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神州——五代十國紀事（連載1）

前言　　　　　 幾年前，名導馮小剛的古裝大作《夜宴》上映，我弟弟看過之後，問了我一個問題：「五代時有無鸞這個人嗎？」因為是在電話里聊，我誤以為他說的是「吳巒」，便回答說：「有，不是太重要，但算得上一個真正的英雄！」後來，自己也看了一遍電影，我才知道，我是大錯特錯了：　　　　 那是無鸞，是大帥哥吳彥祖演繹的悲情王子，他的原籍是丹麥，原名叫哈姆雷特；　　　　 不是五代時那條正直剛烈的山東漢子；不是那個不顧被朝廷拋棄，仍率眾英勇抗擊外敵入侵，並屢敗契丹人的雲州知州；不是那位威武不能屈，在被叛徒出賣後，以身殉國的偉丈夫……　　　　 聲稱以「五代十國」作為歷史背景的影片並不是只有一部《夜宴》，起碼我知道的，還有老謀子的《滿城盡帶黃金甲》和餘明生的《獨孤九劍》。這些大片的劇情儘管各不相同，但有一點還是共通的：它們沒有一個人物、一個事件，甚至一個國家能在五代時期找到歷史原型。都是在「五代」這個羊頭招牌之下，堂而皇之地販賣著沒有絲毫羊分子存在的狗肉。　　　　 雖然我認為戲說劇能娛樂大眾，完全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諸位大導在「戲」乾隆的時候，至少不會把弘曆是清朝皇帝這件事弄錯；「戲」三國的時候，至少關羽、趙雲、諸葛亮之類的真實人名還會出現一下，就算要捏造一個假人，比如《見龍卸甲》的曹嬰，也還會給她安排個曹操當爺爺；像「五代」這樣，既沒有一個史實人物出現，也沒有絲毫當時的社會特色（例如在《夜宴》中，葛優僅憑一紙口令，就讓幾個行刺吳彥祖失敗的武士自殺那一幕，在五代幾乎不可能發生），被影視「戲」得完全找不到北的時代，還是不多見的。　　　　 五代是一個災難深重的不幸時代，也是一個極為獨特的時代，它也有亂世的精彩，但又絕對不是之前三國或十六國的翻版，它在太多的方面，與我們平常印象中的中國古代格格不入：　　　　 這是一個將魯迅先生的「吃人」這個詞由文學比喻轉變為大規模實踐的時代（五代時期有史可查的食人紀錄，比今天在網上常被人宣揚的「五胡亂華」時期要多得多）、這是一個將「下勀上」變成了慣例的時代（日本戰國的「下勀上」與五代比起來完全是小兒科）、這是一個全社會都瀰漫著的重武輕文與好勇鬥狠風氣的時代、這是一個實用主義盛行忠義觀念遭唾棄的時代、這是一個強大的地方自治與虛弱的中央權威並存的時代、這是一個將叢林法則發展到極致的時代……　　　　 大概可以用一句話概括：五代是中國歷史上最徹底的亂世！　　　　 它是中國歷史的一個重大轉型期，對隨後的中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不能了解五代橫暴的人，也就很難理解之後趙宋的文弱，以及再往後直至明清，以文制武為何成為歷朝不變的國策……　　　　 這些，大概就是我在躊躇良久之後，不自量力地想給朋友們展示一下五代時代的原因吧。　　　　 就像講三國故事的人，從來不把曹丕代漢當作故事的開端，同樣，五代亂世大幕的拉開時間，也遠早於朱溫代唐。原先，我覺得最合適當作五代開端的標誌性事件，是中和四年（公元884年）的上源驛之變，後來考慮，要交待清楚亂世出現的背景，前面幾年是不能省的，故而將本文敘事的開始時間，又上推九年。預計本文敘述的時間段，將從公元875年到公元979年，上下超過一百年。這樣的工作量，兩年前在下完全不敢想像，但願不會半途而廢吧。　　　　 雖然知道吳巒的人，可能永遠也不會有知道無鸞的多，但在下還是不揣淺薄，希望能用一篇簡陋拙文，讓更多不熟悉那個時代的朋友，能夠了解一個比那些影視作品更接近真實的五代，於願足矣。　　　　 是為前言。　　　　第一章 亂世的序曲：公元875年　　　　　　 「感動中國」　　　　 那是一個涼爽的秋天，有一大群體長只有幾厘米的小生靈，扇動著它們灰綠色半透明的翅膀，正在華夏大地上做著逍遙自在的自助游。因為它們的數量比較龐大，遠遠超過了每年春運的人流，沿途自然會給當地帶來一些麻煩，所以一路上，它們遮天蔽日，像移動的烏雲，將幾乎所有的綠色都吞進自己的腹中，身後只留下光禿禿的黃土地，和農夫們絕望失神的目光。是的，你猜對了，它們的名字叫蝗蟲。　　　　 它們的旅遊路線，大致是從今天的湖北省出發，北上掃蕩了河南省的莊稼，又向西進入了今天的陝西省，前方目標，就是當時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大唐帝國的帝都--長安。突然，蝗蟲們停下了前進的腳步，因為它們驚奇的發現：這裡的天子無比聖明，這裡大臣都是賢良方正，這裡的官吏全部恪盡職守，這裡百姓人人安居樂業！也許傳說中的上古堯舜盛世也不過就是這樣吧？　　　　 蝗蟲們被眼前這一派安定團結的和諧景象所深深打動，從而在心靈深處產生了強烈的共鳴，為自己曾給湖北、河南的人民帶來的損失感到了真誠的懺悔！　　　　 