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線苦戰，後方苦撐：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鑄就湘軍「鐵三角」

原標題:前線苦戰，後方苦撐：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鑄就湘軍「鐵三角」

惟讀書則可變化氣質

——曾國藩

曾國藩無疑是湘軍的靈魂與核心人物，而從湘軍出省作戰，轉戰鄂、贛、皖諸省，至攻克安慶後胡林翼病逝軍中為止，胡林翼與左宗棠顯然就是湘軍的左、右支撐。此三人構成湘軍的「鐵三角」。

曾國藩

1

咸豐二年（1852），曾國藩丁母憂回鄉守制，奉命以在籍侍郎身份辦理湖南團練。咸豐四年（1854）初，湘軍初具規模，曾國藩于衡州發表《討粵匪檄》，誓師出征。是年八月，湘軍克複武昌、漢陽。咸豐皇帝欣喜之餘，遂命曾國藩署理湖北巡撫。然而清廷旋即後悔，收回成命，迫其離鄂東進江西，而將鄂撫一職改授與湘系不睦的陶恩培。據薛福成《庸庵文續編》記載，大學士祁雋藻提醒咸豐帝：

曾國藩以侍郎在籍，猶匹夫耳。匹夫居閭里一呼，蹶起從之者萬餘人，恐非國家之福也！

意即曾氏雖不在職猶有如此之號召力，一旦實授事權，委身疆寄，恐尾不大掉。咸豐帝「默然變色久之」。

此後曾氏移駐江西數載，「客寄虛懸」，所受多方掣肘，難以展布。

咸豐七年（1857），曾國藩上《瀝陳辦事艱難仍吁懇在籍守制折》，痛訴無權之苦：

居兵部堂官（時只有兵部侍郎之虛街）之位，即事權反不如提鎮」，謂部屬升遷補缺受制；其次江西地方官輕鄙自己，使之呼應不能靈通，特別是籌餉之事更受阻撓；而其關防常被江西地方官懷疑輕侮，號令所出難以取信。

曾氏在江西之困窘情形於其弟子的記述中多可印證。薛福成《庸庵文編》記：

曾公久駐江西，不筦吏事，權輕餉絀，良將少，勢益孤，列郡多陷者。

王定安《湘軍記》有言：

（曾）艱難窘辱，殆非人所堪，部將官至三、四品者，每為州縣撲責；

其餉糈不時至，募民捐資給軍，所給印收，州縣輒指為偽，拘訊捐戶，詬厲已甚。

彼時曾父去世，曾國藩不待朝廷批複，即借奔父喪偕弟國華回籍，以示對清廷要挾。後曾國峑亦回籍守制。然清廷並不買帳，冷淡處理，致曾氏回籍蟄居一年有餘（咸豐七年二月至次年六月）。

鑒於江西、安徽戰爭膠著，經江西巡撫耆齡上奏，咸豐帝才於七年十月起複曾國荃赴吉安，統吉安各軍。但由於湘軍缺了曾國藩這個靈魂人物，各部難以統一調度，互相策應。咸豐八年（1858），石達開所部約兩萬人，聲稱進攻浙江。軍情緊急，咸豐帝只好答應諸多大員奏請，同意起用遭冷落一年有餘的曾國藩。

此次曾氏再無推辭，接奉諭旨後第四天即起程。咸豐帝收悉曾國藩上折後，硃筆批複：「汝此次奉命即行，足征關心大局，忠勇可尚！」然仍未授其督撫實權，甚至命其「倏而入川，倏而援閩，毫不能自主」（趙烈文語），弄得曾氏殊為狼狽。

曾國藩書法

轉機發生於咸豐十年（1860）。是年兩江總督何桂清於李秀成破江南大營時棄常州（時江督駐地）而奔上海，甚至還發生了斬殺跪留他的常州紳民這樣極端惡劣的事件，致蘇州、常州陷落，朝野震動，輿論一片嘩然，皆稱非曾國藩不能收拾局面。於此萬分危難之際，咸豐帝一改常態，命曾國藩趕赴江蘇，並先行賞加兵部尚書銜，署理兩江總督。兩月後，即實授江督。

