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儒家興盛和道家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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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興盛和道家再起

各位書友好！初步了解了董仲舒引入陰陽家的理論構建的儒學體系後，我們再次來看一下漢武帝時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歷史大背景，後續發展，以及對於今天的啟示。

對於統一中國的歷史進程來說，最重要的是進行思想的統一。秦始皇統一六國後，採納李斯的建議廢除封建制，推行郡縣制，並且只用法家治國，拒絕用古代文明一直傳承下來的方式治理天下，這在統一中國之後引起了儒生群體的不滿。對於儒生來說，新的王朝建立起來，應該像史書上記載的那樣，恢復三代（堯舜禹）盛世的仁政，繼續推行祖宗傳承下來的封建制。

但是秦始皇和李斯推崇的是法家思想，並不施行仁政，也不尚古之制，而是以中央集權代替了分封建制。儒生群體對秦始皇政策表達的不滿，促使李斯建議秦始皇使用了極端的「焚書坑儒」的方式來統一全國的思想。而儒生們推崇的古代制度和理論，都是記錄在列國史書之上，因此「焚書」主要便是燒掉了列國的史書。其中《尚書》和《春秋》也是史書的範圍，這就為後來漢朝古文學派與今文學派的爭論埋下了伏筆。

法家並不是一個尚古的學派，總是對於新的時代境況提出新的解決辦法。李斯提出的這種嚴酷統一思想的方式也是法家理論集大成者韓非子早已提出的觀點：對於任何個人，不需要文字和歷史進行教育，只需要「以法為教，以吏為師。」但是，儒家以及其他幾個重要的學派，都有尚古的思想，正如馮友蘭先生在第十四章「韓非子與法家」中寫到：孔子喜歡引文王和周公，墨子喜歡追溯夏禹，孟子援引堯舜，道家則請出伏羲、神農。

在某種程度上看，法家的思想是具有革命性的，只是方式有些極端，但其實早期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派並不是絕對的保守主義者，而是一種「損益」的歷史發展觀，這在以後將會繼續談到。在秦始皇時期的儒生群體尚未認識到時代已經劇變，絕對的尚古之制已經不可能了。

秦始皇時代的儒生群體認為古代文明的一切都是好的，這種思維模式頗像五四運動以來今天的社會，相當一部分人認為西方文明的一切都是好的。如果不尚法西方和否定傳統，就一定會被「普世」潮流拋棄。思想的引導是一個艱難的工程，去除極端的思維方式，認識到思維的「相對性」【關於思維的「相對性」，參考「第十章道家的第三階段：莊子」】，更是一個艱難的工程。

法家雖然有革命性的作用，但是顯然，單純靠法家的治國方式是無法長久的，秦朝迅速滅亡後，漢朝在繼續秦朝統一思想的事業上，選擇了另一種溫和的方式，這便是選擇一種官方認可的「官學」，任何人對中央政府的政策有異議，或者傳授非官學的「百家」的思想，都可以私下進行，也不會像秦朝那樣受到嚴酷懲罰，但是如果想要入仕參政，參與國家治理，則必須學習官方認可的儒學和六經。

這種方式為後來中國進行開科取仕打下了基礎。從古到今，中國對思想的統一幾乎都是運用董仲舒提出的這種模式，即推行一種官方認可的學問，以此作為入仕參政的基礎，在參政的序列里，必須對中央政策和思想保持一致，而對非官方認可的學問，只要不參政，即可較為寬鬆的議論或做學術研究。這是兩千年前董仲舒和漢武帝吸取李斯和秦始皇的教訓，選擇的一種折中的思想引導方式。

漢武帝推行「獨尊儒術」之後，儒家學派創始人孔子的地位自然被抬高了，甚至於一度在漢代被儒家一部分人塑造成一個像西方宗教類似的「神」。在董仲舒引入了陰陽家理論的「天人合一」思想下，儒學是有一定的神秘主義傾向的，但是一旦上升到「神」的地位卻過於拔高了，很快儒家中理性的一派站出來反對將儒學和孔子宗教化，而是保持儒學入世的定位。

