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本想三年結束「文革」，沒料到局勢會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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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這場『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同志發動和領導的。」運動之初，毛澤東曾設想以較短的時間結束「文化大革命」，然而，動盪不定的局勢，遠遠出乎他的意料。他一次次地修訂時間表，但是於事無補，以致這場歷史性的災難，竟然綿延十年之久。

兩個五個月

1966年8月8日，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澤東對「文化大革命」勾勒出一個時間表，他說，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概是在明年一個適當的時候再開。現在要準備。」他設想：「文化大革命」進行得順利，到「明年的一個適當的時候」，便可以告一段落，然後再順理成章地召開黨的代表大會。他還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我考慮發動群眾。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給群眾，讓群眾在運動中受到教育，鍛煉他們的本領，讓他們知道什麼道路可以走，什麼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這個辦法試一試。我也準備它失敗。」

他發動群眾最直接的辦法，便是支持剛剛興起的紅衛兵運動。8月18日，來自北京和全國各地的百萬青年學生，聚集在天安門廣場，召開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群眾大會。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紅衛兵代表，並且佩戴「紅衛兵」袖章。望著浩浩蕩蕩的群眾遊行隊伍，他高興地說：「這個運動規模很大，確實把群眾發動起來了，對全國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義。」

紅衛兵開始衝出校園，走上街頭，聲勢浩大地開展所謂「破四舊」活動，整個社會形勢混亂不堪，黨內外人士對此很不理解。可是，毛澤東卻堅持認為，這正是他所設想的群眾性的大風暴，放任這種風暴發展，有利於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全國。為此，他批准解放軍總參謀部、總政治部《關於絕對不許動用部隊武裝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規定》，中共中央又轉發公安部《關於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規定》。

這樣，紅衛兵運動有如脫韁的野馬，一發不可收拾。他們停課鬧「革命」，進行全國性的大串連，衝擊黨政機關，揪斗各地黨政幹部，一些領導幹部被迫迴避，甚至隱藏起來。毛澤東知道後很不滿意，認為領導幹部不能正確地面對群眾，哪有馬克思主義者害怕群眾的道理?他說：「我們開了全會，還有很多人沒有轉過來，他們就是不執行。有些人當群眾圍攻他們時躲起來，這是臨陣退卻。」正因為如此，「文化大革命」不能草草收場。8月28日，毛澤東對《人民日報》負責人唐平鑄說：「文化大革命的時間，看來到年底還不行，先搞到春節再說。」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是防止中央出「修正主義」。為了保證黨不變「修」，國不變「色」，他寧可犧牲一切，以「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於是偌大的中國就像一鍋燒滾的粥，沸反盈天，至矣盡矣。黨內很多高級幹部怎麼也不理解，「文化大革命」為什麼非得要亂了自己的陣腳。他們出於對毛澤東的崇拜，不敢公開提出異議，只能採取較為婉轉、隱蔽的手法，抵制「文化大革命」。

10月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主題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針對黨內普遍存在的認識問題，毛澤東批評說：「這個文化大革命只有五個月，不能要求同志們現在就那麼理解。」他認為，儘管中央發了通知，報刊發了文章，還是沒有引起全黨的重視，可是，「大字報、紅衛兵一衝，你們不注意也不行。」中央召開工作會議的意義在於「總結一下經驗，做政治思想工作」。在談到「文化大革命」的時間、步驟時，他說：「總而言之，這個運動才五個月，可能要搞兩個五個月，或者還要多一點時間。」

從1967年1月起，「文化大革命」開始進入全面「奪權」階段，國內形勢已是波譎雲詭，每況愈下。為穩定局勢，毛澤東派解放軍到地方「三支兩軍」(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3月13日，周恩來在軍隊軍以上幹部會議上傳達毛澤東的指示時說：「主席說，二、三、四月看出眉目來。昨天，見了主席，主席又說，恐怕要二、三、四、五月了……到了五月份，『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也可能成熟，至少省一級可以成熟或接近成熟。這樣，大概的眉目可以看出來。」