顯而易見，這不但是一群熟讀儒家經典，通曉天人感應理論的知識型蝗蟲，而且還是一群經世致用，知行合一的實幹型蝗蟲。亡羊補牢猶未晚，浪子回頭金不換，一旦意識到這一點，這群擁有崇高精神修養的蝗蟲們便做出舍已為人的偉大選擇：它們拒腐蝕，永不沾，再不看一眼田野里那些即將收割的可口莊稼，用超乎常蟲的頑強毅力，壓制住了自己填肚子的生理本能，絕不再吃一口糧食，只只都像高舉炸藥包的董存瑞一樣堅定，緊緊抱著荊棘枯木，義無返顧地絕食而亡！　　　　 這是一群多麼偉大的千古義蟲啊！於是，這亘古未聞的義舉很快便四處傳揚，百姓們感動了，大臣們感動了，連大明宮中至聖至明的天子，也被感動了……　　　　 這是發生在一千多年前的一段真實的謊言。　　　　 說它真實，是因為它確實以公文的形式，出現在了當時長安市長（京兆尹）楊知至的官方報告中，並且通過了大唐中央政府最權威的鑒定，證明此事真實可靠！帝國的精英們，包括政事堂各位宰相在內，都被蝗蟲的高尚行為所震撼，為此特向皇帝表達了最誠摯地祝賀。大家都在感慨：陛下的聖德果然是地厚天高，連蟲子都被感化了……　　　　 而說它是謊言的原因，我想，就不用解釋了吧？　　　　 在長安近郊，天子腳下，官員都可以如此明目張胆地糊弄中央，並且輕輕鬆鬆取得成功，那麼其它地方還用得著說嗎？　　　　 此時是大唐僖宗皇帝乾符二年，公元875年。　　　　 今天的讀者，盡可以把它看作一個笑話，但對於當年京畿的百姓來說，這意味著他們在大災之年將得不到任何賑濟，連上繳的兩稅也不會有任何減免。貧窮的人家，即將賣兒賣女，家破人亡……　　　　 一年前，暫時還有良心的翰林學士盧攜，就在他的一篇著名奏章中，為唐末這些小民的生存狀況作了一番令人印象深刻的描述：　　　　 「臣曾親眼看到關東（指潼關以東）去年的旱災，西至虢州，東至於海，春麥的收成只有正常年景的一半，秋糧寥寥無幾，冬季菜蔬幾乎絕收。貧窮的百姓只能將蓬草的種子磨成細粉，摻和著冬季前採摘積存下來的槐樹葉子下肚，還有人比這更為貧苦，慘狀更難細述。年復一年的欠收，讓還有點氣力的百姓向災情輕一些的其他州縣逃荒，留下的全是最弱最貧的饑民，他們沒有地方可以投靠，只能坐困荒村之中，慢慢等死！」　　　　 「朝廷縱然下達免除捐稅的命令，也沒多大意義，因為就算不免，也很難再收到一文錢。但實際上，各地州縣政府卻仍然必須向三司（指鹽鐵轉運、度支、戶部這三個中央的財政部門）繳納稅金，所以各地官吏繼續對窮苦百姓們催逼勒索，動輒使用酷刑拷打，無所不用其極！但是窮苦百姓們即使賣掉自己的小破屋，讓妻子去當別人的奴婢，再把兒女出賣，所得的幾個錢，也不過就夠稅吏們一頓吃喝而已，根本就到不了國庫！更糟的是，在朝廷的正式稅收之外，地方上還有五花八門的各種雜費和差役，對百姓層層盤剝！如果朝廷不馬上採取行動，百姓將無法活命！」　　　　 「請陛下趕快下旨，對於民間拖欠的捐稅，應該一律豁免，不再徵收。同時打開各地的義倉，從速賑濟，才能使百姓熬到晚春，那個時候，各種野菜、樹葉開始發芽，才有吃的，接著桑葚成熟，饑荒才能渡過。眼下這幾個月情況最為急迫，行動不可遲緩！」　　　　 書畢，上呈當今天子李儇（讀音「宣」xuān）。　　　　　　談五代就不能不說朱溫和李克用，還有那個「生子當如李亞子」的李存勖。希望樓主評價他們的時候客觀一些，比如朱溫就不止是個荒淫的暴君，作為一代梟雄他愛惜人才，重視耕作還是值得稱道的。說到強，不得不說沙佗一族，中原五代裡面竟有三個開國皇帝是沙佗人，還有一個也曾經在沙佗人手下做事。雖然沙佗人已經融入中華民族，但是可以看出當年他們還是很強的。　　朱溫是被惡意醜化了，　　還有李存勖命不好，要是他生活在趙匡胤的年代　　絕對比唐太宗要強　　是偉大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化巨人　　五代時的人都命不好　　氣候使然，那時候的氣候就像現在的中國股市　　趙匡胤也就狗屎運　　他一上台　　中國氣候這隻快退市的股票連續漲停版　　奈何？？　　在公元190年至公元530年之間，亞洲季風為中等強度，變化較強烈。而當時的中國處於漢朝末期和三國、魏晉南北朝時期，大部分時期較為動蕩。　　從公元530年到公元850年，亞洲季風逐漸衰弱。直到公元860年時，也就是唐朝晚期，亞洲季風減弱到最小。我們在歷史記載中可以查到870年前後的大旱記錄。　　在公元910年到公元930年間，亞洲季風再次減小。那時的中國正在經歷五代十國，並開始進入北宋時期。　　在公元1050年至1120年間，亞洲季風穩步加強，中國北方降雨增多。那時，在北宋統治下的中國進入了停戰期。公元1004年，北宋真宗趙恆與遼國定下停戰和議，約定宋遼為兄弟之邦，雙方互不侵犯。自此，中國北方才有了少許安寧。　　到了1120年左右，季風強度開始劇烈波動。公元1125年2月，金國以「宋朝破壞與其定下的共同對遼協議」為名，大舉出兵侵宋。公元1127年，北宋滅亡。　　