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蘇聯代表做了什麼讓聯合國拒絕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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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長遠看，人口方面的優勢將會使南朝鮮在這個半島上佔有優勢。但是從短期來看，北朝鮮卻佔有軍事優勢。他們擁有一支俄國締造的陸軍和空軍，這支隊伍比南朝鮮的要強大得多。金日成和其他北朝鮮領導人顯然推想，他們如果要發動攻擊，那就必須儘快動手。

在遠東地區，對於整個共產主義事業來說，進行挑釁性冒險的條件也是再合適不過了。1949年後期，中國共產黨人在同中國國民黨人的內戰中，已經在大陸取得了最後勝利，並且正式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定都於北京(北平)。只有國民黨的領導者和一部分國民黨軍殘餘撤到了中國島嶼省份台灣。1950年初，紅色中國人正積極準備侵入台灣，這一行動將會把全中國統一在一個政府之下，並將最終結束曠日持久的內戰。美國沒有必要干涉紅色中國。然而，蔣介石和國民黨人被打垮這一災難，卻使美國的「中國院外活動集團」和保守的共和黨人坐不住了，他們緊急呼籲支援蔣介石，阻止紅色中國接管台灣。

中國共產黨人自身也使這個問題突然變得尖銳起來。1950年1月8日，北京的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給聯合國秘書長賴伊發了一封電報，堅決要求聯合國接納紅色中國，驅逐國民黨中國。蘇聯駐安理會代表雅可夫·馬立克提出了一項驅逐國民黨中國的決議案。

在接著進行的辯論中，美國反對蘇聯的決議案，但卻宣布說，美國願意讓安理會成員國進行投票表決，並且不使用否決權，若有7票贊成，美國就接受表決結果。馬立克遭到了失敗：1月13日的投票結果是6比3，英國和挪威棄權。雖然馬立克僅差一票，但他卻立即退出安理會會場，並宣布只要國民黨代表不走，蘇聯就將抵制聯合國。

這是一次難以置信的極端行動，因為已經有26個國家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中15個是聯合國成員國)，如果蘇聯再耐心隨和一點，這個問題也許很快就會解決。儘管在美國保守派給予蔣介石很多支持，但是杜魯門政府還是決心不把這個問題推到攤牌的地步。馬立克的行動激怒了其他聯合國成員，使他們更加反對接納紅色中國。

不久，英國駐聯合國代表亞歷山大·卡多根爵士，對蘇聯引發的這一危機的真正動機提出了質疑。他懷疑蘇聯不是要幫助紅色中國進入這一世界機構，而是要阻攔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承認，以便使北京「更為有效地同西方隔離開來，而處於俄國的控制之下」。按照克里姆林宮拜占庭式的想法，這樣的政策是很合乎情理的，因為蘇聯不大想跟另外一個具有潛在力量和影響的共產黨國家——紅色中國分享這一重要的世界舞台以及其作為共產黨世界卓越領袖的地位。

對於警覺的西方人來說，馬立克的行動本應該是一種提示，告訴他們存在著打破共產黨團結的可能性，至少有可能著手把紅色中國從俄國脫離開來。遺憾的是，西方領導人，尤其是美國領導人，並沒有看到這一點，他們仍然認為，共產主義是一種堅如磐石、不可分割的威脅性力量。直到1951年春天舉行的參議院委員會聽證會上，時任國防部長的喬治·C·馬歇爾還舉證說，中國是在蘇聯的控制之下。這種看法在美國廣為接受，很少有人注意到埃德加·斯諾這樣的人的聲音。斯諾是紅色中國領導人毛澤東的相識，《西行漫記》的作者。他在1949年4月9日的《星期六晚郵報》上撰文寫道：「中國將成為第一個不受莫斯科支配的共產黨掌管的大國。」

大約就在蘇聯代表走出安理會會場之時，美國在華盛頓發表了兩個聲明，一個聲明很可能使北朝鮮人下定了侵略的決心，而另一個則減輕了紅色中國對美國的擔心。兩個共產黨國家的領導人對兩個聲明都信以為真，而且對隨後的美國行動作出了大錯特錯的評價，這使他們對變化不定的美國政治舞台的誤解變得更加可悲了。

