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德斯與特朗普：民粹主義復興的左右兩翼

2016年10月02日 10:56來源：鳳凰國際智庫

文章來源：微信號「歧路聽橋」

約翰·朱迪斯（John B. Judis）

11月9日，就是今年選舉日之後，唐納德·特朗普很可能與伯納德·桑德斯一道，成為美國歷史的一個腳註。但那並不意味著他們作為候選人將不留痕迹地銷聲匿跡。一二十年間，於我們而言，美國政治看上去可能會像以1960年代的自由派觀點看待1980年代的保守派政治那樣生疏難解。部分原因會在特朗普與桑德斯，以及他們所揭示的我們政治體系的軟肋那裡。

人們一再指責特朗普及其追隨者為法西斯主義者、本土主義者、厭惡女性者和種族主義者。「我們想要他離開舞台」，政治學者彼得·德雷爾（Peter Dreier）8月間宣稱。「並且，我們想要他的法西斯主義追隨者知道，他們代表的是極少一部分美國人。」柯林頓的支持者和共和黨人對桑德斯不屑一顧，稱其為「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稱其支持者為「幼稚的空想家」。但有關這兩人的競選活動以及他們可能造成的影響，這種簡單化的不屑忽視了一些本質性的事情。

拋開他的暴躁脾性、他刻意修飾的自我迷戀和隨心所欲的偏執頑固，特朗普代表著美國民粹主義的一種傳統，這一傳統可追溯至1880年代。桑德斯也是如此。在美國，民粹主義者的競選活動、政治運動和政黨扮演過重要角色：他們的上升成為團結這個國家及兩大政黨領導層的那種政治共識正在走向分崩離析的預警。民粹主義者的競選活動預示、激發了，有時候是促成了政治上的重組。為理解何以特朗普和桑德斯掀起的力量會比他們的競選活動生命力更持久，你必須理解美國的民粹主義。

美國民粹主義的由來及演進譜系

民粹主義（populism）的含義與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一樣多。有時，該術語只是用作大眾性（popularity）的同義詞。間或，如科赫兄弟資助的「榮昌美國人」（Americans for Prosperity）那種商業遊說團體，會借用民粹主義的反精英主義語言來掩飾它們的自利。但美國是有一種政治傳統，該傳統起於1880年代的農場主聯盟（Farmers』 Alliances）和1892年的人民黨（People』s Party，其擁護者造出「民粹主義者」[populist]這一術語），並向後一直延伸至休伊·朗（Huey Long）和喬治·華萊士（George Wallace）、羅斯·佩洛特（Ross Perot）和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茶黨和佔領華爾街運動，最終到了特朗普和桑德斯那裡。（「榮昌美國人」是2004年成立的保守派遊說團體，由美國第二大私人企業科氏工業集團[Koch Industries]的擁有者科赫兄弟[ David H. Koch 及Charles Koch]提供資助。農場主聯盟是由美國南方和中西部黑人和白人農場主發動的一場農業經濟運動，若干同時存在但彼此獨立的組織參與其中；起於1875年，1890年代之後融入人民黨的政治活動中。人民黨誕生於1892年，1896年與民主黨合併，這期間作為一支左翼力量在美國政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一部分獨立殘存力量繼續活動到1908年。休伊·朗是民主黨人，生於1893 年，卒於1935年，曾任路易斯安那州州長和聯邦參議員，在任參議員時遇刺身亡。喬治·華萊士生於1919年，卒於1998年，曾擔任阿拉巴馬州州長，在二十世紀中期民權運動期間持分離主義立場；曾連續四次參選總統，其中三次謀求民主黨候選人提名，一次作為美國獨立黨候選人參選。羅斯·佩洛特生於1930年；1992年曾作為獨立候選人，1996年曾作為改革黨候選人參選美國總統。帕特·布坎南生於1938年，曾經擔任尼克松、福特和里根的高級顧問，1992年和1996年曾謀求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2000年曾謀求作為改革黨候選人參選總統，目前是共和黨人。——譯註）

所有這些民粹主義政治運動的核心特點在於，都試圖聲援「人民」對抗精英或建制力量。但如何定義人民和精英，隨歷次運動而有不同。人民黨代表「勞苦大眾」對抗「財閥統治」，休伊·朗代表「窮苦人」對抗「金錢政權」，華萊士代表「街頭民眾」對抗「大政府」，特朗普代表「沉默的大多數」對抗「特殊利益群體」，而桑德斯則代表「我們人民」對抗「超級富翁階層」。

