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仍需逼近現代典範

中國，仍需逼近現代典範

（本文是FT中文網2009年中國年度報告的最後一篇，該系列文章包含了FT中文網對2009年度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等領域的觀察與分析，在讀者中引發了熱烈的討論，在此感謝廣大讀者的關注——編者）

2009年至今，中國政經的內在難題日益凸顯，而政經不確定因素明顯增多。通過諸多因素已經可以看出，中國社會已處在一個新的變局面前。而各方對於變局的認識卻呈現出相當的差異。

在國人烘托出中國模式的熱門話題之際，秦曉的現代性與中國社會轉型論也開始引發重視。在中國轉型的關鍵時刻，秦曉此論，不失時機地將轉型的關鍵問題呈獻給關心國家命運與前途的人們。

「中國問題」、「社會轉型」屬於80年代的論題，「現代性」可歸之於90年代的言說。儘管秦曉的論說仍未能脫離曾經的話語範疇，但他的論道背景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其之所以引起坊間熱議，大抵有兩個原因：一是中國崛起話題盛行之時，秦曉以社會轉型的全面性艱巨性，凸顯出轉型缺乏共識，任重道遠；二是在高層政商人物以警惕的眼睛注視普世價值的氛圍中，秦曉還敢於發出召喚普世價值和憲政民主的聲音。

其實，秦曉的論道還有深層含義在。那就是，他想再次確證，中國社會發展到一個新的拐點之際，是不是仍然需要典範。這是個80年代的老問題，但在90年代被所謂學術導向、複雜現代性敘事等等翻轉後掩蓋久矣。在80年代，中國剛剛全面啟動現代轉軌，現代認知的粗糙有目共睹。但中國從官方到民間以對「現代」的敏銳直覺，把握住了古今中西之維中，國家發展的基本目標和模式——市場經濟、民主政治、自由精神成為中國人浪漫式認同現代的觀念坐標與制度取向。

但80年代末戛然中斷了這樣的共識。在政治壓力之下，學界與政界的改革同盟分裂了，率爾學界自身的脆弱共識也瓦解了。學界不約而同地聲討80年代的所謂思想取向，聲稱要回歸書齋，以精緻的學術還人文社科研究以尊嚴。於是中國人直取現代基本目標的大方向幾乎無人問津了。倒是以學術面目橫移西方文獻以解讀中國的研究不斷問世。真正的中國問題被所謂多元現代性的論說嚴嚴實實地掩蓋起來了。政界中人則以穩定話語佔據輿論導向，各種揭示中國問題實質的論說被排斥在主流話語之外。

到了21世紀，似乎形成了官民不約而同但卻相當一致的共識：中國正在開闢一條不同於西方的現代發展道路。國家崛起的言辭、中國奇蹟的申論、中國模式的闡述，在引導人們拒斥所謂「西方的」現代方案。中國現代發展獨闢蹊徑的特殊論，對中國融入全球現代洪流的普遍論，不戰而勝。

在這種輿論環境中，秦曉之論不啻一聲棒喝。他斷然拒絕中國特殊論，決絕主張中國必須認同諸如自由、理性和個人權利這類現代核心價值。中國社會轉軌必須以市場經濟、憲政民主和民族國家建構為目標，僅僅著眼於經濟的單兵突進，已經不足以推進中國的現代轉變大業。秦曉此論，既是80年代還魂之論，也是跨世紀中國人審視近20年來國家發展成敗的不易之論——既然中國是要從傳統中走出而融入現代，那麼像80年代那樣直覺式地把握住轉變實質就是必須；既然中國近20年迴避社會政治轉型問題而專註於經濟發展卻無法保證國家長治久安，那麼我們就絕對沒有理由拒絕現代典範提供的核心價值和基本制度。

中國的社會轉型，是一個後發外生的現代國家對原發內生的現代國家的學習或模仿過程。這是一個不分左右、不論官民都會認同的事實。這一學習或模仿的最終目標，當然是要超越學習或模仿的對象。但當中國還處於一個學習或模仿的狀態之中的時候，我們就沒有理由拒絕學習或模仿。