實際上，唐朝末期、元朝末期和明朝末期，這些時期的亞洲季風處於弱勢，而這些時期的明顯社會特徵是時局持續動蕩不安。　　　　　　　 接到盧攜此份上書的時候，大唐僖宗皇帝李儇還未滿十三歲，即位才幾個月，按照今天孩子的常例，小學還沒畢業。李儇，原名李儼，爵位是普王，在被確立為新皇帝人選時才改的名。「儇」字的字義，是輕薄有小聰明，不知是誰給他改的，竟能如此名符其實，真是太有才了！　　　　 本來，去世不久的一代昏君唐懿宗李漼有八個兒子，因為不曾立皇后，所以不存在嫡子，而李儇在八個皇子中排行老五，按照「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的儒家禮法，皇位是輪不到他的。　　　　 不過，大唐帝國到中期以後，在皇帝由誰干這個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儒家禮法早就靠邊站了，皇宮中的「公公」們才擁有最終決定權。大唐帝國的宦官集團，是一個牛人輩出的「陰雄」（多耍陰謀的高手，故名）團體，那可不是一般的了得。　　　　 不比不知道，例如清朝有名的所謂「大太監李蓮英」，如果以唐朝同行的業務標準來看：他至死也不過就是「老佛爺」的一個跟班，沒帶過兵，沒殺過親王宰相，沒製造過皇帝，要什麼沒什麼，還不如一頭撞死得了，就別給咱太監行業丟人了！看看我們的業績：從安史之亂結束時的代宗算起，到僖宗，大唐共出現十一個皇帝，其中就有八個的上台是由我們拍板決定的，超過了總數三分之二，同時我們還殺了兩個（憲宗、敬宗），嚇死一個（肅宗），廢掉一個（順宗）、狠狠教育了一個（文宗）。至於殺個把親王、宰相，那就和捻死個臭蟲差不多，然後舉朝嚇倒如螻蟻，試問天下誰能敵？　　　　 唐朝的宦官們為何能如此牛氣衝天？首先是因為他們在制度下掌握了中央兵權，正所謂：流氓會武術，誰也擋不住！　　　　 晚唐的軍隊大致可以分成兩大體系：即由各地節度使或觀察使、採訪使控制的藩鎮軍隊和以左右神策軍為主體的中央禁軍（唐後期的中央禁軍有十支，除左右神策軍外，還有左右羽林軍、左右龍武軍、左右神武軍、左右神威軍，多數時候也由宦官控制，但與神策軍相比，它們的實力和影響力均微不足道）。　　　　 藩鎮軍隊是唐軍的絕對主力（距此時間最近的唐軍總數統計，在宣宗大中年間，共有「九十九萬七百一十五人」，除去十多萬中央禁軍，藩鎮軍隊數量超過八十萬），但自安史之亂以後，就有相當一部份藩鎮已脫離唐政府的控制，剩下的那些還聽命於中央的藩鎮，對中央命令的執行力度也多半要打折扣。按當時的規定，藩鎮軍隊在自己轄區內的開支由自己負責，一旦接受朝廷命令外出征戰，則一離開轄區，費用即改由中央拔款（自然，能不能足額及時發放是另一回事，一般都不夠用，仍需本鎮補貼）。所以各藩鎮軍隊即使奉調出征的，只要戰事不涉及自身利益，他們離開本鎮後，多數都出工不出力，坐享朝廷的糧米銀錢。　　　　 神策軍原本也是藩鎮軍隊，最早隸屬隴右節度使哥舒翰，駐防臨洮。後來奉命入援京師，防區讓吐蕃人給乘虛攻佔了，從而因禍得福，變成了待遇優厚而工作輕閑的中央禁軍。神策軍最初只有一千餘人，但好工作自然會很多有門路的人想方設法往裡鑽，所以神策軍人數不斷膨脹，後期保持在十萬人左右，最多時曾高達十五萬人。由於安史叛變後皇帝信不過外臣，從德宗朝起，神策軍的兩個最高職務：左軍中尉和右軍中尉就固定由宦官擔任，自此直到朱溫入京，在中央掌握槍杆子的，一直是這些「身殘志不殘」的公公們。面對幾乎赤手空拳的朝中大臣，捏著槍杆子的人，能不牛嗎？　　　　唐朝的宦官那是宦官權勢史上的巔峰啊。宦官為禍最烈的朝代就數東漢唐明了，但東漢的宦官有外戚集團與之抗衡，而且東漢的軍隊還是在大將軍手中。明朝宦官很囂張跋扈，但再怎麼囂張跋扈皇帝一句話就能幹廢了他。唐朝宦官，廢立皇帝，掌控軍權，執秉中樞，所以，還是唐朝的宦官最牛B啊。　　　　　　　　　　李存勖可以算一個，只是他墮落的太快了　　朱溫一點好感沒有，我原來讀五代史，印象是看到這段，他手下大臣按禪讓一貫的規矩來，先封王，然後這傢伙居然抱怨他收下大臣沒立刻讓他稱帝，把他手下大臣給宰了。這實在是權臣的恥辱，看到這段後就再也不喜歡這個時代了。亂世也要有格調，論中國亂世，第一春秋戰國，第二魏晉南北朝，五代？實在不喜歡。尤其是這個時代屢屢出現一群手握重兵的白痴，比如主動把幽州送給契丹那位（不是石敬瑭），比如擁兵10萬，以皇帝岳父身份居然投降契丹來指望稱帝的那位（你能想像楊堅帶兵投降突厥然後指望突厥幫他當皇帝嗎？）。　　　　總之，這是一個缺乏雄才大略的英雄（如劉秀李世民朱元璋）和真正的梟雄（如曹操司馬懿桓溫）的時代　　僖宗皇帝的「阿父」 二　　　　　　 其次，唐後期的宗藩制度也對宦官掌權非常有利。讀過明史的朋友想必知道：在明朝，成年的皇子除太子外，都不能留在京城，而必須到封地就藩，稱為「之國」。明神宗就是因為不願意讓愛子福王常洵「之國」，而和朝中大臣死磨硬蹭了多年，最終仍不得不向祖制屈服。