但民粹主義的另一元素較少為人所知，這一元素將該傳統分裂為兩支政治上涇渭分明的譜系。在左翼民粹主義那裡，民粹主義者聲援人民對抗精英，休伊·朗、佩洛特、佔領華爾街運動和桑德斯凸顯了這一譜系。在右翼民粹主義那裡，同樣是人民對決精英，但精英遭到攻擊，因為他們對第三方「外部團體」（out group）如非洲裔美國人（華萊士）或非法進入美國的移民（布坎南、茶黨和特朗普）寵愛有加並予以資助。

是什麼令民粹主義者有別於保守派和自由派？全在於他們所提訴求的性質。保守派和自由派倡導由談判和妥協主導的漸進改革，比如將最低工資增加兩美元一小時，或是取消《平價醫療法》中對醫療設備的徵稅。相較而言，民粹主義者提出的要求會被美國當前的政治領導層徹底回絕。休伊·朗希望形成有保障的年收入。茶黨希望廢除《平價醫療法》。特朗普希望對那些逃避監管的工廠生產的商品徵收45%的關稅。桑德斯希望實施「全民醫保」。從根本上講，這些當下迫切而無法實現的訴求製造了人民與掌權者之間的分裂。

多數時候，美國的選舉體系是正常運轉的，確保了政治訴求維持漸進式和可協商的特點。我們的贏家通吃方式阻止了第三方政黨的興起，兩黨制則對在全國性選舉中回到中間路線的候選人給予回報。中間路線本身通常由廣泛的共識加以明確，這一廣泛的共識勾勒出政府與經濟之間的關係以及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譬如，內戰之後，自1872至1932年間，儘管出現過一些偏離，政府理當首先推動工業擴張的共識仍繼續存在；新政之後，有關福利資本主義的共識得以維持，直至1980年。只要實現了和平及繁榮的承諾，共識就得以延續。一旦承諾無法實現，美國就進入政治危機之中。

民粹主義運動的興起，表明主流的世界觀正在崩塌。1880年代，農場危機席捲南方和西部，受此危機攪動，最初的人民黨向當時自由放任的共識發起了挑戰，要求實行鐵路國有化，削減農場債務。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發端之際，休伊·朗提出的經濟平等訴求迫令富蘭克林·羅斯福著手實施第二次新政，這次新政建立起了現代福利國家。1960年代，華萊士攻擊將公共救濟和民權拓展至黑人的做法，這在華盛頓中斷了有關民權、福利和稅收的共識，並促成民主黨和共和黨的重組。（大蕭條指1929年至1930年代後期發生的一次全球性經濟危機。富蘭克林·羅斯福是民主黨人，1933年3月至1945年4月擔任美國總統。——譯註）

市場自由主義共識的瓦解

那麼今天，是什麼世界觀正遭到民粹主義的攻擊？1980年，羅納德·里根贏得壓倒性勝利；對自那之後取代新政自由主義的政治共識，公眾的不滿日甚一日，特朗普和桑德斯均回應了這種不滿。在歐洲，那一共識被稱作「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在美國，更確切的稱呼可能是「市場自由主義」。始於1970年代的經濟下行過程被拉長了，作為對這一趨勢的回應，市場自由主義應運而生，相較於公平，它強調優先應對增長問題：如里根所論，其承諾是「漲潮會抬升所有船隻」。市場自由主義提倡自由貿易和資本流動（包括外包）、勞動力流動（包括移民）、對企業和富人減稅、金融去監管以及財政約束（以保持低稅）。市場自由主義保留了先前新政共識之下形成的「安全網」，但在其中戳出巨大的漏洞。（羅納德·里根是共和黨人，1981年1月至1989年1月擔任美國總統。——譯註）

市場自由主義共識由里根和新一代共和黨保守派人士付諸實施，受到傳統的共和黨企業利益群體和白人工人階層成員支持。儘管很多民主黨人最初抗拒市場自由主義，但比爾·柯林頓領導下的「新民主黨人」還是很快就接納了在企業減稅、自由貿易、增加移民和金融去監管方面日漸形成的共識。美國政治進入了一個新的常態階段。（比爾·柯林頓是民主黨人，1993年1月至2001年1月擔任美國總統。——譯註）

