大名政府承擔起編製計劃的功能。藩營專賣體制被建立起來，以集中和剝削髮展著的商業化經濟；反過，來它們又加速了經濟商業化的進程。這通常不利於地方上的生產者，他們正確地看出自己只是一枚移動的棋子，各藩政府藉此設法成為藩營企業的主要受益者。於是，這些「改革」伴隨著那些生計受到改革影響的人們頻繁的抗議，也就並不令人感到驚訝；抗議和請願給改革過程打上了醒目的標記。這些抗議往往在對於幕府財政必不可少的中部地區較易奏效，而在較為偏遠的「外樣」大名軍事化程度較高的藩里則不易成功，這些藩試圖從壟斷中獲利，同時又想抑制它們經濟的商業化。他們成為全國性通貨膨脹的受益者：薩摩藩著手減少藩的債務，通過藩營機構在市場上銷售其產品，就得到了通貨膨脹的幫助。幕府的改革來得較晚．它的改革又不得不在商業化程度較高而較少呼應官府控制的地區推行，因而遭到更多抵制和反抗，顯得尤為蹣跚難行。老中水野忠邦可以被視為在改革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象徵．但他的任期卻很不幸，自己遭到了德川幕府封臣們的反對，倒台後住所又被江戶的市民們扔石頭。幕府困境最為突出的證據，是1837年發生在大阪的武士官員大鹽平八郎起義。這次起義發生在位於日本中心的主要商業都市，造成了遍及全國的反響。由於參加者絕大多數是大鹽平八郎所辦學校的學生和追隨者，表明了可以指望有政治動機的教師和學者發揮積極作用的某種可能性，這次事件也就成為未來數十年里將要到來的其他起義的一個前兆。外交危機（1854-1860）威廉·比斯利在第四章里討論了1853年馬修·佩裏海軍准將的到來。危機意識逐漸成為安政時期（1854-1860）的特徵，已然十分強烈，並不完全是什麼新東西。1837年，莫里森乘坐美國艦隻駛入浦賀灣，企圖通過遣返日本失事船員建立與幕府的接觸，結果遭到海岸炮台的驅逐，這不但引起了西學學者們的再三警告，也導致官方發出指令，要求人們就日本的迫切問題上呈意見書。一些與預備上書有牽連的人成為顛覆幕府指控的目標：1839年，渡邊華山被審判和定罪，兩年後自殺。1844年．荷蘭國王試圖勸告幕府將軍放棄無用的與世隔絕和盲目排外政策，未能如願。兩年後，海軍准將詹姆斯·比德爾來到日本，努力建立美國和日本的正式關係，也沒能成功。除了這些直接與日本接近的行動之外，中國在鴉片戰爭中敗北的消息也迅速在日本知識階層中流傳。對長崎荷蘭人的訊問證實了西方軍事技術的優勢，鹽野谷洞院，一個儒家學者，編輯了魏源《海國圖志》的日文版，以此作為他對西方進行近乎歇斯底里譴責的前奏。在給總統的報告中，佩里預示了日本的發展前景，稱之為「商業國家圈子中的小妹妹」。他寫道，只要列強「仁慈地提攜她，幫助她蹣跚而行，直到她充滿活力，能以自己的力量穩步前行」，就會很快建立起牢固的商業和外交聯繫。很不幸，1856年接著到達的湯森·哈里斯發現日本的手經常緊握著而不是鬆開，他於1858年談判訂立的通商條約激起了極其強烈的反對，以至於條約的簽訂動搖了德川幕府統治的根基。針對這些重大事件，許多將外交事務與國內政治牽連起來的學術研究集中在京都發生的那些事件上，這些事件導致朝廷反對莫里斯條約——這在接下來的比斯利和詹森所寫的兩章中得以討論——並且把幕府的衰落與其無力應對西方的入侵聯繫起來。尾藤正英的研究為如今人們已經熟知的事實提供了額外的資料。幕府的首席老中阿部正弘在大名和朝廷中散發佩里持來的美國國書，意在形成一種他知道是不可避免的一致決議。通過這一活動，他幫助激活了一種似乎長期處於休眠狀態的政治形式，其後數年裡，我們看到政治參與的漣漪從政治家族的首領向外擴散到他們的家臣，再擴散到若於社會群體的平民百姓之中。正如尾藤正英所指出的，這個續發事件在19世紀40年代已有預兆，當時正是阿部正弘作為幕府老中執政的時期。阿部正弘曾與水戶大名德川齊昭討論對1844年荷蘭國王信件的回應，德川齊昭指責荷蘭國王信中的措辭，並敦促阿部正弘應將未來事務提交主要的外樣大名、御三家、譜代大名們討論，以做「民意」調查。德川齊昭催促說，這將＂對日本有益，並有助於保證恥辱不降臨吾國」。天皇朝廷也得到了參與政治的機會。1846年，朝廷就曾指示過幕府加強海岸防禦，所以對於阿部正弘來說，如何應對美國建立條約關係的要求，把天皇朝廷包括在徵求意見的範圍之內是很自然的事。