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戰國時期儒家的變禮思想1

　　中國古代的禮範圍極其寬泛，從飲食起居、輿服宮室，到宗教祭祀、國家制度，都包括在禮的範圍之內，古人都籠統地稱之以禮。但是，在禮的內部是有區別的，簡單劃分，主要有禮俗、禮儀、禮制等幾個層次。在三《禮》當中也有這種區別，有專講儀節的《儀禮》，有側重國家制度的《周禮》，也有闡發理論的《禮記》。古代禮學的發展，有學者指出，是從注重儀節的禮演變為注重國家政治制度的禮；也就是說，由重視《儀禮》發展到重視《周禮》。王葆玹先生認為，這個轉變是從鄭玄開始的。

　　王葆玹先生指出，鄭玄龐大的經學體系是以三《禮》學為核心，而他的三《禮》之學又是以《周禮》為首。鄭玄經學的權威在他身後逐漸提高，這種提高的過程也就是《周禮》在經學領域的地位的上升過程。《周禮》躍居三《禮》之首在經學內部以及思想史上有重要的意義：「由於《周禮》是以官製為框架，講述社會政治制度的系統，故而鄭玄三《禮》之學獲得權威地位，標誌著中國禮學的巨大的轉變，即由專講典禮儀式及日常禮節的禮學，轉變為講述社會政治制度的禮學。」 [1]從整個經學史的角度來看，王葆玹先生的這個看法是正確的。但是，我們認為，從禮的發展來看，尤其是先秦禮的發展，也有一個從注重禮儀儀節的禮向重視國家政治制度的禮的轉變，這個轉變是在春秋戰國時期。禮的這次轉變，與當時的社會變革交織在一起，是一次禮的重大變革。與當時轟轟烈烈的變法運動相比，禮的這次轉變也可以稱為「變禮」。

　　周禮當然也包括重要的國家政治制度，如嫡長子繼承製、分封制、宗法制等，而且這些國家制度又與周公的制禮作樂有關，但是從周禮的整體或西周禮樂文化的整體來看，《儀禮》所代表的一整套禮儀文化，更能反映周禮或三代之禮的特徵。胡培翚《儀禮正義》曾說：「三禮唯《儀禮》最古，亦唯《儀禮》最醇矣。《儀禮》有經有記有傳，記傳乃孔門七十子之徒所為，而經非周公莫能作。其間器物陳設之多、行禮節次之密、升降揖讓裼襲之繁，讀之無不條理秩然。」認為《儀禮》為周公所作，是古代經學家共同的看法，從今天的觀點來看，把這段話理解為《儀禮》最能反映西周時期的禮樂文化，倒是與歷史事實相符的。

　　春秋後期出現了「禮壞樂崩」的局面，一方面，原來的禮儀等級被打破，僭禮現象普遍發生；另一方面，由於社會的變動、戰亂，原來的禮儀已不可能實行。這時，禮與儀分離了。禮的重心由禮儀逐漸向禮制轉移。也就是說，春秋後期到戰國時期，人們更加關注的是具體的禮儀後面所蘊涵的思想、理念，重視禮作為國家制度在實現社會整合方面的作用和功能。這樣的記載在春秋戰國時代的古籍當中非常普遍：

　　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左傳·隱公十一年》）

　　禮，所以整民也。（《左傳·庄公二十三年》）

　　禮，國之干也。（《左傳·僖公十一年》）

　　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禮記·禮運》）

　　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奸詐。（《禮記·經解》）

　　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禮記·仲尼燕居》）

　　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荀子·強國》）

　　禮者，所以御民也；轡者，所以御馬也。無禮而能治國家者，晏未之聞也。（《晏子春秋·諫上》）

　　這是春秋後期以來人們對禮的一種普遍的看法。這裡所著重強調的，是禮在建立國家制度方面的重要作用。當然，這個時期探討的禮制，主要是一種理論上的探討，或者說還停留在紙面上，由於當時的客觀現實，這些制度不可能在社會上得到實行。也可以說，這個時期人們所探討的禮制，主要是為了未來的新社會而設計。

　　對禮制的重視與強調，還有一個重要的標誌，就是《周禮》的編纂與成書。《周禮》的成書時代是傳統經學以及現代《周禮》研究中的大問題，從目前的研究來看，儘管還有不同的意見，但認為《周禮》成書於戰國時期，已為學者所普遍接受。《儀禮》雖然也成書於戰國時期，但它是儒家學者對古禮的敘述與整理，它所反映的時代依然是西周的；《周禮》雖然也保存了西周時期的禮制，但從整體上說，它是戰國學者對國家制度的設計，與當時重視禮制的潮流是一致的。

　　因此我們認為，春秋後期到戰國以來，尤其是戰國時期，禮發生了一次轉變，即由重視禮儀轉向重視禮制，更強調禮的社會政治意義。這個轉變與當時在學術界重要的儒家學派發生了密切的關係。

　　戰國秦漢時期的儒學是以政治為中心的。政治是孔子思想的一個重要側面，也是孔子思想在戰國時期發展的主要趨向。

　　《論語》記子貢之言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論語·公冶長》）一般把這裡的「文章」解釋為歷史文獻。[2]但錢穆先生指出，這裡所謂的「文章」，「正指《詩》《書》禮樂，正指歷史制度，正與文王之『文』，『鬱郁乎文哉』之『文』，『文不在茲乎』之『文』，同一義蘊。」 [3]錢穆先生的這個解釋更恰當。孔子思想的重點是禮樂制度，這也是戰國儒學的重點。戰國時期的儒家學者「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史記·儒林列傳》），他們所關心、討論的問題，重點是社會的變革。儒學的重點在禮，孔子認為禮是「損益」發展的，儒家希望通過禮制的「損益」變革，對禮作新的解釋，實現社會的變革。

　　從廣義的角度來看，戰國時期的政治、經濟、軍事、法律等制度的變革，都是傳統禮的變革，各諸侯國的變法其實就是變禮。本文要討論的是儒家關於變禮的主張，尤其是儒家關於國家政權轉移的理論，這是政治變革、禮制變革的最主要的方面。儒家雖然沒有在現實的政治變革中發揮多少實際的作用，但儒家在這方面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理論，值得今天的儒學研究進一步深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