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農民革命」及其首領

我在上世記50—60年代讀中小學，知道從小學到中學的歷史教科書上，對每一朝代末期的「農民革命戰爭」，無一例外地給予極高的評價：每一次「農民革命」，不僅「可歌可泣」或「值得歌頌」，而且都「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從秦末陳勝、吳廣起義，直到晚清太平天國起義，生產力不知多少次地被「推動」，也不知過多少次地被「發展」。只是從來沒有一本教科書或一位歷史教師老師，願意清晰地說明每次「農民革命」前，生產力是何種水平？「農民革命」後又被推動到何種水平？再者還有大批參加「農民革命」的低層窮人，他們固然因走投無路不得不加入「農民革命」，但那些「農民革命」的領袖們，他們發動「農民革命」的目的又是什麼？是為了「推翻萬惡的舊制度」？還是為廣大農民「謀幸福」？

進初中時讀《水滸傳》，知道有個草根好漢黑旋風李逵，常對梁山泊寨主宋江嚷：何不殺到京城，哥哥當皇帝，我們也混個將軍噹噹？後又讀《史記．陳涉世家》，知陳勝早年與人佣耕時，曾嘆息：「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到了大澤鄉發動起義時，又聚眾高呼：「壯士不死即己，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至此，陳勝的「鴻鵠之志」似乎也有點明白了。至於晚清太平天國起義，才攻下南京，最高領袖洪秀全己迫不及待地先享受起當「萬歲」的滋味，不僅天王府內美麗的宮女如雲，就連撒尿的夜壺都用純金製作。

吳敬璉教授說：中國文化的傳統，可用四字概括，就是「兩暴文化」——暴君施暴政，引起暴民暴動，暴民若推倒暴君，必產生新的暴君，如此循環往複而己。此說固然一針見血，但似乎仍有瑕疵：倘遇明君當政，是否意味著「兩暴」循環的中止呢？如果沿馬里蘭大學已故經濟學家奧爾森（Mancur Olson）的思想路徑，原來歷代皇權政府即坐寇，皇帝便是匪首；相應地，農民革命的隊伍就是流寇，農民革命的首領便是未戴上皇冠的匪首。作為坐寇匪首的皇帝，雖有明君暴君之別，但本質同是匪首，只是在執行掠奪率時存在差異而己。本文談唐末「農民革命」的流寇，以及流寇與坐寇、暴民與暴君之間的角色短暫轉換。

唐末「農民革命」的領袖黃巢，原是落第秀才，後改行當私鹽販子。黃巢的「革命壯志」可從他的一首《不第後賦菊》中看出：

待到秋來九月八，

我花開後百花殺。

衝天香陣透長安，

滿城盡帶黃金甲。

就詩本身而言，實在算不得高明，但卻是黃巢的自供狀。從詩句溢出的血腥氣來看，教科書上對黃巢及所有農民「革命領袖」的讚美，就應受質疑。就算黃巢與那個時代的農民具有相同利益，也不可能為了增進農民的利益鋌而走險。這一思想來自奧爾森的《集體行動的邏輯》。讓我試舉一例作說明。

譬如某一班級30名學生，他們遇到的一位專業課教師只知在課堂上照本宣科，開口味同嚼臘，誰又能指望這些學生中有人挺身而出，為維護全班同學受教育的權利而與校方交涉呢？原因在於，為了集體實現收益最大化採取行動，而成本甚至風險由個人承擔，這不符合經濟學關於理性經濟人的假設。同樣，從秦末陳勝、吳廣，直到清末洪秀全等革命領袖，他們最初與農民有著相同的利益，但他們卻沒有為增進農民利益而冒險奮鬥的可能。有什麼理由要求他們承擔巨大的風險與成本——殺頭並滅九族，而收益由全體農民共享？他們之所以願意冒險揭竿而起，那是因為他們心中有一個「鴻鵠之志」，或做著榮登「王侯將相」的美夢。這也是黃巢坦陳的「我花開後百花殺」。