幾年之後．當1858年的《哈里斯通商條約》提上日程、堀田正睦試圖重複阿部正弘的做法時，同樣的步驟卻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到這時，意見分歧已經十分明顯，因為《哈里斯條約》的條款對於實際貿易的要求已經遠遠超過《佩里條約》原來的要求。更糟糕的是，一些強藩意識到了幕府統治核心的虛弱，企圖通過把批准條約與選擇德川齊昭的兒子一橋慶喜作為將軍繼承人捆綁在一起，來影響德川家族的繼承權。隨著井伊直弼就任幕府大老，幕府內部的專制主義形成為一股強大的反衝力，訴諸興起1858-1860年的「安政大獄」。1860年春井伊直弼被刺，導致了―個暴力劇增的十年，直到1868-1869年的戊辰戰爭方告結束。就這樣，日本的開國再次激化了日本社會各個層面的政治活動。在尾藤正英看來．阿部正弘採取的行動有助於在參照公眾輿論（公論）和由井伊直弼所追求的中央集權獨裁主義之間造成一種對立。儘管幕府嘗試廣泛徵詢意見，儘管幕府表白其對天皇的尊重，但它還是發現自己遭到了責難，責難來自那些關注這些問題的人，他們把問題歸結為是否驅逐不受歡迎的外國人。公論的更高道義通過19世紀60年代的政治爭論奮力打開了一條出路，隨著初期明治政府的宣誓（在1868年的《五條誓文》中）而再度出現，轉而成為明治時期「民權」運動的要求。改進對這些問題的解釋，有助於使這些問題成為一體，並有助於說明19世紀的過渡年代。1860年暗殺者隨身攜帶的《斬奸旨趣書》中對井伊直弼的痛斥，提供了一個明顯的例證，說明民間已是怨聲載道。他們指控井伊直弼濫用權力，無視「民意和道義」（公論正義）。斥責井伊直弼拋棄了宗教標準，違反了國家政策的準則；決定與外國簽署條約、放棄要求外國人踐踏基督畫像的既有做法都是對國家利益的背叛；簡而言之，「已經以犧牲國家榮譽為代價，作出了太多向外國妥協的決定」。依據道德絕對主義的標準來判斷政治決策，這使得洽商或和解都幾乎沒有餘地。德川幕府的倒台1868年的明治維新，這是19世紀60年代政治混亂的結果。並伊直弼的「安政大獄」已經使許多人由懷疑變為確信，其繼任者在方向上的遲疑不決，造成了—種曲折反覆的軌跡，甚至使得德川幕府的封臣們都無法確定他們應往何處去。與已經變得更加重要的天皇朝廷建立新關係的努力涉及到所有派別。在這個十年的大多數時間裡，幕府能夠與京都朝廷保持緊密的聯繫，但忠誠的表白並沒有換來天皇周圍大多數能幹朝臣們的積極支持。幕府以挑選一位皇家公主作為年輕的德川家茂（1858-1886年任幕府將軍）的配偶開始了「公武合體」的進程，接著長州藩就擬定了天皇參與政治活動的計劃，這一計劃很快就被薩摩藩和土佐藩提出的建議書所加強。文久年間（1861-1864）的政治重組引起了德川家族旁支成員重新定位，他們設法謀取外部大名頭面人物的合作。這些步驟成功地削弱了以江戶為中心的因循守舊者的控制，但並沒得到那些計劃吸收進政權中樞的大名的牢靠支持。參覲交代制已被廢弛，決不能重新恢復，政治活動集中於京都朝廷，開始把這個古代帝都變為取代江戶的全國中心。在江戶，幕府儘管仍然具有極大的權力，但已經開始更像是一個地區性的勢力了。1859年的開港給日本帶來了一些額外的問題。與外國的關係給幕府提供了強化自我和改良軍備的機會，但與外國的接觸同樣很快就使得諸侯中的持不同政見者有可能進口現代的武器。天保年間已經建立起來的藩專賣體制，帶來了對幕府控制和壟斷對外貿易的抵制，各藩開始通過條約口岸直接與外國供應商和消費者打交道。它們也開始不顧橫向聯繫的禁令而相互接觸，比如長州與福井、小倉、後藤（1862年）、對馬（1864年）等藩，薩摩與岡山、廣島、和歌山、鳥羽、土佐等藩，在接下來的幾年裡，另外的橫向聯繫也得到了發展。對於幕府來說，更為嚴重的是大都市區域突然出現的劇烈通貨膨脹。日本和中國海岸之間金銀比價的背離，造成了日本貴金屬的迅速外流。日本商品國外市場的突然擴大，尤其是生絲和茶葉，帶來了價格的上漲，並給國內使用者和依靠固定收人生活的武士們帶來了困苦。一些較大的藩開始嘗試在軍備、造船和紡織生產中使用現代科技。政治進程由於外部力量的存在和壓力而不斷惡化。