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會如何看待「勝天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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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名義》里祁同偉最喜歡的一部小說《天局》，講的是一個叫混沌的人，在下了一盤神秘的棋之後跪地不起，直至死去。原來與混沌下棋的是老天爺，混沌贏了。但為了「勝天半子」，混沌耗盡了自己的生命。

天人關係一直是中國古代哲學的核心問題。那麼古人會如何看待「勝天半子」的思想？

其實《天局》里的混沌，名字或許是借用《莊子·應帝王》中的一個故事：混沌是中央之帝，倏是南海之帝，忽是北海之帝。混沌對倏和忽特別好，倏和忽想要報答混沌。他們看到混沌的臉像個雞蛋一樣沒有七竅，而人人都有七竅，便商量為混沌鑿開七竅。於是倏和忽每天為混沌鑿開一竅，第七天，混沌死了。《天局》里借用混沌這個名字，或許和莊子一樣都想說明一個道理：逆天是沒有出路的。

哲學家馮友蘭先生指出，古代哲學裡的「天」有五種含義：一是物質之天、二是主宰之天、三是命運之天、四是自然之天、五是義理之天。混沌所戰勝的「天」，更接近於命運之天。然而這五種天的含義也並非絕然互斥，而是互有交集。命運作為某種超越人的意志的宇宙意志，自然也具備某種義理的意味。至少在儒家的主流意識形態里，「天」不可能是盲目的任意的，而是有目的有秩序的。「天命」即「天理」。

《周易·繫辭》說「樂天知命，故不憂。」相傳《繫辭》乃孔子所作，我們姑且認為它是。孔穎達註疏道「順天道之常數，知性命之始終，任自然之理，故不憂也。」很顯然，孔子對於「天命」主張在順應的基礎上認識，在尊重的基礎上把握。「天」與「命」是世界的一體兩面。「命」不僅是「命運」，還是「使命」，是「天職」，所以個人與「命」在這裡並不顯得劍拔弩張，而是相輔相成。所以孔子即便是在命運的顛沛流離中，比如在匡這個地方受到襲擊，也能坦然地說「天生德於予，匡人其如予何？」正是因為有了大擔當大抱負，才能對小小的厄運淡然處之。

《列子·仲尼》有一個故事從側面詮釋了「樂天知命故不憂」。孔子常常面有憂色，顏回問孔子：「先生為什麼憂愁？」孔子反問：「你又為什麼快樂呢？」顏回說「我聽說老師說過『樂天知命故不憂』，所以快樂。」孔子說：「你只知道「『樂天知命故不憂』，卻不知樂天知命實際上卻有大憂啊！你所謂的『樂天知命故不憂』，只是修一己之身，任一己之運，而老師我整理詩書禮樂易五經，卻是為了治天下，遺來世，不只是為了區區一己一國。但詩書禮樂對於一國治亂尚且無能為力，又如何經綸天下和未來？」孔子之所以憂，是懷著為萬世開太平的大志，而不僅僅為了獨善其身。徐復觀先生所說作為先秦精神的「憂患意識」，其實也是對於自身使命的憂患，而不僅僅是對於自身命運的憂患。

孟子說「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至而至者命也。」（《孟子·萬章上》）在朱熹看來，「天」與「命」其實是一回事：「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既然「天命」即「天理」，那麼我們應該做的，就是「莫非命也，順受其正。」這同樣也是假設了天命乃是正道，而人只須修身以待，就是順受。具體說來：「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孟子·盡心上》）就是說，人不可僥倖行險。死得其所才是「正命」，犯事坐牢而死，就不是「正命」，就比鴻毛還輕。像混沌那樣勝天半子而死是不是「正命」，這個見仁見智，但像祁同偉那樣負罪自殺，這絕不是「正命」。

