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在退潮，而人們還沒接受裸泳的現實

美國奧蘭多槍殺案格外令人震驚，更多不是因為死傷者的人數，而是因為多重衝突性因素在一個撕裂型美國大選敏感時點上的集中呈現：伊斯蘭裔移二代、號稱針對同性戀的文化和宗教戰爭、據稱效忠ISIS，這三者再疊加叫囂要限制移民的川普狂熱，足以激發人們心中的恐懼、憎恨和沮喪。

這其中更令美國人心灰意冷的，不僅僅是作為移二代的嫌犯融入主流社會的失敗以及由此導致的報復性反社會，而更多是嫌犯對美國主流價值觀的拒斥和對其所認為的伊斯蘭原教旨的回歸。這種趨勢在上半年另一起伊斯蘭裔移民涉嫌發動的槍殺案中已初現端倪，如今似乎被進一步坐實。相對於基地和ISIS這種外部的全球化反擊者，巴黎恐襲和奧蘭多槍擊案所暴露出的來自內部的全球化脫嵌者更令人不寒而慄。

美國號稱移民之國，美國人也一直為自己的大熔爐神話而自豪，雖然每一個族群的漫長融入都是不乏血淚與苦難，但融入主流社會的終極目標似乎從未被真正質疑過。從愛爾蘭人，猶太人，到黑人，再到拉美裔和亞裔族群，似乎每個族群都能在這場融入主流的賽局中跑到終點。

其間或許有黑豹黨這樣主張建立民族飛地的極端訴求，但並沒有被黑人族群的主流所接納。而曾在1990年代因領導百萬黑人打遊戲鼓吹黑人穆斯林主義而名噪一時的黑人領袖法拉漢，也只不過號召在規範日常行為的價值觀方面可以另起爐灶選擇伊斯蘭教義，但他既沒有鼓吹髮起對異教徒的聖戰，也沒有被主流社會視為威脅，充其量只被看作是一個噪音製造者。

但如今外部全球化退潮和內部族群整合乏力的交迫，似乎正在打擊美國人民關於美國夢的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理論自信。這種情勢不僅僅令大眾感到迷惘，也對擁抱全球化的右翼精英和鼓吹文化多元主義和多元現代性的左翼精英同時提出了重大挑戰。

其實，綜觀全球人類史，在交往與共生的主流敘事下，從來不乏族群矛盾與衝突的階段性暗流和逆流，這兩年暢銷的《零年》和《野蠻大陸》充分揭示了直至二戰結束的晚近時期，政治、經濟和社會秩序的崩潰將釋放出人們內心深處多麼幽深黑暗的彼此殺戮的慾望和衝動，而當此艱難時世時文化和宗教上的歧見會成為多麼堅定的冷血的理由。

然而1970年代以來全球化的高歌猛進，和作為失敗的社會主義和第三世界替代性現代化方案替身的多元現代性敘事，加之後冷戰初期對「歷史的終結」的過度樂觀，導致人們「輕信」經濟一體化加多元文化加普世型政治架構就能夠達到天下大同，因為這一次人們可以避免上一輪全球化的覆轍，免於被基於「狹隘」的民族國家利益的種種經濟和政治衝突毀掉的命運。那些依然陷於種族仇殺和社會動蕩的地區似乎也反證了全球化敘事的正當性：這些地區的民眾正是抱殘守缺的抗拒捲入全球化的政策的受害者。

與上一輪以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單向「征服」為主的全球化不同，這一輪全球化主要以發達國家的資本「跨國」尋求低成本勞動力和後發國家的勞動力「偷渡」到發達世界尋找更高待遇工作的雙向流動為主要特徵。國際化的資本和國際化的勞動力的結合客觀上催生了文化多元主義的客觀需求：歐美資本精英階層在盡收發展模式同質化和普及化，也即「世界是平的」所帶來的對資本擴張抵抗最小化的全球化紅利同時，能夠通過對多元文化的「寬容」消解人們對所謂新殖民主義和新帝國主義的可能恐懼，還可以擺脫上一代全球化推動者自以為是的「白人的負擔」。