自然，中國的社會轉型作為學習模仿現代國家的過程，不是一個機械照搬西方國家的過程。對西方各國也好、對非西方如前蘇聯那樣的國家也好，具體的某一個國家都不堪為中國法。中國的學習肯定是對現代典範的創新性學習。但對學習對象的要點把握、宏觀了解、典範意義必須瞭然於心。這就勢必像秦曉那樣，以申述現代核心價值向現代典範的觀念逼近，以建構市場經濟、憲政民主和民族國家向現代典範的實踐逼近。中國人的現代發展，只有先學爬才能再學飛。換言之，逼近現代典範才能指望自作現代典範。無論我們喜歡還是不喜歡這種申述，它都是中國社會轉型所必須面對的問題——這既回答了古今中西紛爭不斷的學術問題，也回答了前程迷茫的中國轉型如何前行的方向性問題。

然而中國的轉型之路，絕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方向性爭議，更是一個複雜的現實性困局。這就註定了，思想界不單單需要釐清價值的混亂與倒錯，更重要的是基於對現實的轉型困局深思熟慮的具體方略。

從較長的歷史維度來看，如果說中國的轉型之路是一個中央集權體制走向憲政民主的制度安排，那麼具體的憲政布局與切實的破局入口則構成了當前政治最大的難題。

從官方和民間主流學者的話語來看，都是在大談要從黨內民主到人民民主。憲政民主如何安頓尚有變數，但撇開話語的表面繁榮和實際轉型的滯緩，這背後仍然透露出了三重信息。一方面彰顯出在強人政治末期，傳統政治權威逐代遞減，導致授信方式逐漸失效的情況下，中國政治面對的一個具體的權力承繼問題。另外，經過幾十年的發展，中國民間力量不斷生長，經由媒體攪動的公共空間日益壯大，已經逐漸撐開了國家、市場和社會的三元空間，民間力量不斷加大對中國政治轉變的現實訴求已經迫使官方給出制度性回應。再則，國際社會，港台的示範效應也日益催生轉型局面。這種廟堂江湖同聲共求，高調談論民主呼喚民主，固然顯示了官方對於現代民主制度建立的必要性認可，更多的則是凸顯了中國政治當前的內在難題。

不管是主動求解，抑或半推半就，還是最終被迫上車，從中國社會心理和社會結構的角度來看，中國已經到了一個政治決斷，憲政布局的關鍵時期。

在此憲政轉軌的關鍵時期，既需要進行轉型方向的指引，更需轉型的現實推動。這種基於現實的具體謀動，既要有宏觀視野，以保證轉型的方向明確；又要有重點措施，以保障轉型的關鍵環節不致遺漏；還需要加強微觀調控，以保證轉型的風險控制。

單純的道德義憤絕不能罵出一個轉型局面，而祈望聖主的浪漫鄉愿也絕不會使得不受約束的公權力大發善心而主動受縛。更積極的轉型局面只能基於中國政治的內在難題，而當務之急是使得這一內在難題日益公共化。這一切都有賴於民間力量的持久推動。近年來民間社會的成長可圈可點，點滴累進固然重要，而值此深度轉型之際，基於中國現實政治的總體籌劃則尤顯必要。

然而隨著時局的深入發展，知識界卻顯得與時局日益疏離。一方面是由於潛心於實證研究的知識分子聲音尚未得到有效關注，更大的原因則在於文革後知識界作為一個整體從現實政治的實際後撤，至今仍然保持著靜守書齋的清高傳統。知識人多專註於精緻的道德文章，而恪守政治理性並苦心孤詣探尋轉型真問題的學者過於稀缺。當前思想界除延續了上世紀90年代的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理念紛爭外，並沒有給中國轉型提供過多的具體徑路參考，這也是進入轉型關鍵期後一直雷聲瀰漫而少見雨點，長久地徘徊摸著石頭過河階段的重要緣由。

不含糊地講，中國知識界對於現實政治的關注力度不夠，對於未來政治的準備尚且不足，而對於中國的憲政轉型的智識貢獻太少。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正如任劍濤教授所言，在憲政轉型時期，需要有更多的知識分子走出書齋，跳出文本工夫來承擔轉型理論的國家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