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正惠：「非正統」何以推動歷史中國？——從元好問切入 | 文化縱橫

? 呂正惠 / 台灣清華大學、淡江大學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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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理解今日中國，首先要搞清楚歷史中國。近年來，伴隨「誰之中國，何謂南北」的追問，中國歷史中的南北文化問題，再次引起人們的理論關切。呂正惠先生從元好問這一個案入手，指出元好問是中國歷史上極為特殊的文人之一，少數民族出身，生長在少數民族統治的「非正統地區」，卻在漢語言文學上取得了重要成就。這是為什麼？要理解這一點，勢必需要考察中國歷史上的民族關係變遷和南北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歷史過程。特此刊發，以饗讀者。

元好問是中國文學史上極為特殊的大作家。他是南北朝時代曾經統治過中國北方的鮮卑族拓跋氏的後裔，他所生長的時代是女真族統治的金朝，然而他卻成為擅長漢族文字的大作家，在詩、詞和文學批評上都有重大成就。而且，在金朝亡國，北方中原文化式微的時候，為了保存這一份文化遺產，他還做了許多的努力。少數民族出身，生長在少數民族統治的「非正統地區」，卻有著這樣的作為與成就，不能不說是中國文學史上的「異數」。因此，從文學史的立場來討論元好問的這種「特殊性」，不但是了解元好問的重要途徑，而且還應該說，是必不可少的一種途徑。

在本文里，我們將從三方面來討論元好問的這種「特殊性」。首先，我們要從少數民族與漢族的關係的立場來考察元好問；其次，我們進一步從這個角度來分析元好問的特殊出身和他的文學批評的關係；最後，從這一角度出發，我們還要說明元好問的創作，特別是他在詩方面成就的特異性格。

早在春秋時代，以周王朝為中心的各封建國家，已經形成一個「中原文化」的共同體。作為齊桓公霸業的主要口號的是「尊王攘夷」；在抵禦主要「蠻夷」楚國的北進的策略之中，齊桓公和管仲即訴諸於其他國家對這一共同體的認同。後來，在春秋晚期，作為這一文化體系的新的詮釋者的孔子，也從維護這一文化體系的立場來讚揚管仲的功業。他說，「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如果沒有管仲輔佐齊桓公，楚國可能征服中原之地，中原的人就要被迫遵從「楚蠻」的生活習慣了。

從這一角度來看，楚國應該是春秋時代「中原文化」的異類；即使後來楚國逐漸「漢化」，它的文化也應該表現出「少數民族」的特異性格。民國初年的一些學者，刻意強調早期中國南、北文化的異同，其實也就是意識到楚文化的這一歷史性格。

如果從這一個立場來看，那麼，我們可以說，屈原應該是中原文化形成以後，中國所曾產生的第一個「少數民族」大詩人。提出這一點可能會使得一些人感到不舒服，因為屈原也正是中國的「第一位」大詩人，而原來他竟出身於中原文化「異類」的「楚蠻」。

不過，我們還可以解釋說，漢文化形成的最後階段應該是在漢朝。因為漢朝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大一統國家（我們可以把秦朝視為漢朝的先驅），中國境內各文化成分融合成一個整體在這個時候才完全定型。從這個角度來看，楚文化正是最後階段融入中原文化之中，成為漢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作為楚文化的具體結晶的屈原，也就成為漢文化「經典時期」的代表作家或作品之一。後代一直把先秦兩漢的主要典籍視為漢文化的源頭，即可清楚的說明這一點。因此，屈原的情況和後代的「非漢族」作家是不能相提並論的。

在漢朝之後，中國境內或邊境的少數民族，繼續不斷的融入以漢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洪流之中，並且可以相信，在以漢文化為中心的中國文化的成長與擴大的過程中，不斷的有所貢獻。不過，我們的焦點卻在於，這樣的貢獻有沒有具體結晶在某一個大文學家之上，如屈原之於楚文化。

