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李大釗的早期民主思想

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真正民主的國家，是李大釗終生奮鬥的目標。他前期信仰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是激進的革命民主主義者；後期信仰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在這兩個時期，他的民主思想，依據不同，本質各異，但推翻專制，建設民主，從政治上解放人民，使中國成為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的基本目標是始終一貫的。儘管李大釗早期的民主思想屬於資產階級政治思想的範疇，但他闡發的許多觀點對於現階段我國的民主政治建設仍然具有啟發、教育和借鑒的意義。　　李大釗的早期民主思想　　李大釗自青少年時代起就關心國家的前途與民族的命運，確立了使中國成為一個民主、富強的現代化國家的理想。辛亥革命打倒了封建皇帝，建立了中華民國。但是，王朝仆，軍閥興。袁世凱憑藉武力，始則專權，繼則稱帝，民主共和，空有其名；官僚政客勾結軍閥，結黨營私，政黨政治竟成鬧劇。現實使李大釗感到深深的失望，但並未動搖他追求民主的決心。他開始更加深入地思考如何在中國建設真正的民主政治的問題。新文化運動的蓬勃興起，推動著他的思想不斷向前發展。他以達爾文的進化論和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學說為武器，發表了大量文章，抨擊復古專制，宣傳、鼓吹民主，成為同陳獨秀齊名的新文化運動的主將、著名的民主主義戰士。李大釗在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以前，他的民主思想中最具特色的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中國必須順應世界潮流，建立和實行民主政治。　　李大釗認為，20世紀的世界，是民主興而專制亡的時代。他把民主政治稱之為「時代之精神」，而把「民主主義為其精神，代議制度為其形質之政治」稱之為「適宜之政治」①，認為「政象天演，至於今日，自由思潮，風起雲湧，國於大地者，群向民治主義之的以趨，如百川東注，莫能障遏」②，國人當以「斷頭流血，萬死不辭」的精神，為建立民主政治而鬥爭。為什麼必須建立民主政治呢?一方面，實行民主政治是「人的自主之本能」的要求。人生而希望自主，厭惡依附於他人；生而渴求自由，厭惡剝奪自由之專制，「人之於世，不自由而生存可也，生存不自由不能忍也。」「蓋自由為人類不惜犧牲其生命以為代價而求之」③。另一方面，實行民主政治又是人們保障其物質利益的需要。現代國家，政務日繁，財用日增，人民負擔日重，人民之所以「爭獲參政之柄者，亦不惜犧牲身命以求之」④，目的在於保護自己的物質利益。因此，人民爭取實現民主政治的努力，「率由生之欲求而發，出於自主之本能，其強烈無能為抗也」⑤。李大釗認為，封建專制有兩大惡果，一是導致國家落後，因為封建專制「不因性以為法，而立法以禁慾」，泯滅民智民性，使「全國之人，其穎智者，有力者僅以為惡，有心者惟以造劫。余則死灰槁木，奄奄待亡，欲西不能，欲東不得，養成矛盾之性，失其自然之天，並其順應環境之力而亦無之」⑥。二是造成連年動亂，因為「心裡自然之勢，終求必達」，「蓋民意之受迫而求伸也，不能以徑達，必求以曲達；不能以常達，必求以變達；不能以緩達，必求以激達；不能以理達，必求以力達。由是曲、變、激、力之道，小則出於暗殺，大則出於革命，人心憤慨，社會慘怖，至斯已極，復何政治之足雲也歟!」⑦無論是實現人類對於平等自由、自主自立的本能要求還是促進社會的穩定與進步，民主政治的建立都是必需的，也是必然的。　　民主既然是世界潮流，中國自不能獨立於其外。李大釗駁斥了一些外國帝國主義分子認為中國民俗重家族而淡於政治，且自古無選舉制度，因此中國國情不適合實行代議制民主政治的謬論，指出中國社會過去確以家族為基礎，以禮俗相維繫，凡開明君主必以「省刑罰，薄稅斂」相戒，除征賦折獄而外，人民幾與國家無涉，因此，「國權及於民者也輕，故民意之向政治也淡」。