第一個聲明是由杜魯門總統於1月5日發表的。杜魯門說，美國不想在台灣建立基地，也根本「不打算動用其武裝力量干涉(台灣)目前的局勢。美國政府不會走一條導致其介入中國內部衝突的道路。美國同樣不會給福摩薩(台灣)的中國軍隊提供軍事援助或出謀劃策」。

第二個聲明是由國務卿迪安·艾奇遜於1月12日向全國新聞俱樂部發表的。艾奇遜說美國的「防禦半徑」沿阿留申群島至日本，然後延續到琉球群島(沖繩島)和菲律賓群島，如有必要，這些陣地將由美國以武力來保衛。朝鮮和台灣都沒有被艾奇遜包括在防禦半徑之內。在他講話中的其他地方，他談到了太平洋的「其他地區」：「必須清楚，誰也不能保證這些地區不會遭到軍事襲擊……如果發生這樣的襲擊……最初必須依靠遭受襲擊的人民來抗擊襲擊，然後要依賴整個文明世界按照聯合國憲章所給予的支持。」

這兩個聲明反映出一種憂慮，即對美國軍隊在亞洲的陸上戰爭所承擔的義務放心不下，也反映出美國人對整個中國，尤其是對中國國民黨人的幻想已嚴重破滅。早在1947年，參謀長聯席會議在杜魯門政府的默許下就已決定，美國對在朝鮮保留地面部隊沒有多少戰略興趣，美國可以通過空中打擊對付任何共產黨人在那裡的侵略。美國對中國的態度則更加複雜，但是到了1950年，美國領導人已經得出結論，即美國的軍事力量不應用在支持蔣介石上。這一決定則是在經過很長一段極為痛苦的深刻反省後作出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剛一結束，美國就付出了非凡而又認真的努力，以避免中國國民黨人和共產黨人之間發生內戰。杜魯門總統派遣陸軍五星上將、戰時陸軍參謀長喬治·馬歇爾作為總統特使，到中國去從事一項實際上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用中國問題專家鮑大可的話來說，就是在「一個友好政府的領導人和致力於推翻該政府的革命運動的領導人之間進行調解」。消除雙方間二十多年的鬥爭和不可調和的分歧，這樣的努力註定是要失敗的。馬歇爾於1947年1月無功而返，對雙方均不妥協表示譴責。到了1948年，國民黨人儘管有美國的有力支持，卻顯然正在輸掉那場戰爭，杜魯門政府於是便開始逐步從中國擺脫出來。但由於國會中的共和黨人敦促給予中國更多的援助，在中國付出更多的努力，而不是減少援助和努力，再加上中國院外活動集團加緊施加壓力，從中國脫身的進程因而就慢了下來。但在1949年8月5日，杜魯門政府卻堅定地表示要撤離中國，以減少在中國的損失。

這一舉動是由迪安·艾奇遜以國務院白皮書的形式作出的。白皮書既遭到了美國右派的嚴厲譴責，也遭到了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本人的嚴厲譴責。

編寫白皮書的目的是澄清杜魯門政府的立場，為政府贏得更多的支持。白皮書敘述了中國過去5年中事態的進展情況，力圖說明美國為什麼不能再從軍事上援助國民黨中國人，并力圖解釋美國別無他擇，只能作壁上觀的原因。

白皮書說，國民黨人已使美國提供給他們的許多軍事裝備落入了共產黨人的手中，即使給予更多的援助，也不能挽救蔣介石政權。艾奇遜說，美國進行全面的軍事干預將會激起中國人民的憤怒，並將使美國的歷史政策改弦易轍。

「中國內戰不祥的結局超出美國政府控制的能力，這是不幸的事，卻也是無可避免的，」艾奇遜最後說，「在我國能力所及的合理的範圍之內，我們所做的以及可能做的一切事情，都無法改變這一結局；這種結局之所以終於發生，也並不是因為我們少做了某些事情。這是中國內部各種力量的產物，我國曾經設法去左右這些力量，但是沒有效果。」

美國的批評家很快便指責艾奇遜是出於一己私利為美國的政策進行辯護，力圖掩蓋國務院方面的錯誤。然而，專欄作家沃爾特·李普曼卻認為，白皮書中披露的資料提出了一個問題，那就是為什麼美國已經陷得那麼深。