對抗市場自由主義的首波民粹主義反叛，緊隨1990至1991年間的經濟衰退以及隨後虛弱無力的復甦而到來。德克薩斯州億萬富翁羅斯·佩洛特承諾「讓美國再度運轉起來」。他攻擊《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引發了美國企業向國境線以南遷移。佩洛特宣稱：「我們必須停止將製造業中的就業機會輸送到海外，並再度令『美國製造』這幾個字成為世界上優良品質的標準。」1992年6月，佩洛特在總統選舉的民意調查中領先於喬治·H.W.布希和柯林頓，但因退選並隨後在距離大選到來日僅一個月之時再度參選，而削弱了自己的競選活動。（喬治·H.W.布希是共和黨人，1989年1月至1993年1月擔任美國總統。——譯註）

佩洛特崛起於政治光譜的中左位置，與此同時，另一支反叛力量正在右端醞釀。1992年和1996年總統競選活動中，里根的前助手帕特·布坎南激烈反對非法移民，並譴責「受雇於金錢政權的人」要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逃避監管的工廠和全球化負責。「全球競爭為美國中產階層的生活質量做了什麼？」布坎南問。「歸根結底，如果不是為了它的人民，經濟是為了什麼？」

當下特朗普和桑德斯所代表的民粹主義化身，是在大衰退（Great Recession）發端之際不斷湧現出來的。緊隨金融崩潰之後，第一波民粹主義反叛發生在茶黨活動人士中間。這些活動人士多為小企業主或者白人工人階層成員，他們避開了衰退最惡劣的影響，但對一些政策極其不滿，這些政策迫令他們補貼他們認為不值得補貼的包括非法移民在內的窮人，以及膽大妄為的華爾街投機商和底特律管理不善的汽車公司。起初，茶黨的反對目標是奧巴馬行政分支，但在該黨幫助選出共和黨主導的國會，而該屆國會亦未能廢除《平價醫療法》之後，茶黨活動人士轉而將憤怒的矛頭指向他們自己的黨。（大衰退，指2000年代後期至2010年代早期的全球經濟下行期。在美國，這場衰退的起止時間為2007年11月至2009年6月。——譯註）

在左翼那裡，2011年秋季的佔領華爾街運動表達了首波民粹主義躁動。這場運動的主要構成力量是受過大學教育的年輕人，他們背負學生貸款，對自己的未來茫然不知所措，奧巴馬為華爾街和富人在大衰退中的罪責開脫的做法令他們憤怒不已。佔領運動僅僅持續數月，但其將經濟不平等視作市場自由主義的副產品，這樣的抨擊具有深遠的政治影響。佔領運動的示威爆發之後，奧巴馬錶達了對市場自由主義箴言的反對意見。當年11月，總統在堪薩斯州的奧薩沃托米城（Osawatomie）發表演講，以之開啟謀求連任的競選活動。他在演講中將矛頭指向了新的「一種不平等，自大蕭條以來我們尚未曾見識過」。

佔領運動和茶黨，這兩大叛逆力量象徵著民粹主義的左翼和右翼譜系。2011年10月的一次廣泛民意調查發現，這兩大運動追隨者中的絕大多數都同意，「政府也被特殊利益群體掌控了」。但民意調查強調了兩者的不同。82%的佔領運動支持者同意，「美國有太多的不平等」，相比之下，茶黨活動人士當中僅有26%的人同意這一點。佔領運動將平等視作重新分配最頂端1%富人財富的手段。在茶黨看來，那種對經濟平等的關切令這樣的舉措具備了正當性：通過對中間階層徵稅來實現富人與窮人之間的收入均等。那樣兩種民粹主義表達，很快在特朗普和桑德斯的競選活動中找到了新的生息地。

右翼民粹主義者特朗普遠非「前所未有」

自特朗普宣布其獲得共和黨總統候選人資格以來，人們經常將他的競選活動描述為「前所未有」。但其競選活動明白無誤地契合了美國的民粹主義傳統。唯一前所未有的是特朗普斬獲成功的程度：他是威廉·詹寧斯·布萊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以來首位獲得主要政黨總統選舉提名的民粹主義者。（威廉·詹寧斯·布萊恩生於1860年，卒於1925年，民主黨人、民粹主義者，1896、1900和1908年三度作為民主黨候選人參選總統。——譯註）