咸豐十一年（1861），湘軍攻克安慶，曾氏遂移駐安慶。是年底，清廷（其時咸豐帝已崩，主政者為兩宮太后及恭親王奕訢）命其督辦四省（蘇、皖、贛、浙）軍務，巡撫、提鎮以下均受其節制。有此軍權、事權，曾氏遂定三路平江南之策：「以圍攻金陵屬之國荃，而以浙事屬左宗棠，蘇事屬李鴻章，於是東南肅清之局定矣」。

從湘軍出省作戰到曾氏出任江督之前的六、七年間，湘系集團被任命為督撫的僅有江忠源、胡林翼、劉長佑及李孟群（河南籍）區區四人。而從曾國藩出任江督到攻克天京的四、五年里，被授予督撫之職的則高達十三名之眾，如李續宜、彭玉麟、左宗棠、沈葆楨、李鴻章（安徽籍）、曾國荃、楊岳斌等。這些將帥擔任督撫大多出自曾國藩的保奏，可見此時曾氏的影響力。以至於王闓運在《湘軍志》中感慨：「（其時）西至四川、東到海，皆用湘軍將帥」。

胡林翼

2

胡林翼（1812-1861）比曾國藩小一歲，兩人在京為官時已有交往。曾氏於道光十八年（1838）中進士，入瀚林，為軍機大臣穆彰阿得意門生，十年之中累遷內閣學士、禮部侍郎，署兵、工、刑、吏部侍郎，京官生涯十分順暢。胡林翼早於曾氏兩年中進士，入瀚林，但京官之路卻並不順。道光二十年（1840）胡氏充江南鄉試副考官，由於工作失誤被降級使用。

從道光二十一年（1841）到道光二十五年（1845），胡林翼丁憂回籍守制，過了幾年隱逸生活。道光二十六年（1846）在友朋幫助之下，正途出身的胡林翼通過捐納，選擇貧瘠僻遠的貴州出任知府，而後升道員。

咸豐三年（1853），經御史王發桂疏薦及湖廣總督吳文鎔奏調，胡林翼募勇六百人奉詔援鄂，第二年初抵湖北時吳文鎔已兵敗身亡。

此時湘軍編練初成，準備誓師出征。曾國藩見胡氏「進退無所屬」，便商於湖南巡撫駱秉章，檄調胡氏回湘，乘機攬於自己麾下，攜之先後戰於鄂、贛諸省。

前文已述，咸豐帝授曾國藩署理鄂撫後即反悔而改授陶恩培，以圖牽制曾氏，但形勢之變化迫使清廷雖不願實授曾國藩督撫之位，最終也不得不將鄂撫之位授予湘系人員。當曾氏率軍東進江西後，一度退回安徽的太平天國西征軍又復西進，將湘軍陸師牽制於九江一帶，又敗其水師，然後溯江而上，擊潰湖廣總督楊霈所部，於咸豐五年（1855）正月第四次攻陷漢口、漢陽，翌月第三次攻陷武昌。清廷朝野震動，只得調曾氏所部回救湖北。在此背景下，曾氏令胡林翼率勇離贛赴鄂，脫離曾部，獨樹一幟。武昌失陷時，巡撫陶恩培自殺殉國，清廷任命胡林翼署理湖北巡撫。咸豐六年（1856）十一月，胡氏克複武昌，奪回省城，清廷才將巡撫之位實授予他。胡林翼之獲實授鄂撫，乃湘系勢力崛起過程中一個至關重要的節點。

湘系集團中獲授巡撫第一人是江忠源，咸豐四年（1854）即實授皖撫，但其未及施政即戰死於廬州。所以胡氏之經營湖北標誌著湘系勢力由單一的軍事力量過渡到分掌清廷省級政權，部分地實現軍權、財權與人事權的一體化，從而滿足了湘系勢力要能維持、鞏固和發展的一個最起碼、也是至為關鍵的條件。

清廷不願將巡撫實權授予曾國藩，乃是迫於其名望與影響力，害怕其尾大不掉；而胡林翼之才幹、地位與名望可堪督撫，但實力與威望遠遜曾氏，既無尾大不掉之憂，又可籠絡、利用湘系勢力。

