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頓的《第三波》與「民主和平」思潮

　　冷戰結束不久，在西方國際關係學領域開始流行這樣三大相互關係、相互支持的理論思潮，其一是「歷史終結論」，其二是「民主和平論」，其三是「文明衝突論」。「歷史終結論」主要表達了西方一些冷戰人士面對西方取得冷戰勝利的現實而產生的狂喜情緒，並驕傲地預言世界歷史將從此「終結」，西方自由民主會一統天下，成為世界歷史的最終歸宿。「歷史終結論」的主要代表作是福山的《歷史的終結和最後的人》。然而這種論調在現實面前很快不攻自破。泠戰的突然結束並沒有使西方世界擺脫種種困厄，也沒有因為蘇東集團的崩潰而表現得如某些西方人士想像那樣完美，而且西方民主在東方的亞洲及伊斯蘭世界遇到了程度不同的挑戰。從某種意義上說，歷史是在重新開始，而非甚麽「終結」。也因為如此，那些善於尋找矛盾焦點，習慣於「戰鬥」的理論家們又找到了一根「稻草」

　　「文明間的斷裂帶將成為未來的挑戰」。亨廷頓從當代紛紜複雜的世界矛盾中，以文明作試劑，測定其本質為「文明間的衝突」，引起西方國際關係學界激烈的爭論，並越出政治學術領域，波及到歷史、哲學、人類文化學諸領域，還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了決策圈。如果說「歷史終結論」是現實世界形勢發展階段失之倨傲的情緒化概括，那麽「文明衝突論」則是對未來世界趨勢所作的悲觀判斷。相比之下，「民主和平論」（theDemocraticpeacetheory）有著更久遠的思想淵源。

　　「民主和平」思潮與《第三波》

　　在解讀《第三波》和「民主和平」思潮的關係之前，讓我們先來看一下「民主和平論」的基本主張。

　　從「民主和平論」的中心思想（即民主國家間不會或極少相互開戰）中可以析出兩層意思：一是民主國家認為戰爭不是解決它們之間利益衝突的適當途徑，它們之間幾乎從不打仗，一個民主國家從不尋求將來也不會尋求針對另一個民主國家的戰爭解決方式；二是民主國家間不開戰並不排除民主國家對非民主國家開戰，相反，民主國家對非民主國家開戰往往是為了維護民主，總之，是正義之戰。

　　「民主和平論」者提出的經驗證據是：在過去的半個世紀里，儘管世界上發生了數不清的暴力衝突和戰爭，但沒有一場是發生在工業發達的西方民主國家之間的，美、歐、日之間自二戰結束以來從未打過仗，而且在今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它們之間也極其不可能發生武力衝突。他們的理論論證則主要圍繞「民主」與「和平」這兩個概念進行。他們把「民主」作為自變項，和平作為因變項，認為民主與和平之間存在著一種必然性的因果關係。也就是說，一方面，民主國家間無戰爭的根本原因是這些國家國內政治的民主性質，即大眾輿論監督和政治機構的相互制衡；另一方面，民主國家普遍奉行民主制標準和遵從民主文化，使得它們都具備相互尊重、以妥協求合作的文明共事精神；相反，在民主國家與非民主國家不僅缺少這樣的民主精神，而且國內更缺乏有效制約戰爭的民主機制。

　　「民主和平論」在伸張自身的同時也有力地支持了西方民主中心觀，成為「歷史終結論」者內在情緒的另一種表達。它使對民主勝利的歡呼轉化為對民主政治擴展到全球的所謂「潮流」（wave）的大力推動。「民主和平論」者對西方自由民主政治的頌揚達到了高峰,以至於不僅認為民主可以保證和平、避免戰爭災難，甚`至認為民主是嚴重饑荒的「剋星」，如塔爾波特所引哈佛大學經濟學家森（A.Sen　^的話：「在一個擁有民主形式的柄F府和言論相對自由的國家，從未發生過嚴重的饑荒」。