特朗普的政治風格全然不出民粹主義傳統。人們也拿休伊·朗、喬治·華萊士和羅斯·佩洛特與法西斯主義者進行比較，並指責他們是未來的獨裁者。同他們一樣，特朗普是一位具備超凡魅力的領袖，他似乎將其本人置於所在黨之上，將自身視作人民反抗精英的代言人。2016年1月間播出的一則標題簡單到僅為「建制派」（The Establishment）的競選廣告中，特朗普坐在一張桌子後。「建制派、媒體、特殊利益群體、遊說團體、捐贈者，他們都反對我」，他宣稱。「我的競選活動是自己出錢。我不欠任何人任何東西。我只欠為美國人民做好一份重要的工作。」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在接受總統候選人提名的演講中，特朗普向「我們國家那些被遺忘的男男女女」保證，「我是你們的代言人」。

特朗普的攻擊指向市場自由主義的一些核心原則。他抨擊《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和其他貿易協議犧牲了美國人的就業機會；他指責美國企業向海外遷移，以之喚起羅斯·佩洛特的經濟民族主義，間或喚起他使用過的那種特有語言。「我們的就業機會正在被吸引到國外」，在紐約州初選中，他這樣宣稱。「那些就業機會正在被吸引到國外，我們不會讓那種事再度發生。」

即令特朗普於5月間已鐵定斬獲共和黨提名，並且人們期待他或許已與共和黨商界達成和解，但在那之後，特朗普依舊持續抨擊市場自由主義。在6月間一場論及「選舉的重大利益」（The Stakes of the Election）的演講中，特朗普呼籲桑德斯的支持者為他背書：

因為不只是政治體系被操縱了，是整個經濟。整個經濟都被地位顯赫的捐贈者操縱了，他們想要壓低工資；被大企業操縱了，它們想要離開我們的國家，解僱我們的工人，然後將它們的產品賣回到美國，這對他們來講全無任何後果……整個經濟被操縱了，美國人民，這是針對你們的。

特朗普有關非法移民、墨西哥人和穆斯林的刺耳的本土主義觀點也遠非前所未有。1894年，《人民黨報》（People』s Party Paper）指責中國移民為「精神上的、群居的麻風病患者」；一年後，堪薩斯州民粹主義者瑪麗·伊麗莎白·里斯（Mary Elizabeth Lease）就「蒙古人的動向」發出過警告。在因犯罪、增加社會支出、拉低工資而譴責非法移民時，特朗普是在追隨帕特·布坎南和茶黨。但他也贏得了市場自由主義對低工資合法移民和高技術客籍工人的支持。他承諾減少那些低工資合法移民的數量，並已誓言「優先考慮美國工人」。

特朗普在外交政策方面的見解很大程度上源自他與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之間的惺惺相惜。但回溯至1987年，特朗普就要求美國的北約盟友共同分擔美國的支出。他力陳「美國再也負擔不起充當世界警察的重任」，「我們必須重建自己的國家」，這與佩洛特和布坎南不謀而合。（佩洛特1992年宣稱：「我們外交政策的首要急務是收拾好我們自己的家園，並讓美國再度運轉起來。」）特朗普採用了布坎南的口號「美國優先」，以之描述其外交政策，但對該口號的孤立主義背景知之甚少。

呼喚革命的進步主義者桑德斯

同特朗普一樣，伯納德·桑德斯並不稱自己為民粹主義者。他固然承認自己是「民主社會主義者」，但更樂於被稱作「進步主義者」。他的建言某種程度上是效仿歐洲的社會民主和美國的進步主義，但他的方法從根本上講是民粹主義者的。桑德斯不曾宣稱代表「工人階層」，但宣稱代表一個更廣泛的群體，這一點不同於傳統的社會主義者；他不曾尋求在一種民主的多元主義框架內調停階層利益爭端，這一點不同於進步主義者。相反，他力倡全民醫保、公立高等院校免學費、恢復柯林頓當政時廢除的對華爾街的監管、以公共資金資助政治競選。這些訴求在「人民」和華盛頓的政治領袖之間畫出了一道輪廓鮮明的分界線。

如特朗普一般，桑德斯拒絕接受《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及之後的多項貿易協議，包括《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該協定由奧巴馬行政分支談判達成，希拉里·柯林頓最初也為之背書。「我不信任不受約束的自由貿易」，桑德斯在2016年2月的一次辯論中這樣解釋。「我信任公正貿易，這種貿易有益於中產階層和工人家庭，而不只是有益於跨國公司。」桑德斯還批評「將它們的就業機會帶到中國的那些公司」，這又與特朗普相像。但在非法移民問題上，他與特朗普南轅北轍，他支持為那些未經正當授權進入美國的移民提供「獲得公民身份的通道」。