而晚唐的情況則恰恰相反，自玄宗朝開始，皇子皇孫出生以後，就必須住在長安「十王宅」（又稱「十六宅」）和「百孫院」，沒有特別允許，不能立開京城，也不能入仕或做別的營生，從此變成原生態的高級囚徒。　　　　 這種制度的目的，是為了防止皇子造反，或被外地強藩挾持，另立中央。但同時，它也為宦官們集中管理收拾李唐皇族，以及後來強藩們對皇族的集中屠殺，提供了非常大的便利。使得在唐朝末年出現與中國多數大朝代末年大不相同的情況：李唐皇族對局勢的影響力近乎於零！　　　　 正是在這些「良好制度」的幫助，和一代代「傑出」宦官的不懈努力下，大唐的宮廷逐漸被改造成為一個大型的「皇帝飼養場」，平時負責生產「候補皇帝」，待現任皇帝出缺時，再從中擇優選帝。當然，這個「優」，是從對「飼養員」有利的角度來衡量的，並非指對國家有利。　　　　 那麼，從宦官的角度出發，一個怎樣的皇帝才是好皇帝呢？對於這一重大的理論課題，在擁有豐富干政經驗，積累下大量寶貴精神財富的大唐宦官界，早有達人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幾十年前，一代名閹仇士良公公，在他功成身退之際，就用非常精闢的語言總結了自己一生的工作經驗，堪稱操作性很強的「皇帝使用指南」：　　　　 「對於天子這玩意兒，不能讓他閑著沒事幹，我們要不斷用各種好玩的、好吃的、好看的、好聽的東西去引誘他，讓他沉迷於其間，再無心管其他事。如此一來，天下大事都由我們掌控，想幹什麼就可以幹什麼了！尤其要注意的是：不能讓天子讀書！更不能讓他接近那些讀書人！否則，他就有可能知道前朝的興亡故事，就會產生憂患意識，從而疏遠排斥我們，那樣麻煩就大了。」　　　　 懿宗臨死前，神策軍左軍中尉劉行深、右軍中尉韓文約兩位公公，正是根據仇前輩留下的諄諄教導，而殺掉年長的皇子，擁立了李儇這株「好苗子」的。　　　　 李儇的「好」，就好在他貪玩。　　　　 據《資治通鑒》記載，李儇精通音律和摴蒱，對當時的騎射、劍槊、法算、蹴鞠、鬥雞等娛樂活動都很感興趣，最拿手的則是打馬球。有一次他曾對宮廷演員石野豬誇口說：「假如有擊球進士舉的話，朕去趕考，一定能得狀元！」總之，都不怎麼用引誘，自己就已經沉迷於玩樂了，這樣「優秀」的皇帝可不是次次都能選到的（要知道，就算是仇老前輩也曾看走過眼，立過一個很扎手的武宗皇帝）。　　　　 不過，打江山的也不一定就能坐江山，李儇即位後，真正能擺布帝國政府的人並不是劉行深和韓文約兩位。這要怪就只能怪大唐宦官實在是能人輩出，內部競爭太激烈了！　　　　 取代劉、韓兩位的，是僖宗皇帝的「阿父」。　　　　 當然了，那位被埋沒的擊球狀元，在血緣上的阿父肯定是懿宗皇帝李漼，現在已經被埋進了京城北郊的簡陵，所以這個「阿父」自然不是他，而是另一個從生理上說，已經當不了阿父的人。這個人的名字，叫田令孜。　　　僖宗皇帝的「阿父」 三　　　　　　 田令孜，字仲則，蜀地人，出身低微，自然，這是一句廢話，出身高貴的人是不會去做宦官的。他原本姓陳，原名不詳，後來認了一個姓田的不知名宦官為義父，才改成現在的名字。他在強人如林的同行中，原本只是個不起眼的小角色，但幸運的是，他被分配到普王李儼身邊做事，早早接近了這位未來的天子，使他有了飛黃騰達的良機。　　　　 不過，古往今來，機會都只偏愛有準備的大腦，田令孜能夠成功，更因為他是一個時刻準備著抓住機會的人。儘管當時普王李儼並不受寵（懿宗皇帝最愛的孩子，是郭淑妃所生的女兒同昌公主），但田令孜還是敏銳的認識到：這是一張有八分之一頭獎概率的巨獎彩票！而且負責開獎的，並不是懿宗皇帝。既如此，誰敢說普王就不會中獎？　　　　 因此，田令孜小心翼翼地保護著這張到手的彩票。他原本就通書史，精謀算，哄小孩的本事更是勝過多數幼兒園老師。他常常帶上一盤水果，一盤點心，陪著小普王一邊吃，一邊開心地聊天，終日形影不離。　　　　 五歲就死了母親，也從來不被父親關注的小普王不缺少點心，但最缺少親情和關愛，他很快就把這個「可敬可親」的田公公當成了自己無可替代的親人，甚至連就寢時都要田令孜陪著他才能安睡，實際上已從心理上代替自己的父母。到後來，這個孩子這種畸形的戀母情節進一步發展，甚至步當年東漢那位聲稱「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的孝靈皇帝後塵，也稱田令孜為「阿父」了。　　　　 數年後，懿宗駕崩，僖宗即位，田公公收藏多年彩票中了頭獎，被立即提撥為樞密使，變成宦官中最有權勢的「四貴」之一（「四貴」指兩樞密史和兩神策軍中尉）。　　　　 一個發展成熟的權力集團，內部總會分裂出各個派系，田令孜在鞏固了他的「阿父」地位後，便巧妙利用了小皇帝的能量，和宦官集團內的派系矛盾，使自己脫穎而出。他先是與實力最雄厚的楊氏家族（宦官不能生子，所謂「家族」是通過養子這種虛擬親屬關係建立起來的，如漢末著名的奸雄曹操，也是大宦官曹騰的名義孫子）合作，於乾符元年擠走了韓文約，又於乾符四年逼迫劉行深退休。