　　《第三波》一書的主題與「民主和平」的思潮的聯繫

　　亨廷頓《第三波》一書的主題並非「民主和平論」，它本身不是國際關係領域研究「民主和平論」的代表作，它的研究對象是比較政治學的一個重要問題。政治發展和政治民主化問題。它透析了在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走向民主化的國家中，政治發展和變遷的共同原因、特徵及走向等，並概括出一些帶有普適性的民主化法則（或稱「民主派準則」）。它明確地指出，這一時期的民主化現象已經構成了新一股民主化潮流（即世界民主化潮流的「第三波」）。它直接和間接地指出，這樣一股新潮流對於國際關係和人類和平前景具有重要意義。

　　該書主要探討的對象是20世紀後期，具體地說就是1974年到1990年間，世界上相繼約有30個國家從非民主政治體制過渡到民主政治體制這一狀況。亨廷頓稱之為民主化的「第三波」（或可譯為「第三次浪潮」）。

　　亨氏把歷史上的民主化過程比作一波一波起伏發展的「浪潮」，而「一波民主化指的是一組國家由非民主向民主政權的過渡」，並認為「這種轉型通常發生在一段特定的時期內，而且在同一時期內，朝民主化轉型的國家在數量上顯然超過向相反方向回歸的國家」。當然他也把那些「尚未全面民主化的政治體制中實行的部分自由化或部分民主化」包括在內。按照這個標準，他提出，在近代世界歷史上出現過三波民主化；第一波民主化長波起始於19世紀初，大致是從1828年至1926年，約有30個國家進行了民主化，但是主要由於威權主義的復辟和法西斯主義的興起造成了1922年至1942年的第一次回潮，這次回潮使得世界上的民主國家降為約12個。第二波民主化短波從1943年到1962年，再次使民主國家數量上升到30個以上。但1958年至1975年又出現一次回潮，直到1974年葡萄牙發生了民主政變才掀起了迄今未息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亨廷頓把這次浪潮看作是「一項全球性的運動」，它在15年中「席捲了南美，橫貫拉丁美洲，來到了亞洲，衝垮了蘇聯集團的專制政權」。到1990年，它已經使世界上民主化國家的總數增加到了近60個之多，佔世界100萬`以上人囗國家的總數129個中的近一半。而且，到1990年止，第三波民主化「仍然`沒有把民主國家在世界中所佔的比例`提高到超過62年前的上一個波峰上」。同時`，他還特別指出，這種波浪式前進的民主化並非沒有任何障礙，相反往往表現為一種「進兩步退一步的格局」。

　　該書的結構上分成6章。第一章回答「是甚麽」（What?）的問題，是對於全書研究對象的提出和說明，包括對民主含義的限定以及對民主化帶來的問題的思考。第二章回答「為甚麽」（Why?）的問題。探討民主化呈波浪式運動的原因，重點則是通過歸納推理的方法找出第三波民主化的五大肇因，即：合法性的衰落和政治的困局、經濟發展和危機、宗教變革、外部勢力的新政策、示範效應或滾雪球。在第三章回答「如何會這樣」（how?）的問題，把第三波中轉向民主化的威權政權分成3種，即：一黨體制、軍人政權和個人獨裁。然後根據第三波民主化政權中執政`集團與在野或反對集團的互動關係，概括出這樣3類變遷過程：一是變革（transformation），即威權政權實現自我改造，由執政精英推動走向民主化，這樣的政權`最多，有16個；二是置換（replacement），即威權政權垮台或被推翻，這樣的政`權有6個；三是轉移（transplaceme`nt），即執政集團與反對集團達成妥協，採取聯合行動走向民主化，這樣的政權有11個。此外，他也提到了一個例外模式，即像格瑞那達和巴拿馬那樣由外部勢力干預而帶來的民主化。第四章繼續回答「民主化過程的特徵如何」（how?）的問題。他提出了「妥協、選舉、非暴力是第三波民主化的共同特徵」的觀點。第五章則回答新民主政體「如何持久」（howlong?）的問題。既然民主化浪潮有明顯的進兩步退一步的規律性，第三波民主化`已出現了這個徵兆，那麽如何才能解決回潮的問題呢？他為此總結出新民主政體可能碰到和必須面對的第3類問題，即：轉型問題（transitionproblems）、情境問題（contex-tual problems）和體制問題（systemic prob-lems），並且還花費大量筆墨探討了前兩類問題在第三波民主化過程中的處理方式及重要性。第六章回答民主化「何去何從」（whither?）的問題，展望了民主化的前景，提出了「時間屬於民主一邊」的觀點。

