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後重返江村，費孝通擔憂的一些問題更嚴重了

1957年5月，費孝通重訪江村，與社會調查組成員在開弦弓合影

1957年，開弦弓村民養二眠蠶

10月底的江蘇吳江開弦弓村，秋雨灑在露出蟹籠的池塘，還有鮮紅的月季花瓣上。家家戶戶的小樓門楣前，貼著紫氣東來、金玉滿堂、富域祥宅等字樣，村口是一尊晚年費孝通的銅雕像，他坐在椅子上，露出彌勒佛般的微笑。

可是80年前的那個夏天，當身形消瘦、拄著拐杖的費孝通初來乍到，全然沒有那番放鬆和閑適。前一年底，他和新婚100多天的妻子王同惠到廣西瑤山做社會調查時誤入虎阱，王同惠也在尋找救援的途中意外身亡。青年費孝通身心均遭受巨大創傷。

為了便於療養，姐姐費達生叫他到吳江的開弦弓村小住。她在那裡辦了一個生絲精製運銷合作社，是中國第一屆鄉村股份合作制企業。意外到來的費孝通敏銳地發現，村子正處於農村傳統手工業到現代工業過渡的前夜，「同大多數中國農村一樣，這個村莊正經歷著一個巨大的變遷過程。」到英國留學時，費孝通寫下以開弦弓村從傳統農村手工藝向現代工業轉變為藍本的社會學經典著作《江村經濟》。

此後60多年，費孝通的學術生涯，乃至人生際遇都反覆與這個無心闖入，並重新為其命名的小村莊交織。從1936年到2002年，他前後26次到訪，1957年重返時提出「農民為何比過去更窮」的疑問後，還被打為著名的大右派，直到上世紀80年代初才重新開始社會調查。因為費孝通，江村也成為觀察中國農村社會變遷的一扇窗口。統計顯示，1981年到2014年，就有100多批世界各地學者到訪研究。

「費先生第一次去江村時和他合影的那個小男孩，今年已經89歲了，他們家有三輛車。」不久前重訪江村的費孝通晚年秘書張冠生告訴《第一財經日報》。但是，當年費孝通討論的部分中國農村問題，80年後不僅存在，甚至更嚴重了。這些未解之題不僅關乎農民本身，還影響到城鄉發展，以及當下整個社會組織結構的重建。

或許，這也是「江村調查」80年之際，上百名關注中國社會變化的知識分子重新回到江村，舉行學術紀念會，關注費孝通思想的現實意義所在。

有些農村問題更嚴重了

1936年，費孝通去英國留學前，奶媽悄悄塞給他一個小布袋，裡面裝著吳江家鄉的一抔泥土。她告訴26歲的費孝通，在國外吃不下飯時拿點泥出來泡水喝，可以緩解水土不服。此後費孝通說，自己一輩子就寫了兩篇文章，一篇是「農村」，一篇是「民族」。

「費老一生關注中國農村問題，在他所處的時代，中國農村人口也占絕大多數。中國社會要走向小康，不得不正視農村問題。」費孝通學生、中國社科院上海研究院第一副院長李友梅接受《第一財經日報》採訪時說。 在《江村經濟》中，費孝通提出，最終解決中國土地問題的辦法不是緊縮農民開支，而是應該增加收入，恢復農村企業是根本的措施，鄉村工業可以有前途。

「但很多人沒有完整了解費老提出的鄉村工業思考。」李友梅回憶，80年代在蘇南地區做調查研究時，費孝通就引導他們注意村子裡那些到鎮上工廠工作的姑娘。當她們燙了頭髮、穿著小短裙回到村裡時，老人簡直不敢看，認為是傷風敗俗。費孝通說，這就是工業文化和鄉土文化之間的碰撞，一個源遠流長的鄉土文化要變化，其動力需要來自外部，中國不能封閉，要開放。

但同時，從鄉村工業到大工業，在較短的時間裡適應一種全新的生產生活方式，對鄉土農民實在很艱難。農民要從思想觀念上真正從鄉土農村到小城市，再到中等城市、大城市，這可能需要幾代人持續不斷地轉變。「費老說，要為中國農民從傳統落後的文化中走出來創造合適的條件，要實實在在幫助農民。不能讓農民到城市裡不體面地生活。」

學術紀念會現場，北京大學一位學者到當年和費孝通合影的小男孩沈寶發家中訪問，老人家經濟狀況不錯。這位學者還感嘆，村子裡一些新修的樓房，比北京豪華別墅還修得好。固然，當前中國農村，早已不是費孝通寫《江村經濟》時所言，真正問題是飢餓問題。但在李友梅看來，中國農村問題依然值得重視，費孝通當年對中國農村的一些擔憂今天依然沒有解決。

剛剛從新疆喀什貧困地區社會調查回來的李友梅說，一定要引導和幫助中國農民找到符合自己加快步子發展的脫貧和致富的渠道，要使中國農民從思想觀念的貧困中脫離出來，進入新的產業結構和社會秩序，「歸根結底是要落到教育上來，生產技能的提高離不開勞動者素質的提高。」

