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佩琦：無關進步改革——從歷史邏輯出發給張居正定位

要給張居正定位，先要弄清楚它所處的歷史時代。張居正生活在明代後期，具體地說就是在嘉靖到萬曆年間。他於嘉靖二十六年（1547）中進士，選庶吉士，逐漸做到翰林院侍講學士。到隆慶元年（1567），張居正任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進入內閣，參與中央決策。明神宗即位，他與宦官馮保聯手，扳倒內閣首輔高拱，成為內閣首輔。從此，在神宗小皇帝之下大權在握，主持朝政達十年之久。那麼，張居正所處的是怎樣一個時代呢？

明朝從建立到滅亡中間起起伏伏，一共經歷了277年。這277年可以劃分為五個階段，即開創建國期（洪武—永樂）、守成期（洪熙—弘治）、禍亂期（正德—嘉靖前期）、中興期（嘉靖後期—萬曆前期）、敗亡期（萬曆後期—宏光）。張居正從嘉靖後期逐漸走上決策中心，直到萬曆十年（1582）去世，他從政正是在明朝的中興期。他是明朝中興的主要推動者和締造者。在張居正等人的治理下，使本已出現禍亂的明政權得以鞏固，甚至強化，使開始走向衰敗的明朝得到了中興。張居正在其中發揮的作用是巨大的，因此，近代學人梁啟超說：「明代有種種特點，政治家只有一張居正。」（《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作為政治家，梁啟超對他的評價可謂達到了極致。然而，我認為這樣的評價還是可以成立的。因此，到上世紀三十年代，鄧之誠在《中華二千年史》中所表述的還是這個意思：「張居正當國十六年，最初即以六事上陳，一省議論，二振綱紀，三重詔令，四核名實，五固邦本，六飭武備。得君專任，力行不怠。萬曆初政，百廢俱舉。四境宴然。太倉、太僕積六七百萬金，京通倉積粟八百萬石。居正為政，可謂能起衰振蔽。……首輔中當以居正功最顯。」鄧之誠對張居正「起衰振蔽」盛讚有加，但平實有據，堪稱史家之筆。

然而，對張居正的評價是不斷變化的。

上世紀60年代初，已經有著作稱張居正的施政為「改革」（翦伯贊主編《中國史綱要》，1963）。《中國史綱要》在談張居正時，說到他對軍事、政治、經濟的「整頓」，「特別是著重於經濟的改革，企圖扭轉嘉隆以來政治腐敗、邊防鬆弛和民窮財竭的局面。」。在內政方面，他反對因循苟且，獎勵官員「急公進取」，「他更希望統治階級內部的行動能夠取得一致，以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統治」。而「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統治」正是張居正執政的核心理念。《中國史綱要》同時指出，「張居正的成就最突出是在經濟方面」，「丈量土地和賦役改革是張居正頒行的重要的經濟政策」。在談到一條鞭法時說：「把嘉靖初年已在福建浙江等地實施的一條鞭法，推廣在全國範圍內實施」。對於一條鞭法的影響，作者認為它「不僅在客觀上促進了明中葉後商品貨幣經濟的繼續發展，也說明農民對國家的人身依附關係比以前又有一定的鬆弛了」本書較早地使用了改革一詞，也較早地把張居正的政績與社會經濟的進步聯繫了起來。

到文化大革命期間，張居正成了儒法鬥爭的標杆人物之一，被歸入法家，頭銜是「明朝著名的法家政治家、地主階級革新派。」（北京市總工會宣傳部、北京人民出版社編，丰台區注釋小組等注《張居正著作選注》，1976）

文化大革命結束，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社會處於大變革之初，一方面要擯棄舊的羈絆，一方面要開拓新局面。一些理論家要從歷史中尋找靈感，明史上的兩個重要人物有幸被選中，這就是清人所說的「明只一帝，太祖高皇帝是也；明只一相，張居正是也。」（劉獻庭《廣陽雜記》引蔡瞻民語，《張居正評傳》引言）但是，他們的命運不同，朱元璋被當成了批判「封建專制主義」的靶子，遭到猛烈的抨擊；張居正與商鞅、王安石等並列，成了改革家的突出代表，無比風光。於是，到1982年，十院校中國古代史編寫組編寫的「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中國古代史》中，改革家的桂冠就落到了張居正頭上。從此，張居正的桂冠越戴越高，言改革家必首推張居正。他成了中流砥柱，成了時代英雄，特別是在開始幼小、後來怠政的神宗皇帝的映襯之下，顯得更加高大。