扳倒兩個老前輩後，田令孜拉攏在右神策軍中人脈頗深的西門氏家族，聯手打壓前盟友楊氏家族首領楊復恭，登上左神策軍中尉的高位，成為大唐宦官中的第一人。更由於僖宗對他的無比信任和依賴，至此朝廷政事基本上都由田令孜說了算，田公公權傾一時！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儒家的理想人生。但對於很講實際的田公公來說，身和家都是天然殘缺的，自然也沒有治國平天下的動力，權力在手，就是用來創收的。　　　　 一大進項是賣官，田公公成了各色官服的批發商（按唐制，一至三品官的官服為紫色，四品緋色，五品淺緋色，六品深綠色，七品淺綠色，八品深青色，九品淺青色），甚至出售的紫色或者緋色官服時，都不用知會僖宗皇帝一聲。　　　　 不過，大唐的官職爵位，畢竟是有名額限制的，光靠這項收入，來錢還太慢。為了滿足小皇帝的任意揮霍賞賜，和自己中飽私囊，田公公採取了操作更簡便的「拿來主義」，派人清查長安東西兩市所商人的家產，看看有什麼值錢的東西，然後全部沒收，送進內庫。如有人膽敢不服，就抓起來，交由京兆尹楊大人（就是那位奏報「仁義蝗蟲」的楊知至），大棒打死！　　　　 自然，這類不和諧的畫面，小皇帝是看不見的，他看見的，只是可敬的田「阿父」能力超群，總能像變戲法一樣，給他弄來大批錢財，讓他玩得更開心。這個世界真美好啊！　　　　 所以，當他看到盧攜的上書時，還是受到了不小的震動。他只是年少，貪玩，不懂事，並不是本質惡毒，便立即下旨，批准盧學士的建議，讓有關部門遵照辦理。　　　　 不過，天真的李儇顯然不懂：當命令沒有有效的執行監督手段時，免稅和賑濟將帶來的虧空沒有有效的填補手段時，從收稅中能夠大量謀利的各級官員和吏員們仍然負責實際操作時，這道聖旨就不可能不變成一紙空文。　　　　 於是，大唐各級地方政府用文件落實文件，用會議貫徹會議，很快就將此事大化小，小事化了，消失於公文往來之間。而下達聖旨的僖宗皇帝，估計也在愉快的馬球賽中，將此事忘於九霄雲外。　　　　 不久，連它的首倡者都不再熱心了，因為盧學士高升了。盧攜上書十個月之後，通過今天我們已無法確知的幕後交易，他經田令孜推薦，被加授同平章事（全稱「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唐後期等於宰相），此後便全力配合田令孜，在外朝與其一唱一喝。　　　　 那個曾為民請命盧學士不見了，多了一個為田公公當走狗的盧相國，一個本可能成為國家柱石的人，再次被環境加工成了國家蛀蝕……　　　　　　廁所中的「能臣」 一　　　　 這一年的正月初三，在大唐朝野得到交口稱讚，被公認為文韜武略均是一時無雙的能臣高駢，由天平（總部鄆州，轄區在今山東省西北部）節度使調任西川（總部成都，轄區在今四川中部）節度使。這次人事調動的原因，是南詔國（此時的真正國名是「大禮」）皇帝酋龍又一次入侵巴蜀，已攻抵雅州（今四川雅安）。　　　　 之所以說「又」，是因為在酋龍這個好戰的南詔君主當政十六年來，這已經是南詔軍第七次大規模侵入大唐帝國，僅就對巴蜀地區而言，也已是第四次了。　　　　 雖然今非昔比，大唐的邊境早已不是嚴防死守的貞潔烈女，但讓一個西南小國一次又一次的習慣性蹂躪，仍是讓大唐帝國倍感痛苦和丟面子的事。於是，朝廷決定選派能人，擔當西川重任，這位曾於安南（今天的越南中、北部，當時屬大唐領土，而今天的雲南則屬於異國）大破南詔軍的高節帥（「節帥」是當時對節度使的尊稱），就成了朝野上下的希望所在。大家都指望他能出手不凡，在巴蜀重現安南的輝煌。　　　　 高駢，字千里，其祖父是曾位至南平郡王、官拜同平章事的中唐名將高崇文，父親高承明，也是神策軍中高級將領，算得上系出名門，根正苗紅。從高駢的人事檔案上看，他也確實值得眾人的期待：　　　　 據說高駢在年輕時任軍中司馬，曾一箭射落雙鵰，技驚同僚，號稱「落雕侍御」，出任大將後，敗党項、破南詔、復安南，戰功赫赫，在此時唐軍將帥中首屈一指。同時，這員名將自幼便常與儒士交往，勤學好問，喜歡談論理道，是一個有很高學識修養的詩人，文采不俗，有詩集一卷傳世，其中一首《山亭夏日》最為有名：　　　　 綠樹陰濃夏日長，樓台倒影入池塘。水精簾動微風起，滿架薔薇一院香。　　　　 詩歌在大唐的時尚程度，如同六朝的清談，此道的行家裡手自然會贏得眾多的讚譽，為他原本就光彩照人的履歷增色不少。　　　　 背負眾人期望的高大帥，一出手便不同凡響。他才到劍州（今四川劍閣），便命成都大開城門，並解釋說：「我在交趾大敗南詔二十萬大軍，他們聽到我來，逃都來不及，哪裡敢侵犯成都？現在春天已到，氣溫回升，如果讓幾十萬人繼續擠在一座孤城裡，難免不發生瘟疫。」而酋龍皇帝也非常配合，果然在得知高駢將到任後，就不敢再打，從雅州解圍南撤。　　　　 高駢乾淨利落地贏了第一回合，不過接下來的事，就沒那麼好辦了。　　　　 一人，一團體，乃至一國，常有兩件事是很重要又很不好乾的：一、掙錢，二、花錢。