人民對於國家政治沒有強烈的參與意識。但鴉片戰爭以後，帝國主義的侵略，使中國「國力益微，養兵賠款，窮索編氓，維新以來，負擔益重。夫前之漠然於政治者，以國家權力之及乎其身者輕耳，今則賦重如山矣，法密如毛矣，民之一舉一動，莫不與國家相接矣!」在這種情況下，為了反抗國家的壓迫，保護自己的利益，人民必「將進索政權而不顧」⑧。李大釗還明確指出，中國之所以長期動亂不止，之所以由先進變為落後，之所以受帝國主義欺凌而無反抗之力，均乃「君主專制之禍爾」。唯有實行民主政治，才能使中國重新振興和富強起來。他揭露梁啟超一類人鼓吹開明專制和賢人政治的實質是「專制其質，共和其皮」，指出「開明者必非專制，專制者必不開明」。「就令果有開明專制與賢人政治其物者，亦斷非於共和國體之下所能施行而有效，運用而得宜，為其精神全異，基礎全殊也。」⑨民主政治是中國惟一的選擇。「民與君不兩立，自由與專制不並存，是故君主生而國民死，專制活而自由亡。」因此，「今猶有敢播專制之餘燼，起君主之篝火者，不問其為籌安之徒與復辟之輩，一律認為國家之叛逆，國民之公敵，而誅其人，火其書，殄來其醜類，摧拉其根株，無所姑息，不稍有容，永絕其萌，勿使滋蔓，而後再造神州之大任始有可圖，中華維新之命運始有成功之望也。」⑩　　中國不但必須建立民主政治，而且能夠建立民主政治。針對有些人懷疑中國人民的參政能力的觀點，李大釗指出，人民生來就具有對於與其切身利益有關的問題作出正確判斷的能力。他說：「蓋政治者，一群民彝之結晶，民彝者，凡事真理之權衡也。民彝苟得其用以應於事物之實，而如量以彰於政，則於紛紜錯綜之間，得斯以為平衡，而一一權其畸輕畸重，尋一至當之境而止。余信公平中正之理當自現於從容恢廓之間，由以定趨避取捨之准，則是即所謂止於至善矣。」11他認為先進國與落後國之人民，參政能力有高低之分，不存在有無之區別。「蓋民治主義之治制本無定式，所可施行此制者，亦不限於某類特定之國家或民族。苟其民有現代公民之自覺，斯未有不於民治主義為強烈之要求，其未有不可本其民質所幾之程度而向民治之鵠的以進者。故論一國施行民治之得失若何，但有程度之問題，全無可能之問題也。」12中國人民既有反抗專制建立共和的能力，也有在民主制度下參政議政、遵守法律法令的精神，因此，中國完全能夠建立民主政治。　　第二，民主政治的基本內容是權利平等與廣泛參與，其現有的最好形式是代議制民主。　　李大釗認為，民主政治即是人民群眾對於國家事務的平等參與。「蓋立憲政治之精神，即在使國民得應有盡有機會，對於凡百國政，俾人人獲以應有盡有之意思，如量以彰佈於社會。」13凡事之涉及民生利害者，讓公民「本其夙所秉賦涵修各自殊異之知能，判其曲直，辨其誠偽，校其得失，衡其是非」，從而使國家對問題的處理「止於至善」14。在民主制度下，公民的權利是平等的，政府只不過是公民實現其政治要求的工具。民主政治「不外使政治體中之各個分子，均得覓有機會以自納其殊能特操於公共生活之中，在國家法令之下，自由以守其軌範，並進以盡其職分，而赴共同之志的。官吏與公民無殊，同為國家之公僕，人人皆為治者，同時皆為屬隸，其間無嚴若鴻溝之階級。國家與人民，但有意之關係，絕無力之關係，但有公約之束制，絕無強迫之壓服。所謂政府者，不過其主要之機關，公民依之以為自己於政治之具耳。政必如是，始得謂之立憲，否則專制而已矣。」15　　強調民主政治是自由政治而不是多數政治，是李大釗早期民主思想的一個重要特點。他反對將民主政治解釋為多數政治，主張尊重少數人的權利；主張真正的平等。既反對少數對多數的專制，也反對多數對少數的專制。他指出：「今世施行民治之國，所以採行多數制者，其意蓋不在以多數強制少數，乃在使一問題發生時，人人得以自由公平之度為充分之討論、翔實之商榷，而求一公同之認可。商討既至詳盡之程度，乃依多數之取決以驗稽其結果。在商討之中，多數宜有容納少數之精神；在取決之後，少數宜有服從多數之義務。故自由政治之真諦，非依於多數，乃依於公認，多數不過是表示公認之一種方法而已。」16封建制度下的一人專權故為人民所不許，民主政體下的以多凌少亦與自由政治之精神相衝突。　　同當時其他民主主義者一樣，李大釗崇尚西方資產階級代議制民主政體，認為「代議政治，雖起於階級鬥爭，而以經久之歷驗，遂葆有絕美之精神焉。」