按照馮友蘭先生的分析，這便是古文學派和今文學派的思想爭論。今文學派以董仲舒為代表，有陰陽家的思想背景，沿襲先秦時孟子的一脈，有將儒學神秘主義化的傾向；【先秦時孟子提出人與天是融為一體的，「萬物皆備於我」，為了讓人與宇宙合一，人要培養一種「浩然之氣」。參考「第七章儒家的理想主義流派：孟子】而古文學派以劉歆以及後來的楊雄、王充為代表，沿襲先秦時荀子的一脈，堅持在儒學中消除陰陽家的思想，認為人是獨立於天地之間的，人有主觀能動性去創造自己的文化，並沒有什麼「天人感應」可言，人應該「道法自然」，頗有一種類似「自然主義」或「唯物主義」的思想傾向。【參考「第十三章儒家的現實主義流派：荀子】

也就是說，經歷了秦朝用法家的方式統一思想失敗後，漢朝開始選擇用設置「官學」的方式統一思想，而這個「官學」便是以董仲舒為代表的儒學。董仲舒構建的儒學由於引入了陰陽家的思想，在神秘主義的道路上走到宗教極端後，又被主張理性的儒學學者拉回現實，維持了一種非宗教化的正統官學定位。

正如我們在第一章「中國哲學的精神」中提到過，對於中國文化來說，宗教並不是主流，從孔子開始就進行了「去神化」的文化奠基。然而這並不是說中國文化沒有信仰，她推崇的是一種「天道信仰」，而非西方意義上的「宗教信仰」。

如果我們重新去複習第四章「孔子：第一位教師」，便可以看到，孔子拒絕「怪力亂神」，目的並不是降低人們的思想追求，而是更具智慧的選擇將生命的關注點保持在「方之內」，而不過度游於「方之外」。

中國的學問是要讓人既能出世，又能入世，出世與入世達到合一，而不會像宗教信仰那樣出世和入世存在著「二元分裂」，否定此岸而去追求彼岸。正是在這種文化傳統下，漢朝孔子被「神化」只是短暫的現象，很快就會被「去神化」，恢復一個「聖人」本來的位置。「神」的崇拜是遙遠的，非理性的，而「聖人」的教化卻是親近的，理性的，可行的。只有在非宗教化的文化之下，才能完成「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個人生順序和人生意義。

漢代也是印度的佛教開始進入中國的時期，佛教的哲學可以稱為佛學，對中國文化產生了巨大影響。而在佛教入華的過程中，為了應對佛教這個外來宗教的影響，中國本土興起了道教。官方的儒學中把孔子從「神」恢復成了「聖人」，而在道教的興起中，先秦道家學派的代表老子則成了道教的「神」。

儘管佛教是一種宗教，並且和道教針鋒相對，然而，佛學卻和道家哲學有著極大的相通之處。道家認為道是「無名」的，《道德經》開篇即有「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而佛學也認為終極的真實是不可說的，一旦去描述它，就必然把它具體化了，局部化了。佛學和道家的這種精妙會通之處，正是後來「禪宗」的源頭。

漢朝經歷了初期的道家治國，之後選擇了放棄道家，啟用儒家，是在社會和歷史大背景下的選擇。從「無為」到「有為」是一個必然的歷史過程。而選擇「獨尊儒術」同樣是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需要，儒家雖然只是百家中的一家，但只有儒家學派繼承了古代文明的遺產，並且是知識文化上的集大成者，這就與其他百家相比具有天生的優勢。

同時由於儒家推崇以家庭為根本的倫理制度，這對封建制轉型為中央集權制來說是沒有改變的的社會基礎結構。只要沒有進行工業化，在農耕文明之下，家庭制度依然是社會結構的主體，這樣儒家思想就會在這個主體之上發揮他的優勢。而對於古代文明的遺產，最重要的就是禮儀制度的遺產。

《中庸》說「王天下有三重焉」，這裡的「三重」便是「議禮」、「制度」、「考文」。這是立國必須要做的事情，只有天子才能做此「三重」。而儒家學派繼承的最重要的文化遺產便是這些國之大事。因此儒家成為最有影響力的學派，最終成為官方正統，是很自然的。

穩定的政治局面一旦陷入動蕩，國家處於分裂的時代，道家思想就會重新佔據主流，成為人們超脫現實的需要。在漢末到隋朝之間動蕩分裂的四百年里，政治黑暗，社會動亂，悲觀思想開始蔓延，佛教在中國迅速發展。在這幾百年里，曾經獨尊的儒學衰微了，道家哲學在文化上重新佔據主導地位，這邊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新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