毛澤東開始著急了，他也不希望動亂的局面再持續下去。解放軍介入「文化大革命」，實行「三支兩軍」，這是他不得不採取的強制措施，以使運動納入他所預期的軌道。他預計，到1967年5月，「文化大革命」可以看出一些眉目，理出一些頭緒。但是，動亂的潘多拉盒子一旦打開，局勢的發展便難以預料，各地派性武鬥逐步升級，事態已變得一發不可收拾。

大概要三年

到了5月，「文化大革命」非但看不到眉目，反而越來越亂。毛澤東在會見剛果(布)政府代表時，不無擔憂地說：「亂得很，紅衛兵到處鬧。」「不是我創造的，是群眾創造的。大字報，紅衛兵，都是他們創造的。炮轟這個，炮轟那個，打倒這個，打倒那個。」同時，他又說：「亂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來。」日益惡化的國內形勢，此起彼伏的派性鬥爭，好像都在他意料之中。他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從政策策略上講，大致可分四個階段：從姚文元文章發表到八屆十一中全會，這可以算第一階段，主要是發動階段。八屆十一中全會到一月風暴，這可以算第二階段，主要是扭轉方向階段。自一月風暴奪權到大聯合、三結合，這可以算第三階段。自戚本禹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及《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發表後，這可以算第四階段。第三、第四階段，都是奪權問題。第四階段是在思想上奪修正主義的權，奪資產階級的權，所以這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是決戰的關鍵階段，是主題，是正題。」

按照這樣的籌劃，從戚本禹的文章發表時算起，也就是1967年4月，是「文化大革命」的「決戰的關鍵階段」，把這樣的「主題」、「正題」做好了，「文化大革命」就會看出眉目，有條不紊。7月13日，毛澤東召集周恩來和肖華、楊成武等人開會，他說，發動群眾的階段已經過去，「一年開張;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礎;明年結束。這就是文化大革命。」8月，毛澤東在接見外國友人時，仍然堅持認為，「文化大革命」只需三年時間。他說：「我們這次運動打算搞三年，第一年發動，第二年基本上取得勝利，第三年掃尾，所以不要著急。凡是爛透了的地方，就有辦法，我們有準備。凡是不疼不癢的，就難辦，只好讓它拖下去。」「經過四、五、六、七月，現在八月份了，有些地方搞得比較好，有一些地方不太好，時間要放長一些，從去年六月算起共三年。既然是一場革命，就不會輕鬆。」

9月，毛澤東在南方視察途中，一再強調要正確對待幹部，徹底消除派性鬥爭，盡快實現「革命大聯合」。他認為，「文化大革命」應該臨近尾聲了。他說：「運動的第一年已經過去了，第二年又過了三個月了，七、八、九，我看春節差不多了，可能有個眉目了。」據陪同視察的楊成武回憶：「在視察途中，毛澤東還提到，明年春天『文革』結束後，接著召開九大，把老同志都解脫出來，許多老同志都要當代表、當中央委員。他還列舉了鄧小平、烏蘭夫、彭真、賀龍等人」。「文化大革命」最明顯的標誌，便是打倒一大批領導幹部。這時，毛澤東考慮「要解放一批幹部，大膽使用一批幹部」，顯然是在做「文革」的「掃尾」工作。

1968年元旦，《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發表社論說：「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在一九六七年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在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指引下，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面勝利的偉大鬥爭已經開始了。」這篇經毛澤東批准的社論，實際上是以公開的方式，傳達毛澤東南下視察的講話精神，向全黨全國傳達這樣的信息：「文化大革命」已經取得「全面勝利」。換句話說，結束「文化大革命」已經是為期不遠的事情。

9月7日，全國除台灣以外的二十九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都已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即所謂「全國山河一片紅」。《人民日報》、《解放軍報》聯合發表的社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萬歲》宣稱：「全國山河一片紅」，「標誌著整個運動已在全國範圍內進入斗、批、改階段。」按照毛澤東的部署，「斗、批、改」的主要內容，是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整黨、精簡機構、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員等。這就是毛澤東所說的「掃尾工作」。為了做好這項工作，他親自為幾個「斗、批、改」的調查報告寫「編者按」，以期向全國推廣。他在與外國友人交談時說：「直到今年上半年，學生是運動的先鋒，現在落後了。」他已無意再去發動急風驟雨式的群眾鬥爭，而是迫切地期待著由「天下大亂」到「天下大治」，從而順利地結束「文化大革命」。