17他注意到代議制政治有三個基本特徵。一是要有一部民主的憲法。「憲法乃立國之根本，至高無上。」人民的民主權利和自由，首先要用憲法來保護。「吾人苟欲為幸福之立憲國民，當先求善良之憲法；苟欲求善良之憲法，當先求憲法之能保障充分之自由。」18二是要有完善的選舉制度。「立憲政治之精神，權輿於選舉制度，故從立憲政治之運進，而選舉權界賦之範圍亦日益擴張以達於均普。」19三是要實行多黨制。「凡立憲國之政治精神，無不寄於政黨，是政黨又為立憲政治之產物矣。」20「立憲國均有二大黨以上之政黨，相砥相礪相監督，更迭而撐其政局。」21李大釗很早即認識到代議制政體是現有最好的但並非最後或最理想的形式，指出這一制度「今猶在試驗之中，其良與否，難以確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測。然即假定其不良、其當易，其起而代之者，度亦必為校之代議政治益能通民彝於國法之制，決非退於專制政治，可以篤信而無疑焉。」22　　第三，公民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石，其中最重要的是思想自由與言論自由。　　李大釗認為，建立代議制民主政治，並不是換一個國號就可以成事的，必須使之名符其實，堅如磐石。為此，民主政治必須有其「堅固不拔之基」，「厥基維何?簡而舉之，自由是也」23。自由首先是「意念自由」，即思想自由。思想自由的權利與生俱來，「天之所賦人焉能奪，天之所禁人何能予?」24李大釗表示，對於思想自由，他是「絕對的主張」。國家必須以憲法保障公民享有完全的思想自由。思想需要表達，此即言論自由。李大釗指出：「立憲國之有言論，如人身之有血脈也。人身之血脈有所停滯，則其人之精神必呈麻木不仁之象。社會之言論有所阻塞，則其國之政治必呈消沉不進之觀。」25在封建專制社會，統治者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聖人之虛聲劫奪吾人之思想自由」，同時大興文字之獄，科以腹誹之罰，完全剝奪人民的言論自由。民主政治必須與封建專制針鋒相對，一方面要破「孔子之束制」，保障思想與信仰自由，不能強迫人民專信一宗；另一方面，要保障言論自由，不能以當權者、當時人或多數人的觀點判定某一言論之是非而決定是否允許其存在。任何言論，無論其正確與否，強行壓制，對於當時和後世都是有害而無益的。如「其說本非邪說淫辭，真理以是而隱，不得與天下後世共見，其害滋甚。即令為邪說矣、淫辭矣，其背理之實亦不能以昭示於天下後世，其害仍隱中而無由逃。」況且「邪說之未必果邪，淫辭之未必果淫。真理正義，且或在邪說淫辭之中也。」當時看來正確的言論固允其發表，當時看來不正確的言論也決不應當禁止。而禁止的手段，「法制禁之，固非所宜，輿論禁之，亦豈有當。」26作為民主國家之公民，既要力爭和行使自己的自由權，又要尊重他人的自由權，「其持己之嚴，至尊重他人之自由，與要求他人尊重自己之自由相為等量，則自由之基始固，立憲之治始成。」27　　第四，民主政治成功與否，決定性因素是人民民主意識的覺醒。　　辛亥革命後不久，李大釗就從北洋軍閥篡奪革命果實，假共和之名行專制之實的事實中認識到，人民必須首先在思想上、政治上覺悟起來，才能行使和維護自己的法定權利。他說：「黎庶之患，不患無護權之政制，患在無享權之能力。」28「民力宿於民德，民權荷於民力，無德之民，力於保有?無力之民，權於何有?」29如果人民缺乏民主意識與民主能力，則其權「終非乏擔當力者所能享有」。尤其在非常時期，權力不可避免地集中於某些個人，有些人雖其最初動機，本於良知正義，猶或為境位所移，矧原以劫奪政權為標的者也。」30如人民無力行使和保持自己的權利，權利「自為強力者所襲取耳」。因此，須以國民教育為手段，啟發民智，厚積民力。「民力既厚，權自歸焉」31。「人心自覺其固有之權威，不甘為弗能表示其意志者所利用，雖有強暴，莫由使也。」32　　李大釗認為，要啟發人民的民主覺悟，必須打破封建思想的束縛，把個性解放作為實現民主政治的基本條件。他指出：「吾國自秦以降，其為吾人自由之敵者，惟皇帝與聖人而已。」33中國最大的聖人是孔子，孔子的學說代表專制社會之道德，是歷代帝王專制之護符。