在政治基礎方面，桑德斯與特朗普也迥然有異。特朗普的多數追隨者是白人工人：1968和1972年，支持喬治·華萊士的同樣也是這樣一個聯盟。社會學家唐納德·沃倫（Donald Warren）將他們描述為「美國的中層激進派」，他們相信，建制派為討好那些經濟地位低下的底層民眾而出賣了他們。桑德斯從年輕選民中吸引到他的主要支持力量。起初是在一些社會議題上，隨後是在反對伊拉克戰爭，最終在經濟事務和大衰退方面：他們早在2000年代就已開始一致投票支持民主黨。他們在桑德斯身上看到的是這樣一個人：他分擔他們的憤怒，並且，不同於希拉里·柯林頓的是，關於未來，他提供了難以抗拒的願景。

柯林頓的支持者對桑德斯的建言嗤之以鼻，認為那些東西政治上不切實際，經濟上有錯漏。前柯林頓行政分支的演講撰稿人邁克爾·科恩（Michael Cohen）嘲諷說：「桑德斯對美國政治的理解確實格外幼稚而且簡單化。」（民粹主義者長期遭到類似的指責；1935年，《新共和》雜誌詰問休伊·朗：「您的結論有什麼經濟統計方面的依據嗎？」）桑德斯諸多建言的細節（和花費）往往並不合理，這是事實，但美國有可能立法實現那些建言，也篤定可以想見：畢竟，加拿大和若干歐洲國家有「全民醫保」。令那些建言看上去不切實際的是，它們在財政約束和再分配方面挑戰了市場自由主義的共識。（《新共和》雜誌創辦於1914年，目前一年出版10期。——譯註）

不同於特朗普的是，桑德斯從不曾如他的自由派批評者所暗示的那般聲稱，假如他當選總統，他就可能立法通過那些他倡導的變革。去年11月，他在拉斯維加斯聲稱：「假如我們要改造美國，我們就需要一場政治革命。數百萬人必須站起來，加入到這一政治進程中，我們已經有很多很多年不曾如此了。」

或許「革命」是一個太過強烈的字眼。但桑德斯的要點是，與市場自由主義分道揚鑣或將有賴於徹底背離常規政治。簡而言之，有賴於大眾的反叛。

民粹主義者會做什麼？激進改造不可避免

1968年，喬治·華萊士作為獨立人士參選總統，他主要是從北方和南方的民主黨人那裡吸引選票，並在南方的五個州贏得選舉勝利。彼時難以想像的是，構成新政多數派支柱的那些藍領工人會不再支持民主黨，並幫助共和黨人形成一個支持市場自由主義的保守派多數。但華萊士的民粹主義訴求預言到了即將發生的事情：兩黨重組，新的世界觀取代了舊的。

將近半個世紀之後，特朗普和桑德斯正在扮演類似的角色嗎？假如是的話，美國的新政黨及這個時代的政治共識將呈現何種面目？

答案部分有賴於美國經濟。佩洛特和布坎南1990年代替天行道般的抗爭聲援了民粹主義對市場自由主義的首度攻擊，但互聯網的繁榮擊退了這一波攻擊。假如今天民粹主義的溫和復興讓位於另一波繁榮，可以想見，特朗普和桑德斯的民粹主義可能退入後台，充當政治干擾：在下一輪經濟驟跌之後，與新的政治擁躉一道，等待被再度喚醒。

但新的繁榮不大可能發生。復甦脆弱。因為市場自由主義給我們留下了巨大的貿易赤字，美國依賴中國、日本和德國這樣的國家運用它們的貿易盈餘購買美國的政府債券或者房地產來提振我們的經濟，並支撐我們的金融業。金融崩潰之後，那一方案以失敗告終，而其曾經幫助刺激出來的房市泡沫已於2007年破裂。隨著中國的增長趨緩，隨著歐洲未能從大衰退中復甦，美國趨向增長型復甦的機會渺茫。更有可能發生的是另一輪低迷，11月之後，那將令不滿之火持續烈燒。