而這兩件事不好乾的原因就在於：掙的錢常常不夠花。比如說高駢剛剛走馬上任的西川。　　以前看《資治通鑒》對唐文宗那句：「赧、獻受制於強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印象極深，唐朝公公創下的「陰雄業績」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現在看明史覺得神馬王先生、立皇帝、九千歲的業績和這些前輩相比真是小巫見大巫。名氣和實力真是不成正比。另外想問一下麥老師：唐朝皇帝「天可汗」的稱號後來是不是轉移到了回鶻的頭上？　　　　廁所中的「能臣」 二　　　　　　 西川原是天府之國，沃野千里，物產豐富，在唐中期以後，天下有「揚一益二」（揚州第一、成都第二）之稱，本屬於大唐的富庶之地，不差錢。但財主再有錢，也鬥不過好劫匪，在南詔十餘年來一次次串門式的侵掠騷擾之下，大遍田地拋荒，百姓逃亡，官府的倉庫也隨之大幅瘦身。更糟的是，高駢到成都可不是一個人來的，他還帶來了天平、昭義（總部潞州，轄區在今山西西南及河北南部一塊）、義成（總部滑州，轄區在今河南北部）三鎮的特遣兵團，一下子增加這麼多張吃財政飯的嘴，使本就已經變得很苗條的西川庫府更加難以為繼。所以，精兵簡政，勢在必行。　　　　 哪些倒霉蛋會被優先裁掉呢？自然，高駢同大多數領導一樣，一般是不會拿自己心腹下手的，削減預算的刀，首先要宰向那些最缺少關係的人。　　 　　 幾年前，酋龍第三次進攻西川，南詔軍一直打到成都城下，而城中兵微將寡，幾乎不能抵擋。當時守衛成都的唐將楊慶復，認為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於是用最高的價碼（每個人都能佔有實缺編製，薪餉與賞賜也高於常規），召募三千具有敢死隊性質的新軍，號稱「突將營」。在那次戰爭中，突將營為保住成都，立下了汗馬功勞，成為西川鎮最精銳的地方部隊。但同時，由於突將營屬於「破格」進入體制內的人員，與官方和軍方其他舊人的聯繫不深，一旦老領導楊慶復卸任，就變成沒娘的孩子了。你說，我不宰你宰誰啊？　　　　 於是，高駢一到差，就收繳了突將營所有官兵的委任狀，剝奪他們的公務員身份。然後，又聲稱因為財政困難，終止了突將營的軍餉發放。有人不服，就大刑伺候。　　　　 不僅如此，高駢出兵追擊南詔軍，集合隊伍之後，先要施展巫術，燒些紙人紙馬，又朝天撒豆，並得意洋洋地對眾軍士宣稱：「你們蜀地的軍隊膽小怕事，打不了仗，所以我派神兵先行！」　　　　 先是政治打擊，接著經濟壓迫，現在又無視突將營曾經立下的功勛，對他們進行公然的人格侮辱！只要還是個人，豈能不怒？　　　　 四月的一天，這團壓抑的怒火不知被什麼原因引爆了。大批赤手空拳的突將營官兵，突然大聲鼓噪著，衝進節度使的官邸，要找高駢算總帳。　　　　 驚慌失措之下，高大帥往日的英明神武完全沒了蹤影，東躲西藏，神案上英勇的「紙神兵」和「豆神兵」也不見趕來救駕。最後，沖不出去的高大帥慌不擇路，逃進了府衙內的廁所，暴動的突將營官兵在官邸內四處搜索，竟然也沒能把他找到（在下懷疑有一點兒潔癖的高大帥是不是跳了糞坑，不然僅藏身廁所，也算不上有多隱蔽）。　　　　 片刻之後，高駢從天平鎮帶來的五百名全付武裝的親兵衛隊趕到，為營救高大帥，他們也衝進節度使衙門，試圖打垮暴動的的蜀兵。狂怒的突將營軍士毫不退讓，他們沖入公堂，奪取兩側作為儀仗使用的武器，拿不到武器的隨便找根木棒，與高駢的親衛隊惡鬥起來。　　　　 結果，橫的還是怕不要命的，一場群毆下來，裝備精良的高駢親衛隊竟然招架不住，敗回營房，閉門死守。不過他們的目的已達到，高駢還是得救了，突將營軍士離開了節度使衙門，追擊親衛隊，一直追到營門前，但一時也沖不進去。　　　　 正僵持間，成都的另外一個頭面人物，西川監軍宦官派人出場了，堆著笑臉，向暴動的突將營士兵說了一大堆好話：保證恢復他們原有的職稱，發還被扣下的薪餉以及服裝、食品補貼。條件得到滿足，突將營士兵本來就不算多的「革命意志」也就消退了，便紛紛返回自己的營地。　　　　廁所中的「能臣」 三　　　　　　 高駢的天平親衛隊等突將營的士兵走遠之後，突然打開營門，威風凜凜地殺出來，作出搜捕叛軍的架式，直撲城北。此時城北正在維修球場，有幾百名工匠在哪裡施工，沒想到禍從天降，殺氣騰騰的天平親衛隊將工地包圍，將這幾百名無辜的工匠全部殺掉，然後砍下人頭，去向高駢報功請賞：作亂的叛軍已經被我們全部消滅了！　　　　 第二天，高駢貼出布告，公開向突將營道歉，表示自己一定會改正一切錯誤，完全恢復突將營原有的待遇。　　　　 不過，這並不是事件的結束，而是陰謀的開始。高駢讓自己的心腹在私下裡秘密調查突將營每名士兵的情況，準備著血腥的反撲。　　　　 兩個月後的一天深夜，高駢突然調動大批軍隊，將突將營士兵的家分別包圍，然後破門而入，將住宅里的所有人，不分男女老幼，統統拖出去砍頭，然後將屍體一車車拉走，扔進岷江！