自從西晉末年五胡亂華以後，中國進入有史以來規模最龐大的民族大融合時期。從西晉亡國到隋朝統一中國這一近三百年的漫長過程中，中國北方主要由各少數民族輪流統治著。這個時期的北方，不能說對中國文化沒有貢獻。但很明顯的，不論是東晉時期的北方，還是南北朝時期的北方，都不曾產生過大作家，當然，「非漢族」的大作家或名作家就更難找到了。北朝唯一的大作家是庾信，他是漢人，而且是年紀很大以後才從南方去的。

這一次民族大融合在文化上的表現，一直要到隋唐時代，中國進入第二次大一統時才開花結果。這種民族大混血之後重新取得的文化活力，具體的呈現在唐代文學、特別是唐詩上。在著名的唐代詩人中，當然也有元稹這種出身於拓跋氏後裔的，也有李白這種被某些人懷疑具有西域血統的。不過，無可否認，不論唐朝具有多少「非漢族」的異質因素，這卻是漢文化的一次偉大的重建時期。在這種大背景與大潮流之下，少數例外如元稹者，也就不顯得具有特殊意義了。

在接下來的以宋文化為中心的中國國勢的衰微時期，中國北方的邊境一直有著強大的異族威脅著。剛開始是遼國（契丹）。遼國的範圍雖然主要是在長城之外的大片東北、漠北之地，但它也統治著原屬於中國的燕雲十六州。從這方面來看，遼國並不同於以前的匈奴、突厥等胡人國家，它部分具有中國政權的性質。接下來的金朝就更明顯了。金朝在滅掉遼國之後，擁有了傳統上屬於北方強大異族的土地。但是，接著它又并吞了北中國，成為中國北方的主人，它的政權的性質比起遼國來，就更具有中國性質了。從歷史處境來看，南宋時代的宋、金對峙 ，跟隋唐以前的南北對峙 ，實在非常類似。只是一般人習於歷史的「正統」觀，忘記了南宋之外，中國的大片土地是由「異族」統治著。

總結起來說，終宋之世，在中國的北方，一直存在著「胡漢混合」的非漢族政權。它的地域，由原來遼國控制的燕雲十六州擴大到整個中國北方；它的文化，由原來的以胡為主，漢為輔逐漸演變成以漢文化為主體。這整個的演變過程，在文學上就具體呈現在元好問這個非漢族政權統治下的非漢族的漢文學大家身上。元好問的存在，讓我們不得不記住，在兩宋時代，在漢文化的中心區之外，還有著這麼重要的「歷史現實」，這是執著於「正統觀」的中國文人所容易忘記的。

也許我們不應該忘記一個更重要的事實，在蒙古人滅掉金朝之後，蒙古與南宋之間的對峙還維持了四十多年。比起女真人來，蒙古人是非常不喜歡、非常不尊重漢文化的。就在這四十多年間，這一遼、金相承的「漢文化區」，獨立的負擔起蒙古人統治下的漢文化的延續工作，而作為這一文化傳統的代表人物的元好問，也成為這一工作的中心人物。因此，如果我們忘記了元好問，我們也就不能了解遼、金、蒙古統治時代在中國文化史及文學史上的意義。很多人不重視元好問，也正因為他們認為，遼、金、蒙古時期，中國文化幾乎一片空白。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應該大舉表彰元好問的成就及其對中國文化的貢獻。

元好問的地位與貢獻也是後無來者的。在蒙古統治全中國的九十多年中，中國境內也曾出現像貫雲石和薩都拉這樣的「非漢族」文人。然而，他們的成就是無法和元好問相比的。其後，在明朝亡國之後，中國出現了有史以來最強有力的「少數民族」政權。然而，這個政權卻也是有史以來最為漢化的少數民族政權，它統治下的整個文化形態基本上是「中國式的」。在這種情況下，整個清朝所存在的許多的傑出的「非漢族作家」，如納蘭成德、文康（《兒女英雄傳》的作者）、鄭文焯等，其所代表的意義也就沒有元好問來得重大了，更何況他們的成就也未必比得上元好問。