在封建專制思想的束縛下，「吾民族思想之固執，終以沿襲因承，踏故習常，不訓不知，安之若命。言必稱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義必取詩、禮、春、秋」34，「群之人視彼聖之嘉言懿行，正若天經地義，莫敢或違」；「幾於人人喪其為我，而甘為聖哲之虛聲劫奪以去」，失去了自己的獨立地位與獨立意識。　　啟發人民的民主意識，還必須剷除崇拜的心理。李大釗指出，封建統治階級製造迷信、貶低人民、尊崇聖賢，養成了「一般國民依賴英雄，蔑卻自我之心理」。人們不相信依靠自己的力量能夠改變社會，在社會苦難深重之時，遂「禱祀以求非常人物出面任非常之事業」。袁世凱之流正是利用人們迷信英雄，崇尚「神武」人物的心理，打著為民作主的旗號，造成其專制統治。李大釗正確地分析了人民與英雄的關係，指出「所謂英雄者，不過代表此無數之意志，而為其活動之中心爾。故英雄者，人神也，人而超為神者也。」35「歷史上之事件，固莫不因緣於勢力，而勢力雲者，乃以代表眾意之故則讓諸其人之眾意總積也。是故離於眾庶則無英雄，離於眾意總積則英雄無勢力焉。」36民主政治並不完全否認傑出人物的作用，但在民主政體之下，一則選人應選「自用以效於民之人，無取用民以自見之人」；一則應對其「多方束制」，使其不能自專恣行。如崇賴「神武」人物之心理長此不政，則「一桀雖放，一桀復來，一紂雖誅，一紂又起」37，專制永不能剷除，民主政治永無建成之日。38　　李大釗的早期民主思想來源於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學說。他以進化論和「天賦人權』』為依據，說明民主政治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把自由視為民主政治的核心，把個性解放視為建立民主政治的基礎，把代議制視為最好的民主政體，把民主政治理解為全民性的自由政治，這都是西方資產階級民主理論的基本內容。但是，他的民主思想又有自己的特點，如對建立民主政治的必然性，不但從社會進化與天賦人權的角度加以論證，而且從中國社會治亂的歷史經驗與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角度加以論證；把人的思想的解放即國民性的改造置於比建立民主制度更為根本的地位；根據中國的情況，突出地強調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強調中國不但必須建立民主政治，而且能夠建立民主政治，等等，這就使李大釗的早期民主思想更加貼近中國的實際。由於這時李大釗的世界觀還是進化論，其歷史觀與社會觀還是唯心論佔主導地位，因此，在闡發其民主思想時，還不可能正確地認識資產階級民主理論的階級實質。但是，在封建的政治思想勢力仍然佔據統治地位的情況下，大力宣傳推倒專制，建立民主，無疑是革命的、進步的。　　積極、穩妥地推進我國的民主政治建設　　我國現階段要建立的民主，是社會主義的民主。社會主義民主在其建立和運行的過程中，應當繼承人類一切優秀文化遺產，包括批判地吸取資產階級民主理論的合理成分。李大釗在本世紀初從中國國情出發所闡發的民主思想，對於今天我國的民主政治建設仍不失其啟發與借鑒的意義。　　進一步推進民主政治建設，既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一項基本內容和基本目標，也是現代化事業得以順利進行的基本保證。李大釗曾從人的本性、社會進步與社會穩定等方面論證實行民主政治的必要性，他所闡明的某些道理在今天也還是適用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目的是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的需要。人的需要是全面的，既包括物質文化生活需要，也包括政治上自立自主自由、參與國家與社會管理活動的需要。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一項艱巨、複雜的事業，它的實現需要發揮千百萬群眾的聰明才智和力量。只有實行真正的民主政治，讓人民群眾廣泛參與，國家的決策才能正確。