在國會內部，白皮書激起了共和黨人的憤怒。新罕布希爾州的參議員H·斯泰爾斯·布里奇斯說，白皮書使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確信「中國戰爭是輸在了華盛頓，而不是輸在中國」。加利福尼亞州參議員威廉·F·諾蘭、內布拉斯加州參議員肯尼思·S·惠里，以及內華達州參議員帕特里克·麥卡倫(其人是一位與保守的共和黨人保持密切聯繫的民主黨人)與布里奇斯參議員一道宣稱，長達1052頁的白皮書是「在粉飾一項無所作為、一廂情願的政策，這項政策只能促使亞洲置於被蘇聯征服的危險之中」。

但奇怪的是，毛澤東實際上也把白皮書稱作是一種粉飾，不過他說這種掩蓋是在推卸美國政府失敗的責任，它未能「變中國為美國的殖民地」。1948年8月，毛為紅色中國的新華社撰寫了四篇評論白皮書的文章。他在其中一篇評論中說，白皮書透露「美國之所以沒有大量出兵進攻中國，不是因為美國政府不願意，而是因為美國政府有顧慮。第一顧慮中國人民反對它，它怕陷在泥潭裡拔不出來。第二顧慮美國人民反對它，因此不敢下動員令。第三顧慮蘇聯和歐洲的人民以及各國的人民反對它，它將冒天下之大不韙」。

毛也許比杜魯門或艾奇遜想要承認的還要正確。不過，美國不干涉台灣的保證儘管遭到共和黨人的譴責，但若不是爆發了朝鮮戰爭，人們還是有充足的理由相信美國會信守諾言。雖然一些共和黨人極力反對，但是美國不干涉亞洲的基調直到北朝鮮人越過三八線，抗擊共產主義的聖戰思想佔據支配地位之後才發生了變化。

儘管後來艾奇遜因向新聞俱樂部發表的那一篇「放棄」南朝鮮的聲明而遭到許多批評，但他只不過是明確表達了一項美國既定的政策決定，而其他國家若是仔細注意，也許已經明白了這項決定。國家安全委員會1949年所作的一項研究與此尤其相關，該項研究概述了美國在遠東——日本、琉球群島和菲律賓群島的完全相同的「防線」。而且幾乎在艾奇遜向新聞俱樂部發表講話一年之前，麥克阿瑟在會見一位英國記者時就已劃定了同樣的防線。

北朝鮮人無疑對美國的這些聲明完全理解，他們犯下的錯誤是相信了這些聲明。

從表面來看，北朝鮮把寶押在了美國身上，美國可能會對發生在朝鮮的入侵行動置之不理，這種預測只能被看做是擲骰子式的預測。即便是在受制的情況下，人的反應也很少是可以預言的。在當時，不論五角大樓的領導人作出了什麼冷靜的戰略預測，制定出了什麼政策，美國對共產黨人的態度幾乎完全是敵對的，並且是受突然的主觀情緒上的反應支配的。

美國人普遍認為，是俄國人在慫恿北朝鮮人發動進攻，而俄國人錯誤地估計了美國的反應。雖然這一揣測出自一種一般的看法，即所有共產黨國家都在一道密謀反對西方，但其中卻蘊涵著一種邏輯要素。對於北朝鮮人來說，他們如果沒有潛藏不露的優勢，僅僅因為美國所表白的不干涉政策，就獨自冒險去搞一場風險很大的遊戲，那是十分愚蠢的。華盛頓以及其他西方首都的大部分憂慮和疑惑不決的原因即在於此：西方領導人認為，若是美國人真的出面干預，而北朝鮮人如果得不到俄國或紅色中國，或者兩者共同的援助保證，就絕不會悍然發動進攻。對於西方領導人來說，1950年的朝鮮進攻似乎跟1914年的薩拉熱窩進攻差不多。北朝鮮人敢於蔑視美國，跟1914年塞爾維亞敢於小瞧奧匈帝國一樣，是因為他們得到了保證：如果對抗失敗，俄國肯定會來幫助。