我認為這種對張居正無限拔高的做法是不妥的，因為它違背了歷史邏輯。

我們還是要把張居正放在歷史大背景下去考察。我對晚明，主要是萬曆中期以後的歷史發展大勢進行過如下描述：明朝在衰敗中走向活潑開放，這一歷史概括已經得到了相當多的同行們的認同。這句話的含意是，明朝政權包括強力控制和思想控制在解體，而明朝的社會包括經濟和文化卻在發展進步。換句話說，明政權的舊制度，已經與社會經濟的發展進步相脫節，舊政權舊思想已經成為社會發展的桎梏，要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不是保護甚至強化舊制度，而是要打破舊制度。

那麼，在這一大歷史背景下，張居正都作了什麼呢？

《明史》張居正傳以「尊主權、課吏治、信賞罰、一號令」十二個字概括了張居正施政。也就是說，張居正要在原有的政治框架中，通過強化控制、加強管理達到行政目的的。

張居正與同朝的大多數官僚治國理念並無不同，他的前任高拱，主張整飭吏治，加強邊備、加強法制、加強理財，與張居正都是一致的，甚至自嘉靖後期以來的施政大都也是如此。張居正在政見上與高拱徐階等人相比沒有什麼高明之處，只是它比那些人更強悍，更有政治手段，因而執行起來也更有成效。正因此，張居正在當時才得到普遍的讚揚。

然而，這些政策，實在談不上是什麼改革。

張居正最值得炫耀的事就是所謂「民不加賦而國用足」了。不加賦如何國用足？那是因為核准徵收賦稅的土地增加了，這主要得益於清丈土地。從根本上說，當時國家財富的增加並不是由於生產力的提高，致使創造的財富有所增加，而是因為官府控制的徵收賦稅的土地增加了。無疑，就徵收總量而言確實是加了賦的，而且這些賦稅最後的實際承擔者還是普通農民，多數是小農甚至是無地農民，地主有的是辦法把他們的負擔轉嫁到普通農民身上。

還有，萬曆頭十年的振興，也並非完全是因為張居正一當了首輔就立竿見影，當時所謂「中外乂安，海內殷阜」，在很大程度上是收穫了從嘉靖到隆慶年間所栽種的果實，是從嘉靖到隆慶，從徐階到高拱等一系列能臣多年努力的結果。張居正的歷史作用被誇大了

至於一條鞭法的推行，張居正從中得到了過多的榮譽，也有可議之處。一條鞭法的產生和推行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並非一人一時之功。首先，一條鞭法不是張居正創造的，它是從嘉靖初年到隆慶年間由潘季馴、龐尚鵬、海瑞等人創立，先後在廣東、浙江、江南等地推行並逐漸完善的。由於一條鞭法簡化了賦役手續，便於操作，受到各地方官的歡迎，不少地方官熱衷於推行一條鞭法，這種態勢經嘉靖後期、隆慶年間一直延續到萬曆初年。張居正直到他執政的最後一年，萬曆九年（1581）才提出在全國推行一條鞭法，無疑。以張居正的身份，更利於一條鞭法的推行。但這也不過是順勢而行，推波助瀾，「天下有不得不條鞭之勢，張江陵不過因勢而行之。」（《清經世文編》卷二十九，引自《明史研究論叢》第一輯任源祥文）張居正死於萬曆十年，並且旋即遭到反攻清算，而此時一條鞭法的繼續推行，就與張居正無關了。與清丈土地等措施不同，朝廷上下對一條鞭法的態度沒有太大分歧，推行的阻力並不大，不需要頂風冒險。一條鞭法當然不在清算之列。另外，一些人過大估計了一條鞭法的意義，說它促進了資本主義萌芽的發生髮展云云。實際上，一條鞭法的主要意義在於簡化徵收手續。農民的負擔並沒有因此減輕。強行徵收白銀看似有利於商品經濟的發展，實則往往因此加重了農民的負擔。一條鞭法對力役的影響，也並非都是那樣正面。湯綱、南炳文在所著《明史》中對此作的簡要分析是中肯的。

而加強專制控制，則是張居正執政的主要特徵。這在施政理念上了無新意。強化專制權力，壓制不不同意見，做到令行禁止。不論皇帝專制，還是首輔專制，其目的、其結果都是一樣的。

鉗制輿論是專制權力的題中應有之義，禁毀書院因此勢在必行。萬曆七年（1579）正月戊辰，根據張居正的建議，朝廷下詔禁毀天下書院。「是時士大夫競講學，張居正特惡之，盡改各省書院為公廨。凡先後毀應天府等處書院六十四處。」（《明通鑒》卷六十七）