1957年，開弦弓的老太太用紡車紡絲棉線。這是織綿綢的原料。

1957年的江村

小城鎮與大城市病

1981年，摘掉「右派」帽子的費孝通第三次回到江村。與1957年那次重訪，農民反映吃不飽飯、沒錢念書不同，村子裡發生巨大變化。當年因為日本人的入侵而被迫停止的繅絲廠，機器又響起來，還有人開起豆腐坊。費孝通再次捕捉到中國社會的變化，並判斷江村的一幕是當時中國農村的趨勢。

1983年起，費孝通帶著李友梅等學生在江村和長江三角洲區域進行了4年多的社會調查，在此基礎上發表了蘇南地區的「小城鎮大問題」和溫州地區的「小商品大市場」等系列文章。張冠生告訴《第一財經日報》，《小城鎮 大問題》等系列文章影響巨大，受到過胡耀邦，還有被譽為「中國農村改革之父」的杜潤生關注，並影響到了中央政府的決策。

「他最開始主張發展鄉村工業，鄉村工業的發展自然會帶動小城鎮發展。」張冠生說，費孝通把小城鎮比作「人口的蓄水池」。認為小城鎮發展起來後，與中等城市、大城市一併考慮人口布局問題，就能更清楚地看出小城鎮的作用。希望發展小城鎮，讓中國在城市化過程中避免重蹈西方發達國家走過的農村凋敝、城市繁華、城鄉失調，最後導致「大城市病」的彎路。

張冠生解釋，費孝通學的是應用社會學，看到問題後希望在實地調查中找出解決辦法。他的一個有名的觀點就是，「社會組織十分精巧，經不起硬手硬腳的嘗試」。「在寫《鄉土重建》時，當時為改造中國社會，有各種主張。有的溫和理性，有的激進甚至暴烈。費先生顯然屬於溫和派，保持高度理性，希望減緩社會動蕩幅度，減少進步所付代價。」

1990年代中期，中國小城鎮建設也得到很大推動，遺憾的是因為GDP政績觀等因素影響，最後發展得並不是費孝通期待的那樣。「當年費先生的一些主張，今天看來，有沒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可以討論、質疑。但他力主摸索符合中國國情、具有中國特點的城市化道路，提出避免重蹈西方城市化過程所付代價的主張，仍然具有現實意義。」

不過，張冠生有點沮喪的是，當年費孝通關於「鄉土重建」的討論既帶憂慮也有信心。但最近他見到有學者寫文章，題目卻變成《鄉土還能重建嗎?》，「似乎連費先生當年的信心都沒有了。」

反映真實問題的調查何在?

像魯迅一樣，費孝通也是棄醫從文。1930年從東吳大學醫預科轉至燕京大學社會學，師從吳文藻、潘光旦。「當時那代『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社會結構又很獨特，用西方社會學的概念方法來研究分析中國問題肯定不夠，要建立理解中國社會的一套學問。」李友梅說，後來吳文藻又把費孝通送到英國倫敦大學讀博士。

費孝通

費孝通的三本著作《江村經濟》、《鄉土中國》、《中國紳士》

80歲生日時，費孝通將其一生總結為「志在富民」。他說落到學術研究中，就是從事應用科學。「包括後來費老提出的『文化自覺』，其實也和『志在富民』密切聯繫。」李友梅解釋。

「文化自覺」的提法至今出現頻率依然很高，是1980年代費孝通在內蒙古、黑龍江進行少數民族社會調查意識到的問題。當時費孝通看到僅有幾千人的鄂倫春族、赫哲族，在原始生活方式與現代化轉型中，世代從事的狩獵、養鹿、獵魚等生活方式很難得以保持。他認為，和關注1930年代開弦弓村變化一樣，「文化自覺」不僅是中國未來文化走向與西方文化如何接榫的問題，還直接關乎到中華民族如何「多元一體」共同發展，中國在全球化中如何保持文化特色。

「中國的社會學研究一定要有自己的方法。」在「江村調查」的學術會議上做主旨發言時，李友梅說。結束後，這位曾擔任過上海大學副校長的學者有些焦慮地告訴《第一財經日報》，當下中國社會學現狀是她的一塊「心病」。學科評估標準和學術成果評價標準無法對中國社會學起到支持和激勵作用。

張冠生也抱怨，自從發展「新型城鎮化」提出後，他一直就非常關注「新」在哪裡。遺憾的是，至今沒有看到有學者能像費孝通那樣去對新型城鎮化做深入透徹的研究。

費孝通曾說，社會調查要「從實求知」。可是在李友梅看來，依照現行學科評判標準，中國社會學很難形成對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的判斷力了。如此標準之下，像當年費孝通一樣優秀的人才、對國家和社會影響甚大的調查結果自然也很難脫穎而出。1980年代，在費孝通的第二次學術黃金期，踏踏實實跟著他調查中國社會的學術研究風氣也很難再有了。（本文圖片大部分由張祖道1957年跟隨費孝通到開弦弓村所拍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