當然，即便北朝鮮得到了這樣的保證，對方也從來沒有兌現過。更有可能的是，北朝鮮領導人認為，如果他們遇到了麻煩，蘇聯或者紅色中國將不得不前來援助他們。事實上，蘇聯從來沒有付出任何努力伸出援助之手，甚至在美國空軍對西伯利亞的一座機場(飛行員錯誤地以為該機場是在北朝鮮境內)進行襲擊的情況下，蘇聯仍置之不理。紅色中國的動因也跟挽救北朝鮮領導人的生命無關，而是要保護中國免遭美國的可能侵略。

根本沒有證據表明蘇聯政府的確煽動了這次入侵行動。相反地，卻有重要的證據證實北朝鮮人策划了此次入侵。並且證實俄國人在得到消息之後，跟北朝鮮人一起期望美國人不要介入。

在赫魯曉夫(後來擔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的回憶錄中，據說金日成在1949年年底及以後的時間裡，曾跟約瑟夫·斯大林討論過北朝鮮的進攻計劃。根據赫魯曉夫的敘述，「北朝鮮人想用刺刀尖捅一下南朝鮮。金日成說，這一捅會在南朝鮮內部引發一次爆炸」，那將導致李承晚下台。赫魯曉夫說，這個主意引起了斯大林的興趣，不過斯大林告訴金日成要好好想一想，回頭拿出一個具體方案。過了一段時間後，金回來了。此時斯大林又遲疑起來，原因是美國可能會幹預。回憶錄中說，斯大林徵詢毛澤東的意見，毛作了肯定的回答，並認為美國不會幹預朝鮮的內部問題。

赫魯曉夫對戰爭過程本身的記憶事實上存有錯誤。他對斯大林與金以及與毛的談話的記憶是否更為準確，很難確定。如果斯大林果真和金日成一起密謀策劃，那麼他並沒有認識到這場進攻在全世界將產生的影響，他應對此感到愧疚。當時，蘇聯仍在抵制聯合國安理會，以抗議安理會拒絕接納中國共產黨人。這使美國得以通過安理會匆匆對北朝鮮表示譴責，並號召聯合國成員國對北朝鮮採取軍事行動。結果是，美國在朝鮮的行動堂而皇之地得到了認可，而北朝鮮人卻被作為侵略者遭到了強烈譴責。

在這場宣傳戰上，美國贏得了沒有異議的重大勝利。如果俄國人事先知道北朝鮮的進攻，他們本該提前返回安理會，以否決任何針對其同盟國和附屬國的懲罰行動。俄國人沒有回到安理會，也許是因為他們的政策變化太慢，無論發生什麼事件，其應變速度仍舊緩緩若冰河流動一般。即便如此，蘇聯也沒有再犯這一錯誤。從1950年8月1日起，其代表便回到了安理會，對蘇聯不喜歡的任何提議行使否決權。

然而，有跡象表明俄國大大地捲入了，或者至少是默許了北朝鮮的進攻。其一是北朝鮮軍隊中有俄國的顧問。即使蘇聯自身沒有參與備戰，但這些軍官應該覺察到了備戰的情況，並提醒他們的上司注意此事。詹姆斯·F·施納貝爾和羅伯特·J·沃森在其撰寫的《朝鮮戰爭期間參謀長聯席會議史》中就持這一極端立場。他們認為，蘇聯對北朝鮮的軍隊控制很嚴，進攻必然需要斯大林本人的同意。蘇聯參與的第二個線索，是1950年10月美國軍隊在漢城發現的兩道用俄文書寫的進攻命令，這兩道命令是在進攻前3天的1950年6月22日由北朝鮮軍方官員發布給北朝鮮第4師參謀長的。第三個線索是，1950年春季從蘇聯往北朝鮮運送了大批重炮、自動武器和螺旋槳式飛機。運送了這麼多物資，蘇聯不可能不問一問北朝鮮打算用它做些什麼。

中國共產黨人介入進攻的情況完全停留在赫魯曉夫的說法上，他說在進攻之前斯大林曾經徵詢過毛的意見。事實上，紅色中國人在征服台灣之前，不可能有任何理由鼓勵他們在遠東冒險。如果不是朝鮮戰爭的干擾，共產黨人也許在1950年夏天就對台灣島發動了進攻。因此，如果問及中國人的意見，多半將會是否定的。