出於相同的施政理念，禁止書院講學，在隆慶年間，在高拱等人的推動下就已經開始了。（《國榷》卷六十六，隆慶四年三月《禁提學憲臣聚徒講學詔》）只是後來張居正的禁講學更為嚴厲、更徹底。關於張居正「特惡講學」，他在書信中有一篇夫子自道，他說：（講學）「其徒侶眾盛，異趨為事，大者搖撼朝廷，爽亂名實，小者匿蔽丑穢，趨利逃名。嘉隆之間，深被其禍，今猶未殄，此主持世教者所深憂也。」（《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九，答南司成屠平石論為學）萬曆七年，張居正上《請申舊章飭學政以振興人才疏》，指斥講學是「群聚徒黨」、「空談廢業」，以致造成各級官員：「寧抗朝廷之明詔，而不敢掛流俗之謗議；寧壞公家之法紀，而不敢違私門之請託。」因此他力主「不許別創書院。」（《張太岳文集》卷三十九）

講學一事，不論就其內容而言，還是參與的人員而言，都可以說是魚龍混雜、良莠不齊的。不過，士大夫對講學趨之若鶩，各種新說層出不窮，就講學活動本身和講學內容的主流而言，它反映的是社會的進步，是明代社會轉型的一部分。如果說到，官員們畏懼輿論，竟敢不惜對抗詔旨，蔑視官法，更反映出出民間思想的覺醒和輿論力量的強大，這在思想史、社會史、政治史上都被認為是進步，而且已經得到廣泛的共識。既然如此，禁止講學，禁毀天下書院，鉗制輿論就是與社會進步潮流相逆動。然而，一些人為了拔高張居正，對他加強專制鉗制輿論的事，不是不提就是輕描淡寫。

相反，他們為了強調張居正的進步，突出他受到的攻擊，說因為他是改革家，所以受到保守派的攻擊，把他形容為「改革家沒有好下場」的代表人物。其實這是一種錯位的評價。張居正的施政幾乎沒有受到多少批評，因為以強化專製為核心的政策符合統治者的利益，他所推行的一套政策在當時是被普遍接受的。

張居正被批評的是貪權、專權。清朝四庫館臣評價張居正說：「要其振作有為之功，與威福自擅之罪，俱不能相掩。」（《四庫全書總目.張太岳集》）不論在明朝人還是清朝人看來，張居正的政治作為，都是傳統制度和理念所允許甚至鼓勵的，而其擅作威福卻是不能容忍的。明人沈德符批評張居正把自己比為歷史上的霍光、宇文護一類人物，說他「要挾聖主，如同嬰孺，積忿許久而發。其得後禍已晚矣。」（《萬曆野獲編》卷九）《明史》批評他「威柄之操，幾于震主」（《明史》張居正等傳贊）近人鄧之誠更明確指出張居正的「驕倨」，甚至「與人書自稱孤或曰不榖。上表乞休，而曰拜手稽首歸政。明明以攝自居」。（《中華二千年史》卷五，六，明代之政治）

張居正被批評的還有個人操守和政治道德，包括勾結馮寶陰謀打倒高拱，捏造王大臣案陷害異己，貪戀權位，偽造奪情，乃至奢侈自恣，科場作弊，等等。我不非難張居正的專權。在當時的體制下不專權就做不成事。而個人操守也不是我們評價政治家的主要依據。

我們評價張居正，主要看他的政績和影響。無疑，他是明朝歷史上一位重要人物。他以天下為己任，不畏譏彈，敢於擔當，有傳統政治家的優秀的政治品格，他曾說「得失毀譽關頭若打不破，天下事無一可為者。」「苟利社稷，生死以之。」「既忘家狥國，遑恤其他！雖機穽滿前，眾鏃攢體，孤不畏也」。（《張太岳文集》卷三十，答河槽按院林雲源為事任怨）真是大呂黃鐘般的錚錚之言。他教育、輔佐幼主十年，弼成萬曆初政，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堪稱一代良相。張居正利用專制權力，強化管理，振衰起弊，使明朝出現了暫短的中興，是少有的治世能臣，是傳統意義上的大政治家。

張居正對舊制度修修補補，使其得到加固，如同給垂死的舊制度服了一劑強心劑，延緩了它的壽命。但是，通過加強專制鞏固舊制度，是與當時迅猛發展的社會經濟和思想解放潮流背道而馳的。所以，張居正死後，社會變遷的潮流如同洪水衝決堤岸，不可阻擋，明朝歷史進入了轉型期。張居正成了最後的衛道士，歷史走向了他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