　　亨氏刻意研究的主題，分明是政治民主化在世界上擴展的新趨勢。本文無意從政治學理論的角度來全面評價這部著作，而是想討論該書主題與「民主和平」這一國際關係理論思潮之間的聯繫問題。

　　首先，我們知道，亨廷頓的學術興趣主要在政治發展研究上，60年代他出版了《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在該書中，他更加重視的是政治發展過程中的政治穩定和政治制度化的問題，在他的研究範式中，政治穩定的重要性超過了政治民主化的迫切性。該書開篇即寫道：「各國之間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於它們政治的形式，而在於它們政府的有效程度」。在此基礎上，他演繹出了著名的「強大政府論」。《第三波》一書的出版，則標誌著他已經把關注的焦點轉向了發展中政體的民主還是非民主性質問題，因為在他的新範式里，政治民主化的訴求反過來超出了政治穩定和政治秩序的訴求。亨氏的這種範式轉變，不能說不是受了冷戰結束後對西方持樂觀態度者的感染，儘管他不像福山那樣得意洋洋，預言「歷史終結」，但他經常透露出對於西方民主將遍及全球的樂觀心態，以至於他在前言中情不自禁地表示，「在本書中有五處，我放棄了社會科學家的角色，而擔當了政治顧問的角色，提出了若干條『民主派準則』。如果這使我像一個胸懷大志的民主馬基雅維利，那還是隨它去吧」。事實上，他這本書的出版在西方民主派人士中的確產生了很大影響，布熱津斯基（ZbigniewBrzezinski）盛讚這是一部傑出的、有著特別重要意義的著作，並認為它的確給亨廷頓打上了「民主派馬基雅維利」的烙印，儘管他拒絕這一殊榮[16]。

　　我在這裡想提出的一點看法是，在「文明衝突論」提出之後，人們易於得出結論，認為亨氏放棄了對於民主遍及全球的樂觀主義，轉而提出未來世界將發生以文明劃線的分裂與衝突的悲觀預測。就連西方一些民主人士也批評他前後矛盾。但筆者認為，《第三波》以「民主與非民主」劃線，而「文明衝突論」以「西方與非西方」來劃分世界，兩者確有差異，但後者並非否定了對「民主」的信心。相反，在「文明衝突論」的界說過程中，他以強調民主是「西方特質」的方式強化了對西方民主優越性根深蒂固的信念，兩者的邏輯思路是一脈相承的。這一點還可以從亨氏本人的著述中得到證明，他於1997年在《民主雜誌》上撰文回顧《第三波》時仍疾聲吶喊：「無論如何在第三波之後二十年的今天，民主化的條件比以前有利得多。西方自由民主國家的各國政府在促進全球的民主化方面都可以有更大的作為。共產國際已經壽終正寢，現在該是建立民主國際的時候了」。

　　其次我們能分明讀出的是，「民主和平論」是《第三波》一書的邏輯起點之一。因為在亨廷頓看來，民主在世界範圍的擴展就意味著和平地帶（Zone ofPeace）在世界範圍內的擴展，和平與民主是無法分開的兩相一致的概念。所以，`他將「民主和平論」納入自己的研究中，作為他對民主潮流合法性的支持證據之一。他曾明確論述道：「民主的擴展對國際關係也有重要的意義。歷史上民主國家打過的戰爭與威權國家打過的戰爭一樣多。威權國家既同民主國家打過仗，相互之間也打過仗」。不過，從19世紀初到1990年，民主國家（除極少幾個例外）沒有同其他民主國家打過仗。只要這種現象持續下去，民主在世界範圍內的擴張就意味著和平地帶在世界範圍內的擴展」。

