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鴻: 從此世間再無文天祥

06-07

「幾日隨風北海游，回從揚子大江頭。臣心一片磁針石，不指南方不肯休。」著名愛國詩人文天祥以這樣一首七言絕句《揚子江》，表達出了自己心繫故國，渴望恢復南宋江山的志向。或許這就是文天祥這樣一位「狀元宰相」能夠超越歷史上的所有忠臣義士，成為民族楷模的原因。

《道德經》中有言：大道廢，有仁義；慧智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因此，越是在國家危亡的時刻，才越顯得忠臣的難能可貴。在許多歷史書上，宋朝都被稱為是一個文弱的王朝。可就這個所謂「文弱」的朝代里卻出現了如寇準、范仲淹、韓琦、文天祥這樣的以文臣領兵抵禦外敵入侵的士大夫們。也同樣是在宋朝，理學家張載的四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不僅為後來的讀書人闡明了讀書的使命，更為華夏士人精神奠定了明確的坐標。而這一精神在文天祥這位兼具傳統士人與民族英雄的身上，到達了頂峰。

與之相比，同樣是「宋末三傑」的陸秀夫、張世傑蹈海殉國的壯舉也同樣值得景仰，但文天祥在眼見南宋滅亡，身陷大都土牢，仍然能夠三年不改其志，並寫下了「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的《正氣歌》，「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過零丁洋》，最終成就了他那顆磁針石般的「臣心」，望南就戮。

以成功論，文天祥只能算是失敗的英雄，故土淪喪，故國消亡，一腔復國志，盡付大江流；但以氣節論，文天祥又是最成功的英雄，他以一身凜然正氣，詮釋著一個忠臣矢志不渝的精神追求。就整個華夏民族的士人精神而言，或許在文天祥之後，很難再有人能達到他那樣的高度。同樣是面臨一個政權的消亡，與宋人那種蹈海殉國的忠烈相比，明王朝的士人們卻顯出了另一副醜陋的嘴臉。吳思老師曾指出，中國在秦朝統一以後即形成了一套管家主義的社會。如果說「崖山之後」是中國士人官家時代的結束，那麼明朝則是中國小農官家時代的巔峰。

中華文明是農業的文明，上農經濟背景讓數千年來的中國人創造出了農業社會裡那些無比輝煌的成就。然而，上農經濟背景也讓華夏民族披上了小農的外衣。千百年來的小農意識，讓這個民族喪失了自主的能力，從而走入了王朝周期循環的怪圈。我對於小農意識的表現形式做過這樣的總結，即：對既得利益的強烈佔有慾，頑固保守與迷信至上，得過且過與僥倖心理，精神勝利與欺軟怕硬，目光短淺易受人利用，沒有原則的功利主義。這些現象直到現在依然是困擾中國農村的關鍵問題。然而，這樣的小農意識現象到了這個由佃農出身的朱皇帝所創建的明王朝里，其表現就更顯淋漓盡致了。

在明王朝270餘年的時間裡，並非沒有出現過仁人志士。挽狂瀾於即倒的于謙，文武雙全的心學大師王陽明，消除東南倭患的戚繼光、俞大猷，推行萬曆革新的張居正等等，都曾為這個王朝嘔心瀝血，竭盡所能。然而，小農官家們卻並不為這樣「仁人志士」們喝彩，相反他們提出的口號卻是「平時信手談心性，臨事一死報君王」。可是當明王朝的首都即將被起義軍攻陷時，這幫平日里只會信手談心性的小農官家們，卻一個個躲在自己家裡，眼睜睜看著君王在煤山上吊自縊。君王死社稷，這是為君者的擔當；而成天嚷嚷著要「一死報君王」的臣子們卻開城投降了，中國歷史上演了一出讓人忍俊不禁的荒誕劇。