關於戰爭的根源，還有另外一種說法。這一說法不是指責共產黨人，而是指責南朝鮮的總統李承晚。該論點是由I·F·斯通於1952年提出的。斯通論述說，李本人可能挑起了戰爭，也或者是他故意發動了一場大規模的進攻，好讓美國軍隊介入進來給他以支持，並以此作為挽救其政權的唯一方法。

1950年5月30日，南朝鮮國民議會的選舉對李承晚來說是令人泄氣的。曾經聯合抵制1948年選舉的溫和派和無黨派人士在1950年的選舉中顯得強大有力。人們對李的專橫跋扈的工作方法感到憤慨(他試圖將選舉推遲到11月份，但是沒有成功)，在此情緒的幫助下，溫和派和無黨派人士獲得了議會中的大部分議席。這意味著李已成為一位跛腳鴨總統，他之所以還留在任上，只是因為他的任期為4年。在已發生變化的國民議會中，顯然李是不會重新當選的。

斯通發問，進攻是從北方開始的，還是如北朝鮮人聲稱的那樣，是由南方通過小的襲擊故意挑起的？斯通詳細敘述了北朝鮮的說法：南朝鮮首先發動了攻擊，北朝鮮趕走了入侵者，然後轉入進攻。北朝鮮人試圖將罪責推到南朝鮮人身上，這種做法經不起調查的考驗。一支防禦漫長邊界的部隊，會把兵力分散開來，以承受對各個薄弱地點的攻擊，因為如存在一條沒有設防的通道，就會給入侵軍隊提供突人到後方的路線。北朝鮮軍隊並不是沿三八線分散部署在防禦陣地之上。正相反，它是沿一條小的和三條大的接近敵人的通道集中縱深部署的，而且沿每一條大的通道都有兩個師的兵力，以傳統的防禦陣式梯次加以部署。另一方面，在攻擊發生之時，南朝鮮的8個師中只有4個師駐紮在三八線附近，這表明南朝鮮根本沒有進攻的意圖。

如果北朝鮮發動進攻，李承晚就指望美國前來幫忙，這種論點也同樣值得懷疑。該論點假定，李對美國的態度和情感比美國國會議員和大多數美國的行政長官本人還要了解——因為在美國，根本沒有出現高漲的支援南朝鮮的呼聲。倘若不是杜魯門決定果斷地採取行動，美國很可能不會進行干預。例如，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奧馬爾·N·布萊德雷將軍，起初就很少，或者根本沒有想到美國會完全改變自己的不干涉政策，為挽救南朝鮮而戰鬥。

就美國對南朝鮮的意圖來說，李承晚還有另外一個小心謹慎的原因：儘管南朝鮮要求美國向韓國軍隊提供進攻性武器，但卻遭到了美國的拒絕。李的邏輯信條和大概看法是，在遭受攻擊的情況下，美國不會前來幫忙，反而會將他拋棄。美國不僅公開宣布南朝鮮不在美國的環形防線之內，而且故意縮減南朝鮮的軍事要求，因為美國領導人擔心，李會動用強大的進攻力量入侵北朝鮮。美國更害怕南朝鮮對北朝鮮採取侵略性行動，而不是相反。李顯然意識到了這一點，並且意識到，美國正在設法從朝鮮脫身，而不是將自己捲入進去。

李要從這些現實情況中作出推斷，或者謀劃一次對北朝鮮的虛假攻擊，或者為了把美國牽扯進來，故意招引北朝鮮人發動進攻；這就意味著，李應具備預測美國人的態度和反應的能力，但李在以前和以後，從來沒有表現出這樣的能力，而且也沒有一位美國領導人，包括突然完全改變美國政策的杜魯門總統本人，曾經展示過這樣的能力。有充分的證據表明，不是別人，正是杜魯門使美國在朝鮮進行了干預，是他在未經考慮的情況下突然作出了這一決定。雖然計劃是由艾奇遜帶頭制定的，但決定卻是杜魯門作的。其原因不是要挽救李承晚政權，而是要對突然臆想出的蘇聯的征服陰謀進行打擊。這跟一位牛仔意外地發現一條響尾蛇盤卧在他的腳旁，便出於盲目的本能和怒火朝蛇打去沒什麼兩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