　　另外，如同「民主和平論」者們強調美國等西方民主國家有推進夜M擴展民主的責任一樣，亨廷頓的這本書也明顯體現了這種觀念。一方面，他把「美國的未來」與「民主的未來」等同起來，認為民主的未來對美國人具有特別的重要性。他寫道：「美國是現今世界中最重要的民主國家，其作為一個民主國家的身份與其對自由和價值所承擔的義務是不可分離的。其他國家也許可以從根本上改變它們的政治制度，並持續它們作為一個國家的存在。但是美國卻不能作出這種選擇。因此美國人在發展適合於民主生存的全球環境中具有一份特殊的利益。」另一方面，他把外部力量的介入列為導致第三波民主化的五大原因之一。他聲稱：「外國政府或機構的行動也許會影響，甚至是決定性地影響到一個國家的民主化」；「外部的行動者可以對第三波民主化作出重大的幫助」；「第三波的開始或多或少是與歐安會及赫爾辛基最後決議相互契合的」（該決議中有一項是專門關於在東歐推進人權的）。他特別樂觀地評價了美國在促進第三波民主化進程中的角色和作用，他提出美國促進別國人權和民主的政策在70年代初逐漸走向積極，1997年上台的卡特總統最為活躍，里根、布希則繼其衣缽。亨廷頓全面總結了美國政府在第三波中採取的包括政治、經濟、外交和軍事方面的種種手段。最後他坦率地承認：「事實上，在卡特、里根和布希執政期間，美國政府採納的是一個民主版本的勃列日涅夫主義（thedemocratic version of brezhnevdoctrine）：在其勢力範圍之內不允許民主政府被推翻」。

　　總之，如果從國際關係理論視角來閱讀亨廷頓的這部著作，顯然可以作出這樣的判斷，認為它完全是在為「民主和平論」夯實思想基礎。不僅它本身以「民主和平」思想為假定前提之一，而且它還通過鼓吹「民主」價值的關鍵意義，特別是強調民主對個人自由、政治穩定、國際平等與和平及美國的未來等具有的意義，從而直接為「民主和平論」補充思想資料。如前所述，它簡直就是在為「民主和平論」從觀念落實到行動而搖旗吶喊。

　　最後的評論

　　「民主和平」思潮絕非空穴來風。它不僅有著久遠的思想淵源，屬於西方傳統的自由民主思想的一部分，值得深入研究；而且，它作為一種流行思潮，與「歷史終結論」和「文明衝突論」相比，其影響已經超出國際關係研究範圍，進入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外交決策思想庫，並影響了大眾的觀念，成為更難破除的「新型神話」，因此更加值得關注。

　　人們早已觀察到，國際關係在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的今天正經歷著一場解構與重構的過程，戰爭與和平不再是全部話語，主權、安全、地緣政治邊界等指稱在新的國際關係理論文本中被重新解讀，以一些新鮮的術語和概念形式再表達出來，諸如「經濟安全」、「生態安全」、「地緣經濟」、「有限主權」、「民主和平」等等，不一而足。其中「民主和平」本是一個國內政治意義上的概念，但在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界和西方主要國家政府的外交政策再闡釋的推波助瀾之下，它已經轉換為國際意義上的一個語詞。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來解讀亨廷頓的《第三波》一書，脫去其為「民主和平論」辯護和鼓吹的這一層「外衣」，似乎有一種特別重要的意義。事實上，1996年國內就有人指出，在為中國的對外戰略和外交政策出謀劃策時，我們必須考慮到國際關係人文環境的重大變化。這位作者所指認的「人文環境」主要就是本文開始時所提到的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三大論」，其中評述「民主和平論」時，他指出，「根據民主和平論，可以產生兩個推論：其一是中國這樣的非民主政體是戰爭可能的發源地；其二是因為民主政體以避免戰爭、爭取和平，那麽在對華政策中把推進中國政治民主化作為主要目標之一則是天經地義的」。看來，更廣泛地開展對於「民主和平」思潮研究的意義已經不言而明。

　　亨廷頓的《第三波》一書作為政治發展研究的集大成之作，除了揭示20世紀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世界民主化運動的根源、過程和特徵，而且初步表達了他對冷戰後民主化浪潮能否持久問題的審慎樂觀態度。統觀該書，我們可以讀出其中「民主和平」思潮給予他的根深蒂固的影響，亨著有意無意地成了「民主和平論」的「吹鼓手」和「拉拉隊員」。因此，解讀該書不僅是政治學的應有之責，也是國際關係研究者之必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