公元875年，河南發生饑荒民不聊生，同為私鹽販子的濮陽人王仙芝揭竿而起，拉起一支起義隊伍一路擄掠。攻到曹州時，黃巢見來勢洶湧，也乘機糾集數千人依附王仙芝的起義軍。起初這支農民武裝在河南、山東一帶流竄，所到之處無非掠奪搶劫，東都洛陽自然直接遭受威脅。大唐王朝鼎盛期早己逝去，朝廷因政權不穩深感不安。唐僖宗時年13歲，只知迷戀遊戲，全然不懂江山被流寇奪後的下場如何，只依靠自己的代理人想方設法維穩。

朝廷維穩的策略選擇不外兩種，一是血腥鎮壓，但這需要軍事與財力支撐的高成本，而此時大唐政權已岌岌可危，只有另一種低成本策略可行，這就是招安。朝廷派宦官前往招安，招安的方法，是對流寇首領封官進爵，並保證豐厚收益。作為流寇首領的王仙芝，當初揭竿而起的時候尚無明確的最高綱領，何況那時世界上也未出現馬列主義關於武裝奪取政權的指導思想。王仙芝即便接受朝廷招安，也不會有人指責他放棄階級鬥爭，犯右傾投降主義的路線錯誤。於是當農民武裝進攻蘄州時，王仙芝通過王鐐寫信給蘄州刺史裴偓，表示願接受招安，不打算繼續流竄掠奪。

王仙芝準備接受招安，換取一頂烏沙帽——左神軍押衙。但黃巢得知後心理不平衡：大家一起流竄搶劫，為的是有福同享，你卻只顧自己先撈到地位與金飯碗，全不顧弟兄們拋頭顱灑鮮血。如果王仙芝在與朝廷討價還價時，能兼顧黃巢的收益，可能又是另一種結果。於是黃巢準備向王仙芝發起突襲，這支流寇隊伍也由此走向分裂。迫於壓力，王仙芝只得暫且收起投靠朝廷的打算。上世記50、60年代，歷史學界清一色接受階級鬥爭學說，歷史學家們爭先恐後地搶著歌頌農民革命的領袖，絕不願將農民革命的隊伍與流寇聯繫起來，也不願將農民領袖接受招安的史實講出來。事實上王仙芝與黃巢分裂後，又繼續暗中派尚君長等人向李唐王朝表示願接受招降，如此舉動前後凡六次。

一個己分裂的流寇隊伍，在軍事上難以與政府軍抗衡。王仙芝最後一次向朝廷提出接受招安時，手中籌碼己早不及先前。朝廷看透王仙芝己是一隻無價值的死老虎，乾脆一不做二不休，抓到手便一刀宰了。此後王仙芝的殘部歸黃巢指揮，黃巢自命「衝天大將軍」，由淮河流域流竄到長江以南，直流竄到廣東一帶，其間不斷遭官軍襲擊，兩次在走投無路之際，準備走王仙芝的道路——接受朝廷招安，一旦發現轉機，又重新倒戈反叛。正所謂屢戰屢敗，屢敗屢降，又屢降屢叛。黃巢每次降官軍，都有一番討價還價。在廣東準備接受招安，但未達想要的官銜級別，便以再度流竄造反相威脅，流寇品質畢露。所謂「農民革命推動生產力發展」一說，實不知從何談起。

朝廷在與黃巢的討價還價中，首先必須考慮自己的維穩。如果對黃巢的封贈過度，造成黃的勢力難以遏止，效果適得其反；而對黃巢的封贈不能讓黃巢滿意，又擔心他繼續流竄作亂。果然，黃巢因討價還價未達目的，乾脆與地方武裝力量對峙，將唐將李迢捕獲，然後率部北上，一路不斷擄掠洗劫，又不斷吸收飢餓的貧民加入，由此又使起義部隊不斷壯大。