更為重要的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經濟的發展，我國社會形成了前所未有的錯綜複雜的利益關係，出現了許多新的矛盾，有些矛盾隨時都有激化的危險。只有在改革經濟體制和社會管理體制的同時逐步深化政治體制改革，不斷擴大社會主義民主，提供順暢的渠道，讓各個方面的利益要求在政治決策系統中得到及時、準確的反映，才能保證社會的長治久安。正如李大釗指出過的，人民群眾的要求，不以徑達必以曲達，不以常達必以變達，不以緩達必以激達，不以理達必以力達。如果不把政治民主化作為實現科學決策和化解社會矛盾的基本手段，社會的長期穩定是不可能的。認為中國目前的問題主要是吃飯問題，還顧不上談民主；認為人民群眾素質不高，實行廣泛的民主還不具備條件；認為只要經濟發展了，生活改善了，社會就能穩定；認為民主講多了只能造成動亂，不能帶來穩定和進步，等等，這些觀點都是不能成立的。如果不從現在起就十分清醒地大力推進民主政治建設，總有一天，民主不足又將成為阻礙社會進步、破壞社會穩定的主要問題。　　推進民主政治建設，其基礎仍然是人民群眾民主意識的發育和強化。應當承認，今天中國人民的政治覺悟和民主意識與當年李大釗呼籲民主政治的時候相比，已經是大大進步、不可同日而語了。在改革開放條件下，一方面出現了國家與社會分離的趨向，另一方面，由於人治逐漸讓位於法制，國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活動與公民的關係更加密切、更加直接，這就使得人們不得不越來越關注政治問題。現代化建設促進和加速了人們的觀念更新過程，經濟制度的改革、經濟地位的獨立則為人們積极參与政治活動提供了物質上的動力與保證。初等、中等教育的普及，文化程度的大幅度提高，現代化大眾傳播媒介日新月異的發展，為人民群眾及時了解和理解政治問題提供了更好的條件。這是民主政治主體方面的重大進步。但是，還應看到，我國是一個有幾千年封建傳統的國家，建國以來我們在很長時期里又曾忽視了對於封建殘餘的批判，因此，封建意識、封建傳統在人們的思想中還嚴重地存在著。相當一部分群眾的民主意識還很弱，參與意識還不強。崇拜和依賴聖賢、英雄、領袖而不相信自己的力量的消極心理，不但存在於工人、農民中間，也存在於知識分子和廣大幹部中間。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必須在提高廣大群眾的民主意識與民主素養方面做長期、艱苦、紮實的工作。　　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其方針必須是既積極，又穩妥。政治體制的任何重大改革都會立即涉及和影響到全社會，它的進行應當比經濟體制的改革更慎重一些。李大釗主張，社會的發展，既要照顧到秩序的穩定，又要考慮到社會的進步。「秩序者，法力之所守；進步者，理力之所摧也。」「法易腐而理常新，法易滯而理常進。」39因此，既要積極推進政治體制的改革，又要照顧到它的相對穩定性。同時，在推進民主政治建設時，必須從中國的國情出發，不能照抄照搬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學說，正如李大釗指出過的，「彼西洋學者，因其所處之時勢、境遇、社會各不相同，則其著書立說，以為救濟矯正之者，亦不能不從之而異。吾輩立言，不察中國今日之情形，不審西洋哲人之時境」40，必犯「盲人瞎馬，夢中說夢」的錯誤。　　註：　　①—40分別見《李大釗選集》下冊，第158、517、244、111、158、175、5Z5、111、510、175、159、519、315、159、519、521、158、244、74、1、54、169、159、171、315、171、315、40、41、42、43、109、245、162、166、167、166、169、368、547頁，人民出版社l984年版。　　(原載《北京黨史研究》1994年第6期)《李大釗研究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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