頓時，成都古城被哭喊聲所淹沒！有不少還在襁褓的嬰兒，就被從哭嚎的母親懷中搶走，直接摔死在了台階或門柱上！　　　　 有一個正在哺乳中被奪去孩子的母親，在臨死之前，對天發出悲憤的詛咒：「高駢！你無緣無故剝奪有功將士的職務、薪俸，激起眾怒，僥倖逃脫後，又不反省自己的過錯，反而用詐術濫殺無辜！萬餘名冤魂和天地鬼神都在，豈能容忍你的罪惡？我死後一定要上告天帝：終有一天，要讓你像我們今天一樣被全家屠殺！讓你像我們今天一樣受盡冤屈和污辱！讓你像我們今天一樣只剩下驚慌恐懼和無助！」　　　　 大屠殺結束了，冤死者的鮮血很快會被沖洗乾淨，成都市面秩序井然，人心穩定。沒人會因這次殺戮而受處分，高駢會因為辦事幹練，果斷制止騷亂蔓延而獲得新的讚譽。要知道，高大帥不僅是在地方聲名顯赫，他在朝廷的後台同樣堅實無比：那便是盧攜盧相國和阿父田公公！　　　　 一年後，他還會因為重修成都外城有功，加授檢校司徒，進封燕國公。　　　　 但，冤死者的詛咒，悠悠蒼天，是會記住的……　　　　 平心而論，高駢在此時唐帝國的封疆大吏中，仍是較為優秀，能幹實事的一個。他作為「南詔剋星」，並不是浪得虛名，從他主政西川以後，西南邊境確實實現了大體上的安寧。甚至他打壓突將營的動機，也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其他大部份疆臣，還遠遠不如他。　　　　 但我們從「突將營事件」的前因後果，從高駢和其天平親衛隊所作所為，不難看出，這已經是一個什麼樣的世道！以此推之，可知此時大唐的官場已經達到怎樣黑暗骯髒的程度！所謂能文能武的高駢，也不過是這座巨大茅房中的「能臣」而已……　　　　　　　　　　後梁逆天，本來逆就逆了，亂世中本來就有多種可能，曹操也是逆天。但是後梁沒撐住。　　後唐本來可以穩定，這個就更沒法說了。只能說是造化弄人。李存勖和那個時代的穩定相剋，結果喝涼水都塞牙。李存勖之後亂局其實已經註定。李嗣源實際上是個維持會長，又無大的政治智慧，不明大勢。身後必然要進行激烈的爭奪。李嗣源的作法其實就使後唐在他身後沒有任何人物可以作為政局中心，承擔穩定的任務。安重誨被殺掉，李從珂被多年打壓，李從榮等等沒有人望，倒是石敬瑭作為女婿經常領兵在外，並出征兩川，形成了一定的個人班底和相當的號召力。如果李嗣源一開始就扶持李從珂，我覺得還有較大希望可以穩定下來。　　　　之後李從珂的失敗，實屬必然。無他，軍心渙散思亂，李從珂沒有足夠的個人班底和嫡系軍隊，控制不了。至於個人能力和性格局限只是加速了失敗。　　　　石敬瑭不用說了，後晉不亡無天理。應該說後晉滅亡前後，五代亂局達到了頂點，此後動亂的力量開始衰退。　　　　楊行密死得早了，後嗣控制不了局面，如果活到朱溫或王建那個歲數，統一南方問題不大。　　　　我覺得，五代亂局的根源就是五代的亂是唐朝三百年種下的，是安史之後一百五十年孕育的，在經濟、政治、軍事、文化和心理上，分裂和動亂的力量一直在積聚，雖然一百五十年間，有時被表面上限制住了。黃巢取消了對動亂力量的最後限制，這力量終於爆發了。因為積聚了太長時間，一旦爆發就難以在短時期內平息，因為軍事上的勝利可能比較快，但積聚了一百五十年甚至三百年的導致動亂的組織制度和文化心理因素並不會迅速消失。　　　　說朱溫逆天，其實也不算太逆天，因為河南弱鎮，本來就沒有河朔那樣根深蒂固、自立已久，朱溫集團又是一個新的勢力，勢力方張，有進取之心，統一起來比較容易。但是統一河南後要再統一河北就難了，從魏博、澤潞到盧龍要一鎮一鎮硬啃過去。要是純用武力每一鎮就是攻佔治所就要花一兩年。看看歷史就知道，魏博等於葬送了後梁和後唐，李存勖滅盧龍一年，滅分裂的鎮州一年，李嗣源滅定州一年，而太原直到趙光義才算被第一次攻破。　　　　本來902年前後朱溫兩次圍攻太原，是個契機，如果成功，此後就可以定局。但圍攻不成，朱溫忙於入關控制唐氏，並處理內部可能的動亂力量，結果內部離心，等到建國前後，由於內部清洗和衰老，梁軍已經沒有適當的帥才可用了，柏鄉之戰用客將為帥，所以才有李存勖的翻盤。　　　　　　　　　　　　　　　　　　　　　　　　　　這問題還真問住了。　　　　這是一種概括。李存勖打天下時順應了動亂力量的要求，所以能夠百折不撓，天下莫敵，翻盤逆轉，滅梁興唐。如有百神呵護。李存勖坐天下的時候，卻不能將動亂力量恰當地加以控制誘導，相反導致激變，而且運氣壞的不能再壞。所以概括為「相剋」。　　　　對李存勖，任何簡單的兩分法都不適用。政治上此人從不是白痴，只能說，他的政治能力打天下時夠用了，坐天下時不夠用。但簡單說他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也不能說明全部問題。因為，這不是一個人的錯。當時的背景就是動亂力量還有很大的生命力，所以能夠一夫夜呼，釀成大亂；數十伶人圍之，身死國滅。而穩定力量卻還很脆弱，一個決策失誤，局面就難以挽回。當時支撐穩定局面的力量的確是很不夠。　　　　