當然，明朝中後期的皇帝或許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一群荒唐皇帝，一百多年皇帝不上朝，讓整個國家的權力在權臣與宦官手中輪流操縱。於是，各種黨同伐異的鬥爭在這段歷史裡交替出現，以至於到最後東林黨與閹黨之間的鬥爭，在明朝滅亡之後依然在繼續上演。對於權力的渴望，讓這群所謂「國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讀書人，早已失去了家國天下的概念，陷入到無休止的內鬥之中。

正如黃仁宇先生在《萬曆十五年》中所說，「他（萬曆皇帝）也無法把自己的想法付諸實際，只能感受著社會的暗流涌動而束手無策。」是啊，一股由小農官家們聚集起來的，渴望壟斷權力的暗流向著皇帝撲面而來，他的確無從應對。在查抄張居正家時，萬曆皇帝看到了他曾經送給老師的字，望著這些捲軸，萬曆若有所思，他似乎在一時間明白了張先生那孤注一擲改革的苦心。然而，接下來的他卻採取了一種消極怠工的方式來與這股暗流對抗，對抗的結果卻是把自己治理之下的國家推向了無邊的深淵。

也正如崇禎皇帝在最後的血書里寫道：「朕非亡國之君，而臣皆亡國之臣。」皇帝的痛心疾首可見一斑。當他最後一次敲響上朝的登聞鼓時，竟然沒有一位大臣前來，最終陪在他身邊一起為大明王朝殉葬的只有一位宦官，王承恩。小農們都以為只要自己投降了李自成，無論是金錢還是地位都能夠像在明朝一樣得以保全。

只不過，小農們都打錯了如意算盤。李自成的狠心，讓這幫在明朝只知道一個勁兒哭窮的小農官員們嘗到了割肉的滋味。進入北京的李自成立即成立了一個斂財的機構——比餉鎮撫司，挨個進入這群官員們的家裡抄家，並規定了各級官員需要交納銀子的額度。結果，不到三個月的時間裡，竟然在北京就抄出了七千多萬兩白銀，這相當於明朝1570年左右財政收入的兩倍多。

而崇禎皇帝為了對付「闖賊」不斷增加剿餉，結果卻是「闖賊」越剿越多。原因就在於每增加一兩銀子的餉，就會造成一百個「闖賊」的出現，相比於「闖賊」的數量，追加的那點銀子根本是微乎其微。每當崇禎皇帝以戰事吃緊為由，向這群官員們要錢時，小農們那種對既得利益的強烈佔有慾便會讓他們對於錢的守護看得比命還重要，甚至連各地藩王與國丈周奎哭起窮來也是不遺餘力。

當然，小農們的僥倖心理並沒有如他們所想像的那樣，以至於像魏藻德那樣的狀元首輔去投降時，連劉宗敏這種純粹的農民都對他嗤之以鼻，連扇他十幾個大巴掌。最終魏藻德因為拿不出規定數額的銀子，被李自成用酷刑殺死。更有如龔鼎孳那樣李自成來了投降李自成，多爾袞來了投降多爾袞的人，甚至連多爾袞都瞧不起他，時不時地就拿他當笑話來講。同樣是崇禎朝狀元的楊廷鑒，降清之後，只擔任了個松江府學教授，因為官職太小，在《清官列傳》里，連「貳臣傳」都沒能排上號。於此種種，不勝枚舉。

回望那段歷史，更讓我們直面了明末小農官家們那種只圖一己私利而不顧國家民族的醜陋行徑。20世紀30年代，晏陽初先生在總結中國的農村問題時，提出了「愚、窮、弱、私」的四端概念，而小農意識的一個根本弊病就在於這個「私」上面。文天祥註定是孤獨的，他那片「不指南方不肯休」的臣心，千年以降，更是鮮有追隨者。黃仁宇先生說，明朝從此再無張居正，用到這裡更加可以說，華夏從此再無「文天祥」！以至於到了國共內戰時期，蔣介石為了鼓舞他手下的將領們，每當有人要赴前線，都必給他們看一遍電影《文天祥》，卻依然無法阻止這群將領們的臨陣「起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