當然，古人對天命除了敬畏和順應這種基本態度之外，還主張發揮人的主體能動作用，對「天命」積極地利用和主宰。比如荀子在《天論》中並不認為天有至善的宇宙意志：「天不為人之惡寒也輟冬，地不為人之惡遼遠也輟廣，君子不為小人匈匈也輟行。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數矣，君子有常體矣。」所以關鍵不在天而在人：「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大天而思之，敦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進也；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

但荀子並非簡單地認為「人定勝天」。而是認為人只能在正確的認識和充分的修為的基礎之上，才能夠「制天命而用之」。我們甚至可以說，荀子並不是庸俗的功利主義者，他的終極目的不在於「勝天」，而在於「勝天」的過程之中的學習和修養。《荀子》一書雖然千頭萬緒無所不包，但它的核心無非修身，無非教人如何「始於為士，終於為聖人。」即便是他的政治哲學，也是「聞修身，未聞治國也。」治國不過是修身的延續。這是我們必須注意的。所以追求勝天的人，首先要問問自己修身修得如何，問問自己理智是否清明，心性是否澄澈。

古人雖然部分肯定「勝天」，但同時認為「勝天」是有限度的。《史記·伍子胥列傳》里，伍子胥欲向楚國報仇，他的好友，楚國的忠臣申包胥勸阻時說了一句「人眾者勝天，天定亦能破人。」這句話到了大文豪蘇軾那裡，被記成了「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然而大文豪的誤記卻送給了我們一個經典的成語「人定勝天」。而申包胥的那句話也就是唐代文學家劉禹錫《天論》里所說的「天與人，交相勝。」因為「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那麼什麼是天與人各自勝出對方的所長呢？「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強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因為人有是非觀念，所以人可以為自然及社會立法：「人能勝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則是為公是，非為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賞，違之必罰。……故其人曰：『天何預乃事耶？唯告虔報本，肆類授時之禮，曰天而已矣。福兮可以善取，禍兮可以惡召，奚預乎天邪？』」劉禹錫看來，「天」只是一種形式上的尊崇和正義，而實質上的正義乃在於人的是非善惡價值觀。也就是說，人之所以勝天的地方，不在身體上的矯健，也不在意志上的堅強，而在於道德上的優越。沒有道德支撐的抗爭命運，勝天半子，都不是最終的勝利。

雖然「天人合一」乃是中國古代哲學主流，但天人之間其實也充滿了微妙的緊張，這才為「勝天」的思想留出了空間。董仲舒指出「天意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張載認為「儒者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聖，得天而未始遺人。」直至王陽明的「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都代表了天人合的一路，但同樣也有代表「天人分」的一路，除了上面的荀子、劉禹錫之外，還有宋代朱子的「人慾盡處，天理流行」、 「聖人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存天理，滅人慾。」以及隨後泰州學派王艮所謂的「我命雖在天，造命實由我」等等。但天與人在哲學史上的緊張恰恰維持了天人關係的動態平衡，正是這一平衡開出了「天人合一」的大境界。而現代社會單向度地強調了「人定勝天」，過分凸顯了人的價值，使得人慾的膨脹超出了社會所能承受的限度，造成了社會的道德失范以及自然的環境惡化。

天人關係是一個大問題，一篇介紹性的小文當然不可能說透。但不管是「天人合」，還是「天人分」，天與人的關係都應該是一種良性互動的關係，而不是惡性對抗的關係。是一種有機的價值關係，而不是機械的利害關係。人類既沒有必要為了證明自己而刻意勝天，也不應該無所作為一味順天。天是讓人敬畏而不是讓人退縮，讓人自省而不是讓人膨脹。「勝天」並不是不可以，但這應該是朋友競技般的勝，而不是敵人打仗般的勝，是分享了「天」的品質並與天為徒的比學趕幫超，而不是僭越造反的逆天。須知我們頭頂的星雲和心中的道德法則，本來就是我們生命的尊嚴所在。

（音樂：貝多芬《第五交響曲「命運」》第一樂章、霍爾斯特《行星組曲 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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