所以總結來說，元好問應該是中國文學史上最有成就的，也是文化史上最具有意義的「非漢族」作家。

如果從金、宋兩個胡、漢政權南北對峙的觀點出發，我們就會注意到元好問在他的《論詩絕句》三十首中所表現出來的民族或地域色彩。試看下面兩首：

曹劉坐嘯虎生風，四海無人角兩雄。

可惜并州劉越石，不教橫槊建安中。（其二）

慷慨歌謠絕不傳，穹廬一曲本天然。

中州萬古英雄氣，也到陰山敕勒川。（其七）

第二首的「并州劉越石」很令人懷疑元好問有自比之意，因為元好問所出生的太原，正是并州之地。當他說：「可惜并州劉越石，不教橫槊建安中」，這其中頗有躍馬自雄、撫髀自惜的意味。這多少透露出，他了解自己並非生長在漢文化的正統區域；但他又頗為自負，以為可以和代表漢文化正統的文人一較高下。這個意思，在第七首里有另一種表現。他說：「中州萬古英雄氣，也到陰山敕勒川」，這一方面以「中州」的價值來肯定《敕勒歌》，是以「漢」律「胡」，但反過來看，也正是對於「胡人」文學的一種肯定，認為置之漢文學中也無愧色。

一般講這兩首詩，都從元好問崇尚氣骨與風力的立場來看待其意義。上面對於它的言外之意的解釋，也許過度深求，但如果再想到另外常被引用到的一首，也許就可以看出，並非全是無的放矢：

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卧曉枝。

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詩。（二十四）

這是對於秦少游的嘲笑。這種嘲笑當然可以歸之於崇尚氣骨的元好問對於柔靡的女郎詩的不滿。但是，這樣的作品，卻容易讓我們想起南北朝時期的北方民歌：我是虜家兒，不解漢兒歌。在這裡，元好問多少有把南北朝時代南、北對立的文風加以再現的味道。

最能夠證明元好問論詩存有南、北對立之見的，莫過於他在《論詩絕句》三十首中所表現的對於宋詩，以及對於蘇、黃的態度：

奇外無奇更出奇，一波才動萬波隨。

只知詩到蘇黃盡，滄海橫流卻是誰？（二十二）

金入洪爐不厭頻，精真那計受纖塵。

蘇門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詩百態新？（二十六）

百年才覺古風回，元祐諸人次第來。

諱學金陵猶有說，竟將何罪廢歐梅。（二十七）

古雅難將子美親，精純全失義山真。

論詩寧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裡人。（二十八）

從這四首詩里，我們可以大致歸納元好問對於宋詩的看法。他認為歐、梅猶有古風，他於王安石（金陵）還存敬意。至於蘇、黃，在二十六、二十八兩首里似乎也有好評，但那只是跟他們的弟子相比而言。從第二十二首可以看出，元好問責備蘇、黃的「奇外出奇」，以至於「一波動」、「萬波隨」，最後導至「滄海橫流」的局面。追究到底，蘇、黃正是宋詩末流的「始作俑者」。就一般的看法來說，元祐以後才是宋詩真面目之所在。然而，元好問卻反而比較推崇元祐以前的歐陽修、梅堯臣與王安石。這種基本上不贊同宋詩的態度，明顯的流露了北方之雄的元好問對於蘇、黃一脈的評價。

以上的一些例子是要說明元好問論詩的地域之見。但如果我們只把這些看法純粹歸之於元好問因地域及民族之別而來的有意識的偏見，那就太過於把問題簡單化，也把元好問的心胸看得太過於狹窄了。

更仔細的來分析，我們或許應該把元好問的論詩傾向當作是地緣文化的產物，是元好問所由生長的那一政治、文化傳統的結果。

正如前一節所說，在宋文化的中心區之外，遼、金相承的政權是一個胡、漢混合的文化區。從它的遠離漢文化的中心地帶，從它帶有濃厚的胡、漢混合的色彩來看，它是漢文化的邊區。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當中國文化逐漸從唐型文化遞轉為宋型文化的過程中，由於它的地處邊區，它反而並沒有隨著漢文化核心地區的轉變而轉變，反而承襲了唐文化的較古舊形態。也就是說，由於它是邊區，它反而轉變得慢。這種情況，在文化的變遷過程中並不難見到。

