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孝通：《江村經濟》與《鄉土中國》（2）

2012-07-18 16:10 作者：賈冬婷來源：三聯生活周刊

0費孝通鄉土中國《江村經濟》鄉村工業土地制度士紳階層「五四」這一代知識分子，被認為具有一種共同的理想，即在西方現代化衝擊下尋求中國的民族認同和文化認同。社會學在被引進中國的時候，已經帶著這個特殊的印記。費孝通是他們其中的一個，終其一生都在試圖通過鄉土對中國做出解答。 0

被土地束縛的中國

《江村經濟》即將在英國出版時，費孝通曾詢問導師，這本書叫什麼名字好？馬林諾夫斯基嘴裡吐出一個字來，「Earthbound」，後來又搖了搖頭說：「你下本書用這個名字也好。」費孝通說：「Earthbound直譯起來是『土地所限制的』……他這短短的一句話，不是在為我第二本書提名，而是在指引我今後的方向。」

曾為他作傳的美國人阿古什認為，更為明確地將調查對象確立為「鄉土中國」，是在20世紀20年代後期中國學者、小說家、改良派、政治活動家把注意力轉向農村的同時進行的。費孝通的學生、北大社會學系教授王銘銘指出，費孝通的「鄉土」視野，與近代西方對中國的想像敘事有某種繼承關係。自清末美國公理會的傳教士明恩博發明鄉村「窺視法」以來，基於鄉村的中國敘述逐漸成為中國學人看待自己的方式，在20世紀30年代衍生了「平民文化運動」和「鄉村建設運動」，將農民視為需要拯救的對象，認為知識分子承擔著通過重建鄉村來重建國家的責任。不過，費孝通的鄉村研究走上了一條不同的道路：「目前中國，在社會研究上，最有意思的問題，就是農民對於鄉村運動所抱的態度是怎樣的。我們只看見要知識分子下鄉去的宣傳，要改革這樣、要改革那樣的呼聲，但是，我們絕沒有機會聽見一個調查農民態度的忠實報告。」他對姐姐費達生為之奮鬥一生的復興蠶絲業試驗當然是敬佩的。「我總是感到我姐姐一直是走在我的前面，我想趕也總是趕不上。她自律之嚴在我的同胞骨肉中是最認真的，我不敢和她相比……如果僅以所從事的事業來說，我確是在她後面緊緊地追趕了一生。」但是，雖然他也在強調紳士在改造鄉村的實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差別在於，梁漱溟認為知識分子的承擔首先是在培養人心，費孝通則認為首先是造就一個制度。

1957年5月，費孝通（右）再次來到江蘇吳江縣開弦弓村，和村民沈寶法（中）等觀看英文版《江村經濟》，扉頁上有兩人於1936年的合影

《江村經濟》只是個起點，費孝通由此面臨的問題是：一個微觀模型能否像書名那樣代表「中國農民的生活」？1939年論文答辯一經完成，費孝通當即離開英國，10月抵達昆明，兩周後便去往祿村。之所以這麼迫不及待，費孝通在《雲南三村》的序言中寫道：「在解剖江村這隻『麻雀』的過程中提出了一系列有概括性的理論問題，看到了當時農村手工業的崩潰、土地權的外流、農民生活的貧困化等，因而提出了用傳統手工業的崩潰和現代工商業勢力的侵入來解釋以離地地主為主的土地制度的見解。但是當時我就覺得『這種見解是否成立，單靠江村的材料是不足為憑的』。於是提出了類型比較的研究方法，就是想看一看『一個受現代工商業影響較淺的農村中，它的土地制度是什麼樣的呢？在大部分還是自給自足的農村中，它是否也會以土地權來吸收大量的市鎮資金？農村土地權會不會集中到市鎮而造成離地的大地主？』」王銘銘說，如果說江村表露的是費孝通對於較開放地區鄉紳在現代化過程中的積極動向的肯定，那麼，祿村、易村、玉村這「雲南三村」，則借用現代經濟學框架，在封閉的鄉土中尋找純粹的可供比較的類型。通過對不同類型村莊的比較分析，費孝通進一步強化了自己的觀點，反對將西方現代化大工業生產當成唯一的工業形態。「中國傳統的農業經濟當中就含有工業的因子，在改造中國的過程中一個重要的環節就是如何使原有的分散的工業蛻變成現代工業。」1943年，費孝通在美國準備出版關於「雲南三村」的調查報告時，導師曾提到的名字再度湧上他的心頭，他用了「Earthbound China：A Studyof Rural Economy in Yunnan」，意思可以翻譯成「鄉土的中國」。而實際上，1947年在中國出版的《鄉土中國》，也許更貼近馬林諾夫斯基給的這個名字。