880年（廣明元年），這個壯大起來的農民隊伍圍攻黃河邊的洛陽，洛陽留守劉允璋率官員開城門投降。黃巢信心大增，下一步便是揮師西進直指長安。長安的門戶是潼關，腐朽的李唐朝廷無奈之下，竟依靠一名完全不懂領兵打仗的宦官田令孜守潼關。潼關失守，唐僖宗與朝臣聞風而逃，農民軍拖著一路搶劫得來的輜重財物，居然勢如破竹、浩浩蕩蕩湧入長安城。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場景，進入長安的農民革命隊伍，也許是為減輕負擔，將所掠財物爭向城裡貧民施捨廣賑。黃巢的副將尚讓，藉此機會向長安百姓宣傳：「黃王為生靈，不似李家不恤汝輩，但各安家」（見《舊唐書．黃巢傳》）。可見尚讓有政治宣傳家的頭腦，不過此類本質是欺騙的宣傳，短期內有利黃巢部隊進城後降低交易費用，卻不可能持久。進城之初，這個隊伍將掠奪目標指向朝臣官員與富豪商賈，以此作為自己的供養。城裡百姓大概一時會感激涕淋，以為從此翻身解放。他們不懂這一鐵律：流寇進城，趕走坐寇，必然是取而代之，成為新一代坐寇。

果然，黃巢很快戴上皇冠，實現了「我花開後百花殺」的目的，新的朝代——大齊開始，黃巢成了大齊皇帝。可惜這位新的坐寇首領缺乏「雄才大略」，不懂「將革命進行到底」——趕盡殺絕的重要性。當原本全是泥腿子的流寇們成了坐寇，正沉浸在擁有江山的慶典與大肆揮霍的時候，李唐王朝卻獲得喘息機會，迅速聚集全部兵力，殘餘的地方武裝也紛紛響應。他們將長安包圍起來，準備奪回自己的江山。被圍在長安城內的農民革命隊伍，雖掠得大量財富，卻失去糧草供應，很快軍心動搖、陷入困境。

882年，唐將王處存揮師攻入長安，黃巢的新政權竭盡全力將唐軍趕出城外。僥倖守城成功的農民革命隊伍，以為城內百姓充當了李唐軍隊的內應，暴怒之餘下令洗城，對百姓大開殺戒，「黃王為生靈」的承諾徹底拋開。霎時間8萬餘人口無辜命喪新政權屠刀之下，長安城內血流成河，黃巢的流寇品質畢露無遺。次年，另一唐將李克用率軍再度攻克長安，大齊王朝傾刻間崩塌。黃巢率殘部突圍後逃出長安，經潼關重新向東流竄。

再度淪為流寇的黃巢軍，與兩年前進軍長安時的形勢大不相同。因連年戰亂、田地荒蕪，百姓面臨大面積饑荒，農民自身難保活命，黃巢部隊的供養成了大問題。走投無路的黃巢，下令製作滅絕人性的巨大磨盤，稱作「舂磨砦」，再將抓到的百姓投入「舂磨砦」，連人肉帶骨碾粹攪拌後供食用。長期以來，歷史教科書總是竭力掩蓋這一歷史事實，這大概也是「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的必然選擇，沒有學者願冒「醜化農民革命領袖」的政治風險，揭示流寇與坐寇爭奪天下的真相。一蹶不振的農民革命隊伍，從此屢戰屢敗，連再想接受李唐朝廷招安的資格也喪失了。朝廷是否願接受招安，是在成本與收益比較下作出的抉擇。黃巢部隊眼看將走到盡頭，朝廷又何必支付高成本迎接勝利呢？

當不少將領紛紛倒戈投向唐軍後，黃巢殘部己完全失去與唐軍抗衡的力量。於是這支「農民革命隊伍」繼續朝山東方向逃竄，其實也就是等待覆滅。至於黃巢的下場，史學界倒有不同說法。一說是外甥林言看大勢己去，殺了黃巢邀功，以達自保生命的目的；一說是黃巢自殺；還有一說是黃巢當和尚隱遁。究竟何種說法是真，只有等史學家們拿出更有力的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