胡林翼實任鄂撫後，其施政、治軍之才幹得以迅速展布，並逐漸將鄂省經營成湘系勢力除湖南本省之外另一重要戰略基地。

胡氏治鄂方略可以概括為「全麵包纜」、「條貫治理」八個字。而要想實現其治鄂方略，首要處理的棘手問題則是督撫同城的督撫關係問題。按清朝慣例，總督品級略高於巡撫，但兩者同為地方最高官員。同城之督撫如兩廣總督與廣東巡撫，湖廣總督與湖北巡撫歷來齟齬不斷，矛盾不已。署鄂撫期間，胡氏與總督官文（滿籍權貴）不能協和。及至咸豐六年（1856）歲末奪下武漢，胡氏有了更大的施政舞台。經過深刻反思後，胡氏改變了對官文的態度，展其善舞之長袖，以軟寓硬，外柔內剛，抓住官文「其心亦止容身保位」之弱點，以自己對於名位利祿之謙恭大度來迎合他，滿足其虛榮心。這樣，「督撫若為一體」，胡氏則得遂其志，得逞其才。胡撫鄂數年，「軍政吏治皆林翼主稿，官文畫行。有言巡撫權重者，（官文）一無所聽」。所以胡氏成功籠絡、操縱官文，為其全權施政掃清了最大的障礙。

其次，胡氏施政藝術明顯高於一般封疆大吏之處在於「條貫治理」，即從千頭萬緒、紛繁複雜的事務中抓主要矛盾，統籌規劃，系統治理。具體言之，即以加強軍事力量為中心任務，以改善財政、統籌餉源為基本保障，以整頓吏治為關鍵環節，且都卓有成效。特別是第二個方面，它也是所有湘軍將帥最頭痛的問題，因為籌餉用餉直接制約著兵員的多寡、軍隊的強弱。胡氏撫鄂前後，太平軍數進數出湖北，公私皆搜括一空，以至於胡林翼所部兵餉皆仰給湖南，更談不上接濟曾國藩軍。

胡氏撫鄂後，即展現出非凡的財政經營能力，或許是早歲從其岳父、理財專家陶澍耳濡目染所致。他通過改漕務、辦厘金、整鹽務、勸捐納等一系列措施開源節流、包攬利權。從此，湖北一舉改變了仰湖南濟餉的局面，同時源源不斷為曾國藩所部湘軍提供相當數額的餉需。從咸豐六年（1856）開始，胡氏堅持月供曾國藩三萬兩，尚有另外增加之時。僅自咸豐八年（1858）六月至九年（1859）二月，就撥解曾軍庫平銀六十萬兩。而當時曾氏所駐之江西供其每月不過區區一萬三千兩。除曾國藩部外，胡氏還大量協濟湘軍其它軍隊。總算起來，胡氏撫鄂的幾年，湖北為湘軍提供的軍餉每年不下三百萬兩，遠超居第二位的湘軍大本營湖南。

胡林翼書法

胡林翼作為湘軍「鐵三角」之一，還體現在所部軍力之強，以及在鄂、皖戰場之地位。

胡氏離開曾國藩獨樹一幟之時僅分曾軍二千五百人，署鄂撫時則添王國才部、羅澤南部，總計不到一萬人，攻下武昌後則達兩萬餘人，到咸豐九年（1859）合圍安慶時則達六萬餘，三、四倍於當時的曾國藩部。鄂軍成份雖複雜，但兵員以湖南人為主。胡氏自己承認：「（鄂軍）五六萬，皆南省之士也」，加之鄂軍主要將領如羅澤南、李續賓、李續宜為湘人，鮑超等是曾國藩舊部，所以鄂軍乃地道之湘軍，成為咸豐十年（1860）前清廷戰局上的絕對主力。

前文已述，曾國藩出於無事權以至多方掣肘，於咸豐七、八年間憤而委軍回籍。雖然其時曾氏對其軍仍有一定程度的遙控，但畢竟失去了直接指揮權。此時左宗棠仍為湘撫幕僚，於外省諸將幾無影響力，湘系勢力之維繫全賴胡林翼。李續賓嘗言，當時時事艱難，鄂、贛戰場靠胡林翼「撐持其間，以固諸軍心」。李續賓還給曾國藩寫信說，他與楊載福、彭玉麟諸將「共事一方，水陸士卒幸皆連成一心，和衷共濟。賴潤公維持其間」。事後曾氏也說：「胡公關係安危，百倍於鄙人」，「江、楚、皖、豫諸將帥，非潤帥能調和一氣，聯合一家」。