由費孝通40年代後期在西南聯大和雲南大學所講的「鄉村社會學」講義為藍本的《鄉土中國》，是他此前一系列社會調查基礎上的成果，初版3000冊一經上海觀察社出版不到一個月即脫銷，費孝通也被《時代》周刊贊為「中國傑出的社會學教授和中國最深刻的政治評論家之一」。1985年，長期為《讀書》雜誌供稿的費孝通將這本小冊子交由三聯書店再版，熱銷之勢可視作他「第二次學術生命」開啟的一個標誌。

什麼是「鄉土中國」？費孝通解釋：「這裡講的鄉土中國，並不是具體的中國社會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體的中國基層傳統社會裡的一種特具的體系，支配著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王銘銘認為，費孝通自己把《江村經濟》與《鄉土中國》視為不同學術探索階段的產物。如果說《江村經濟》側重討論社會制度變革，那麼《鄉土中國》則在探討與之相匹配的社會道德——這本質上是一個韋伯式的現代化命題。

基於江村和「雲南三村」等不同類型村莊的田野調查，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提供的一個重要觀察是鄉村社會網路的「差序格局」：「不像團體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個平面上的，而是以『己』為中心，波浪似地向外擴散，猶如水中投入一個石子後的水波，一圈圈推出去，越推越遠，也越推越薄。」而中國社會在文化上的表現就是「安土重遷，生於斯，長於斯，死於斯」，處於「不分秦漢，代代如是」的生存狀態。

「既然鄉土社會如此渾噩、靜止，那麼，鄉土變革的希望，便不能寄託於地方。在費孝通看來，人心是有差等的，社會改革的首要任務不是去教育農民，而是由外來的知識分子進行制度建設。他設想，只要有人帶領將鄉土工業安置在農村裡，受守土心理約束的農民，就會自然而然地走進工廠勞動起來，而不再流失在外。」王銘銘指出，這是費孝通通過《鄉土中國》提出的預想，儘管這一預想並未在現實中實現。

最後的士紳

在費孝通逝世前幾年，王銘銘曾陪同一位英國教授拜訪過他，英國教授問他到底屬於哪個社會階層，他微笑著說：「我還是紳士，沒變！」

費孝通自述，「在我的一生經歷中看到了這一個舊中國士紳階層最後走過的路程」：「我的老家在吳江縣同里鎮，歷史上是一個地主和退休官僚，也就是這些紳士居住的好地方……到我這一輩人，同里還有『楊柳松柏』四大戶的說法，『楊』指的是我的外祖父楊敦頤……這些大戶人家在鄉里地位很高，也有一定影響。『大戶人家』也有稱作『世家』的，在我們家鄉還有『牆門人家』的叫法。牆門人家的子弟被稱作世家子弟、書香子弟、讀書人家等等，名堂很多。這些人的出路就是念書考科舉，考上了可以做官，一人當官，親戚都沾光。小的時候鄰居就叫我『阿官』。」這一階層在近代已開始轉變，以費家為例，到了費孝通祖父這一代家道開始中落，外祖父楊敦頤棄官從商，開辦紡織廠。父親費璞安在清末最後一場科舉考試中獲得生員資格，後留學日本，歸國後任江蘇省教育廳視學。母親楊紉蘭創辦了吳江縣第一個蒙養院，親自教育幼年費孝通。包括費孝通在內的這一代人，大都去國外留學，轉變為現代知識分子，從而脫離了構成大部分中國的農村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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