而左翼知識分子同時期對歐洲中心主義的現代性的解構，也對這種需求構成了反諷性的「合謀」。這種解構發生在「現實中的社會主義」和第三世界民族革命未能實現自己的承諾之後，也即通過將未遂的社會和政治領域的抗爭轉入文化領域，以另類現代性方案彌補另類現代化方案的挫敗。這種以後現代和後殖民姿態對觀代性的解構以及將現代性置於現代化之上的做法，導致了文化相對主義，讓人們誤以為一種文化都可以不經歷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現代化和世俗化轉型就能直接過渡到後現代的狀態。

東亞版資本主義的崛起或東亞的「復興」，以及相關經濟體對傳統資源進行鉤沉以反身求索另類現代性軌跡的努力，也對歐美知識界的多元文化主義和多元現代性提供了助力。而歐美消費社會的興起，文化創意產業對異域文化的打撈、包裝和推銷，也令非歐美文化突然間擁有了多元的價值和平等的身份。

這種全球經濟一體化基礎上現代性「合流」的美麗新世界，讓置身新興市場（作為前社會主義和第三世界國家表述的替代）的歐美資本精英階層和棲身發達經濟體的普通移民群體，都擺脫了遠離文化原鄉本應會出現的「違和」感，後者更是擁有了對前輩移民相對的優越感：不必割裂文化臍帶，不必努力認同所謂主流文化，不必經過漫長的市民化洗禮，就可以相對容易地獲得工作機會和公民身份，此時異質的文化認同標榜反而會是一種很酷的自我加持。

可惜全球化敘事不僅有皆大歡喜的一面。後福特主義的彈性工作制和全球生產格局重組導致的工作崗位流失及福利的削弱，早已導致歐美主流社會的反彈，白人至上主義和新納粹的死灰復燃即為明證。而即使那些擁抱全球化經濟面向的右翼精英，也越來越對文化面向上的多元主義感到擔憂和不滿，亨廷頓欠缺學術嚴謹性的《文明的衝突》能夠一紙風行，就充分折射這種深層次的憂懼。至此，原本以為能夠以文化層面的多元現代性「衝突」代替上一輪全球化中致命的民族國家衝突的企圖，最終還是回到了現實的「文明的衝突」。

除了內部既得利益階層的反動外，全球化紅利普惠型分配的缺失，也招致了越來越多的外部失意者的憤怒：沒有現代化成果的分享，所謂多元現代性不僅不能畫餅充饑，還瓦解了人們反抗不公的意志。於是一些人開始選擇以原教旨為武器發起抵抗和進攻，這也是國際極端勢力和恐怖主義活動勃興的大背景。

如今回頭看去，國際反恐的階段性勝利所標誌的「全球化的反攻」，其實更多是這一輪全球化的強弩之末，全球性結構失衡被掩蓋和延宕，直至2008年以美國消費、東亞製造和拉美及非洲提供原材料為主要特色的全球化鏈條出現崩解。

每一輪全球化的退潮都標誌著既有發展模式下經濟涵納能力的退化，而這種退化進而又會導致社會整合的失敗。如今世界似乎可以分為四類人：充分分享全球化紅利的跨國精英聯盟、各經濟體內部能夠分享全球化紅利但地位岌岌可危的人群、在全球化過程中被剝奪與被損害但還能夠從傳統社會組織或福利國家殘餘獲得些許庇護者，以及身處異國他鄉而被主流社會拒斥的全球化的「孤兒」。

當年全球化潮起時那些邊緣者和失落者的極化身份認同，在全球媒體推波助瀾下，可以在某種程度上以一種先鋒小眾的姿態進入全球化敘事，一旦全球化夢破，文化多元主義很快會暴露其作為缺乏凝聚力的拼貼裝置的本來面目，而現實苦難基礎上的主流非主流身份認同及價值觀的衝突和碰撞，便更具有致命性。

一如殖民帝國的成功催生了帝國的模仿者和被殖民者的民族國家夢，從而奠定了自己的敗局，這一輪全球化也製造了自己的敵人：反全球化的全球化。如今歐美國家內部的全球化「孤兒」和外部的全球化反對者正聯起手來，利用全球化提供的網路便利，發起一場原教旨主義的反現代性戰爭。這是依然試圖修復全球化裝置和恢復全球化勢頭的各國政治家們面臨的首要挑戰。

不過令人沮喪的是，人們似乎還沒有找到有效的應對方案。因為在這輪全球化潮起的時候，人們忽略了有不少人沒有救生衣一直在裸泳，如今全球化開始退潮，人們一時之間似乎也難以接受有人在裸泳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