咸豐十年（1860）咸豐帝曾有意將江督之位授於胡林翼。事見分曉前，李鴻章曾有一番論析：

如天佑我大清，當以公（指胡）督兩江，此至艱難困苦之任，非開創聖手孰能勝之！帥符則必推滌帥（曾國藩），庶相得益彰，可挽全局十之二三。顧上游已成之局，難得替手，廟堂即有此議，東南朝士即有此識，必不敢放膽做一篇奇警文字。

李鴻章此議意為朝廷如任命胡林翼做兩江總督、曾國藩為軍事統帥，則金陵庶幾可克，但上游湖北巡撫之位找不到合適的替手，朝廷則不敢如此作為。此議與事實正相符。咸豐帝打算讓胡林翼任總督，肅順提醒：「胡林翼在湖北措注盡善，未可挪動」，只好改任曾國藩，以期上、下游俱得人。

胡林翼本人也無出任江督之意願，一為自己身已染疾，精力大有不支之勢；更重要的是從湘軍大局計，從天下大局計，湖氏始終把曾國藩當作自己的老上級，把他當作湘軍的靈魂人物，認為曾氏一旦掌握事權，對湘軍的維繫與號令當會超過自己。所以胡氏極力向朝廷上奏推薦曾國藩，也督勸曾氏爭取包攬把持東南全局。為增強曾國藩的勢力，胡氏極力供其所需，應其所求。甚至當曾國藩想要胡軍精銳鮑超部，胡亦概然應允，無所顧惜。

咸豐十一年（1861），湘軍攻克已圍兩年之久的安慶，清廷記胡林翼頭功，賞加太子太保，而曾國藩獲此宮銜在同治三年（1864）攻克金陵之後。然天不假年，克安慶後不久，胡林翼僅以中壽，病逝于軍中。

多年之後，曾國藩位重勢隆，追憶當年，仍不免感慨萬端。他說，正是靠胡林翼「事事相顧，彼此一家，始得稍自展布有今日」。

左宗棠

3

左宗棠（1812-1885）與胡林翼同庚，比曾國藩小一歲。左與胡是世交、摯友與姻親；左與曾早歲即有交往，曾經兩度參加同科會試。

左宗棠於道光十二年（1832）中舉，比曾國藩尚早兩年，然會試之路卻不順。道光十三年（1853）左首次會試，不第。道光十五年（1835）左二度會試，原本中式，但發榜前湖南多錄一名，要將這一名額讓與湖北，左只能錄為史館謄錄。左拒絕，返湘準備參加下一科會試。曾國藩亦參加道光十五年會試，不中。道光十六年（1836）恩科會試，左未參加，胡與曾均參加，胡中進士，入翰林，曾再度落第。道光十八年（1838），曾與左再度同科會試。此番會試，曾中進士，從此踏上仕途；左第三度落榜，從此決意不再參考，走上了不同於曾、胡的另一條道路。等到左宗棠走上仕途時，已過不惑之年。

咸豐二年（1852）起，左宗棠入幕湘撫。而此番左之出山，主要是胡林翼的推薦。在此之前，胡先後三次推薦過左氏：

一薦於雲貴總督林則徐；

二薦於湖廣總督程矞采；

三薦於湖南巡撫張亮基。

前兩次由於諸多因素左都沒能赴任，直到張亮基出任湖南巡撫，才最終促使左宗棠幕湘。

此時，長沙正遭遇太平軍圍城。張亮基是從雲南巡撫轉任湘撫的，咸豐二年（1852）八月二十四日夜，張抵達長沙。是時，太平軍正圍攻長沙南門甚急，張亮基只好從北門爬梯登城進入長沙。第二天左宗棠也從湘陰到達長沙，坐著從城頭吊下的大竹筐入城見張巡撫。張「握手如舊，留居幕府，悉以兵事任之，至情推倚，情同骨肉」。

張、左入城前的七月初七日，太平軍已開始進圍長沙，主帥為西王蕭朝貴。長沙城防主要由幫辦軍務、湖南團練大臣羅繞典負責。蕭朝貴遭炮擊受傷而死，洪秀全、楊秀清接到消息後日夜兼程向長沙進發，於左宗棠入城四天後抵達長沙城南。