那種不滿將持續擾亂兩黨。特朗普的總統候選人身份已傷害到共和黨內部商界領袖和白人工人階層之間長期以來的同盟。即令特朗普完敗於希拉里·柯林頓，他在共和黨內開啟的裂痕也不會神奇地癒合。商界共和黨人將想方設法利用他的失利來詆毀那種對市場自由主義的特朗普式批判，這與溫和的共和黨人證明巴里·戈德華特（Barry Goldwater）1964年的慘敗意味著他的強硬保守主義立場毫無勝算的手法如出一轍。建制派在那場爭論中落敗，他們可能再度落敗。共和黨支持自由貿易、海外投資和大規模移民，特朗普的工人階層支持者予以憤怒拒絕；共和黨呼籲對諸如社會保障（Social Security）和聯邦老年人醫保（Medicare）之類新政項目實施私有化，他們也反對。並且幾乎可以肯定，特朗普將像戈德華特那般鼓動不那麼愚蠢、不那麼錯亂的模仿者，他們可以在未來的選舉中召集他的人馬，並進一步分裂共和黨。（巴里·戈德華特生於1909年，卒於1998年，共和黨人，擔任過五屆聯邦參議員，1964年作為共和黨候選人參選總統。——譯註）

桑德斯的競選活動已對民主黨造成決定性影響，迫使希拉里·柯林頓與市場自由主義保持距離。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在接受總統候選人提名的演講中，她指責「不公正的貿易協議」，承諾「與中國針鋒相對」，並誓言懲罰那些「將它們的就業機會送往海外」的企業。但儘管講出這樣的話，柯林頓仍難說是民粹主義者，她擔任總統之後也不會調停民主黨的內訌。選舉之後，桑德斯本人或許發揮不了多少個人影響，但參議員伊麗莎白·沃倫（Elizabeth Warren）和謝羅德·布朗（Sherrod Brown）之類傑出民主黨人對市場自由主義的拒斥與桑德斯一致，那引發了與民主黨在華爾街和矽谷的支持者之間持續不斷的纏鬥。（伊麗莎白·沃倫2013年1月起擔任聯邦參議員，之前擔任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專長於破產法，並活躍於公共領域。謝羅德·布朗2007年1月起擔任聯邦參議員。——譯註）

這一切將如何收場？有一點是確定無疑的：將來不會有「民粹主義議程」去完成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立法了。那並非民粹主義者所為。相反，他們設定了更寬泛的政治改革和重組方向。並且，唐納德和桑德斯掀起的運動顯示，我們正朝拒絕不受約束的全球化的方向行進。尤其是，那將開啟對自由貿易的限制，開啟更嚴格的金融監管，並在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帶來更多的支出。還可能對低技能移民帶來新一輪限制。

這一波新的經濟民族主義對政黨會意味著什麼？假如另一輪低迷行情如特朗普已預言的那般引發一股甚至更強烈的民粹主義情緒飆升，共和黨選民最終可能趕走科赫兄弟，並將共和黨轉變為一個右翼的「工人黨」，這並非不可想像。或者，民主黨甚至甘冒疏遠華爾街和矽谷的風險，可能接受桑德斯的願景，並再度成為工人階層白人的修養生息之地，而在上一次大重組中，那些白人離開了民主黨。

對這樣的設想報以冷眼是輕而易舉的。一個半世紀以來，共和黨均由商界人士構成，它真的會拋棄大部分金融支持嗎？接受身份政治多年之後，民主黨確實有能力復活富蘭克林·羅斯福全民取向的社會和經濟立法嗎？

但當下的政治共識可能出人意料地瓦解，或者某個主要政黨可能突然拒斥其長期以來的身份，在任何特定時刻，這都難以測度。特朗普和桑德斯提醒我們，這種激進的改造不只是可能，而且不可避免。回到1960年代，幾乎沒有人想像得到，更不要說預言到，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新政遺產會被羅納德·里根那樣一名戈德華特的隨從攫取，並被改頭換面，成了全新的東西。再來一位魅力超凡的電視名流，他對全球事務的看法簡單化到令人驚恐不安的地步，甚或一名年邁的佛蒙特州社會主義者可能成為美國政治中另一場重大危機的預言者和觸發者，理當不難設想。那是民粹主義者所為。他們預示著難以想像之事的到來。（伯納德·桑德斯目前是佛蒙特州聯邦參議員，他以民主黨人身份參選總統，但表示將作為獨立派人士回歸參議院。——譯註）

（作者是美國記者、前《新共和》雜誌高級編輯。本文原刊於《新共和》雜誌2016年10月號，原題：「All The Rage」。文中小標題為譯者所加，譯註主要參考英文維基百科。聽橋譯。譯文理解錯誤之處，祈請方家指正。）

出處：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e/136327/all-rage-sanders-trump-popu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