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庚的詩學思想和學術貢獻（一）

林庚的詩學思想和學術貢獻（一）

林庚（1910—2006），字靜希，原籍福建閩侯，現代著名詩人、古典文學學者。1933年清華大學中文系畢業後留校任朱自清先生助教，歷任廈門大學、燕京大學、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主攻的學術領域為楚辭、唐詩和中國文學史，主要著述有《詩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天問論箋》、《唐詩綜論》、《中國文學簡史》、《西遊記漫話》等。

林庚一生志業的一個鮮明特點，是他的新詩創作生涯和學術生涯一直緊相伴隨。現代學人中兼搞創作的本來就為數不多，林庚則不但以創作生命綿延之長引人注目[1]，而且從不把創作和學術視為兩個互不相涉的領域，而是將其打通，有意識地從新詩創作實踐出發，通過文學史的學術研究汲取經驗和養分。他坦承自己是「以教學為業而心在創作」，並說自己是「在古典文學研究的領域中，把研究的興趣一心掛在文學藝術創作的奧秘上。」[2]早在四十年代他就說：「創造自己未來的歷史比研究過去的歷史的責任更大」，「一切過去的探討無非都是為未來的使命，一切藝術的了解本都有助於寫作。」[3]（190）及至九十年代他又重申說：「歷代研究古典文學的學者多著重在對過去的研究上，我寫文學史著眼點卻是在未來，是為新文學服務的。我曾親自經歷了五四以後的新文化運動，我是一個寫新詩的人，我的主要興趣是在新詩上。而中國文學史事實上乃是一個以詩歌為中心的文學史，研究它，對於探尋詩歌美學的奧秘，詩歌語言的形成過程，都是理想的窗口和例證。所以我總希望在研究古典文學的時候，為新文學，主要是新詩的發展找到一條可資借鑒的道路，藉助古代的文化遺產豐富我們今天的創作。」[4]（162）

如果說創作需要才情，那麼溝通學術與創作就更需要有抱負與智慧，而這種才情、抱負與智慧是一般的學人所難以企及的。

作為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啟蒙下成長起來的詩人，林庚對新詩的信念始終堅守不渝。建基於白話之上的新詩，本來是作為文言詩的對立面出現的，因此溝通新詩創作和古典詩歌的學術研究，就自然被賦予了一種深層的意義：現實和傳統、革新和繼承、現象和規律，如何在除舊布新、推陳出新的過程中達到辯證的統一與融合。正是這一過程，成就了林庚卓越不群的學術品格和學術貢獻。

林庚是在新詩陣地上孜孜不倦的耕耘者和問路者，他在創作的同時也一直堅持著理論思考。創作的感悟和理論的升華，熔鑄成為他獨有的詩學思想。他的許多學術成果可說是在其詩學思想燭照下的結晶。因此，由其詩學思想入手，能更清晰地辨明他的學術脈絡，認識他的學術成就和意義。

詩的活力源出於生命的創造，這是林庚詩學思想中最富有哲學意味的層面。他認為詩「是一種生命的呼喚，使一切缺少生命的都獲得那生命的源泉，在一切最無情趣的地方喚醒那生命的感情」[5]（256）；「藝術並不是生活的裝飾品，而是生命的醒覺；藝術語言並不是為了更雅緻，而是為了更原始，彷彿那語言的第一次的誕生。」[5]（268）這裡當然蘊含了他親歷親為的創作感悟。新詩創作給他帶來生命的歡欣使他難以忘懷，他曾動情地回憶第一次寫出《夜》這首詩後的「無法比擬的興奮」，以及創作《破曉》一詩過程中所體味的甘苦。這種創作感悟，使「生命的創造」積澱為林庚詩學思想的內核。他在《夜》完成後曾為自己寫了一個座右銘：「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太多的灰燼卻是無用的/我要尋問那星星之火之所以燎原/追尋那一切開始之開始」，形象地表明他直探生命創造的本源和奧秘的堅定意願。這個思想內核，不但貫穿了他的新詩創作，同樣也決定了林庚的學術志趣、價值取向、治學路徑和方法。他對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重心即放在創造性上，他自述：「我在研究文學史、研究古典文學作品時，也是在看它的創造性，也還是『心在創作』」，「什麼時代創造性最強，那個時代就是我最感興奮的時候，認為這是文學最有希望的時候。我把創造放在第一位了，所以我去掌握文學史的資料時，也是去尋找那些能說明創造的資料」。[6]（83）例如他寫的《中國文學簡史》，就以此作為詳略取捨的重要尺度。林庚一生以屈原的《楚辭》和唐詩作為研究的重點，他在一次訪談中說：「即使是關於楚辭的研究，最早也是從文學創作的角度來做的，探究楚辭在整個詩歌發展中起到什麼作用」[6]（80）。而唐詩則同樣因為其「豐富的創造性」而成為研究重心之所在。因以創造性為標的，故而在他的文學史研究中將作品文本置於首位而作家次之，因為「只有文學作品才體現了作家的文學創造」，而「作家是因作品而定位的」。創造性成為他學術研究對象取捨定奪權衡輕重的重要標尺。