義憤填膺的武士造成了許多攘外事件，幕府對此不得不作出賠償，這使幕府的聲望和國庫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外國人對這些攘外事件的反應導致長州和薩摩藩對攘外激進分子進行懲罰，但兩者之間行動並不統一。在薩摩，官僚政客擊敗了雄心勃勃的激進分子，而在長州，經過—個複雜得多的過程，那些激進分子奪取了藩政的領導權。幕府動員輿論反對長州，第一次獲得成功，隨後歸於失敗：當幕府第二次懲罰長州的努力於1866年慘敗之時，它的末日也就在眼前了。德川齊昭的兒子德川慶喜，1858年曾被提議作為將軍繼承人但遭到拒絕，1866年，在德川家茂死後成為第十五任、也是最後一任德川幕府將軍。他從未有一次自由地離開京都回到江戶和他真正的權力基地，而且他也從未與中央的譜代大名完全地協調一致。他對外國的威脅深信不疑，而當新的對手陣營中首次出現了一個具有吸引力的明顯機會時，1867年，他同意了土佐藩提出的建議，辭去了將軍職位。德川慶喜被薩摩領袖們及其朝廷里要求只有一個帝王的同盟者用計謀擊敗，他放棄了自己的領地和官職，然後將軍又企圖從大阪向京都進軍。這次進軍以災難而告終，他撤退回江戶，這裡很快就被薩摩武士西鄉隆盛率領的新組成的「皇軍」所包圍。新政府軍繼續向北挺進，在經歷幾場必需的戰鬥之後，戰爭於1869年暮春時節漸告結束。這些喧鬧的政治事件造就了近代日本國家的領導人，催生出現代日本民族主義的英雄，但同樣它們也遮蔽了正在發生著的有趣而有重要發展事態的光彩。公眾的不滿以一種新的時常採取反諷太平盛世的反抗情緒表現出來。19世紀60年代後期的穀物歉收造成了艱難困苦的局面，這使得日本各地政府的任務變得十分複雜。由軍事動員和戰爭行動引起的生活擾亂，造成了疲於提供更多勞役和物資的平民百姓的怨恨和對立。在準備第二次征討長州期間，幕府軍隊長期駐紮在大阪地區，引起了表現為不顧死活的縱火和暴動的激烈反抗。新建成的「皇軍」得以通過提供減稅和他們所宣稱即將到來的美好時代的仁政，來利用民眾的這種不滿和失望。幕府使戰略精英適應時代要求的嘗試也造成了通信系統的大幅改進。以往來自荷蘭和中國商人的隱秘報告，如今讓位於官方主辦的早期報紙上外國事件的新聞。這種做法產生了一個意料之外的結果，就是對幕府晚期的政治形成了一種見解一致、各界共同的判決，因為沒有別的國家像日本這樣行政分裂，這已成為日本的特徵，而政治的重新穩固需要產生一個單一而有效的國家決策中心。就實現政治變革需要做些什麼而論，在幕府和其對手之間有著重大的一致性，而在由誰來領導的問題上的不一致，則只能通過消滅德川幕府來加以解決。雖然一些商人同情者資助了、在必要時還掩護了維新志士，雖然很多地方的著名人士把自己的子弟奉獻給維新戰爭，但對於大多數普通日本人來說，在以上描述的種種事件中則幾乎沒有扮演重要的角色。這並不是說他們對所發生的事情不了解或不贊成，而是因為他們沒被武裝起來，沒有捲入運動。曾參加過1864年炮擊下關的英國人這樣評論平民百姓的客觀性：他們在安全距離外觀察事件進展，並在危險過去之後幫助登陸人員載運物資，或幫助毀壞長州炮台。1868年，當「皇軍」攻打會津藩若松城下町時，在戰事間歇期間，老百姓也拿著夏季水果前來出賣。隨著維新軍隊逼近江戶，外國人記述說一種怪異的平靜和安寧籠罩了這座通常喧鬧的城市，儘管平時的警察力量突然銷聲匿跡，但城市仍維持著完好的秩序。在這方面，情況並未很快改觀。1876年，在長州領導人前原一誠不幸的「荻之亂」以後，木戶孝允在日記里寫道：市民們對叛亂造成的破壞極為憤恨，以至於雖然「前原一誠在事件中遭到寬大對待，但荻市民眾卻在說他們自己想要砍掉前原一誠的腦袋」，市民們還說，「除非付現金，他們不會賣給士族一張紙或一塊布」。1867年，熱情奔放的千禧年狂歡起到了幫助維新志士搞亂公共秩序的作用，但無論何時，有政治動機的騷亂都不能使民眾獻身於這一過程。他們無關痛癢地走人了，卻給其他似乎沒有關聯的人留下了一場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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