左宗棠認為太平軍背水（湘江）面城，屬於「自趨絕地」，只有西路的土牆頭、回龍潭是其糧食補給線與唯一的西進路線，提出派一軍西渡，扼守其西竄之路，可將其一網打盡。但當時清軍多是烏合之眾，且互不統屬，指揮不一。巡撫之命令，提督、總兵無人接受。張亮基準備親督軍駐回龍潭，左亦贊同，但此時敵軍攻城甚急，城垣轟塌，張、左只好留城死守。太平軍圍長沙八十餘日，久攻不克，洪秀全決定撤離，十月十九日深夜其主力軍經回龍潭渡河西進，轉戰益陽、岳州，出湘入鄂。

長沙圍城之役，充分展現左宗棠卓越的軍事戰略與戰術，張亮基由是保奏其以知縣任用，加同知銜，步入仕途。

左宗棠書法

左宗棠第一次幕湘僅四個半月，隨張亮基調任湖廣總督而結束。

左宗棠第二次幕湘始於咸年四年（1854）三月，巡撫為駱秉章。此時湖南情勢仍然岌岌可危，太平軍馳騁湘北，湘西、湘南、湘東匪患頻仍，此起彼伏。左宗棠焦思竭慮，日夜策劃，輔駱巡撫「內清四境」，「外援五省（鄂、贛、桂、粵、黔）」，苦力支撐。同時革除弊政，整頓財經，開源節流，籌措軍需。駱秉章言聽計從，「所行文書畫諾，概不檢校」。由於駱巡撫的高度信任，加之時間長達六年之久，左氏此番入幕得以大展身手，名滿天下。湘中事務，舉凡軍政、吏治、財政與民生都大有轉機，並使湖南成為湘軍出省作戰的後方戰略基地。出省湘軍兵員的補充、糧餉軍需的協濟，左宗棠都經手謀劃。據記載，從咸豐六年（1856）至八年（1858），湖南協濟曾國藩軍白銀就達二百九十萬兩。左宗棠也因接濟軍餉有功而升為兵部郎中，並賞戴花翎。

可以說無湖南則無以成就湘軍，無左宗棠則無以成就湖南，正應了潘祖蔭那句流傳甚廣的名言：

天下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

至於左宗棠離開湘幕，統兵開府，直接原因是「樊燮案」。該案起於咸豐八年（1858），發酵於咸豐九年（1859），結案於咸豐十年（1860）。隨著案件的進展與查明，不斷有要員如胡林翼、曾國藩及潘祖蔭等保奏、舉薦左宗棠，值此國家急需人才之際，咸豐帝有意起用左宗棠襄辦曾國藩軍務。

咸豐十年（1860）六月，左宗棠在長沙募勇五千，組建「楚軍」。九月，左率軍從長沙出發，取道醴陵入江西，攻佔德興、婺源，再敗太平軍於景德鎮、樂平。十日之內轉戰數百里，四戰四捷，保證了湘軍祁門大營的後勤補給生命線。

咸豐十一年（1861），隨著浙江形勢的惡化，曾國藩密奏推薦左宗棠任浙江巡撫。從此左進入封疆大吏的行列，後累遷閩浙總督、陝甘總督、兩江總督，入軍機、升大學士，出將入相，成就非凡事功。

縱觀湘軍發展史，從咸豐四年（1854）曾國藩衡州誓師出征始，湘軍初具規模，到咸豐十年（1860）曾國藩出任兩江總督前為湘軍發展的第一階段。在此六、七年間，清廷對曾國藩既利用又限制，多方掣肘，難以較大發展。幸有胡林翼出任鄂撫，左宗棠經營湖南，成為湘軍的左右支撐，湘軍才得以維持與鞏固。自咸豐十年（1860）曾國藩出任江督到湘軍攻克天京，太平天國敗亡，是湘軍迅速發展，達其鼎盛的階段。此間，各路湘軍兵額達到最高點，湘軍將帥出任督撫人數達最高值，曾國藩在清廷平定太平天國戰略大局的核心地位無以動搖。從同治三年（1864）攻克天京到光緒十一年（1885）左宗棠去世是湘軍的延續與衰落時期。攻克天京後不久，曾國藩即著手裁撤湘軍，並在臨深履薄之中度過最後的政治生涯。因而剿滅太平天國余部、平定陝甘回亂、收復新疆的歷史使命就落到左宗棠身上，左宗棠事實上也就成了晚期湘軍的靈魂與核心人物。

本文經作者授權發布。原標題：湘軍「鐵三角」。原載《書屋》2017年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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