林庚認為，詩所表現的主要是內在的情緒而非摹寫外部的世界，而理想的追求是詩應具有的品格。林庚曾說過文學作品的三要素中，第一位的便是「人類根本的情緒；這情緒是亘古不變的；所以我們才會讀到佳作時，便覺得與古人同有此心」[3]（172）又說：在詩的「暫時感情的後面蘊藏著的更永久普遍的情操」，而藝術的普遍性就在於「超越了時間與空間而訴之於那永久的情操」。[5]（316）林庚本人的新詩創作即注重於此，三十年代當他面臨有的批評者說他的詩不能「把握現實」、不能「獲得正確的社會認識」的詰難時，他撰文回答說：「我覺得『內容』是人生最根本的情緒；是對自由，對愛，對美，對忠實，對勇敢，對天真……的戀情，或得不到這些時的悲哀；悲哀即使絕望，也正是在說明是不妥協的；是永對著那珍貴的靈魂的！」[7]顯然，「人生根本的情緒」、也即精神世界的表現才是詩之核心，而理想對現實的超越則是詩歌的應有之義。他說：「藝術是要把人帶到更高的理想去，而不是作為生活的附庸」[5]（347）「文藝因此並不等待時代，而是創造時代，詩因此是一個崇高的時代的感情」，「詩的活力……必須直達到那最崇高的」[5]（255—256），情緒而與「崇高」的範疇相聯繫，說明林庚更重視超越庸常的情感質地和情感強度。有論者對他這一時期的詩作也恰是從這一角度發現其價值的：「『五四』時代瀰漫的『少年精神』在30年代的普遍衰落，而在林庚的詩里，卻呈現了一個新的蓬勃和崛起。」[8]

林庚將自己對詩美的理想集中為一句話，即「新鮮的認識感」。[6]（77）新鮮的認識感主要指的是詩歌中「充沛的精神狀態」和「深入淺出的語言造詣」的完美結合[5]（2）。詩歌的功用本來就是「讓人生中常有新的感情，常因為那情緒的潮汐而充沛」，使生活中久已失去的「生命的喜悅與憑藉」重新回歸；[5]（253）所以「感覺的清醒，感受力的活躍，對於一切新鮮事物的敏感」，[5]（273）這才是詩歌真正魅力的所在。林庚常用「少年精神」喻指詩的境界，如果說「少年精神」的內涵是「有朝氣、有創造性、蓬勃向上的，充滿青春氣息，即是是憂傷痛苦，也是少年的憂傷痛苦」[6]（80），那麼它和「新鮮的認識感」其實是義蘊相近的美學觀念，不過「少年精神」作為一個詩性隱喻，更突出了其精神特徵罷了。

五四時期當新詩處於初創階段，近代浪漫主義文學思潮曾給予當時詩壇的革新以極大的助力，這個思潮賦予了林庚詩學以觀念上的骨幹和底色。如林庚對詩歌本質、詩歌表現、詩歌功能等方面的認知，以及將將創造性視為藝術的試金石，將自然天成作為權衡詩歌價值的重要標準，等等，這些都是和浪漫主義思潮一脈相承、息息相通的。林庚自稱「我是個浪漫派——這恐怕是詩歌史上最好最正常的一個流派了。」[4]（159）而浪漫主義的精髓尤在對主體精神的弘揚上，即重在詩歌的精神氣質和精神特徵，重在詩歌所蘊含的飽滿的青春氣息、不同於流俗的理想、激發和加強生活意志的英雄性格等，並以此作為詩歌新鮮認識感之根本的所在。林庚在廈大版文學史的《自序》中說：「我以為時代的特徵，應該是那思想的形式與人生的情緒。盛唐之世，與北宋時期，同為太平盛世，在生活上可謂相差無幾，然而唐人解放的情操，崇高的呼喚，與人生旅程的憧憬，在宋代都不可復見；這正是唐宋文藝的分野。」[9]

林庚的詩學思想，使他的唐詩研究實際成為浪漫主義詩學觀對詩國高潮的一次全面解讀。林庚對盛唐詩歌的現代解讀，立足於對一代詩歌最鮮明的精神氣質的把握上，對其所達到的美學境界的總體把握上。無論是闡述盛唐氣象對建安風骨的繼承和發展，還是盛唐詩歌的本質特徵，都是主要以審美感受出發把握其內在風神。如說建安風骨的精神實質是「一種自由賓士的浪漫的氣質，富於展望的朗爽的形象」，它所體現的「解放的力量」因此構成了盛唐氣象的骨幹。盛唐氣象「乃是建安風骨的更為豐富的展開」。[5]（32—33）如果說建安文學由於時代的原因其基調還是「一種荒涼高亢的歌聲」，「以『秋風蕭瑟』、『高台悲風』的慷慨悲歌為其本色「[5]（225）那麼盛唐則表現了那種「春風得意一瀉千里的展望」，故盛唐氣象所指的「是詩歌中蓬勃的企向，這蓬勃不只由於它發展的盛況，更重要的乃是一種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時代性格。這時代性格是不能離開了那個時代而存在的。盛唐氣象因此是盛唐時代精神面貌的反映。」而作為建安風骨與盛唐氣象之間橋樑的陳子昂，同樣是因其「增強了突破現狀的豪邁氣質，一種追求理想的熱情」從而成為「盛唐詩壇的先驅」，揭開了盛唐的序幕。[5]（29）

這種精神氣質是盛唐時期所特有的。「這種旋律在唐詩之前乃不可多得，到了唐詩中卻成為那麼動人心魄的主旋律。」而「中晚唐以來春的旋律已經為一種無力的柔情、夢幻的追尋所籠罩。「[5]（227）到了宋代，則是」一種中年人潔身自好的要求，一種近於清秋氣象的心情，便成為詩、文、圖畫甚至於哲學（例如理學）的共同的基調。」[5]（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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