更進一步講，由於遼、金文化具有濃厚的胡、漢混合的性格，它因此也就和唐文化比較類似，比較不像宋文化那種精緻、細膩的較進一步的發展。在元好問的論詩見解之中，我們看到他重質樸、重自然、重氣骨、重風力，如果從胡、漢混合這個角度來衡量，就不難理解了。也就是說，我們不妨把遼、金文化看作是唐文化的延長（這並不就否認它也帶某種程度上受到宋文化的影響）。從這個角度來看，元好問的論詩見解的地域性自有其地緣基礎 ，是一種複雜的文化現象的產物。關於元好問在中國詩史上的地位，恐怕也必須從這個角度來加以考察，才能有更深入的理解。

最能夠清楚的看出元好問在中國詩史上的地位的是曾國藩的《十八家詩鈔》。在這一部詩選里，曾國藩總共選了十八人的作品。漢魏六朝六家：曹植、阮籍、陶潛、謝靈運、鮑照、謝朓；唐八家：李白、杜甫、王維、孟浩然、韓愈、白居易、杜牧、李商隱；宋三家：蘇軾、黃庭堅、陸遊；金元一家：元好問。這一去取是否得當，當然有待討論（譬如宋詩部分是否選得太少），但無可懷疑的，曾國藩認為：元好問是自漢魏至宋金元之際中國五、七言詩的黃金時代的最後一位大詩人。這種評價，相信很多人都會認同的，因為元好問的確具有這樣的成就。問題是，我們如何進一步詮釋這一評價呢？

兩宋是五、七言詩的最後一個具有原創性的時代，其成就足以和唐代相抗衡，而為其後的元、明、清三代所不及。問題是，元好問並不是典型的宋詩的代表者，不論從他作品的性質，還是從他本人對於宋詩的不能認同來看，他都不能列入這樣的作家。所以，他之入選為十八家之一，是絕不同於蘇、黃、陸三人的。

我們如果從宋以後的唐、宋之分來作出發點，也許就能了解問題的關鍵。自從江西派趨於末流以後，回歸唐詩變成了其後發展的一個主要問題；這一回歸運動，自宋末經元朝而於明朝的前後七子達到高潮。但也由於前後七子復古所產生的流弊，到了明末清初，學習宋詩又成為這一流弊的反動方式。進入清朝以後，學唐、學宋就變成了門戶之見，而唐、宋之分也就成為清代詩論的主要課題之一。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可以曆數宋以後學唐有成的大詩人，我們可以舉出明初的高啟、劉基，明中葉的李夢陽、何景明，以及清初的吳偉業和王士禎。我們可以問：他們之中，有誰的成就明顯的可以超過元好問。從各方面來衡量，也許只有高啟和吳偉業可以勉強比一比吧。但如果考慮到氣魄與深度，我們也許會覺得，高啟雖然有氣魄，但不夠沉穩；吳偉業雖然有感慨，但不夠深厚；因此都還比不上元好問。

因此，元好問的成就的性質就很容易界定了：他是唐以後，學唐的一派詩人之中最有成就的（當然，不可否認，他的這種成就多少也來自於他吸收了宋詩的某些精華）

歷代那麼多詩人以唐詩為旨歸，耗盡一生心血揣摩唐詩的聲調、格律、內涵，為何元好問最能探驪得珠、得其神似呢？我想答案也許就在於前兩節所分析的結論吧。那就是，元好問所由生長的那一個胡、漢混合的遼、金邊區文化，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正是唐文化的延長。由於精神上血脈相通，他之能得唐詩之神髓也就不足為異了。

元好問是中國歷史上頗受忽視的遼、金政治、文化區最寶貴的文化遺產。由於孕育出元好問這樣一個偉大的文學家，我們必須重新評價這個區域的歷史。從這個角度來看，元好問在中國文學史上的特殊性格就再清楚不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