10月13日，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毛澤東在談到「文化大革命」時，仍持肯定的態度。與以往不同的是，他在批評所暴露的問題和錯誤時，主動承擔了責任。他說：「我的意見，錯誤是有，而錯誤的主要責任在中央，在我，而不在地方，也不在軍隊。」他贊成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究竟什麼叫到底呀!我們估計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就是包括建立革命委員會、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整黨、精簡機構、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員這些。」他仍在堅持自己的時間表，用三年或略微長些的時間，到1969年，「文化大革命」也就進行「到底」了。

還有一點尾巴

毛澤東在籌備中共「九大」時，已經是有意無意地進行「掃尾」工作了。中央文革小組在送呈的報告中說：「解決不僅在實質上、而且也在組織上成立中央革命委員會問題，順帶也就解決了國家主席問題。」毛澤東當即批示：「我認為，暫時不宜成立中央革命委員會。」他對中央文革的態度開始轉變，中央文革在草擬的國慶標語中有這樣一條：「向立下豐功偉績的中央文革致敬」。他在審閱時立即刪去，並且批示：「不應用自己名義發出口號稱讚自己。」他認為，「文化大革命」就要結束了，那麼應運而生的中央文革小組也就完結了自己的使命，應該淡出歷史的舞台。以往凡是重大決策發文，總是依次署名：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這次籌備「九大」，毛澤東一反常規，不讓再署「中央文革」，他說：「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結束了，用常委。」他還提出撤消中央文化革命小組、中央文革碰頭會。

1969年4月，「九大」在北京召開，毛澤東在會上強調，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顯然，這個勝利也有他所構想的「文化大革命」的勝利。在審閱黨章修改草案時，他看到這樣的條文：「設立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產生的中央文革這樣的機構」，他立即修改為「設立若干必要的精幹的機構」，並且確定「九大」後取消「中央文革小組」。

這一切，毛澤東似乎早已深思熟慮，胸有成竹。可是，1971年的「林彪事件」打亂了他的計劃。他委託周恩來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領導「批林整風」，調整幹部政策、經濟政策，並且開始中美兩國的高級會談，黨和國家的各項工作都在正常恢復中。這些應該說都是結束「文化大革命」的前期準備。1973年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鄧小平，又被毛澤東重新恢復工作，委以重任。這無疑也是一個信號，「文化大革命」已接近尾聲。這年6月，馬裡國家元首特拉奧雷訪華時問毛澤東：「你們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什麼時候結束?」毛澤東回答說：「還有一點尾巴!」

毛澤東堅持認為，「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時的」。他不願意黨和國家總是生活在動亂之中，但是，他又不允許人們對「文化大革命」說三道四，甚至全面否定。他想以平和的方式結束「文化大革命」。1974年8月，他在武漢時說：「要實行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一棍子打死就不好。允許人家改正錯誤嘛，要給人家機會。」又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為好。全黨全軍要團結。」當有人說，「批林批孔」是「文化大革命」的繼續後，他很不高興，批評道：說「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對的。他感到，八年的「文化大革命」時間太長了，不能再拖延了，所以，還是安定團結為好。

1975年1月，周恩來的病情日見沉重，鄧小平開始主持國務院工作，不久，又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鄧小平開始全面整頓，整頓之初，毛澤東是採取支持的態度的。他的前提是先肯定「文化大革命」，然後再通過整頓，恢復秩序和建設，以結束「文化大革命」。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的紀登奎回憶：「毛主席本想『文革』兩年就結束了，沒想到駕馭不了啦，已經九年了。要安定團結，但要給『文革』做個結論，沒有結論收不住。……毛主席的意思，你(鄧小平)要寫個決議，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議。他還定了口徑：三七開。小平婉言拒絕了，說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瞭解。」

毛澤東生前終究沒有結束「文化大革命」，這是他晚年政治悲劇之所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後，國家和民族終於從十年浩劫中解放出來，中華民族復興的朝陽又從東方地平線上冉冉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