李存勖實際上也在摸索如何實現穩定，消除動亂力量，只是如何能實現穩定，在當時還不明確，李存勖自身又有性格弱點。　　　　此外，郭崇韜也不是李存勖殺的，李存勖最多是為情所誤，沒有儘早擺脫劉氏這喪門星。　　　　很多人推崇柴榮，可惜培養柴榮的環境和培養李存勖的環境大不相同。而且柴榮很大程度上借了時勢，柴榮上位時，動亂力量已經衰退了，契丹縮回去解決內部問題，南方衰弱了。無此三點，柴榮也難以有所作為。　　天下藩鎮 一　　　　今天首都北京市宣武區廣安門火車站附近，一個方圓大約8.2平方公里的長方形區域內，在一千多年以前，是大唐帝國的幽州城。　　　　當年發動叛亂的范陽、平盧、河東三鎮節度使安祿山，就是在這裡起兵造的反。安史相繼失敗之後，這裡變成了大唐強藩盧龍鎮的總部所在地，依然是個時時出事的新聞熱點地區。比如本年度的六月（即高駢在成都大開殺戒的同月），盧龍鎮發生重大人事變動，首長換人了。　　　　所謂藩鎮，有時也被稱作方鎮，最早出玄宗年間。當時為防禦周邊蠻族入侵，在北方和西南邊境設置著名的天寶十鎮，大致相當於現在的軍區。那時藩鎮數量並不太多，區域僅限於相對落後的邊疆地區，獨立性也仍然有限。但誰知在安史之亂開始後，大唐中央軍連戰連敗，不久就丟失了洛陽、長安兩京，玄宗皇帝在倉惶出逃途中，被迫飲鴆止渴，在中原內地「分命節帥以扼要衝」，並且大規模放權，下詔准許各地節鎮自募軍隊，自調兵食，自署官吏。從此以後，藩鎮變成了軍政一體，獨立性很強的「特別行政區」，並且越來越多，遂漸遍布全國，致使「特區」不特，唐王朝的中央直轄區，只剩下了兩京附近的一隅之地。　　　　藩鎮的首長一般是節度使，比如盧龍鎮就是如此，有些藩鎮級別不夠，首長稱防禦史或觀察使等，有時還會出現另外一個名稱「留後」，這不是正式官名，而是代理節度使或代理防禦史的意思，表示自發上台，尚未得到中央承認的非正式首長。　　　　如今新上任的，就是一位未經中央任命的「留後」，大名李茂勛（因為在不久的將來還會出現一個李茂勛，大家可以稱這位為李茂勛一號）。不過不要被這個漢味十足的名字給騙了，其實就在三十年前，他還是回鶻阿布思部落的一個小頭目，肯定不姓李，甚至史書上也沒有留下他的原名。後來回鶻的烏介可汗被當時的盧龍節度使張仲武打敗，這個小頭目沒同他的多數族人那樣西遷，演化成今天的維吾爾人，而是投降了張仲武，變成盧龍軍將領。積累一些功勞後，受賜如今的姓名。　　　　盧龍的前任節度使名叫張公素，因為上任之後，表現暴戾，致使支持率下降，而不支持率驟升。而與此同時，盧龍老將，李茂勛的上級領導，納降軍使陳貢言的人氣度正高，被士卒們視為新節度使的理想人選。　　　　於是，心懷叵測的李茂勛認為機會難得，悄悄暗殺了陳貢言，然後打著他的旗號，率軍直撲幽州。張公素出戰，因為軍心不附，被李茂勛打敗，連幽州也不敢回，便棄軍逃往長安。等叛軍進了城，幽州人才知道來的不是陳貢言，不過這也沒什麼，大家將錯就錯，李「留後」順利上任。　　　　　　再說兩句。　　　　打天下時，可以用功名富貴來號召鼓動動亂力量，使其樂為自己所用，並使其有發泄的途徑，所以往往事半功倍。坐天下時要遏制削弱動亂力量，使其循規蹈矩，避免尾大不掉，動亂力量沒有了好的發泄途徑，功名富貴也沒多大指望了，相反受到打壓，自然生怨，因此事倍功半。　　　　朱溫和李存勖都遇到這問題，也都沒解決好。雖說受他們政治能力限制，但他們面對局面也難呀。隨著打天下的進展，部下的力量逐漸滋長，如果不加以壓制甚至剷除，就會尾大不掉。杯酒釋兵權說得容易，從安史之亂以來，多少下克上呀。高駢等等都是眼前的例子。說實在的，壓制剷除多年的老部下也是自殘，但是那種形勢，壓制剷除是找死，不壓制剷除是等死。朱溫這麼乾的時候，除了要篡位，年歲也大了。李存勖吧，只能說是命運了。　　　　在那個時代，帝王們走鋼絲真的不容易。並非他們是白痴，幼兒園數數不會，可以算白痴；但是不懂數論，並不能算白痴。　　　　　　郭威柴榮趙匡胤實在是趕上了好時候。動亂力量已經衰退了，收拾局面容易了。　　　　五代亂局不是一天形成的，它的結束也不是一個人或一代人完成的。朱溫、李存勖、郭威、柴榮、趙匡胤、趙光義、江淮三姓、兩川孟氏都做出了各自的貢獻。　　　　如果這些人的貢獻一個人都做了，那就談不上五代亂局了。但此人必是神人，不僅要能文，還要能武，不僅要能做事而且要能治人，不僅要特能幹還得特能活。那個時代出這種人的概率極低，不出是正常，出了絕對逆天。　　　　李嗣源，我看得不高。命中注定是過渡性人物。如果此人在滅梁之後立刻掛掉或者在魏州立刻自殺，對歷史更為有利，儘管這對個人不公平。石敬瑭就比李嗣源更遜了，儘管要他坐以待斃，不勾結契丹，對他個人也不公平——憑什麼他石敬瑭就該做別人成功的踏腳石？丫的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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